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的发达，视听技术的普及，形形色色的消遣娱乐，这一切让人应接不暇，结果就造成了今天的阅读隔膜。文学阅读与过去有所不同：一些文学名著，常常是让我们忍耐多于陶醉。可名著还是名著，它们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自己。
忍耐
在阅读的过程中，无非是两种感受：或者是耐住性子往下读，或者是获得极大的快感。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文学作品，即便是一个专业写作者，一般来讲忍耐仍要大于陶醉。因为在长期的写作中，对一部作品技术层面的要求、对其他方面的期待，都很高很严格，这样下来就觉得可读的书越来越少，阅读获得的快感也在逐渐减少，一句话，忍耐的时间在增长。
当然，这更有可能是和很多人一样，患了一种时代的浮躁病，必须到安静的地方去治疗。比如选一个偏远的山村，找两间屋子，摆脱各种琐事，没有电视电脑，一杯茶几本书。这个计划不错，步骤得当，所读的书又是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激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名著，特别是那些大部头的、需要集中时间来阅读的书。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后，就会发现阅读的感受的确和过去不太一样了。读大学甚至更早一点的时候，读这些书会深深地被打动，也就是说当时是陶醉其中的。而今回头再去读这些书，不仅没有了当年的感动，还要十分忍耐才行。比如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当年可以一口气读下来，那长长的兄弟间的辩论，他们关于宗教伦理、关于灵魂的忏悔，是何等激动人心！不仅是津津有味，而是感觉自己的心跳在那一刻是与作者合拍的。其他一些长篇巨著也是一样。当年感觉那么激越、饱满，真是记忆犹新。可是现在同一部书，同一个人，其他一切仿佛都变了，觉得有点枯燥或十分枯燥，像碰上了一根难啃的骨头。
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当是一个需要忍耐的典型的例子。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说她读这本书，真正是一场“浩大漫长的阅读”，但是当需要忍受的时段过去之后，她竟深深地迷上了这部书，它成了她一生最重要的文学读物之一。这就是一部长篇巨著最后给人的综合感受。看来我们面对文学史上一位真正的大师，不能急于得到浮浅的娱乐。他会给人复杂而长久的感觉，给你一种崇高的、遥远的、阔大和不可比拟的——其想象远超出我们的平均经验的——那种伟大感。他们思考的问题、关心的问题，对人性发掘的方式和着力点，不是我们当代一般阅读轻易能够抵达的。
其实，我们阅读这些书所需要的忍耐力，也是伟大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杜拉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读完了这部书，可是她不但没有后悔，反而觉得收获了一生最重要的东西，觉得它魅力无穷。
可见伟大文学的价值和魅力一如既往，只是我们当下、眼下的经验改变了，生存状态改变了，文学鉴赏力下降了。名著放在那里，它的品质是千年不变的。
一般来说，我们读十九世纪或更早一点的名著，许多年前曾经是废寝忘食的，而今再看，就有个兴趣大幅降低的问题。比如其中大篇幅的议论往往让人望而生畏。海明威在谈到托尔斯泰时曾经说，如果那个伯爵现在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他，你只要讲好故事、写好人物就可以了，无论你有多么了不起的思想，请不要在书中说出来。你的思想无论多么高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后代的读者看来都会显得十分可笑。海明威的话得到了当今大多数人的响应。
难道真的是托尔斯泰和穆齐尔他们错了吗？让我们忍耐一下，好好地读完他们的作品再说吧。最后我们也可能发现自己错了。大师就是大师，敢于说，敢于想，敢于做一般作家不敢做的事情。他们非常质朴；他们心里有读者，但是他们心里还有更长远的目标、有云端之上的神灵。大师不想完全被世俗、被社会的阅读兴趣所左右，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和迁就。如果以当代小说的做法、评价的标准去衡量，可能大师们犯了很多错误，可就是这些所谓的错误，使他们成为他们，而不是成为海明威之后的这一类作家。
由此想到，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有的的确是好读，但它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看了无数的所谓让你喜爱的当代作品，包括让人觉得很了不起的作品，掩卷反思，推远一点，仍会发现它们缺少那种需要忍耐的作品的伟大感。这不是某一部作品、某一位作家给人这样的感觉，而是在漫长的阅读史、漫长的文学史里面，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有的书可以写得比穆齐尔更吸引人，所谓拥有更多的读者，可就是没有穆齐尔那样的开阔、深邃和复杂，以至于最后的——伟大感。
现场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的差异？不仅是读者变了，当代创作也在改变。其实文学一直在变，它一点一点演变成今天的样子。每到一个文学场合，有人就提出文学正在死亡的问题。实际上好几百年前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现在看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却并不意味着文学没有发生蜕变、没有演变。从荷马、雨果、托尔斯泰到现在，我们会发现文学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变化。这一切改变都是为了更加适应今天的阅读，适应今天的生存空间。
但是这种调整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文学一天比一天变得琐碎、矮小，变得越来越技巧化，越来越迁就和讨好大多数读者，却在丧失击打灵魂的力量。穆齐尔曾经借书中的人物说过这样一段妙语：现在的人，其思想和艺术是非常可怜的，即便我们用歌德去比较荷马，用康德去比较苏格拉底，也仍然会显得呼吸急促。从穆齐尔的话推论下来，那么可以想见我们的当代创作是怎样的，当代作家和思想家比起屈原和孔子来，就不是呼吸急促的问题了，而是上气不接下气。这哪里还会有什么从容、超然大度的气魄。
这就是时代与人的变化，其中有好多原因。
古代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与我们是不同的，创造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比如要修长城，计划者就要在崇山峻岭间跋涉，要面对具体而真实的高山和大地，其现场感是很壮丽很阔大的。而现在只要拍个照片、在电脑中搞个模拟就可以了，这反而更方便也更准确。可是这样也有代价，就是人没有到现场，他缺少了与真实直接发生摩擦的机会，产生不了那样的一些感受。这种感受作为一种情感因素，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与之类似的道理很多，人类现在面对的是电脑、电视，以及数不胜数的媒体，现代人总体上是缺乏现场感的，缺少这种直接面对真实的机会。我们以虚拟为依据，情感也来自虚拟，所以作品的质地和走向也就可想而知。于是我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到了现在。
客观主观
我们说过，十九世纪以前的那些作品，作家直面读者的议论太多，这让人读来有些不耐烦。被广泛接受的当代写作学告诉我们，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千万不要议论太多，不要犯忌。可是十九世纪那么多的大师，几万字十万字地在那里议论。他们的作品主观性太强。一般从写作手法及倾向上认为，文学作品大致可分为客观和主观的两种。客观的作品即作者本人不加议论，并且也很少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议论，而只把一个故事讲完，把藏的技巧运用好。这样反而更有蕴含，更能流传下去，一切都交给读者：当下的或后来的读者、各种不同的读者，都可以从各个角度诠释这个文本。而反过来，如果作者把自己摆进去，推到第一线去发言，或让书中的人物议论横生，那么这本书不但不会变得更深刻，还会显得浅近狭窄。因为可以多重诠释的角度被作者自己堵死了。由此看来，主观的作品是很不高明的。
但是，百分之八九十的古典主义大师，他们的作品主观性却非常强，作家在书中占有的位置是极为显赫突出的。这就不同于我们时下信奉的写作学了。看来那更需要一种勇气、力量和自信。
客观是圆的、混沌的、多解的，而主观则是单面的、定向的、直观的。客观可以在模糊中生长变化，主观则需要接受和面对许多挑剔。但这只是一般而言。如果放在一个更为久远的历史长河里，如果把阅读的目光延伸得更长远一点呢？我们会不会有新的发现？也许我们将有新的惊讶：无论是多么强的主观性，最后在遥远的历史里面，都会抽身而去，超脱为一种客观。如我们理解的是托尔斯泰这个人，是他的整个与全部，而远非某一本书；他就是这么锋芒毕露，壮怀激烈，无比忧患，善辩，强烈的宗教情怀，还要不停地追问——他的作品与他这个人已经紧紧地不能分离——他对于我们广大的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即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生命体”。
原来主观和客观有时是会相互转化的，极其主观的作家在后来的读者眼中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客观存在。而在一个故事中隐藏得很好的作家，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却会化为一种主观指认：作家在刻意的精明中极大地暴露了自己的经营意图，甚至是思想倾向。一旦退远，这个作家又被推到了一种主观化的审视之中。
所以文学问题远非当代写作学阐明的那样简单，它或许还要再复杂一些，内里具有多种的可能性。
传统
人们对中国现当代小说或许会有这样的遗憾：背离了自己的传统。但我们仔细阅读和分析之后，会发现它背离的是中国的小说传统，而非中国的文学传统。
中国的小说传统，大部分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没有继承，似乎也没有继承的路径。中国的纯文学（雅文学）这一块中的小说，它大致上继承的不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因为中国传统中最发达的不是小说，是散文和诗，这是中国纯文学最厚的土壤。中国传统上的小说大部分是通俗文学，它们只能属于广义的文学。狭义点讲，雅文学（纯文学）这部分不包括通俗演义、言情等小说。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雅文学无法从那个小说道路上走下来，要走也必然是失败的。
中国的四大名著不是小说的伟大传统吗？但四大名著具体是怎样的情形，却需要分析。
仔细阅读，我们当代雅文学作品包括小说，继承的是中国诗和散文的传统。
中国传统小说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除了一小部分文人笔记小说），一部分是通俗文学、故事，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还有一部分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是两个概念，民间文学是经由很多人口耳相传，修改提炼，慢慢以相对通俗的形式得以流传。四大名著中除了《红楼梦》是文人小说外，那三部严格讲都是由文人整理的民间文学。
所以中国现当代小说，从继承上看主要来自中国的诗和散文。
说到《红楼梦》，研究者非常多，本人也是一个痴迷的读者。它是一部文人小说，中国第一部高雅的长篇小说，有思与诗的内核，和欧洲的那些长篇散文形异质同。欧洲的长篇小说可能来源于露天剧场的悲剧，而中国没有这种传统，《红楼梦》是一个了不起的个案。它其实也继承了《史记》等长篇散文，还有古诗文等传统。有了它之后，才有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所谓纯文学传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有学者也提到了其他的小说与纯文学传统的关系，但最典型的还是《红楼梦》。这是见仁见智的事。综合地看，它是很了不起的，写了当时的生活、秘闻、宫廷趣事，那个时期大户人家的活动场景、宗教、男欢女爱……总之记录了很多，信息量很大；艺术上，用白描的手法，写了那么多细节和深刻的个性人物。而我们过去的小说大致写了类型化的人物，所谓的扁平人物，到了《红楼梦》才写出了圆型人物。
《红楼梦》的思想是综合的。它的思想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诠释，但其中作者那些宗教的虚无的观念，也并非是高不可攀的个性和思想。这种“虚无”、“好了歌”之类的思想，在过去那个时期的著作中也较多见，所以稍为容易抵达。日本的《源氏物语》比《红楼梦》早得多，思想上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那部书也让人痴迷，它写日本宫廷生活的细节特别有意思，塑造的宫廷人物特别好，作者的文笔也很好，男女交往过程很有趣：男女相处之后，总会赠一首小诗给对方，一般是白居易等汉诗。试想今天的男女如此办理该多么好。现在读这本书仍然迷人，可用它对比《红楼梦》。《红楼梦》也有许多小毛病，比如它推动情节的力量还不是特别强劲自然，仅是黛玉走到一个院子里听到别人说她的坏话，她听到后不高兴哭闹一场的情节，就有许多处。在那样的深宅大院里听到里面有人说自己的坏话，一两次可以，太多了并以此推动情节往前发展，就不太自然。书中过于直露的象征、比喻也嫌多了。还有一个弱项，就是书中的诗。但这些毕竟瑕不掩瑜，因为特别绝的地方更多，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写得多么出神入化。《红楼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也不必将它当成神品，无可挑剔无可比拟地放在壁龛里，并建立无边无际的“红学”。除了正常的文学赏读和评论之外，“红学”中的其他部分其实是可以淡化不计的。
快与慢
雅文学和通俗文学有个最大的不同，即在快和慢的理解上。阅读中会发现，通俗文学作品，包括一般的娱乐品，它不得不以最简单的语言、最快捷的速度、最曲折的情节、最时尚的色彩去吸引人。它的节奏似乎是很快。而雅文学则不然，有时不过是一天的故事就写了一百万字，一小时的故事写了二十页，情节发展得非常缓慢。可是仔细看，它的内部变化却极快，语言调度奇崛、频繁，十分绵密——如果真正读进去，会获得极大的艺术快感，它所给予的刺激频率要远比通俗小说大得多。如果可以量化，就会看出，那些杰出的小说在一千字里面不下四五处“刺激点”，它们都属于语言和细节之类，只对有修养的读者构成了这种效果。语言的调度和掌控、幽默感、微妙的细部、人物动态，是这些构成了阅读刺激。而这些因素恰恰是雅文学最重要的部分，粗浅的读者忽略的也是这些部分。所以可以说雅文学的特点，就是它的外节奏一般来说是慢的，而内节奏是快的——快到一个读者必须聚精会神，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生命经验、综合的文明修养，才能接受它频频发射的艺术脉冲。纯文学与读者之间要有发射和接收这种脉冲的默契以及能力。如果没有，对纯文学的阅读是谈不到的。
知识
有的西方作家，读他们的作品可以感觉到，生活和物质给予的压力和痛苦，不像第三世界的作家那么大。所以写作中，他的着力点放在技术和知识层面，以这样的方式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他的知识很丰富，写到一些专业领域，读进去，就像读了一部小百科全书。它告诉我们很多技术上的事情，并将这些与虚构的故事紧密结合起来。他在知识上生发了故事，在故事中交织了知识。
第三世界的作家则不然，他们现实感很强，生活的包袱背得很重，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也很强，这当然是想象和创作的动力源，是根。但是，它有时候也会把人的能力给限制住，把写作变得简单。其实作家在知识方面特别需要具备一份沉着和耐心，应该像专家一样对待写作中的知识部分。比如对中国作家来说，社会事件、京剧、围棋……几次巨大的变革、饥饿年代，等等，里面都有许多知识层面的事情要做。具体到义和团、土匪、战争，都有专业功课层面的部分要做，深入进去需要耐心。如果全凭无根的想象来填充，最后还是会流于浮浅和单薄。自己对现实的一些看法、愤怒、生活的压力，这些都需要表达，都很好，但是没有知识和技术的纵深感，仍然难成大器局。
托尔斯泰在写《复活》的时候看了不知多少法院案卷。麦尔威尔的《白鲸》，里面有大量关于捕鲸的知识，船上器具设备，包括怎样炼鲸油、洋流、船长、水手……海洋和船舶作业的知识多得像一份技术手册。虽然作者在海上漂流了很久，真的做过捕鲸员，但他还是阅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捕鲸资料。日本作家井上靖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孔子》，翻译成中文也就二十多万字，可他为了写这本书不知多少次到过中国，那么大年纪了，还要忍受长途的泥泞和颠簸，沿着历史上孔子周游列国的路线走了好几次，不仅把中国关于孔子的史料找齐反复研读，而且还要体验孔子当年的感受，实地感觉一个地方的民风民俗，看那里的村街和田野。
知识的积累和耐心，是文学的另一个根本。
文静
比起过去，今天的书很吵，打开之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噪音。语言也不干净，对话也不讲究。整个读完，觉得耳边就像有什么呼啸而去。写得好一点或差一点，影响大一点或小一点，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吵。
实际上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艺术传统，一个字，就是“静”；如果两个字，就是“文静”。
怎么能不吵呢？写作的过程就很吵，电脑打字，飞快且噼噼啪啪，速成的稿子还要尽快出手。谁能拿出五六十年的工作，像写《浮士德》那样的耐心？谁能像《史记》的经营？中国的大艺术都是往静里走的，如程派《锁麟囊》，遇到好的演员和版本，看下来会觉得多么文静。同样是京剧，新编的往往就差多了，总是吵得很，编导未得真谛。那些经典京剧搬到台上，虽然也是锣鼓敲敲打打，但衬托下来的仍然是静。人物对白，节奏，剧情安排，唱腔，人物间的冲突，叙述节奏，火候的掌握，都有一个度，就是不能破坏这个静字。这就是中国艺术骨子里的雅致。有一出稍做改动的《锁麟囊》，将原来本子中的四个丑改为两个丑，有些道白也改了——经典是不能改的，千锤百炼的艺术留多大空间、怎样透气、其中的程式，都是一定的；包括人物对话的节奏，一丝都不能破坏；台上人物的疏密、动作、唱腔、服装，整个的都是一个完整体，它们综合为一种非常精致的古典艺术，所以它是不可以轻易更改的。《锁麟囊》这出戏的改动好像很少，但看上去就显得有些吵，再也算不得上品。再比如相声，这种底层艺术本来就该热闹火爆，但做到了火候上，竟然也能给人一种静的感觉。看一下相声的经典表演，就会发现这种最通俗的艺术，几乎都被升华成一种很雅的艺术，仍然很文静。那种表演，幽默内在，让人从里往外笑、会心地笑。它不闹也不吵。现在一般的相声还有法听吗？吵得一塌糊涂，俗得不能再俗。
好的文学作品是更不能吵的，要非常静。那么是怎样吵起来的？过去有个说法叫“赤脚医生”，实际我们国家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光有“赤脚医生”，还有“赤脚作家”、“赤脚”其他。这个“赤脚”传统现在仍然强盛。当年读了很多书，很有文学经验和修养的人大多没有写作的权利，大部分只能由“赤脚作家”写作，不识几个字，画个圈代替文字，都可以。以打赤脚为荣，当然没有文章，只会写得很吵，发展到今天这个商业时代，就是比谁脸皮更厚，更下流，更粗野更血腥，更有噱头。大家的阅读胃口给败坏了，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整个的行业没有操守，没有是非，没人敢说真话，没人告诉我们真相，也没人提出警醒和预告，得过且过，就这样混下去。如此下去就困难了。
文无定法，吵也可能是好作品。但杰作的内在品质还是文静的。
幽默
什么是幽默？幽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机智、诙谐、噱头。幽默是一种更内在的东西，是生命底色里的一个元素。有时候它甚至是没法学习和改变的，它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人在一定的环境下，可以解放出身上固有的幽默感，但如果没有，就出不来了。那是独特的生命，是它的特点和特征。高智慧的人、丰富的人，有不幽默的吗？
有中外两个人的作品，读一下或可以充分领略什么是幽默。一个是鲁迅的作品，幽默极了。前几年有人写文章，说那些愤世嫉俗的人不懂幽默，而那些超然放松、惯于游戏的人才幽默，并举例说鲁迅就不幽默。我不知他的结论是怎么来的，他的阅读领悟能力如何。鲁迅不幽默吗？鲁迅是五四以来我读过的作家中最幽默的。同时期的作家，有的比他诙谐、机智，但却没有比他更幽默的。好好读他的作品，不仅是小说，连同杂文散文，都会发现鲁迅太幽默了。再一个就是美国的作家索尔•贝娄。如他的《洪堡的礼物》等一批长篇。他在中国的读者不是最多的，但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当代作家，读了《洪堡的礼物》，会发现他幽默极了。无论是语言、形象，整个故事，从细节到大的方面，幽默得不得了。
这两位作家会让我们感悟什么才是真正的幽默，怎样把幽默和机智、噱头、油彩、二皮脸分开。后者是廉价的，容易学习的。而真正意义上的幽默是很难学习的。我们说过，它是天生的一种素质。
齐文化
关于《刺猬歌》，一些评论说它吸收了许多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或借鉴了很多《聊斋志异》的说狐说鬼。但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传到中国以前，作者的很多小说就是这个写法，今天还是这样下来了，也就不能仅仅这样解释了。
至于蒲松龄的说狐，借喻的色彩明显，民间传说的色彩更明显。而《刺猬歌》中的动物与人的关系是更交融更平等的，是一种天然状态，作者进入叙述的角度是不同的。
批评离不开一些热议、一些概念。这里面的确有表述的概念和语言的问题。实际上书中写了胶东半岛上发生的故事，而胶东半岛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齐文化的核心地带。我们谈齐鲁文化的时候，大多不是在谈齐文化，而只是在谈鲁文化。鲁文化就是儒家文化，所谓的君君臣臣、仁义等东西。它讲规范，讲恢复周礼，对当时和后来的物质主义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反抗力量。齐文化不完全如此，甚至有很大的区别。齐国的国都在临淄，一度变成天下最强的国家，物质极大的丰富，文化惊人的繁荣。它是沿海的一种文化，一种遥望的、探索的、亦仙亦幻的文化。所以那里有大量的方士，有徐福，就是被秦始皇派出去找长生不老药的那个人，《史记》中有记载。道教的重要基地也在胶东，邱处机即胶东半岛栖霞人，昆俞山、莱州，都是道教最重要最发达的地区。海市蜃楼也发生在胶东半岛。它于是就催生了那么一种文化，幻想、放浪、自由，有点怪力乱神。而鲁文化是不言怪力乱神的。这种文化与儒家文化构成了互补和对抗的关系。
《刺猬歌》及其他同类作品，即是从这种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如果对齐文化不陌生，评议这一类作品就不一定使用拉美魔幻的概念了。以前我们谈儒家文化与中国当代创作的关系，实际上齐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关系也十分密切。胶东半岛的写作，基本上是齐文化圈的写作。
（此文为作者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演讲，温奉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