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先生，文学专业创作，跟公众媒体如何协调关系？请您简单谈谈。

张炜：前一段，新华出版社出了一本纯文学的书，让我给做一个序言，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要相信读者。相信读者是怎么相信呢？就是不要对纯文学那么沮丧。印了那么多的书，都卖到哪里去了？还是读者“文学的胃”把它消化了，他没有烧掉和扔掉嘛。关键就看你站在哪一边。我觉得媒体啊，有时候应该更多地站在雅文学一边。通俗艺术，也需要去关心；但是你不关心，它的受众人群也很多。媒体不能老是把演员掉了一颗牙也登半版，哪个演员有个绯闻也登好几个版。这种媒体，跟自己的责任背道而驰了，不是向善。责任感大得不得了，那也不现实；但是多多少少得有一点。还是应该在高雅艺术上、在文化上负责任。

记者：张老师，王安忆是您很熟悉的朋友。她曾经把文学，包括艺术比喻成构建“心灵世界”，文学的很多任务在于构建理想。请问您如何认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张炜：文学用现实的材料去写，但是写出来的和现实还不是一回事。最好的比喻就是把文学与现实比喻成粮食和酒。这就比较好理解了：你把粮食压缩得再厉害它还是粮食；但是把它酿造了，发生了化学变化，它就是酒了。现实就像粮食，作家是一个发酵的过程，从这边进来的是粮食，从那边出去的是文学。文学既是粮食变的，又不是粮食，它发生了化学变化。过去好多人有个误解：为了普及文学的概念，就说文学就是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强烈。那个说法不对的，如果用来指通俗文学，也许有一点点的道理。你把粮食提得再高，压得再紧、再集中，它还是粮食；但是变成了酒，它就发生了化学变化，本质发生了变化。中间的环节是谁？是作家。作家就是发酵师，作家就是酿酒器；粮食就是生活本身。

记者：我想冒昧问一问：你个人怎么协调理想和现实这种关系？

张炜：一个写作者对现实，有的地方会很热爱、很感动，有的地方他不以为然，有的地方甚至很愤怒。他的各种情感都会在心里面参与他的化学变化。有时候，一个作家“锁定”一个现实，这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紧张”的。他这种紧张是为了使生活更好，他对现实有更大的善意，所以说他才有这种紧张关系。

记者：张老师，您的作品，有浓厚的齐文化色彩。聊城也是齐鲁大地的一部分，请您对聊城的文学发展简单评价一下。

张炜：聊城出了很多的好作家，过去的大学者傅斯年就不用讲了；新时期文学像左建明，是山东著名作家之一，对新时期文学有很大贡献。聊城不简单，以后还会有好的发展。

记者：请问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如何协调关系？

张炜：我不倡导精英文学，文学应该还到民众里去。但是“民众”跟“乌合之众”不要混了。民众的概念，是靠时间来体现的。你说鲁迅的书一开始印个千八本、几百本，他是为民众的，不是为乌合之众的。真正的民众的概念，是靠时间来体现的。鲁迅的书，过了几十年、上百年以后，他获得的读者最多。民众的概念是这样。好多人把“民众”和“乌合之众”混了。什么叫乌合之众啊？就是没有判断力、赶热闹、非常浅薄、一拥而上……这叫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和民众不是一个概念。他不代表民众，民众是时间的概念。我个人是反对文学精英化、少数化的。所谓的精英文学，我不赞同，文学还是要赢的他的民众。换一句话说，就是赢得时间。赢得时间和赢得民众是一个概念。如果时间和民众这两个概念分离了、剥离了，这个民众就成了乌合之众了。乌合之众是坏事的，无论是搞建设、搞阅读、搞文学，无论是搞文化建设、搞物质建设，都是不好的。

记者：张先生，我觉得文学最终是关注人的。我想问一个偏天真的问题：您觉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没有一种基本的“理想模式”？

张炜：无数的族群、民族、社会、国家……都在寻找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环境，这不光是我们，都在做；但这看来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不停地折腾，不停地转型，目的就就是找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的生活环境。看起来比较困难，但还是要有一点责任感。要向上，不要向下，向上很难，向下很容易。还得奋斗，不能够绝望，要积极地、努力地去做。

（2011年5月，采访：聊城日报记者伐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