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诗
那是七十年代中期，当时内地的《诗刊》复刊，成为唯一的诗歌专业刊物，影响极大。如果有人在上面发表了一组诗，不知会有多少人传看。我当时试着写诗，对发表的诗歌羡慕不已。那个刊物是小三十二开的，骑马钉，今天看就像一份再普通不过的临时性的宣传手册。可是在当年我们看来美极了，而且芬芳四溢。它的发行量何等了得，信誉好，质量也是很高的。
这与当年的不开放有关，是那种状态下的产物。但是那时候印象奇特，起码现在回忆起来感觉是这样——文学写作显得很年轻，朝气蓬勃的，让人格外向往，它们比现在的文学更能让人冲动和感动。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如果能够在这个诗刊上发一组诗，那该多么好！实际上这近似于一种狂想，是不可能的。一个在当时能够发表组诗的人，肯定是登上诗坛了，成为文坛瞩目的人物。
这是个难以割断的梦想。后来就往这个目标上奋斗，写了很多。那时候只是盲目地写给这本刊物，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小小的信笺上短短几行字，盖了红色印章——上面说下一期就会采用我的组诗。是组诗啊，让人高兴得睡不着觉。那时候很少有人能够发表组诗，这真的是太难了。
接下去是又兴奋又煎熬的。不知等了多久，大概有二十天不到，又来了一个通知，上面说了什么我至今还能记得?楚，“形势发展很快……”就是这个原因，我的组诗不能发表了。这个“形势”当然是政治局势，因为当年的写作是不可能脱离社会性的。那种打击之大，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不可想象的。
从那时起，我的诗就写得愈来愈差、愈来愈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写了较多的散文和小说，一直到今天。但是对诗的那种热情仍然深藏心底，它毕竟是一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燃起的热望，所以直到现在还是滚烫的。我还是坚持写一些诗，出版了几本并不满意的诗集。
诗对我来说，是更高的东西。但是它与小说比较来看，二者的核心是共通的、一样的。
小说的空间
也有一些小说家，把小说的地位看得比较高。但更多的人可能是由于小时候受的教育、受的传统影响的缘故，总是对诗有很高的崇拜。在中国一直是这个传统，诗是第一位的，散文也不低；而在古代的人来看，小说是没什么地位的。
尽管现在世界的文学格局变了，中国有一部分人的传统认识还没有改过来，我可能就是一例。实际上中国现代小说也跟世界接轨了，它的空间在增大，边界在扩张，有人说它里面已经包含了诗，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有的小说，诗性也是很强大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纯文学”。
道理是这六，但受传统影响，有的小说家还要不停地写诗。这因为有些东西小说还是难以表达的，有时还是虚荣心作怪，总觉得在诗这方面不能无所作为。
现代小说中不仅是诗意饱满，而且理论学术因素也包括进来。像我们在小说坊里讨论的南非作家库切，他差不多把论文集写进了小说中。如果是单纯的一本论文集，我们会看不下去，但是他用小说的那个形式囊括了包装了，就变得好读了。不光这样，他的小说品质也发生了改变，空间感也加大了。我们马上会想到他是一个大学教授，理论资源强大，这样利用起来真是太方便也太好了。用这个方式发表那种学术成果，表达一些思考，好读而且很别致。
文学巨无霸
现在小说家的骄傲是有原因的，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随着小说边界的无限扩大，这种文学形式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学巨无霸”。看一看后来的现代主义小说，它几乎变得无所不能了，而且它的边界还在继续不断地扩大，从戏剧、诗，再到学术理论，都囊括进来……所以为什么后来小说的地位一直往上抬升，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有很多人觉得小说的地位甚至比诗还高，起码是不低于诗。我认为如果能够这样说，那是因为小说强化了诗性，这要是纯度很高的小说才行。这当然得利于现代主义时期，从这时候开始它的边界在剧烈扩张，并且一直把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小说边界最后膨胀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谁也不知道。小说今天已经变成一种怪胎。
像刚才讲的库切那个情况，他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把那些随笔和理论文字都糅合进去了。其实读者很容易就能把这本书分成两部：一部随笔文论，一部小说。这二者怎样制作成一部长篇，就是小说家的功力了。结果它看上去很怪，但又比较自然。这样的现代小说空间感很大。
在文学的各个门类里面，小说成为一个“巨无霸”，完全是自身扩张的结果。而且这种扩张不是今天突然加速了，而是从很早就开始了。它大约是从十九世纪末期逐渐加速的。过去做得极端的人也有很多，比如奥地利的作家穆齐尔，他的《没有个性的人》就是一部哲学思辨很强的长篇小说，也是很难读的一部长长的书。书没有写完他就去世了，却影响了很多后来的作家。他的小说如果今天来看，边界宽阔得不得了，空间拉得很开。
虚幻世界
小说中有更多的虚幻世界，我觉得并不是想象力格外发达的表现。我就个人的写作实践来讲，认为它就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其实写人和动物的关系、灵异的问题、虚幻的场景，一般来说是没有难度的。有人说到中国文学缺乏想象力的问题，就常常拿西方一些灵异小说作例子来比较。这样一强调，就慢慢把想象力给误解了，也无助于扩展文学的空间。实际上这种“想象”不是特别有效。
比如这个人在这儿讲话，下一分钟就变成了另一个怪物，又突然去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想象五花八门。乍一看似乎小说的空间加大了，想象力也很强，事实上是不难做的。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想象力萎缩了之后，倒也特别容易在形式上做出一些腾挪、跳跃。而最耗费想象力的，恰恰是描述普通的生活。愈是写平常的事，比如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的故事，愈是需要强大的想象力，这才能使其变得有新意、变得生动……想象力是落实在具体的、每一个词汇里的，要通过一句句话去抵达。
人的想象力萎缩之后，就特别容易写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这样省力，总想避免挑剔，获得这方面的豁免。而想象力处于顶峰时期的人，往往更专注于写平易的、眼前的生活，揭示这其中的很多矛盾——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领域，稍微写得不对读者就知道。作家就在大家都切近的这一个个细节、情节和状态里用笔，使用极其独特的个人表达力，创造出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这才是更难的。
我的《刺猬歌》里写了许多虚幻的场景，但并不比以前的现实描写更难。当然这也是我经历了几十年的文学写作之后，开始新的拓展的一个过程。我愿意尝试和掌握更多的方法，探索更多的领域。其中那些变异、人物与动物的过往，和一般的大幅度的情节腾挪闪跳不一样，因为它们是紧贴了现实的。我实际上一直在用这种方法表达现实，而且是最切近的现实。
因为从来没有人写一个刺猬和人的恋爱，我就能获得艺术上的豁免权、就可以胡乱去写吗？显然不能。相反我要格外细微地去把握它，在情感分寸等一切方面更加小心翼翼。更直接一点说，我并没有写刺猬，也没有写精灵，而只是写了一种现实生活——她不过是一个获罪的人的后代，一个不幸的出生在荒野的女儿。因为当年世道混乱，环境严酷，为了保全性命，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入荒野，待天下太平一些再返回村镇。这部分充分荒野化了的人，就被看成各种动物精灵的后代——当然也是和当地风俗结合形成的。那里是东夷民族的后裔，自古就有谈论神怪精灵的风气。
可见这里所有的神话传说，都是披着这种外衣的现实。实际上小说中并没有大幅度的想象和变化。像书中的一个“海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畸形人，这样的人至今在海边都会遇到。神话色彩越浓，越是要紧扣现实。不能追求无边无际的想象自由，那样只会落入窠臼。
天地星空
我们传统文学比如小说的空间，也并非由小到大走过来的。这中间也有变化。十九世纪欧洲小说的空间感是很强的，而后来所谓的写实主?、革命现实主义，反而又把这种空间给弄得狭窄了。
中国在时下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学表达，空间感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这并不完全是个技法问题。在现代主义这里，各种技法都可以，各种表达都变得自由，这时的文学呈现的空间感应该是很大的。但是让人感到十分不幸的是，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做到。这跟世界的潮流是一致的，就是说，这是一种世界风气。在一种形势和潮流里面，不光是中国，我们发现好多翻译过来的作品，它的空间也在变小。它并没有因为形式上的千变万化，获得空间感的有效拓展——往往只是狭窄地描述个体、街区、情感，而没有天地星空。
有的人可能说，你是说一种物质的、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吧？比如说，人愈来愈多地写到人的心理，各种变态，写市区、写几个人的世界、他们的复杂关系。现在真的很少有人再像古典小说、十九世纪的小说那样，大量地描写野外，写大自然，写山脉、河流和战争场面。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这个空间感呈现得就很大，那是很大的物质空间。
那么心理空间呢？现代小说应该是大大开拓了吧，因为“心”，雨果说它是“比宇宙还大”的。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有的现代小说写得细腻曲折，但是仍然没有带来内在的心灵空间的扩大。就整个的现代艺术来说，这里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个作家的风格不同，而造成的结果也是不尽一样的。卡夫卡等杰出的小说家的确开拓了现代人的心理空间，这是他的贡献。但即便是他，也是以极大地损失地理空间（物质空间）为代价的。
尽管现代主义作家之间有差异，但是在文学的地理空间上，总体上比过去的古典时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要变小了许多。我们在阅读中觉得不舒展，作家的思维总是趋于内部，向内再向内。这种感受特别强烈，觉得文学愈做愈小，空间太狭窄了，无论是从物质意义上的还是心理意义上的空间，都在变小。
后来我又发现，我们的心理空间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地理空间，这个有些不可思议。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有时候生活在济南，有时候生活在胶东海边。我在济南的时候，心里装了很多城里的事情，拥挤繁杂。但是到了胶东就为之一变。其实二者之间的距离无非就是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电话、网络畅通，一点都不闭塞，济南的各种案头工作、各种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胶东海边，只是换了个办公地点或生活地点而已。但是一切都不那么简单——我发现人在胶东的时候，心里很快不再那么拥挤，头脑里不太纠缠于城里的各种事情，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了。其实我不过是走了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从地理位置上看，不过是往东北部挪动了几百公里而已。但问题是，这个里程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更是心理意义上的，就是说我的心理上，已经发生了相应的空间变化。
这使我明白，心理空间与地理空间是紧密相连的。
现代模拟
联想到现代主义运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学艺术，发现它实际上首先是改变了地理空间，才进而影响到了作者和读者的心理空间——我觉得今天的文学格局不够，视野狭窄。比如看现代主义的一部长篇，往往没有十九世纪长篇小说那样的空间感。
现代人在生活中的操作、实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现在打仗，一方的军人可以按一个电钮，下一个电子指令，对方就被杀掉很多人，根本不用派出兵员跑那么远的路去征战。比如说我们发信也不用到邮局去，搞长城那样的设计也不用像秦始皇时代，不需要骑着马驰远登高，不需要面对高山大川说话和决定问题，而只要面对电脑，在室内设计就行了——我们可以根据模拟出的东西决定事情。因此我们再也无法真实地感受那个地理空间了，溜以也就无法表达那种感受。这就是现代文学在这方面变化的重要原因。
人的心理空间大大缩小之后，文学形态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现在的文学写作者，从小时候开始，大多不像父辈那样去爬高山，也不到大河大海里去，更没有穿行过森林。对于大自然，深刻的实感已经没有了。他们更多的是从电脑网络里、从报纸里得到一点东西，自然地理的实感是缺乏的。人对大地的那种个人认识、与土地岩石那种肌肤的摩擦，是大大地减弱了。这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具体到写作者身上，它必定会产生一种畸形的文学。他们的经验和情感都来自一些转手货。
这种生命活动过程中地理空间的缩小，引起的后果也许是很致命的，它将会影响文学的品质，一代一代影响下去。这样，文学会是轻飘无力的，其中的表述变得越来越不靠谱，使我们读了以后没有痛感，觉得读不读都差不多。为数极多的写作都在说一些不落地的虚事、虚情，当然只好胡编乱造，逼仄而且拥挤。心理空间和地理空间都荡不开，往里缩，不舒展不开阔。
这样的文学会是小气的。经验中的杰出作品大多不是这样的。
鉴于这样一种怀疑和不安，有人就会想到改变一点什么。大约是十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有人在努力改变。现在的中国文学也好，包括整个世界文学的潮流也好，应该有人在这个方面做出努力，表现出勇气。哪怕是那种堂吉诃德式的奋斗也好。因为生活在当今，已经不可能恢复十九世纪那种文学的空间感。今天看《贝奥武夫》，就是那么一小本，它给读者的空间感——心理和地理的——是极大的、恢弘壮丽的。看《伊利亚特》，也是这样。再看《史记》等，都是类似的气质。这里的许多不同，主要是空间感的不同，这里既指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又包括心理的精神的空间。古典作品给人一种很大、伟大感。
所以有一次法国一位有名的汉学家在龙口讨论起“伟大”这个概念，问我觉得法国文学中谁是伟大的作家？我马上想到了雨果，就脱口而出了。她又问卡夫卡怎样？我当然将其当成最重要的翻译作品去读了，但要说他伟大，总还有点心理上的障碍。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伟大”的概念，是在几百年几千年间形成的，而不是进入现代主义运动以后这段时间能够一下改变过来的。所以我迟疑了一会儿。像塞林格、克鲁亚克这些，都很难使用“伟大”这样的概念。
在保守的我们心中，“伟大”的作品必须有地理、心理双重交叉的那种巨大的空间感，不然就不是。但愿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偏见。
一个愿望
小时候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当一个地质队员。我看那时的地质工作者在我们那儿搭了帐篷。这些人到处都走，走了无数的地方，实在是诱人。记得我们一帮孩子常到他们的帐篷里边玩，听他们讲故事，跟他们看电影。故事方面的分享最让人难忘，那些怪故事，远处的神和鬼等，还有大山里的事情，令人神往。我只想干这个工作，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值得干的事情。
有这样的愿望，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后来我自修了地质学院的课程，想速成，像什么岩石，都采了标本。可惜很快就忘掉了，除了花岗岩等少数石头，其他都不认识了。土壤学、植物学，都尝试着自修。我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脚踏实地，经历真实的大自然，而不要满足于现代网络时代的认识，不要图个信息方便而窝在屋里。我要设法走出去，从地域、地理意义上打开视野。我可以走很远的路，爬很高的山，以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受去考虑事物。
我当时想写一部很长的书，它的气质要与自己以前的作品有些区别。如果在现代，一个写作者力图写出一部“足踏大地之书”，那种想法对我是有诱惑力的。我想找到一种不同的心理和地理的空间，并将这种感受落实在文字中。这是过于确切的目标，但是也许值得努力。
（本文为在香港浸会大学“文学空间”座谈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