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利益结成一体
今天讨论传媒和艺术思潮、社会状况这一类题目，实在是太大了。有的朋友希望谈谈《你在高原》——它刚刚出版，那就从其中的一个人物说起吧。
《人的杂志》（《你在高原》第七部）里面有这样一个人，他夜间睡不着，就胡思乱想，写下了很多思想笔记。后来这些笔记流传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圈里，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有一位书商从中看出了商机，就把它打印了多份，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夜里睡不着觉，写出的很多奇谈怪论，读起来很有噱头。但是他不愿就这样出版，这其中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实在是很尖锐很敏感的。书商的思路总是这样：一本书既要顺利面市，又要卖得好。机灵的书商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来各个阶层的人去阅读它批判它，然后再把原文与批判文字同时出版。
这本小册子是一位夜猫子写的，又加上了各种批驳，所以就取名为《驳夤夜书》。
这本小册子思考的许多问题与媒体有关，或直接就是批评媒体的。这个怪人耿耿难眠，思维如野马狂奔收不住缰绳，内容驳杂，对爱情、中外关系、宗教、移民，甚至是养猫的问题，都思考了很多，有出人意料的大胆议论和建议。他对国民生产总值评估、经济发展、环境、体育、国外奖赏，都有一些特别的看法，不无偏激，也鞭辟入里。在谈到媒体的时候，花费笔墨最多也最引人深思。他对这方面非常忧虑。当然他的观点有一些我会同意，有一些显然不能苟同。因为是小说里面的人物，对他大可宽宥一些。总之都是一家之言，或直接就是疯迷之言，完全不足为训，但是可以过一下脑子，想一想，尽管不必闻者足诫。
他认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危险是非理性带来的，欲望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粗暴地控制了这个世界。人类就像被劫持了一样，正处于危难之中。他说东方国家对虚假的理想主义非常痛恨、有非常强烈的抗击，那是因为人们觉得狂热、虚假的理想主义对社会的破坏极大，使国家和民族饱受蹂躏——而今天的商业主义唯物质利益是重的倾向发展下去，带来的损害可能要比虚假的理想主义还要大，起码是同样大。接着他就谈到了这期间媒体扮演的角色、它的责任。他认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媒体人员无可逃避地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好的方面、坏的方面都要负责。媒体已经无可逃避地与这种最强、也是最粗暴的物质力量结合起来了，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都是一块儿的。比如商业主义、物质主义，与媒体权力结合成了一体。在这里，他涉及到的“理想主义”是个稍稍复杂的话题；其实虚假的理想主义和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是极易转化的。
他认为：这种结合是所谓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超出了以往任何时代。媒体与财阀、各种强势集团的结合，浑然天成般地紧密无间。媒体不要说直接传达利益集团的一些意志、体现他们的一些具体措施和意图，还有更有效更隐蔽的做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媒体很愿意把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往消费和娱乐的方向引导——这本身就会被任何时期的利益集团所喜欢；而且这种娱乐中哪怕包含特别伤风败俗的东西，也绝不违背集团利益。因为这些集团正需要人们转移趣味，将民众从理性状态引开去，无暇或不愿面对一些很质朴、却是逼到眼前的重大现实问题。什么人的不平等问题、环境问题，更包括社会正义、个人权利的保护和表述，都统统不再思考。
媒体人把业务运作纳入商业经营，更是与利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电台，一份报纸，都有发行量收视率的问题，这关系到广告收益。与物质利益结成一体的媒体为谁说话?追求什么?答案也就非常清楚了。他的话尖锐而有见地，但我们想补充说明的是：在反对将消费和娱乐引导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也要宽容和尊重差异。
一个更大的圈套
有媒体甚至提出了一个口号：“娱乐为王”。随着一些人对此大加赞扬，许多媒体也就跟风而进。其实即使不这样公然提出，许多媒体早已经在这样做了。有人觉得“娱乐为王”没有什么可谴责的，这总比为某个派别和集团的利益去服务好，总算保存了单纯的目的性和一定的独立性吧。这是一种狡辩，是自欺欺人的、虚伪的。《驳夤夜书》中那个午夜游思的人认为恰恰相反，“娱乐为王”从一个圈套里出来，跌入了另一个更大的圈套，对善和美的杀伤力将无与伦比——为了收视率等物质效益，想向善向美、想不低俗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打开电视机，也包括电台，收听收看某些节目，有自尊的人会觉得蛮受侮辱的。从一个频道换到最后一个频道，每个频道都难以停留，其中为数不少的内容，看了都觉得像是被一团很脏的东西往脸上扔过来。这个过程往往有躲闪不及之感，最后是带着满脸的污泥浊水、乱七八糟的东西逃开。关上电视打开收音机，有时会听到更吓人的内容。如果看报摊，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更加耸人听闻。
在这种精神文化环境里面生活，人的尊严何在?有时候我们觉得，在一种很粗暴的强力干预下生活没有尊严，但是即便那种情况之下还会留有一点空档，或许还“有处可逃”。但是现代媒体的笼罩之下，有电视广播网络等等这一切，无影无形的电波传播充斥到每一个角落，令人有无处可逃的恐惧。人活着没有希望，觉得这不是生活在文明社会里，这种痛苦太大了。古时候有义士绝世而生，他们的办法是逃到深山老林里；而今则不行，连这样做也不可能了，一方面所有的深山老林都被开发了，难得有那样原始的角落，另一方面所有地方莫非现代传媒覆盖之土。电波信号通过卫星天线遍布天涯。从历史上看，连最严酷的军事统治时期，特别时期，比如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大陆的文化专制时期，都不存在这种完全无处可逃、低俗恶俗乌七八糟铺陈到所有边边角角的现象。
那个午夜游思的人对当代生存、对自身的环境极其痛苦，痛不欲生。电波、电子信号是没有国界的，没有民族的区隔，随便飞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个家伙提出了很多幼稚可笑的办法，比如他主张我们是不是立一个法?做媒体的，无论是做电台还是做电视报纸的，无论被雇佣者有多高的学历、多好的知识背景，都需要附加一个硬性规定：不满四十五岁者不能从事这个工作。当然这很机械很幼稚，我们是不会同意这个看法的。人在愤慨的时候会说一些偏激而简单的话。他对此解释说：人对事物需要判断力，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阅历，判断事物就会有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选总统，无论一个人多么有水平、业绩多么显赫，不到四十多岁是没有参选资格的。因为个人的阅历真的至关重要，生命的成熟期有一定的规律，没有经历这样一个生命过程，就不足以信赖，难以担当那么重要的职务——这是领导一个民族，当面临最重大的事件时要稳住，要有充分而准确的判断力，不能慌。
年轻人遇到一些东西往往会很冲动，不懂得后果的严重性。比如很时髦的一种东西、某个突来的信息，都会让他慌乱。因为他经历的事情少，对生活中的一些真正价值缺乏认识力。在生活中，如果一个人遇事慌张，老年人就会评价说：“年轻啊，没经事啊!”经过了一些事情以后，他就有了经验，遇到问题就会拿来跟自己的经历做一番比较，从而知道事物常常在循环，真正的新东西并不多，起码不是想象的那样多。有些事物貌似簇新，实际上早就有了，只是变一下面目又转回来了。所以对时髦之物尤其不要慌。
那个午夜游思的家伙说，人不到四十五岁不能让他做媒体，特别是不能到报道的第一线，顶多可以做一些技术工作。一个慌张的阅历粗浅的年轻人到第一线去采访，再写出来报出来，要经历多少判断的环节。而对广众送出个人的决断，这是一种权力，当然是不能随便许人的。
他的这些话我们姑且听之。这当然不全是年龄问题。他说：我们某些地方的媒体为了快，为了高速运作，确实任用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简直是越年轻越好。年轻人冲动，干劲大，穿着牛仔裤，跑得飞快。从商业运营的角度，我们容易理解这些事儿。一个单位年轻人多，面貌会新，会有趣，会有生气，反应速度会快。所以我们现在的媒体上，报纸电视网络收音机频道，会一下子出现那么多稚嫩的声音。这其中就掺杂有大量庸俗不堪的内容：一个三四流的演员怀孕了也要登一大版，女明星掉了一颗牙也要反复演播，这不是荒唐之至的事情吗?如果不是一个时代的神经出了毛病，那个午夜游思者认为是绝对不会大面积发生这种现象的。
长此以往，形成了恶性循环，就会让人习惯于最荒唐的事情。这是一种可笑可悲的训练，要把广大读者和观众训练成这种水平，让其麻木和接受。从声音到图像不停止的、全方位的灌输，其强制力是非常之大的。这种可怕的精神虐待一定会有最不堪的后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小到一个社区大到一个民族，渐渐也就不再关心那些稍微严肃一点的东西了，什么信仰，什么创造力判断力，一定会完全丧失——生活糊糊涂涂、浑浑噩噩，哪里还有希望可言。
科技、财富和伦理
那个耿耿难眠的家伙觉得低俗的娱乐这样可怕，其实只是从一端进入问题，他的思考当然没有停留在这个简单的层面上。他认为，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发明，比如说核武器的出现，它的危害远不如现代传媒的危害更大。他说核武器扔到长崎广岛，毁灭的是两座城市，杀死的是那些城里的人，留下的废墟至今还在那里，造成的大害人们都能看得见；但是现代传媒对人的杀伤力是更内在、更根本的，这种不留伤痕不留血迹的后果更大更残酷，可惜就是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更不会感到恐惧。《驳夤夜书》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议论，当然还有其他各阶层的人从各个角度对他的严厉批驳。
有人说毕竟作者是你，你在塑造这个人物时会将自己的理念施加到他的身上，这很自然；但一个作品中的人物活动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中，“他”的一些想法仍然要受诸多制约。“他”必然要从作品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出发，这里才是“他”的“生活现实”。“他”的一些思考是对的，另一些只可做以参考；还有一些是“他”在自己置身的那个特别的世界里才有可能发出的感慨。总之“他”从另一个很尖锐的角度把问题提出来，让我们警醒，思索我们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正视现代传媒的这种两面性。但我们又能怎样?只会像书中的那个人一样，大多数时候除了悲愤和绝望忧伤，不再有任何办法。这就像核武器发明以后，有时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它，由它在生活中存在和演化下去。现在全世界都想用理性扼制威力无比的核力量，但不知人类理性的力量大，还是疯狂的技术力量更大。这种技术当然要借助于非理性才能疯狂起来。人们出于恐惧，一直要给核武器制作出一个锁定的笼子，但很难把它装进去。实际上从它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一个无比危险的存在了，人类只能生活在它的阴影下边，没有任何办法。
网络的出现，预示了未来可能还要产生更强大的、超级的传播工具，这都是难以掌控的东西。越是先进的科技越是需要强大的理性来控制，需要很高的、和它相匹配的伦理道德水准。这是一种平衡力，没有这种平衡力，未来肯定是一场灾难。
比如说，世界各地常常透露出这样一些消息：不止一次发现了史前文明，几千年前的高科技，什么木乃伊中发现的人工心脏、矿石中的金属结晶体，甚至是原子爆炸的痕迹。这些信息得不到广泛传播，好像现代人不愿正视，因为这会削弱我们当代人生活的信心、削弱某些权威性。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无数的史前文明的发现中，哪怕其中只有万分之一是真实的，也能说明一个尖利逼人的致命问题：人类文明早已达到或超越了今天的水平，并且已经循环了多次。这“多次”的实质内容，无非就是说灾难的无可避免。原来人类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还有无数的汗水才积累起来的财富和科技，最终却难以保持和保存，最后总是被毁灭。是什么毁灭了这些积累?不可抵御的天灾?像核原子那样难以控制的科技成果?
如果是后者，那该多么悲哀。
科技、财富和伦理道德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关系，人类只要生存，就要解决它们的关系问题。比如财富，一个民族只要没有战乱和灾变，无论多么笨拙，只需几十年的和平环境，物质就会积累起来。无论是清代还是唐代、还是当代中国短短的三四十年，都莫不说明这个道理。原来人类追求物质财富是一种本能，所谓的“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有这种能力和特征，给他们这样的劳动环境，不出几代甚至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就会将物质积累起来。可见最难的不是积累，而是长久地保存和拥有，这才是最大的难题：积累而不能保存，这是人类的一个特质、一个永远不能消除的伤痛。
人类在积累起足够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会积累起许多矛盾，许多不平和怨怒，许多的恶，结果就一定要折腾——不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而是一定要暴发争斗和冲突，内乱外乱也就起来了。人类的理性从来都没有恶的泛滥更强有力，人类道德伦理层面的东西生长得十分艰难和缓慢——而没有它，也就没有办法可以控制这种物欲和本能引起的混乱和毁灭力。最后人类一定会把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东西——把一百年、几百年、上千年积累起来的所有美好，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毁掉，就此，人类又得在白茫茫的大地上从头开始，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真相。
再看科技，科技和财富的积累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方面。相似之处是：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方面，也有一种本能。而且这些发现和进步，其成果和经验是可以积累的。比如一项科学发现，后来的人不太可能把它忘掉，而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探索和发展。比如说电脑技术，开始是很简单的计算器具，到后来发展到代代升级，这就是一场科技接力，后人接续了前人的脚步。科技是不会被遗忘的，它会得到有效的积累——总是有后面的人接上前面的人，继续向前。科技和财富不同，它不存在不能保存的问题，历经折腾也能保存，除非是人类彻底灭绝，毁掉了最后的记忆。
而最困难的一定是伦理道德、思想成果的积累。它既不能得到有效的积累，又不能得到最终的保存，可见它与财富和科技都不一样。比如说苏格拉底、孔子、孟子，这些先贤提出了多少高超的思想，虽然不可能全对，但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对于人类的文明，对于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贡献，是最大的思想财富。可是直到今天，直到现代社会，对他们还有无数的批判、严厉的唾弃。因为这个领域的东西不容易鉴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谁也说服不了谁。人们常常说争论出真理，可是有时争论也会发展到思想暴力，演变成文化专制，即用强力手段制止别人的思想。这就毁灭了真理。在无边无际的、一代又一代重复不息、循环往复的争论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能确定。以前总是说某些思想无比英明伟大，放之四海而皆准，可是这些年随着时势的演变，这些思想也受到了各种质疑。
可见思想层面、道德伦理范畴的东西，既不能得到有效的积累，又不能得到有效的保存。它是最脆弱的。也正是因为这种脆弱性，导致了科技的无法控制，也造成了财富的无法保存。
这就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三个东西摆在那里，再笨的人也会明白：原来我们人类应当全力以赴加紧去做的，不是发展科技，也不是积累财富，而是进行道德伦理、思想范畴的建设和积累，这才是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好，科技发展的后果不成问题，财富的保存也不成问题。再简单的脑子也能算清这个账，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数学问题。
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都在迫害智者。有智慧的人往往不得善终，所谓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摧之”。人类在做什么?只要有了机会，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地积累自己的财富，然后余下时间去享乐。这是一条多次重复的老路，看来也只得继续走下去——财富越来越多，科技越来越发展，到了一定的交汇点和临界点，也就是再一次的结束和重新开始。
实际上人类就这样不停地循环。
更可悲的是，即便我们都知道了这个结果，也没有多少用处。因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无法遏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不过有的民族和地区胆子更大一些，公然提出积累物质财富是自己的“中心事业”，这不能不令人愕然——为了达到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也就不择手段，走向极端的实用主义。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质疑“两大贡献”
将一切娱乐化、商业化，那么无论多么高尚的事业都可以变质，这让人陷入最深的痛苦。《驳夤夜书》中以体育为例，谈到了其中的荒谬性。体育问题进入一个人的不眠之夜，这使我们想到它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这不是肌肉与否、肢体健壮与否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
前不久世界上某个对奥运很有影响的人物去世了，世界传媒对其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竭力赞扬，认为居功至伟。其中一件是把奥运会和商业运作结合，使其有了大量的资金，媒体介入，广告收入激增，可以赚取大量的钱；另一件就是把专业运动员纳入了奥运比赛，允许他们参加，使奥运会的整体竞技水平大大提高了。媒体评价认为，这是他对奥运会做出的两个“革命性的、开拓性的贡献”。
那个午夜游思者却不以为然。谈到奥运，他忧思最多的恰恰就包括这两条。他认为现代体育事业由此进一步地、堂而皇之地变质了。他说体育运动本是为了健体，奥运会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可见很早以前人类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只有依靠强大的体魄才能生存。但是后来体育比赛的目的就和原来不一样了。锻炼身体是非常好的，很纯粹，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更健康。如果把商业机制引进去，也就产生了复杂的问题——体育的单纯性一旦被商业主义插上一手，结果会是相当糟糕的。一旦牵扯到钱、物质利益，内部立刻变得混浊和丑恶，什么激素、作假、你死我活的斗争都来了。体育运动变成了可怕的物质竞争，运动会变成了费尽心机的一场场牵连多方利益的战争，走向了反面。再看从事体育的人、投入竞技项目的人，有几个身体是健康的?不仅不健康，还留下了很多伤疾。
人们从事体育是为了有一个好身体，从而更好地投入日常工作，所以体育必须保持这样的品质：业余锻炼。这是最基本的、必须坚持和维护的一个属性。这本来就是劳动之余活动一下身体的事情，是为了更健康；可是一旦有一部分特殊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只将锻炼身体变为一个专业，成了一个专门的竞技行当，其性质也就改变了。只为了比赛争夺第一，这有点太离谱。这完全走向了体育运动的反面，走向了本来意义的反面。这样做不仅没有益处，还有伤害。在这方面，世界第一流的比赛活动比如奥运会，更应坚持体育的本质属性和追求，因为它有更大的示范意义。让专业体育人士参加群众性的体育赛事，这是与体育活动的初衷相背离的、变质变味的鼓励。这只会让人为了追求指标而不遗余力、不择手段，一个国家和地区将会像训练特种兵一样，制造一批竞技机器——对一部分专门人士进行最严苛的训练，目的只为了夺取奖牌。
在体育方面，媒体给予了全面娱乐化的宣传和推动。体育当然有可欣赏的价值——有力与美，但它变成与商业主义结合起来的一场狂欢，不仅会散布金钱至上的病菌，而且还会加剧对底层民众的剥夺。当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处心积虑、倾各方民众之力夺取金牌，怎么会是干净和诚实的东西?
所以说将商业竞争机制和专业体育引入奥运活动，是令体育事业变质和腐败的可怕开始。它的严重后果，当然不会局限于体育本身。对这种有害的倾向、不问结果的操作没有一个理性的打量，而只是一味地人云亦云，正是一部分媒体人热衷的事情。因为事实上媒体集团和利益集团是一码事，他们是结合紧密的。媒体如果站在理性一边、民众一边，现代体育和利益集团都不会容许其存在。这说到底还是一个良知和勇气的问题。
如上就是那个午夜游思的人对体育、对奥运会的思索，锐利偏激，但可能并无大错。皇帝的新衣不要指望老谋深算的成人去揭破，而必须是孩子来干。实际上，我们也有一部分媒体人特别了不起，他们当中也不乏童心未泯的人，利用一切机会和方便，做了大量的好事。他们每做一件好事，人们都会记住并心存感激，因为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做了一些很有勇气的事情。媒体人做出了自己的牺牲，的确令人非常感动，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也不改初衷，可惜这样的媒体人还是太少了。
人的生活责任
娱乐至上、商业狂欢的时期历史上很多，像害了一场热病似的，都没有什么好结果。讲到历史，可以提一下战国时代的齐国临淄。当时的临淄繁华得不得了，一个临淄城，仅仅妓院就有一万多家。糜烂的都市生活可谓登峰造极。管事的是很能干的管仲，这个被一代代人称颂的富国良相，其实是最早播下了齐国灭亡种子的人。他把整个齐国搞得人心涣散，大家都一门心思搞钱，最后当然是不堪一击。他为了把天下最有钱的人吸引到临淄来，还规定来一辆车只要住宿费草料费，来两辆车就免去草料费；如果是三辆车以上的大商人，带来更多交易的货物，那就不仅不要草料费住宿费，还要派妓女陪睡。临淄城里的妓女制度比雅典还要早五六十年。当时真是极度繁荣，歌舞升平。
我们今天的许多人，说白了就是想复制一下临淄梦，或远远超越它，再加上高科技。从根本上说人们的认识没有什么进步，没有吸取物质主义的巨大教训。从齐国被秦国统一之后，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多少朝代?直到了1949年，大陆好不容易才没有了妓院，没有了吸毒，这很不容易。但这些好现象出现的同时，又渐渐出现到了另一个极端：连戏曲里的夫妻都不能同台，看看样板戏，主人公都是单身。舞台上如此，生活中当然更严厉，因“生活作风”获罪的人太多了。这个时期商业主义当然谈不上，所有的商贩都从大街上赶跑了。总之那时在许多方面都回归到狂热的、虚假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追求上面来了。再后来我们都知道，走到了今天——我们都熟悉的状态了。
概括说，就是一会儿走向这个极端，一会儿走向那个极端。其实这两个极端是相通的，都是强烈欲望的作用，只是使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严厉的方法和放纵的方法，这在古代都有过。比如商鞅和齐国的管仲使用的方法就正好相反。商鞅严禁农民经商，市民们连基本的娱乐都没有，他运用的是铁腕统治。史书上记载，商鞅变法时使用严刑峻法，把渭河的水都染红了。烧书，为了国家安定，不让民众读书识字。这种冷血的做法走到了极端，最后他本人的下场也很惨，算是得到了报应。中国整个极左时期的做法，很多就采用了商鞅那一套，比如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比如禁书。当时的“破四旧”，也差不多把书烧光了。商鞅变法，杀的人很多，只为了维护王权。
商鞅用冷的办法，管仲用热的办法——两种办法看起来离得非常远，实际上两极相通，都是为了维护他们那个集团的利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信仰，只权且把人的低级欲望当成了信仰。
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前途，最终只能寄托在整个民族的素质上。一个群体越来越有理性、有较高的文明程度，也就有了力量，这才是最可靠、最可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文学艺术水准可以看作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素质如何的集中体现。媒体人在做极重要的事情，他们传达社会信息，广布人文精神，这是最具道德意义的职业。虽然看起来这些工作不能明显和迅速地改变一些东西，但是它在一点一滴积累，这恰恰是最有效的：提高人的素质。不能指望一个指导思想、一个权力集团就可以改变局面，那是极不可靠的。快速达成的东西，要翻过来往往也很快。
但是当一个民族的素质提高之后，要毁坏这种素质也不那么容易，因为生命的性质已经改变。历史上有各种折腾，但层次仍然不一样。俄罗斯有丰厚的文化积累，经历了前苏联时期思想和言论的专制和粗暴，竟然还能够让一批高水平的文学作品问世。看来要减少一个民族的苦难，还需一点一滴做提高人类素质的工作，没有再比它更缓慢、也没有比它更有效的办法了。这是不能采用速成的办法的，没法办一个速成班。这是一种良性循环：靠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个体，慢慢做一些事情，既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快乐，他们不会劳而无功的。只要有机会，有这个可能，就做一点这样的事情，媒体人和作家相互配合，事半功倍。公务行政人员也做自己那一份，只要素质是高的，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不同的职业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好事。如果个体没有被物质欲望给消解和征服，还拥有一点公益心、一点理想的话，社会就会往前走。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此，除此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寄希望于权力的干预，在一个严厉的命令之下迅速改变什么，这是幻想，非但不管用，而且许多时候反作用会更大。
大陆毕竟有十三亿人口，地广人众，蕴含了一种强大的地力。根脉深扎，地力强大，杰出的人物总会有。虽然大陆商业化市场化走了这么多年，但许多东西与香港日本等地仍然不同。这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化，规范没有建立，问题更多。资本主义商业机制越持久越完善，就越是会有那种物质主义的特征，但走入了一种规范之后，还不至于无序混乱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完善的市场经济很有序，很规范也很刻板，但这种极其高效的行政管理运作中又会有许多盲点，掩盖了极大的能量浪费和其他的荒谬—这其中主要是物质主义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充斥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精神空间就很少了。这是一个老问题，人类对它没有什么良策。但是强化精神的主意一旦走火入魔，又会有另一种灾难，这方面人类也是经历过的。
物质主义商业市场这种游戏规则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会所向披靡地解决一切问题。盲目地把这样一些规则看得无比完好，没有丝毫警醒，等于使精神处于昏睡状态。我们会明白，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滑向任何极端的倾向之后，最终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一个群体中有各种存在。确实，像我们一直遗憾的媒体，比如电视，也有一些好的频道。问题是整个社会潮流和状态如何，需要怎样强大的力量才能做出稍稍的平衡，这才是逼到眼前的一个命题。这方面，媒体人、作家，各种思想者文化人，不会没有危机感和使命感。这仅仅是人的生活责任，而不是其他。
（本文为作者2010年5月在香港电台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