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加剧，文学的处境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热急速降温，文学活动从中心被推向了边缘。有关文学的地理划分，在80年代最重要的为“民间文学”（或曰“地下文学”）和“官方文学”，到了90年代则成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后来逐渐被“商业文学”或“畅销文学”的说法取代。说到文学的衰落和不景气，大约是指所谓的“严肃文学”。“商业文学”或“畅销文学”一如命名所示，在定义上就是商业活动和市场孕育的。至此，“民间文学”和“官方文学”的隔膜似乎已经消弭，是到了联手对付“商业文学”的时候了。事情真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吗？
我们谈论文学，谈论文学的兴衰，但有一个问题，我们所谈论和期许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学？“民间文学”吗？“严肃文学”？或者是所谓的“纯文学”？这样的文学只有在对立抗争中才能显示出它的价值含义，只有被定义为“某某文学”才卓而不群。有没有跨越纷争之上的文学？或者，有没有一种文学可以仅仅被“文学”命名？“文学”一词仅仅可以用于具体文学的历史描绘吗？还是它本身就显示了一种真实可能的存在？如果是后者，它一定是有至高的标准的——不论达标与否。没有达标的时候标准作为目标而存在，这种文学始终是朝向它的。也许勉强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虽然容易引起歧义，但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说法）。假定这种文学是存在的，假定我们所谈论的文学就是这种文学。这是该文的一个必要前提。
我的另一个观点，和具体的历史评估有关，就是所谓的一个3000年和两个30年。3000年指的是自有文字以来的汉语文学传统。前一个30年则指49年开始到70年代末结束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期。在此30年中，文学的传承被迫中断，形成了巨大的间隔和深渊。具体的情形就不说了。只说一点，在一个连私人日记里都无法透露思想信息都会被告发的世界里，文学已不复存在，或者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与世隔绝的，一段极度封闭的时空。文学的薪尽火传有赖于人生物性的存在，30年的时间足以毁掉一代或几代作家（对老一代而言是剥夺开花结实的权利，对新一代而言是取消生长发育）。
关于前30年对当代中国文学毁灭性的影响，很少有人论及。仿佛那不是30年，而是3年或者3天，可以忽略不计。
后一个30年就是自70年代末至今的时期，其中包括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开始的这8年。
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另起炉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重生。开放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种西方文艺思潮粉墨登场。大量翻译作品的涌入，使吸收文学营养成为可能。然而这种吸收就整体水平而言，却是缺乏理性和鉴别的，被强烈的饥饿感所控制，兴奋有余，而消化能力不足。80年代，不仅是新一代写作者的学艺期，而且是某种补偿性的学艺期，急切的心情和赶超的愿望导致了急功近利。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尽管花样繁多，但根本说来源自于模仿或是放任轻率的习作。作为个人的写作天才在这一时期或许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但对整个中国文学而言却是年少幼稚，属于青春热血的混乱时期。
作家们的注意力普遍集中在形式、方法的表达上，很少有人有处理现实的能力和自信。但奇怪的是，无论怎样艰涩无趣的作品都能够寻觅到读者。80年代，不仅作为文学学徒的作者胃口奇好，读者的胃口甚至更好。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是潜在的作者，都有过或真或假的写作梦想。而当年的作者不过是一些实现了自己梦想的读者。80年代，在我的总结中，就是一个读者的时代。从作者的角度而言，则是一个学艺和模仿的时代。
中国文学的重建是与一代作家的成长步调一致的，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进入90年代以后，这一代作家逐渐人到中年，我们的文学是否也开始步入成熟？文学热的降温，除了种种不可否认的外在原因，是否也表达了文学内部自省的需要？文学的成败毕竟不体现于行情的涨落，以行情的观点看待它的现状和前景是否过于直观了？
我认为，就算90年代的环境险恶，文学遭遇了重创，那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衰落或者没落。即使它真的死了，那也只能是夭折，而不太可能死于垂垂老矣。这并非是在抠字眼，而是出于对我所认识的这种文学的生命状况所作的估计，它毕竟是十分年轻的。如果说生命是一种进程，我们的文学——据我判断，经过70年代的蹒跚学步、80年代的积极进取，已进入了属于自己的命运轨道，不再那么容易被外力左右了。
尽管具体的写作者在环境的压力下面临选择，有的离开了，有的将写作变成了个人前途的某种投机，但总会有人留下来，伴随我所谓的文学一同成长。也会有后来者，将这文学微薄的遗产视为天赐，怀揣它继续前行的。这样的人不止一个，也不止十个，至少也有上百人。我之所以敢打包票，只因为这文学年轻，潜能无限，对某些特别的人而言具有极为致命的诱惑性。假定这种文学及其成长是存在的，我认为谈论90年代的文学处境多少才有一点意义。否则，谈也是白谈。
在90年代，人们将文学面临的重压一概归结为市场，批判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似乎体制的障碍已经扫除，市场成了迫害文学的万恶之源。但有一个现象我们是否注意到，那些针对市场的批判大多来自于体制，最激烈的反应莫过于后者，并非来自民间或个体写作者。这不禁说明，针对市场的批判实际上是一场有关文学权力的争斗，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这一角度看，市场的存在和壮大无论如何是有它积极意义的，作为与体制抗衡的物质力量不仅成立，甚至是惟一的。
体制向市场宣战有两个好处。一是将自己的形象从压迫者转变为被压迫者，用以掩盖它对写作自由的一贯控制。“官方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对立在体制“变弱”的时候消失了，这年头，谈论体制的危害近乎于危言耸听。其二，争取道义上的制高点，体制因此成了文学存在最后的避难所。如果这年头还有文学这回事，只能从体制的方向寻觅。体制等于“严肃文学”，等于文学，等于文学的价值，捍卫者和守护人的姿态不仅悲壮，也感人至深。
我只能说，在90年代，体制变得更加伪善了。不仅伪善而且极其灵活。大约，这也是适应环境的一种需要。
实际上，体制向市场宣战只是姿态性的，战斗只发生在传统权威遭遇威胁的时刻。在大多数情况下，体制则和市场合谋，在9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谋取决定性的主动。90年代以写作为业的各路人马，也是逐渐才看出其中的关键的。一路人马直奔市场而去，将作品直截定义为商品。另一路人马则绕道迂回，投奔体制，然后再借助体制的力量进入市场。事实证明，后者更为成功，不仅名利双收，在“文学价值”方面也获得了及时的肯定。一般来说，体制的红人一定是市场的红人，而市场的红人未必就是体制的红人。可见，在体制与市场的较量中，前者是始终居于上风的，是决定全局的关键力量。
因此，并没有所谓的单纯的市场，所谓文学的市场化也并非那么纯粹。由于体制的介入，使“文学官倒”成为可能。批判市场惟利是图，戕害理想主义的写作实践时，权力因素所滋生的腐败仍然是需要首先面对的。我想说，尽管市场很不单纯，但比起体制的污秽来还是要单纯许多。实际上，灵活多变的体制在如今市场化的条件下，已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大公司，只不过是一个欺行霸市无人能与之争锋的大公司罢了。无论是市场还是体制，其垄断或一统天下都对文学生长所要求的自由构成了障碍。还是那句话，多元总比一元好，势均力敌的平衡总比一头独大要好。事实上，我们的文学正是在体制和市场的“争斗——结盟”所产生的缝隙中寻找到可能的立足点的。
也许诗歌是一个例外，因为实在无利可图，被90年代的市场抛弃。体制亦无法通过与市场合作掌控诗歌。在80年代，体制打压诗歌是赤裸裸的，因此“民间文学”的主要构成是诗歌写作。到了90年代，“民间文学”和“官方文学”的分野已不复存在，无论是体制还是市场也都不经营诗歌，一时间诗歌衰落、诗歌之死的舆论甚嚣尘上。也就是说，无论是80年代或90年代，诗歌写作的进展都是处于公众视野之外的。如此处境反倒是成就了诗歌，乃是当代诗歌之福。
当然，也不是一点都没有诗歌存在的迹象，例如顾城和海子。但无论顾城还是海子，本质上都是一次媒体事件，之后市场才加以经营，体制加以引导的。就诗歌写作整体而言，从80年代到90年代直到今天，它都是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的。当代诗歌因其独立写作、自我运转，因其持续的非功利存在，所取得的成果是远远超乎小说写作之上的。我们的文学（主要指小说）处境再怎么不堪，也最多和诗歌类似。诗歌并没有因为被打压和遭忽略而灭绝，反而别开生面，小说写作也不会因为身处困境而止步不前或者自生自灭。
当代诗歌的进程证明了文学内在驱力的存在，它的确是需要条件的，但不是惟条件的。需要空间，需要读者，需要支援也需要肯定，具体的写作者还需要生存，但以上因素并不能决定它的生死。
从70年代末直到90年代初，“地下诗歌”以民办刊物为发表园地，自费印刷，在诗歌人群中得以传播。90年代末开始，诗歌写作再次盛兴于网络，各类文学网站、论坛、空间的建立使诗歌找到了它新的立足地。这种无需外援的模式发展出一种西川所说的“小杂志传统”。考虑到私人出版在今天原则上仍是非法的，“小杂志传统”的意义不免尤为重大。可惜的是，主流评论对此一向漠视。我认为，既有故意的成分，也有实际上的隔膜，诗歌写作的实况和进展的确是位于“水下”的。
当代诗歌写作一向授人以柄，所谓小圈子，所谓狭隘，所谓诗人之间的争斗，似乎只有拥有体制和市场的声势才是开阔和不局限的。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深陷于体制和市场的泥淖才变得真正目光短浅？无所归依是否有可能比寻找靠山更加的超然和辽阔？如果说，诗人之间的争斗是为了权力，那么小说家以及评论家之间的一团和气是否是因为更大的权力、更重的利益？因此需要更加如履薄冰的慎重？
行文至此，我不禁深感文学批评中各种问题上的价值颠倒，这些颠倒构成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维护其权力的话语网络。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该文难以流畅，诸多地方语焉不详。谈论90年代的文学必须重建某些前提框架，所有不证自明的结论（关于80年代的文学热，关于市场，关于网络写作……）都需要再次审视。由于专业原因，这的确不是我胜任的工作。如果该文能起到一定的质疑作用，也就不算白写了。
顺带说一句，如今体制所掌握的与文学有关的权力已从作协之类的衙门转移到了高校，并通过媒体发挥着无所不在作用。关于以高校为核心的主流文学批评，关于媒体在体制与市场之间的暧昧角色，应该属于90年代以后的焦点问题，在此存而不论。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