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界经常听到“某种思想与中国相结合”的论调。这种思路在中国几乎有半个多世纪的影响。今天仍然主导中国思想界，理论界，评论界的思维。与其相对应的说法就是中国文化如此“包容，”是一种中国文化的特色，而且由来已久，颇为具有历史。更有其说，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悠久的包容传统，才造就今天中国文化的绚丽多彩，等等，不一而足。就连北京大街上都高高悬挂几个硕大的标语牌：爱国，包容，道德。显而易见，“包容”二字俨然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它绝对是对文化的褒义之词。而相反，那种不那么包容的文化与社会断然无法与这种深厚的文化相比拟。

那么对于外来的理念和思想，最为成功的表象就是它们与中国国情的完美结合。这些思想和理念，最为著名的，无非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市场经济，高等学位等等。当然，在社会层面，那些外来的理念就更多了，高层建筑，城市规划，高速公路，金融管理，时装时尚，西服领带，爱护动物，环境保护，崇尚生命，个性解放，消除等级，自由恋爱，人文关怀。就连大多中文的现代名词也来自上世纪初的日本（比如：经济，干部，阶级）。这其中还包括中文的语法结构：标点符号与主语，谓语，宾语，通通来自西方。于是，现代的中国不仅如此“包容”而且是 “相结合”的典范。

外来的东西刚进中国，首先“包容”之，“相结合”之。也许开始有点不伦不类，甚至数典忘祖。但是中国毕竟最为包容之国，久而久之，便结合成自己的文化，成为自己的认同，比如那些上海的摩天大厦和前卫艺术。完美“相结合”之后的中国显得那么安然自得。

但是笔者却对“相结合主义”不以为然。无论是“相结合”还是“包容”都是一种对“拿来主义”的美其名曰。笔者分析，“相结合主义”事实上是一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典型表现。许多西方的原创思想和时尚的确“好用”，随手拿来，轻而易举，即便无法原汁原味的在本土炮制，但完全可以机械地利用。比如时尚，发型，服饰，建筑，摇滚，以至各类理念，包括商务机制，市场分析，法规法律。对于中国来说，只要“可行”必须借用，言之：“相结合”言之：“包容。”

不过在外地域产生的思想，用在中国土壤毕竟有些水土不服。即便“完美结合”与“包容”，现代中国仍然显得非常“混搭”。不过，“相结合主义”毕竟在现代中国成活了。这种思潮使得社会似乎很正常的运转。比如在生活上的西方时尚，商业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上的个性理念，艺术上的现代追求，和伦理方面的人文关怀。但是“包容”与“混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用习惯了别人的东西最终会导致自身文化的停滞，甚至沦丧。笔者曾经指出，中国只有古典文化，但是没有现代思想。中国的古典思想的发展自宋代的“理学”之后便停步不前了。

依托在外来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不可能思考自身的发展，因为极度缺乏想像与创造，由此产生平庸和懒惰。之所以没有想像与创造是因为不再需要创造了。既然拿来的东西那么简便好用，何必去再创造？再者，创造是需要勇气的。更为重要的核心在于，外来的思想和时尚，“相结合”式的“包容”大多囫囵吞枣，不知其所以然，尤其对于社会和大众。深懂其意的学者一般寥寥无几。很难影响社会。比如我们熟悉的很多名词：科学，民主，大学，知识分子，个性，是现代西方文化产生的概念和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严格的科学定义。在一百年前传入中国到今天已经是口语和论文中常用的名词。但是究其深刻的概念，恐怕很少人能真正懂得它们的定义和含义。但是因为有了“包容”和“相结合”，它们俨然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元素了。

中国于是有了民主与科学，知识分子，高等教育。但是这些理念在中国的实施却变了很多味道，美其名曰：中国特色。这样一来，所有这些概念就加上了许多定语：中国式民主，中国科学，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大学。但是事实上，民主，科学，知识分子，大学的定语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

当一个社会的主要文化支柱依赖外来思想时，它首先把自己的古典文化大大弱化了。因为时代的变迁，文化与思想是更迭而发展的。我们无法机械的把现代西方思想直接对比与中国古典文化，甚至要求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就如同无法把维多利亚时代与西方现代文化相比较一样。如果中国文化的核心还是孔孟与老庄的话，很多现代思想都与其格格不入。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所谓的现代思想都是“包容”和“相结合”来的。但是西方社会已经从希腊经典到罗马政体，从文艺复兴到思想启蒙，再从法国革命到现代科学与民主社会了。西方社会的思想进步永远在原创中走在世界的前列。因为他们更强调原创而不至于“相结合。”

中国在“相结合”与“包容”中无法建立属于自己的体系，系统，学派。比如我们的高等教育与科学院50年代沿袭前苏联系统，今天转入欧美体系。从学位制度，学术建制，项目管理，教学大纲，人才培养，统统“相结合”之，统统“包容”之。我们的电子通讯系统也是欧美制式。在中国当代，无论哲学，伦理，心理，社会，思想，文化，艺术，媒体，教育，等诸多方面都已西方现代为基础，从而无法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现代体系。

一个有生命力的现代文化必然会“输出”世界。但是这种输出不会是强迫的而是自发的。当麦克杰克逊唱一首歌时，无论世界上任何文化的人都会为之感动，因为他传递没有边界的人类之声。相似的文化现象还包括日本的动漫，Vogue 杂志的封面，意大利的设计，德国的汽车（工业产品是文化载体），等等。因为这些文化艺术充满原创的现代思想，富于生命力，创造力和想像力。它们可以打动世界每一个文化和民族。如果我们把别人的东西“相结合”之后再“输出”原地，恐怕难以实现。这就像我们想复制中国古典艺术一样，无论什么今天的能工巧匠也无法超越古代的巨匠们。中国的建筑师们无法超过德国大师密斯梵德罗，而能够做的只能是“相结合了。

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同济大学建筑系的A楼是50年代一位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据说他是密斯梵德罗坚定的追求者，对其建筑理念心领神会，并潜心研究多年。笔者居住芝加哥多年，对密斯梵德罗的著名建筑曾经多次访问，学习，体会。我去过A楼多次，也细致地观察过楼房的结构和风格，比较之后，我十分佩服这位中国建筑 师对密斯梵德罗精神的领会。这座A楼的确有十足的包豪斯味道，堪称对密斯梵德罗最透彻的理解和注释。我认为是同济大学最有水平的建筑之一。但是，无论这位建筑师多么完美地把密斯梵德罗的建筑理念与中国相结合，这也是一座模仿逼真的作品，却毫无个人的想象与创造。如此下去，如何超越这位现代建筑的鼻祖，而创建自己的风格，理念，甚至学派？

中国现代文化的希望在于更多的原创和想像力，而不是那些”完美的相结合！”笔者认为：“相结合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真正思想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