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书肆上看到一本美国人写的《知识分子》，它将西方近现代一二十名知识界的泰斗都不温不火地调侃了一番，如数落罗素把自己的每次稿费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还不时翻开它来自我陶醉，而且他自己连咖啡也不会煮。出生贵族的罗素先是由于不必后竟至于不会煮咖啡，也许不是作者的无中生有，不过只让人看到罗素不会煮咖啡的“低能”，并不能使人理解他何以写出了《数学原理》那样的划时代巨著，只奚落知识界领袖们的“污点”，也不能使人理解西方近几百年来科学与人文的突飞猛进。周光庆先生的《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不仅笔端不像《知识分子》一书那样刻薄，而且从大处着墨为读者展现了一条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人格风采的“长廊”：儒者“杀身成仁”的价值献身，外现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社会关怀和人格完善；道家鄙薄“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因而要求解脱一切社会束缚而“任其性命之情”，注重精神的超越与心灵的自由；还有稷下先生那坦荡傲兀的风骨，魏晋士人那玄远而又潇洒的襟怀，苏轼那“惊起却回头”的“缥缈孤鸿影”，宋明理学家那崇高而又活泼的“圣人气象”，以及清末关于人文理想的重构，当代读书人对自身人格的反思、焦虑和对新理想人格的追寻……读此著真如王子敬行山阴道上，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过去有不少论著评点某一个人人格的崇高与卑劣，像此著这样系统地阐述中国读书人人格特点及其变化的专著仍然比较少见。
当然，更使我感兴趣的是全书的最后一章《关于重建读书人理想人格的思考》。该章所说的读书人应“不以‘教化’为职责，而且以‘批判’为己任”，可谓触到了我国读书人的痛处。中国古代士人当然不能与现代西方所说的“知识分子”划上等号，原因之一就是古代读书人都缺乏自觉的社会批判意识。这倒不是说我国的读书人都缺乏社会关怀，相反，他们多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多的是“致君尧舜”的宏伟抱负，多的是“欲回天地”的济世热肠，只可惜他们把社会关怀等同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介入，又把政治介入等同于“食君爵禄报君恩”。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的历代王朝都是家天下，国家也就是皇家，如汉朝又称汉家，唐朝又称李唐王朝，因而在士人眼里爱国与忠君是一回事。《论语》说“学而优则仕”，还认为士人“不仕无义”，《孟子》更认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就像农夫必须下田耕种一样，士人也必须出来为皇家效力，也就是说，出仕是士人的天职。从小“学成文武艺”，长大“货与帝王家”，连桀骜不驯的李白也说“我欲攀龙见明主”。几乎每个士人都企望君主圣明和君臣遇合，自己也好做官得志兼善天下，而事实上“朝朝染翰侍君王”的人毕竟极少，大多数读书人总不免时乖命蹇沉沦当代。不管是时代的幸运儿，还是社会的倒霉鬼，他们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谁也没有想到要进行自觉的社会批判。读书人一旦出仕为官，便由想象中的帝王师友，变为事实上的皇家臣属，其精神和心理都成了皇家意志的容器。一方面他们必须维护和宣传国家（也即皇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社会上扮演着“教化”者的角色，一方面又必须进行现实的政治操作，使国家（即皇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尽一个官吏应尽的职责。臣子只对皇家负责，无须对社会负责，自然意识不到有社会批判的义务，社会批判也就无从谈起了。那些沉沦不偶的倒霉鬼，既放弃了自己在政坛上出人头地的希望，也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关怀，甚至连孔子也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国家就是皇家，国家的大事也就是皇家的私事；既然皇家未诏其出仕，自己也就不必为国事操心，一如没有出嫁的姑娘，就不必操持未来夫家的家务，所以古代把未出嫁的闺女叫处女，把未出仕的读书人叫处士。由于将国事视为国王的家事，因而孔子说士人应“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不管政治多么腐败，任凭社会如何黑暗，都无妨辞官的隐士和未仕的处士们流连风月，啸傲林泉，他们丝毫感觉不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只觉得“无官一身轻”自在轻松。如果国君昏庸时士人都遁迹山林，如果政治险恶时士人都出言恭逊（即孔子所谓“言逊”），那政治如何清明？民族如何强盛？如果“邦无道”时士人都“隐”起来任其生灵涂炭，那读书人的社会良心何在？在古代中国难得见到自觉的社会批判，充耳的是怀才不遇的哀吟。奇怪的是读书人总自我感觉良好，动不动就自比管乐，口口声声要学究天人，一旦未被皇家征诏“出山”，就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处士和隐士们怀才不遇的自伤，酷似老大不嫁的处女顾影自怜。对个人仕途穷达的过分敏感，使他们对社会批判变得比较迟钝。本世纪上半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了一批无意于安邦治国却热心于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以在野读书人的身份对社会发言，下半叶则物换星移，这类述学又议政的读书人几近绝迹，因而“不以‘教化’为职责，而以‘批判’为己任”的呼吁，反映了一代读书人痛定思痛的共识。
作者在这一章中还提出读书人应“不以‘俗谛’为转移，而以文化为‘托命’”。说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大多数读书人会脸红，作者虽举出了王国维、陈寅恪和顾准为其楷模，但近半个世纪我国读书人中这方面的楷模找不出几个，否则上面三位先生就不会那样令人肃然起敬了。先秦时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人，对各自的学说思想及其价值都十分自信，甚至执著到了近乎固执的程度，汉以后的读书人就不像他们那样死心眼儿了，许多儒生既懂得了如何识“时务”，也学会了怎样“与时变化”，如那位官运亨通的公孙弘便善于“取学阿世”。想来汉武帝穷兵黩武时肯定有不少文人论证这一政策如何英明，朱元璋登基后大杀功臣和文士时，无疑也有许多文人站出来阐述这样做的必要性，遗憾的是当年那些密奏大多没有留下来，不过，好在三十多年前那场浩劫中，那么多文人称颂它“史无前例”的谀词闹曲还言犹在耳。一代儒宗跳出来狠批孔子，著名学者站起来揭发恩师，文坛领袖糟蹋过去的一切文化创造……一时很多读书人成了“识时务”的“俊杰”。另外，我国读书人总在为社会道德沦丧而痛心疾首，却很少因自己缺乏文化创造力而紧张焦虑，也就是说，只不满于国人的道德水平，但满足于自己的学术贡献。我们占了这个星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大概至今尚未取得与人口相称的文化成就，现代学术成果中最先出自中国原创的东西少之又少，数来数去就是古代的四大发明，在老外面前说多了恐怕连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
总之，我国读书人在“兼善”与“独善”之外，似乎还应干点什么别的东西，比如自觉的社会批判，潜心于学术发明，执著于文化价值等等，这样，我们的生命空间可能更加广阔，我们的人格兴许更为健全。眼下很多人谈论诺贝尔奖、菲尔茨奖，时常还有人盼望出现学术大师，尽管言谈之间有点愤愤然，尽管情绪免不了还有点浮躁，但明白自己没有原创力，总比动不动胡吹什么“学究天人”要清醒许多，这终究是件好事。
这些议论都是在读《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时触发的，其中那些沉闷肤浅的部分是我的感想，稍有亮色的部分多半来自该书。任何人读书都会有许多盲点，写书评更有可能会买椟还珠，读者若想得其精萃，还是去读周教授的原著，书中比我叨唠的要精彩有趣得多。
(《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周光庆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