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spirits have often encountered violent opposition from mediocre minds.
Albert Einstein
胡适先生的大名与白话文紧密相连。而他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文学改良诌议》，虽然不是学术论著，在影响上却远远超过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目前关于 “五四” 以及白话文运动的论著浩如烟海，亦不是本文的目的。笔者希望探讨胡适时代的文言文，以及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折和演变。更有趣者，胡适先生的文言文如何？他是否具备娴熟撰写文言文的能力？既然他撰文大肆评击文言写作，宣扬白话文在文学以及文化上的深远意义，那么，我们不妨好奇他写《文学改良诌议》时（1917 年）白话文的水平。让我们走近胡适先生，看看这位中国近代绝顶名人到底是如何精彩。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关于文言文的写作。哪些人具备文言文书写的能力，尤其可以娴熟的书写文言文？搞文字的人有体会，无论写什么文字，必须有一种基本文字做基础。比如虽然母语为英文的人，如果要写好英语，最好有拉丁文的基础，因为大约有30%的英文源自于拉丁文。对于中国人，如果英文好，中文也应该不错。因为无论什么语种，在语言结构，组织，语气，词汇，选词，词义，沟通等许多方面上是相通的。因此，如果我们把白话文比拟做现代英文，而文言文当作其基础的拉丁文，我们甚至可以做这样的结论，如果要书写上乘的白话文，必须有很好的文言文训练。因为词必达意，最为精炼的文字来自文言文。现代文字里很多词汇都来自古代文言文，它们在中文里具有十分精准的字意和典故。
历代各王朝为了撰写诏书，告示，法典，条文，记录，必须雇佣专职的文人写手。他们经过严格的文字书写训练之后，方可以文言文写作具有结构严谨，含义清晰，行文规范的文字（当然还包括书法）。而文字的繁体化（繁琐化）正是历代王朝垄断权力的独特手段。他们甚至雇佣文人，专门把汉字结构设计的更加复杂，从而使得民众无法轻易掌握，致使中国历史上仅仅十分少数的人可以识字，以此达到垄断的目的。而雇佣文人，往往听命皇室，附庸权势，进而把文字，文言弄得几乎无人可识。旧时代的科举和私塾的目的因而也十分明了：仕途。因为皇室和官府需要具备文言文写作能力的官宦，所以私塾的基础课便是文言文与书法。而科举的所谓“三级四试”一定是以文言为书写形式的。一级为院试，考中为秀才；二级为乡试，考中为举人；三级为会试和殿试，考中为进士（进士第一名既是状元）。而仕途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做官。因为即便没有考上官，而是只要考中了秀才，就可以脱离平民阶层。这就是旧时代中国教育的主要目的。
民国初年的文字从现在的眼光分析，很可能发生了一种混乱，那就是文白混肴，文不文，白不白，就连文化大师胡适本人都难于幸免。他在那篇著名文章《文学改良诌议》，里说：
“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交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 (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几发生于神州。”
现在“国语”这个词经常与“普通话”混肴。但是胡适先生在100年前已经为 “国语” 定义： “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这里的 “言” 字意指 “白话语言” 的 “言” ，有 “讲话” 或者 “口语” 的意思在里面。而 “文” 字即文言文的 “文” ，有 “书写” 和 “文章” 的含义。当时的文学小说就是白话文，而官样文章使用的则为文言文。但是，《文学改良诌议》的书写风格是典型的言文合一（又说：文白合一）。文中的描述，有些近似今天的现代语言，比如： “不摹仿古人，” “不作无病之呻吟。” 但是该文通篇之乎者也：“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众所周知，白话的书写形式早已用于古典中文小说中，比如《水浒》，《西游记》，《红楼梦》，《拍案惊奇》，《二十年目睹之怪状》。红楼梦里面的文字，平铺直叙，通俗易读，同时又文采斐然，幽默风趣。
《红楼梦》节选:
“黛玉因问: ‘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 ‘你这么个人, 竟是大俗人, 连水也尝不出来. 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 收的梅花上的雪, 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 总舍不得吃, 埋在地下, 今年夏天才开了. 我只吃过一回, 这是第二回了. 你怎么尝不出来? 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 如何吃得’。"
曹雪芹先生的时代比胡适先生的早一百多年。奇怪之事：既然胡适先生如此推广白话文，反对鄙视曹雪芹等文学小说作家，为何此文不以白话为主？如果《文学改良诌议》完全以白话文书写，岂不可以作为白话文的典范供世人效仿？难道那时的胡先生不会像曹雪芹那样用白话文写作，还是因为必须附庸潮流，以“言文合一“的形式写作？或者，胡适先生文言文，白话文两者都不娴熟。可以推测，胡适先生是在1917年回国之后才逐步开始 “学着”用白话文写作的。因为那个时代，能娴熟地以白话文写作的人也应该不多。
中国历史上小说不入流，因为是官运不佳的文人而为，比如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没有官位，他们就不需要以文言写作。小说都是以白话在民间流传。文言文是官场的文字，为士大夫所用。而白话文是民间的文字，它们都由文人创作。区别是前者官运享通，后者官场不得志。白话文为官宦文人不齿，因为白话文是失败者与草民用的文字。因此，一个人的文字，也是他的地位象征。一个有官爵的人何以用白话写作，岂不降低身份？
文言文在学术界的定义分为深文言和浅文言两种。前者以先秦的上古汉语做基础，而后者则依魏晋时期的中古汉语为准则，一直延续到清末。对于早期的深文言，笔者认为可以定义其为“古典文言文”比如像《淮南子》这样的文字。而清朝末年的浅文言则可定义为“近代文言文。”因为无论从书写语气到用词结构，两者都有明显不同。而“近代文言文，”已经日趋浅显，甚至“白话化。”
清末时的“近代文言文”可以从当时的《申报》窥见一斑。1874年2月26日，《申報》所選錄的《華字日報》有名为《將軍澳罷市》一文：
“距港之東有將軍澳者，一小村也。土人負販其間，漸成市廛，近來諸物雲屯，頗稱暢旺，朝廷立有營汛於此。設官守土，職有專司，邇日粵海關部派有巡船至此緝查。蓋以防商舶估帆，道經其地者，或有偷漏也。是亦重國課之一道。”
非常有趣的是，同时期的申报所登广告却已经十分白话：“本馆刊印告白第一日每字取钱五文第二日至第七日按日每字取钱三文第八日起按日每字取钱二文半结算字数先以五十字之处为率多则以十字递加此启。”看来，广告必须广而告之，文字则需要浅显易懂，没必要舞文弄墨的写文言官样文章。通过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文言文的读着大多是官宦和文人。而广告白话文的读者多为可以“识字“的平头百姓。
而战国时代的“古典文言文”与清代的“近代文言文“区别明显。比如墨子写的《公输》。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4）。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5）。公输盘诎（6），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翻看上世纪初的书报，比如当时著名的《大公报》文字，虽依然文言兮兮，风格却相似胡适《文学改良诌议》那种所谓“言文合一”的“国语，“现代人不需要翻译，基本可以读懂。1903 年1 月13 日，创刊仅仅半年的《大公报》刊登“来稿”，专论世界人类之分种:
“十九世纪之时局，白种竞争之时局; 二十世纪之时局，白种与各色种族竞争之时局。时代不同，故言论不同。今胜于古，有定然也。今日之时局，天演学大明之世界也。昔以皮色骨法分人种，但仅分人种之区别，无所谓高下; 今以文野之程度定高下，则又天演发达之时代不得不然者也。”
笔者认为，这种日趋“白话化”的“近代文言文”写法是当时书面文字的主流形式，也代表一种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过程。果然，才不出十几年，大公报的语言形式已近现代白话。
１９１７年１月１０日，《大公报》在报头显著位置刊出《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预告》：
“本报同人以为今日救国大计惟在教民、富民，故教育实业乃国家存亡的关键。拟即日于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广搜名家论著介绍、调查报告，披露各种成绩，以供爱读诸君参考。……”
再过20年，抗战爆发，《大公报》的文字已经和今天几乎没有区别。1937年7月《大公报》刊登《芦沟桥畔》：“八日夜间，阴森的永定河面，隐蔽了数百卫国英雄之潜行，一刹之间，雪亮的大刀从皮靴中解脱，但是听喊声与刀声交响於永定河上。。。”
这种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可谓与胡适先生的推动不无关系。但是，文言文绝不是像胡适否定的那种“死文学，”而其之美妙在民国初年的小学作文里跃然纸上。以下是民国初年高小学生的文言文作文，文字上妙趣丛生，甚是可爱，寓意上也颇为独到（文字大约写于20-30年代，摘自1946年再版《中学生文选》）。
“某月某日，校中放假。课余在家，殊无聊赖。闻街外有卖花之声，遂知春日已至。披衣出外，不觉步至山下，牧童三五，坐牛背上，吹笛唱歌。再前行，青山绿水，白鸟红花，杨柳垂绿，桃梅堆锦。仰望白云如絮，俯视碧草如毡。见有茅亭，乃入座。未几，炊烟四起，红轮欲坠，乃步行而回。就灯下而记之。”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 卢焯坡）
“星期之日，偕友某君作公园之游。时则春风和煦，园花盛开，草木青葱，群鸟飞鸣，游目骋怀，至足乐也。至音乐亭畔，闻有乐歌之声，自放音机出，因与某君驻足听之。既而环游公园，乃知音机之设，遍于园中。公园之大，一人歌之，千万人得而听之。与民同乐，其斯之谓欤？游罢归来，因为之记之。”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 黎寿泉)
“某星期日，学校放假。吾谓友曰：“时当春日，江水清澈，而江边之景又可玩赏。吾友可往江边垂钓否？”友曰：“可！”乃持竿而行。沿途纵观春景，时则桃红柳碧，草长莺飞，顾而乐之。不觉已至江边矣，余与友乃于垂阳下，选钓鱼矶而坐。则见浪花四散，水天一色，真奇观也。友乃以手持竿，垂于江中。未几，钓线一动，手举竿，遂得一鱼，鱼屡跃而不得脱。余见友得鱼甚喜，余又持竿钓之，终日不获一鱼。友笑谓余曰：“事必学而后能，垂钓亦犹是也！”余曰：“然！当静心以学之。”余遂归，乃留友于吾家宿，遂将鱼烹而食之，味甚鲜美。吾因谓友曰：“今日得鱼之时，鱼跃亦可怜否？”友曰：“彼贪饵而来，是自取也!然贪饵而致死者，岂独一鱼也哉？”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 刘在镕)
《新撰国文教科书》第七册课文《水仙花》更是精彩：
早春时，窗下置水仙一盆。父命二子，各作短文记之。兄之文曰：“水仙为多年生之草。叶细长，有并行脉。茎生于叶丛之间。花为伞形，其色白，别有杯形之副冠，色黄。其地下茎为块状。 ”弟之文曰： “今有仙子，姿态楚楚。带袅，裙长，凌波无语。名曰水仙，真无愧也！”父见之曰：“兄所作，科学家之文，弟所作，文学家之文也。 ”
以上高小生的文言习作，笔者认为应该定义为“现代文言文。”因为产生的年代（20年代）对应于世界的现代主义时期。虽然文邹邹，但也言兮兮，几近通俗。这些“现代文言文”生机勃勃，丰富多彩，寓意深厚，文风古朴，韵味无穷，是现代与古典文字的珠联璧合，一点也没有“死文学”的八股味道。但是，一场白话文运动断送了中国的现代文言文。
从以上各种文言文的结构分析，我们发现从“古典文言文” （比如《公输》）演变到“近代文言文”（比如《將軍澳罷市》），再发展到现代文言文（比如《水仙花》）是一个正常的文字蜕变过程。这些文字形式承前启后，古今对仗，运应时代，相互贯联。我们因此发现，到了上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时期，中国的文言文在结构与文法上已经相当成熟，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媒介交流上都可以不断发展，进而普及推广，自如运用。同时，现代文言文在写作风格与文学创作上也可以富于很大的想像与创造空间。
正是因为百年前一场五四运动，让今天大多数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再无此文言写作能力。否则，如果今天的人们能够用“现代文言文“写作，创作，将是一种中国文学，文化何种灿烂的情景。试想，如果今天选择某些学校，把文言文作为国文系的必修课与写作课，一定可以培养出国学深厚的学者，并可以创作出更为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文字和文学。其实白话文已经与文言文共存千年，兼收并蓄，相辅相成，完全应该同时并行。
一个胡适，让其夭折，实为可惜，中国现代文学文字之巨大损失也，呜呼！
胡适先生在《文学改良诌议》文章里说： “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其实，当今各西语种，并非俚语，它们有十分正式的官方写法。甚至有人认为，越正式的书面英文，包涵拉丁文的成分越多。有趣的是，在日本与韩国，也有类似的说法。即在学术论文，尤其历史论著里包涵的汉字越多，越具有深度和分量。
而当今西方语言学界公认，拉丁文从来没有“死亡，”而仅仅是发展和演变成 “Romance Languages，” 包括葡萄牙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或者可以说以上这些语言就是现代拉丁文的表现形式。同时，许多拉丁文又存活于当代英文。西方很多学校要求拉丁文为必修课。而拉丁文不仅是今天梵蒂冈的官方语言，也是医药学，生物学的主要术语。
英语从古英文(Old English)，到中古英文(Middle English)，再到16世纪后的文艺复兴英文(English Renaissance) 都是一个语言发展的演变过程。中古英文听上去很像德文，而到了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文，几乎可以与现代人对话了。我们无法说，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中古英文（央格鲁-撒克逊英文）所以判定它已经“死亡了。” 语言就是文化，而文化只能在发展中推演， 变异。
那么胡适先生的文言文与白话文水平又如何呢？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胡适先生的生平。据中文维基百科介绍：
“1891年12月17日未時，胡適生于江苏川沙县。1893年，随母去台灣其父胡传任所。1895年因甲午戰爭而随母親離開臺灣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終于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1905年，进澄衷学堂。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约翰·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对胡适的教育经历，尤其国文教育经历加以归纳。他大约在幼年受过家塾教育。1905年12岁左右进澄衷学堂读初中。1908年16岁进入中国公学。1910年18岁时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读农业本科专业。1915年23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1917年25岁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所以中国25岁就当大学教授已经有100年传统，还是名校，各位不用奇怪）。
我们再来考证一下所谓家塾。按照百科百度介绍：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 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
根据以上胡适生平推知，他大约在6-12岁受到本地的私塾教育。从私塾教育内容，以及年龄段分析，胡适的幼年时期所接受的属于儿童启蒙教育，以识字，道德教育为主。而以上列出的儿童教材并不属于深奥的文言文，比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之类。
我们再来看他的中学教育。澄衷学堂据维基百科介绍：
“《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是由晚清上海新式学堂澄衷蒙学堂的校長、教育改革者劉樹屏組織編撰的一套漢字教科書，“專爲小學堂訓蒙而作”。該書收錄了三千二百九十一個常用漢字、七百六十二幅插圖，注重中國傳統小学的教學方式，也引入了西方的科學知識。”
从以上解说可以看出，澄衷学堂也属于儿童启蒙类教育，以识字为主。但是从教学方法上已经开始引进西式教育的内涵，或者是现代普及小学的稚形。因为在清代，中国还仅仅是以私塾为主的儿童教育。《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属于“说文解字类的书籍。“簡說。為十歲以下學生而設。先釋音。注音某。或注某字某聲。均依字典。次釋義。務以以語剖晰之。次引證。舉其與他字聯綴者。字或有兩音三音備載之。惟生僻者不載。” 因此可以认为，胡适早期教育，在进入澄衷学堂之后，开始受到西式教育的影响。
他在1908年进入中国公学。这是一所更为西式的学校，在类型上接近与我们现代的高中。维基百科介绍：“中國公學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公学为大学预科或中学）之一，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創立於上海，同年4月10日正式開學，共招学生318人，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理化专修班。1906年至1909年，胡适曾在这裏读书。”
很显然，这是一所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早的西式学堂。当时中国兴办西式教育，受到美国所谓实用主义思潮影响。当时科学教科书多为译著。所用语言，比如物理化学，应该更为现代，浅显。在这个时期，胡适可能是最大程度地受到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字，在中学水平的初级训练。
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套《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供中学四年用。其中收入许多中国历史上的名文，比如《小石潭记》，《阿房宫赋》。还有唐宋元明清的诗文，包括姚鼎，梅曾亮，曾国藩的文章。联想到今天中学语文教育，虽然在篇幅上大大减少，但是却不乏古诗古文，名人旧作。但胡适已经在1910年已经离开国内。因此他并没有读到这些课本。
和今天的许多青年人一样，高中毕业后胡适在18岁那年（1910年）赴美留学，整个本科四年是在美国康纳尔大学读的。他的留学经历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并不陌生。从今天的学生来观察，我们知道，那些在美国读本科的学生英文一般比在国内的学生好一些，是因为环境使然。但是那些国内中学毕业就留美的学生，他们的中文教育在高中之后基本停止。
因此，25岁时归国的胡适，在语文上属于可以书写“言文合一“的”国语“水平。他与当时的文学界学者，比如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等人相比，在工诗古文辞各领域肯定不是一个等级的。因为胡适毕竟不是专攻文学与文字的专家。即便对于哲学专业，也仅仅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了两年时间，而且是美国英文系统。尽管他少年受过很好的私塾与中学教育，但基本属于中文初级教育。在对文言文的理解，旨造，运用方面，与当时语言文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很难相提并论，尤其像林纾与梅光迪这样的专门研究文学的学者。怪不得，这些中国文学界的资深学者们对胡适推广白话文嗤之以鼻。试想，就是今天一位２５岁仅仅在美国读了两年非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居然一回国就在文学与文字上呼风唤雨，那些资深教授如何容的了他？
胡适先生至今留下极少的文言文写作。笔者仅仅查到一篇胡适1923年为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所写的序言。通读这篇胡适先生现存的文言文作品，发现其写作风格十分古旧，反应出他1910年出国前所学的清末文言文写作传统：古板范式，咬文嚼字，八股十足，毫无生气。平心而论，那篇《水仙花》远胜这篇序文。因此可以推论，即便是文言文，在民国初年，比起清朝末年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可惜很快夭折。
另外，这篇文言文的序言离胡适1917年写《文学改良诌议》已经过去6年时间。既然胡适先生如此推崇白话文写作，为何6年之久，自己还如此之乎者也地用文言写序文，岂不违反初衷？但除此之外，再未见到胡先生的任何文言文论作发表。
梅光迪先生素有 “述而不作” 之称，惜墨如金，著述很少，却留下六篇文言文：《崐有翁六十寿序》、《正和翁七十寿序》、《双谿老人七十寿序》、《楚白先生传》、《香署先生传》、《岩山先生墓表》。（梅光迪先生仅比胡适先生大一岁）。
而鲁迅先生也在胡适留美后的那年（1911年）用文言文写过一篇名为《怀旧》的小说（仅此一篇）。旧时的小说大多以白话文居多。鲁迅先生以白话文写小说不知是故弄风雅，还是标新立异。
《怀旧》节选：
“吾家门外有青桐一株，高可三十尺，每岁实如繁星，儿童掷石落桐子，往往飞入书窗中，时或正击吾案，一石入，吾师秃先生辄走出斥之。桐叶径大盈尺，受夏日微瘁，得夜气而苏，如人舒其掌。家之阍人王叟，时汲水沃地去暑热，或掇破几椅，持烟筒，与李妪谈故事，每月落参横，仅见烟斗中一星火，而谈犹弗止。。。”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也能邹。“一个人可以阅读大量诗词和古文，但是不一定能够创作，因为阅读属于被动学习，而写作是个人主动创作，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现在有一个电视节目叫《中国诗词大会》。参会竞争者可谓绝对熟读唐诗宋词，可以倒背如流。但是，他们未必会自己创作，书写。笔者认为这种竞争缺乏对参与者创作能力的评估，因此意义不大。旧时代文人，比如红楼梦里的角色们，以诗社形式相聚，即时作诗，绘画，才是真正的水平。背诗再好，记忆力再强，也不是个人的想象和创造。因为，写作就是创造。
我们再来看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写作。《文学改良诌议》应该代表胡适先生中国文字书写的能力和风格，是他最为典范的“言文合一“文章。而里面的“白话部分”实属很不成熟的白话文形式。而他后来的白话文代表作，比如《母亲的教诲》，更加幼稚，比起早他一百多年的曹雪芹已是天壤之别。
《母亲的教诲》节选：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是我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笔者依此推测，民国初年的写作者与普通读书人，包括那些推广白话文的文人，可能文言文，白话文二者都不娴熟。前者因为阅读多但写作少，后者是由于普通读书人还没有撰写白话文章的经历和习惯。而当时无论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都没有普及的教育。一个人的写作能力和娴熟程度与他的写作量有关。今天的大众由于各类电子软件与通讯工具的极度发达，有很多书写的机会和需求。因此大多数人都具备基本写作的能力。而由于密集频繁的写作和阅读（比如微信和短信），使得人们的写作能力很快提高。这种情形在民国初年肯定是不具备的。那时的人们和现代的比起来，写作量应该相对少的多。
由于大众在民国初年都刚刚开始用一种新的，还不十分确定和习惯的方式写作(白话文)，因此当时经历过一个现代文学和文字的 “混乱时期。” 即便是鲁迅先生的白话文，今天读起来也不甚流畅。因为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他们都没有系统的白话文写作学习与写作经历。当时也没有白话文的标准和范式。他们读的都是私塾文言文，没有学过，写过白话文（因无师可教）。他们是自从写作开始之后，才逐步摸索，试探，学习使用白话文写作的，因此生疏。而他们的文字，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字，一种新型的中文写作方式，一种现代书写语言的稚型，也极为富有创造力。但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就是在这种读起来还不十分流畅的句型和文字中发展起来的。
胡适在《文学改良诌议》里写到：“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交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说明当时的白话文已经普及起来。现在从申报和大公报文字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出，即便是书面文字，已经流行白话写作。只不过头版的官样文章，重大新闻多用文言形式，以表正式。而民间小文及广告则多于白话发表。百年前中国的教育毕竟十分不普及，不要说可以通晓文言文的人不多，识字者也极少。而为了发展媒体书报，必须采用更为浅显的文字方式。随着媒体发展，民众阅读量不断增加，而白话写作就逐步成为最为有效的书写形式了。因此可以认为，未必是由于《文学改良诌议》才导致白话文的推广。
自胡适先生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诌议》至今，已经过去整整100年。而中国的文学与文字早已进入所谓 “微信时代。”人人缮写，提笔成章，古字失意，新词乱编。人们很难再从当今文章的字里行间体会，感悟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精髓和内涵。但是，文化的熏陶与感染却可以从阅读并写作一篇文言文开始。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精髓也可以在文言文中得以长久的维护。
笔者因此呼吁中国的教育界学术界重温文言传统，开展，建立现代文言文。并鼓励现代人与媒体按照需求选择性地以文言形式写作，实行文白共存。我们完全有可能在百年后的今天开始普及当代文言文。
著名导演姜文在这一点上做了极好的尝试。在一封给葛优的邀请信上，他洋洋洒洒，大肆文言：
优优吾兄：
壶口一别，竟有二七。春风秋月，杨柳依依。虽谋面不勤，却心存惦记！吾兄凡新作问世，愚弟必争先读之。兄之身手炉火纯青，每令愚弟嚎啕大悦。才惊四海，誉享中外。喜甚幸甚！
新片筹备井然，故事随信奉上。精华仍在提炼，脚本即将出膛。人物之妙，惊古烁今。且为兄之发挥，提供辽阔疆场。
深信此角，必能助兄，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届时亿万女粉，翻江倒海，抛家舍业，秋波明荡，不亦艳乎？
纵使，狡兔八窟，数易家宅，亦难阻。拥趸之风暴，优党之痴狂！直落得，隐身天涯，革面洗肠，不亦喜乎？
吾兄片中虽无艳星共枕，但有愚弟陪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耳鬓厮磨，却非断臂，不亦骚乎？
新片除却愚弟之外，尚有发哥亮相。左右拱卫，冬暖夏凉。不亦乐乎？
喜骚艳乐，应有尽有，揽得雎 鸠淑女，亮亮君子何求？闻听吾兄将至，同仁上下，无不开颜。须眉脚扑朔，巾帼眼迷离。鼓瑟鼓簧为兄弟，磨刀霍霍向猪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悠悠我心，青青子衿。恰逢瑞雪早春，恕愚弟威逼利诱。皆因爱之心切，盼之心痒。江东渭北，春树暮云。书不尽言，晤面详之。
草此即问，全家均安。
愚弟姜文
笔者认为，以上邀请函是“现代文言文”绝妙范本，应该为世人效仿。从文字的风格，文采，内容上都颇有新意，所谓旧坛装新酒，已经超过胡适时代的八股文言！
后记 - 关于胡适的白话电文
胡适最为著名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故事莫过于一道电文。
胡适：“。。。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请同学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
学生文言文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其实这种表述已经在今天的白话文中使用。笔者因此称之为“现代文言文，”甚至可以归其为“现代白话文。”因为我们今天的通信中如果用了以上语言，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胡适白话文电文：“干不了，谢谢。“并以此嘲笑文言文繁琐。
其实，文言文才更为简练，同时富有尊敬的语态：“敬谢不敏” （比胡适电文少一字）。
电文绝不仅仅是用简短的字数来传达直接的信息，同时包涵了作者的态度，礼节，分寸，从而反应一个人的修养与水准。如果这个故事属实，要么胡适先生文言文/白话文功夫未到家，要么他在偏执地狡辩。
2016年11月5日初稿，于同年感恩节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