2012年4月2日，李克强先生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开幕式上以《凝聚共识，促进亚洲健康可持续发展》为题发表了演讲。透过李克强先生的演讲，我们看到了未来一个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良好愿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制约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进步的诸多隐忧。
李克强先生在他的演讲词中首先指出了推动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五个因素：一是立足内生增长。认为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优势，也是亚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二是秉承开放包容。认为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三是实现互利共赢。认为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四是促进团结和谐。认为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五是坚持和平发展。认为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这五个因素归纳得好，既是推动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是保持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这就把目的和手段良性统一、互动起来了。
紧接其后，李克强先生把话题转向中国，指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一些结构性矛盾凸显，需要逐步解决。针对这些问题，李克强先生在他的演讲中提出，中国将按照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既立足当前，稳增长、控物价、促和谐；又着眼长远，在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等方面取得新进展，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应对性的战略和策略可以表述为：一是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型是关键；二是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是根本；三是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创新是动力。
基于改革和创新，那么，中国社会经济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改革创新的内容有哪些呢？对此，李克强先生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时期。我们将深化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分配、企业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推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注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内在活力。我们坚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实行出口和进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有重点地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努力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致力于营造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的市场和法治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各类企业在创新转型中共同发展。我认为，李克强先生的这段文字集中展现了中国社会经济未来一个时期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或描绘了中国社会经济未来一个时期发展、进步的大致图景。对于这个图景，我认为是比较真实的，如果兑现了，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意义和价值比较大。但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是，在这些设想和图景没有成为事实之前，这些设想和图景还只能是一些愿望。
是的，若要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创新是动力。对于李克强先生的这个观点，我完全赞成。
没错，相对于继续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这个目的而言，改革创新自然是手段。但如何才能创新呢？这样，对于如何创新、用什么方法和手段创新而言，创新又成了目的。
众所周知，自1997年中共15大以来，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就开始成为了一个口号、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策略提上了国家大事的议事日程。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先生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正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里所说的：“到2020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即：中国科技创新的基本指标，到2020年，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要从39%提高到60%以上，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从1.35%提高到2.5%。然而，十几年（从15大）过去了，中国与创新型国家的距离还十分遥远！事实上，当今中国改革创新很不容易，改革创新过程曲折艰难。有鉴于此，在赞成李克强先生改革创新良好愿望的同时，在此，我想尝试分析一下为什么我国改革创新如此艰难原因之所在。下面，我想从创新与制度、创新与教育和创新与创新动力三个方面对我国创新之难的原因做一粗浅分析。
第一，创新与制度。
翻开人类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制度的发展、进步史，我们不难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以及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政治制度的类型和性质。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掌权者想要创新就能够创新，也就是说，创新是有条件的。古今中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事实无一不告诉我们：在封闭的垄断专制制度之下，科技创新、社会进步无从谈起，即使在某一时段、某一区域、某一方面有了那么一点发展和进步，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不能持续。
为什么说在封闭的垄断专制制度之下科技无法创新社会无法进步、在开放的自由竞争制度之下科技才能创新社会才能进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要说复杂，要怎么复杂就会怎么复杂，要说简单，也就十分简单。根据我的偏好，我选择化繁为简，我以为：导致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的第一要素是自由思想中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呈正相关状态。
根据这个判断，我们反观中国几千年的自秦始皇以来的大一统的皇权加官权垄断专制的历史，我们国家的技术尽管出现过一些尖端发明，但正如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所说的：“我国有些人士以为科学‘我国自古有之’，看了英人李约瑟大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而大喜，盖其列举许多技术发明，有早于西欧数世纪的，足证超于西欧也。然细读该书，则甚易见我国的发明，多系技术性、观察性、纪录性、个别性，而……弱于抽象的、逻辑的、分析的、演绎的科学系统。……一般言之，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转引自侯样祥：《传统与超越——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第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我认为，吴大猷先生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状况的这一表述和判断是准确的。
由此，让我们顺便来考察一下“李约瑟难题”。我们发现，在求解“李约瑟难题”所得到的诸多解中，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和最具说服力的解就是：中国自秦朝以来，尤其是南宋以来的专制集权制度，为保皇权和官权，极力打压和迫害自由思想（批判性思维），特别是专制者为保自己一私之利灌输儒家思想，这是造成整个中国尤其是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社会文明停滞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对“李约瑟难题”的这个解，是切中要害的，是切合事实的。
现在，在我们接纳“李约瑟难题”的这个解之后，再来对照李克强先生演讲词中对我国改革创新所提出的愿望，同时对照我国目前的制度状况以及改革创新状况，对于此文所提出的为什么改革创新在当今中国如此之难的问题，我想，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创新与教育。
如上所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创新靠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自由的而非专制的、竞争的而非垄断的制度环境，我想，这个道理在全球范围内（当然不包括哪些迷信集中力量办大事者）都是信以为然的。也就是说，创新最关键的是靠人，是靠一个个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且掌握了相关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人。顺着这个逻辑推演下去，请问，一个个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且掌握了相关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会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回答：是教育！
是的，创新人才的培育靠教育。那么，请问诸君：在当今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中国的教育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里所指出的：“大学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是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是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特别是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我国加速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需要。”。
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里的这段话讲得多么好！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大学是培育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且掌握了相关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基地和摇篮。在大学这个园地里，培育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且掌握了相关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而教师则是培育这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且掌握了相关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的一线工作者。然而，在现行的垄断独占性的国家制度环境下，大学异化了，大学成了党国体制派生出来的官场衙门，有些大学管理者成了管制教学人员的工头、监工或酷吏，大学掌权者们手里掌控了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为了制造政绩，大搞学术成果GDP，实际上是在制造学术垃圾，从而浪费了大把大把的宝贵资源，教师在现行职称聘任制下有的人则成了逆淘汰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的牺牲品，职称成了有些大学掌权者口袋里的糖果，借助权力垄断体制支配下的变了质的聘任制，有些大学掌权者的权力在没有有效限制和制约下，肆无忌惮地任凭自己的私利和好恶，高兴给谁什么职称就给谁什么职称，至于学生，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学生，除了必须自己支付昂贵的学习成本之外，面对毕业后的择业挣钱、买房成家、继续深造、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前景，心情灰暗，不寒而栗。这就难怪我们经常会在各种媒体上看见和听见有人发出比较极端和尖刻的惊呼：如今中国的大学已经猪圈化了！
由此看来，当今中国的大学不仅很难成为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基地和摇篮，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损害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陷阱和障碍！
第三，创新与创新动力。
李克强先生在他的演讲中指出，改革创新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沿着李克强先生的这个判断，在此，我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创新的动力？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市场竞争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技术创新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根本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进一步创造条件、优化环境、深化改革，切实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活力。一要发挥经济、科技政策的导向作用，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加快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通过财税、金融等政策，引导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推动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机构。依托具有较强研究开发和技术辐射能力的转制科研机构或大企业，集成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相关力量，组建国家工程实验室和行业工程中心。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各类技术创新联合组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二要改革科技计划支持方式，支持企业承担国家研究开发任务。国家科技计划要更多地反映企业重大科技需求，更多地吸纳企业参与。在具有明确市场应用前景的领域，建立企业牵头组织、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参与实施的有效机制。三要完善技术转移机制，促进企业的技术集成与应用。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和知识产权交易制度。大力发展为企业服务的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要向企业扩大开放。四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把技术创新能力作为国有企业考核的重要指标，把技术要素参与分配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坚持应用开发类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的方向，深化企业化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使之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和行业技术创新中发挥骨干作用。五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扶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富有创新活力但承受创新风险能力较弱的企业群体。要为中小企业创造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在市场准入、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起草和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法律、政策；积极发展支持中小企业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和创业风险投资机制；加快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建设，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服务”。
是的，“市场竞争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里所说的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市场竞争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这句话还没有把话说完整。正如我在我的拙文《吴英案暴露出的中国问题》中所指出的，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一个市场国家或社会就是一个市场大系统。在这个市场大系统下，基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三大组成部分，那么，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三个市场子系统，它们分别是：知识言论市场、政治权力市场和经济财富市场。就国家和社会这个市场大系统的三个市场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我认为，如果没有自由开放的言论市场和自由开放的权力市场，就没有自由开放的财富市场；同理，如果没有自由开放的权力市场和自由开放的财富市场，也就没有自由开放的言论市场；同理，如果没有自由开放的言论市场和自由开放的财富市场，也就没有自由开放的权力市场。
基于此，我认为，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不仅来源于技术自身的市场竞争，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开放自由的多元平等的公平公正的财富市场、言论市场和权力市场的共同竞争！为此，我认为，只有依靠开放自由的多元平等的公平公正的财富市场、言论市场以及权力市场的共同竞争，李克强先生在博鳌演讲中提出的改革创新的愿望才能得到实现，与此同时，妨碍我国改革创新的隐忧才能得到有效排除！
2012-0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