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某一秋天，穗琼1号客轮在海口秀英港起航，轮船里大约一半是从海南岛到广州读书的学生，有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华南师范学院，也有到暨南大学的。那张船票是我的朋友谢容照的父亲买的，他当时在海口港务局工作，容照考上广州外国语学院，我们两人在一个二等舱房间。

虚度年华

经过26个小时的航行后，第二天中午，天气炎热，太阳似火，轮船在广州港洲头咀客运码头靠岸。我们有点激动，还没有下船，大家焦虑地站在甲板上，都在翘首寻找自己学校的新生接待站，盼望有老生来引路。我终于找到了：

欢迎到康乐园的学子

中山大学新生接待站

容照也找到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接待站，广外的人似乎不多，司机自己断定人到齐了，便启动马达，开车到白云山。与容照告别后，我还在炎热的天气下等候。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中大接待站那边没有汽车在等待，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辆敞篷卡车，原来是中大的人太多，必须分批运输。我们大包小包上车后，每个人都是站着，扶着自己的行李，汽车徐徐离开码头，往河南（广州人习惯称海珠区为“河南”）的方向开，我们享受罗马教皇般的待遇，站在敞篷车上，领略羊城风光，好不派头。

汽车到达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我以为司机开错路，不过马上往左拐，进入中大的东门，直开，到达新生宿舍，下车。真的是新造的四栋五层楼，我们是入住的第一批人。外语系在五楼，另一边哲学系的新生，楼下是中文系，对楼是经济系和计算机系，邻楼是历史系，斜对面是（多系合住）女生宿舍。

把行李放下后，我们到东区学生食堂接待站报到，那里什么样的标语和口号都有：欢迎未来的文学家（中文系）；欢迎未来的经济学家（经济系）；欢迎未来的哲学家（哲学系）；欢迎未来的地质学家（地质系）；……外语系的老师似乎很低调，没有任何标语和口号。

安顿好后，我急得要弄清楚，为什么中山大学叫康乐园。原来，中山大学南校区的校园称康乐园。中大的康乐园和北大的未名湖，并称中国大学自然景观之最美丽者：北有未名湖，南有康乐园。

据中山大学教授张海鸥言：南朝宋元嘉十载（公元433年），文帝逐康乐公谢灵运于广州，旋“诏于广州行弃市刑”（《宋书》《南史》）。公晋室贵胄，大名士，创山水诗。以晋亡入宋，而不合于刘氏，乃流连于浙东旷野明沙、池塘春草之间，终飘零于岭南。今珠江南岸康乐园者，或即康乐公之禁所。

康乐公旧居早已无存，后人甚至无从考证马岗顶的茂林修竹间，是否曾经响起过他优雅的木履声。但他临刑前所作的诗篇却载于史乘：“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这千古遗恨回荡在康园夜色中，与惺亭的无言、黑石屋的神秘、寒柳堂的特立，以及这学府的百年变迁，都积淀为康园文化。

在美国美北长老会海外差会同意下，1888年于中国广州创立了一所不隶属于任何教派的基督教大学，为民国时期13所中国基督教大学之一，即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1903年5月更名岭南学堂（英文名称改为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同年，钟荣光在广州河南康乐村购置200亩地，搭起板房作为临时校舍，开始招生上课。后经其不懈努力，在此后数年为岭南学堂筹得120万元，兴建校舍，增添设备，于河南岛（海珠区）康乐村一带建设永久校园。1906年成为中国第一所准许男女同校上课的学校。1907年由晏文士（Dr. Charles K.Edmunds）继任监督，仍由钟荣光协理校务。1912年9月，辛亥革命后，中文名称改为“岭南学校”，英文名称则仍用Canton Christian College。1916年开设文理科大学，1918年首届学士生毕业。

1949年以后，在1952年的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与原国立中山大学合并组成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主校区迁至原岭南大学康乐园校址。

我个人的理解，是中山大学占据了岭南大学的康乐园校区。

康乐园这么一片土地，坐落于珠江之畔、闹市之中，却隔离了城市的喧嚣与聒噪，隔离了社会的复杂和功利，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这里放飞了梦想，让他们的生活在此起航。红砖绿瓦的老房子见证了岁月的流转，在这个充满了文化气息与历史回忆的地方，我却在那里虚度了4年时光。

邓拓认为“古今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不虚度年华。”我则在康乐园虚度光阴、浪费时间、游手好闲整整4年。

不务正业

那年头，教书的是“臭老九”，有些还没有从“牛棚”里出来，但是，德语文学的黄永繁老师刚摘下“右派”帽子，穿着长袍马褂，夏天也戴着帽子，终年不脱。黄老师身体还不错，出国前看望过他老人家，出国后仍有书信来往，他女婿曾在德国读医学，女儿毕业于广外，在德国读日耳曼语言文学。

那年头，同学们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课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外语专业自古以来是“计划”式呆板教学，一二年级学习语音语言基础、口语、听力，三四年级精读、泛读、翻译、报刊选读。我这个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欢学习内容被规范、被计划、被灌输、被指导。所以，我下午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历史系课室，听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在经济系课室，学西方经济地理；在哲学系课室，读黑格尔。

实话实说，读书的时候不太热衷于参加社团、学生会等，唯一的一次是，学生会举办综合知识竞赛，我被邀请参加外语类的评卷工作。记得最后一天“收工”后，王平（海口人、经济系、学生会学习部长）在东区学生食堂请客吃宵夜。

但是，我非常热心关注和事奉《红豆》。中文系苏炜（海南知青）他们成立了“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得到了吴宏聪、王起、金钦俊等老师的支持，苏炜任社长，不久创办校园杂志《红豆》，苏炜任主编。编委有王培楠、陈平原（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林英男、辛磊等。

郑红（现任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是78级中文系的一位班长，海南文昌人，我们星期六晚上在中区露天电影广场卖《红豆》。郑红有一点点腼腆，不敢吆喝。我天生大嗓门，不用喊人家也听得到：“卖《红豆》，3角5分钱一斤！”卖了的钱交了上去。

我们卖的那期《红豆》是第四期，里面有海南老乡冯淑萍（77级中文系的一位班长）的小说，同期还发表了毛铁、刘浩、骆矩、谷风、田新生、何东平、蔡东士的小说，吴少秋、康庄、晓麟、曼华、流波的诗歌，“钟楼论坛”栏目中则有陈平原、刘之光、林英男、小舟、晓金的论文和杂文，卷首是苏炜、王培楠的《春来红豆发新枝——写在红豆创刊一周年之际》，文末写道：“搁笔之际，只听得珠江涨潮的涛声，隐隐传来。临窗眺望，我们默默地想：在新的一年里，应该采撷更多晶亮结实的红豆，献给扶持帮助我们的老一辈，献给广大热情真诚的读者，让她，在1980年的春风里留下点点殷红……”这篇文字写于1979年12月18日。

但是，天不如人愿，1980年的“春风”吹过不久，《红豆》就和全国各地高校的刊物一起，被迫停刊。

有一天晚修9点钟休息，我在中区图书馆旁边遇到郑红，我们聊天，正好看到中文系的吴宏聪老师。那年代，课间休息时，学校有线广播不停地播放“十首精选歌曲”， 吴宏聪老师听着听着：“有点不象话，全国十亿人，只听十首歌！”吴宏聪教授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30多年来，这句话、这15个字，我至今还没有忘记。

根据苏炜的回忆文章，当年有一期《红豆》出了个什么“问题”，上面的“山大王”要求停刊，要求处分作者，结果是吴老师出面，硬是顶住了。后来高校刊物“一刀切”，吴老师也无能为力了。

经历那场运动后，苏炜到了美国，他和苏晓康、孔捷生等办了一份刊物，我则以“华骅”的笔名为他们撰稿。

在中大读书时，几次与郑红一起看望郑心伶老师。我在罗峰中学读书时，郑心伶等许多毕业于华师、广外者在那里任教，是罗峰中学教育回潮最鼎盛的时期。郑红则是文昌中学时心伶老师的学生。郑心伶老师当年是广东鲁迅研究室主任，每次到他家，师母都会做很多菜来招待我们。每次看到郑心伶老师，我都是联想到他在罗峰中学，傍晚时打排球潇洒的姿势，或者修水利劳动时他挑担子的样子，根本没有把他跟鲁迅联系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是，我问：“老师，你研究鲁迅，研究出什么名堂？”老师：“先生说，为什么中国人采取打屁股来惩罚小孩，因为屁股的肉多，容易打。”

倒是1995年在台湾时，有一次跟钱理群交谈，他告诉我，郑心伶的鲁迅研究，建树独特。自古文昌人就是这个毛病，喜欢跟别人不一样。

行笔到此，我们大学外事办主任Andreas Weihe博士带来广州客人，原来是来自母校康乐园中山大学外语学院的老师。王宾教授，这位当年在新疆生活了11年的学长，1979年再次考回母校，读戴镏龄、王宗炎培养的硕士班。今天他带领翻译学院现任院长黄国文和党委副书记陈有志，到我们大学来商谈校际合作。

2005年，我们大学校长Godehard Ruppert教授要到西安交大谈合作，他拿着荀子《劝学篇》的一句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让我教他用中文怎么读。我说，荀子那么话，你非要读这句话，这么难念，我这个海南人都念不出来，你不论怎么念，都带有巴伐利亚口音。

如今，两个母校合作，不务正业的我，积跬步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