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思想界有过一次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参加这次争论的有胡适、孟森、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常燕生、丁文江、陶孟和、张奚若、陶希圣、张忠绂、陈之迈等人。因为他们都是“知识界巨子、言论界领袖”（陶孟和语），所以这次讨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又因为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偏重于政治方面，所以对当今社会也很有启发。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次争论基本上被人遗忘。
一、背景和缘起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时，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在确立一党专制的同时，开始对人民实施“训政”。所谓“训政”，是说中国老百姓文化程度太低，不具备民主自治的能力，只有在国民党的训导下，才能成为公民，才好实行宪政。就在这种说法受到胡适等“新月派”自由知识分子质疑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社会，再加上苏联的存在，法西斯的崛起，以及日本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使许多中国人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并对独裁专制抱有希望。于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如何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关注。1933年7月，《申报月刊》集中发表20多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现在最急需的是“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有人说“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还有人说中国需要的是“介于两者之中间的复式社会”。与此同时，也有人对“现代化”本身提出质疑。他们说只有弄清什么是“现代”，才有资格谈“化”的问题。其中，著名的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就是质疑者之一。
孟森（1868-1938）字心史，江苏武进人。他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他曾参与政治活动，后来专心治学，在明清史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已经50多岁。由于不满意那些一开口就大谈“主义”的文章，他拜访了胡适，并撰写《现代化与先务急》一文，发表于《独立评论》第77号。孟森认为，大家不要再乱谈什么现代化了，如今最需要的是平心静气地商量一下我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
孟森的观点与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基本一致。因此胡适在编辑该稿时，又以《建国问题引论》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文章说：早在戊戌变法时代，中国虽然也有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民主共和的争论，但是当时的知识界对于独立、自由、民主、自治、尚武、爱国等西洋文明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在大家心目中，所谓“现代化”只能包括“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但是，就在梁启超等人热衷于宣传维新思想、中国人刚刚找到一条正确道路的时候，西方社会却出现了怀疑现代文明、否定资本主义、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苏联革命的胜利，这就使“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的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胡适说，这种思潮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决心，而所谓“现代化”之争，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一分析基础上，胡适痛心地指出：“中国的多数青年，本来就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而且攻击的论调又恰恰投合中国向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不知不觉之中，最容易囫囵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有些人自然是真心信仰苏联的伟大的、艰苦卓绝的大试验的。有些人却不免有吠声之犬的嫌疑，因为他们绝不曾梦想到西欧文明与美国文明是什么样子。”这样一来，中国就出现了否定一切，“静候中国的列宁与斯塔林”出现的思潮。胡适认为，正是由于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才造成如今这种“相互仇杀、相屠相灭”的可怕局面。
胡适还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让中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住脚，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因此他在文章结束时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就是他把文章定名为“建国问题引论”的原因。
二、胡、蒋之争
胡适的文章刚刚发表，就爆发了轰动一时的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由十九路军发动，并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支部队因为在淞沪抗战中表现英勇深受国人爱戴和拥护，但由于其领导人蔡铤锴、陈铭枢以及李济深等人反对蒋介石，而下层官兵又受到国民党敌对势力的煽动，因此才发动了这次政变。
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在《革命与专制》（发表于《独立评论》第80号）一文中沉痛指出：无论革命的动机如何纯洁，结果往往是连累了国家，连累了百姓。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货真价实的内乱。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湖南邵阳人。他在辛亥革命后赴美国留学，专攻历史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1935年开始从政，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等职，退休后在纽约病逝。在这篇文章中，蒋廷黻还问道：为什么中国只有内乱没有革命呢？随后他根据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得出如下结论：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经过一个专制的时代，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首先要补上“专制”这一课，然后才能用统一的民族国家为人民谋幸福。
对于蒋廷黻的这一说法，胡适无法接受。于是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进行驳斥。胡适在第一篇文章《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1号）中指出：建国并不一定非要依靠专制，比如蒋廷黻所说的英国都铎王朝，就不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而是一个议会政治、商业文明和文化艺术都很发达的时代。另外，中国自两汉以来就已经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了，因此蒋廷黻的立论并不可靠。胡适在第二篇文章《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2号）中说，他既不相信中国哪一个人、哪一个党、哪一个阶级能够实行蒋廷黻所说的“专制”，也不相信这么大一个中国能被哪一个独裁者所蒙蔽。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对他所谓“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作了解释。他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只要老百姓把自己的常识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西方议会中的政治家大多是平庸之辈，他们的优秀人才往往聚集在学界、商界，而不是聚集在政界。因此西方社会能够涌现出许多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他强调：“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不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馀地；在于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种民主政治”。相比之下，现代独裁即开明专制却“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这种政治……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这种局面不是在短时期中可以赶造得成的。”正因为如此，胡适说民主政治只需要幼稚园的基础，独裁统治却需要研究院的水平。
该文写完后，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说：“写《再论建国与专制》，到晨三点半始完。其末段论民主政治为幼稚的政治，最适宜于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此意似未经人道过。”（《胡适日记》第六册，第25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随后，胡适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许多太崇尚民主政治的人，只因为把民主宪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想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这真是王荆公的诗说的‘扰扰堕轮回，只缘疑这个’了！”（《胡适全集》第22卷第25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看到上述观点之后，蒋廷黻对胡适说：“你那一段议论简直是笑话，不值得讨论。”（同上，第557页）因此他以《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为题，在《独立评论》第83号回应胡适批评的时候，只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民族主义是近代世界的一大潮流，世界各国都要“赖此主义提高中央的权力”；第二，“近代国家每有革命，其结果之一总是统一愈加巩固及中央政府权力的提高”。相比之下，为什么我们的革命却导致“二十余年的割据内乱”？因此他认为当前政治的最低要求，是通过“个人专制”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尽快结束这种“二等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三、吴、钱“挺”蒋
胡、蒋之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首先在《独立评论》第84号发表《建国与专制》一文，力挺蒋廷黻的“武力统一论”。吴景超（1901-1968）字北海，安徽歙县人。他早年进入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继续在大学执教，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民盟中央常委等职务。在这篇文章中，吴先生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内乱的过程和规律，认为内乱是由于主张的不同和私欲的膨胀，而消除内乱的途径，“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与此同时，他认为只有在国家统一之后，才可以研究“现代化”等问题。
由此可见，希望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通过武力来完成国家统一，再通过专制来搞现代化建设，并非蒋廷黻所唱的独角戏，而是当时知识界比较普遍的一种思想状态。至于这个独裁者究竟是谁，蒋廷黻表示：“中国今日有无其人，我也不知道。”吴景超则说：“这种领袖迟早要出现”。 看来他们都有自己的判断，却又不愿意明说。
对于蒋廷黻和吴景超的观点，胡适先后写了《武力统一论》（《独立评论》第85号）和《政治统一的途径》（《独立评论》第86号）进行反驳。在前一篇文章中，胡适说他们所说的“武力统一”，其实是“马上得天下”的事业，还谈不上得了天下以后应该实行民主还是应该实行专制。在后一篇文章中，胡适对国民党奉行的“以党治国、党大于国”的现象有一段精彩议论。他说：“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贝尔克（Burke）曾说，‘若要人爱国，国家须要可爱。’……现在最奇怪的现状是把党放在国家上面。这样如何能养成‘公忠’？国会是代表全国的议会，是一个有形的国家象征，人民参加国会的选举，就是直接对那个高于一切的国家尽义务。现在全国没有一个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机关，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使人民有参加干预的机会，人民又从何处去报效他的‘公忠’呢？”这段议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武力统一”与独裁专制的合法性。
不久，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也参与讨论，并明确表示中国需要一个独裁制度。钱端升（1900-1990），上海市人。他1919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文革结束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钱文发表于《东方杂志》1934年第1期，标题是《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文章说，由于无产阶级的反抗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制度日趋衰微、独裁制度纷纷诞生的时代，其中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独裁政权，就是典型的范例。这些国家之所以引起世人注意，是因为它们用极权的方法，解决了本国的经济问题。因此中国也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制度，以便在最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国家。在这篇文章中，钱端升还奉劝人们对独裁不必一味地害怕。若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制度不见得不如民主政治。
胡适认为，这篇文章是讨论开始以来“最有条理又最恳挚动人的文章。可惜此文发表以来，还不曾得着国中政治学者的批评与讨论。”于是他在这一年年底为《东方杂志》所写的元旦征文《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批评了钱氏的观点。遗憾的是，读罢该文我觉得胡适的批评未必中肯，因为他的文章没有涉及到“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之所以如此，不知是否与常燕生已经做过精采的分析有关。
四、常燕生助胡
1934年2月4日，《独立评论》第88号发表常燕生从山西太原寄来的文章《建国问题平议》。文章开门见山说：“中国怎样才能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这是胡适之先生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全国有心国民所共同迫切要研究的问题！”可见这场现代化的争论，已经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世人的关注。
常燕生（1898-1947）名乃惪（燕生是其字），山西榆次人。他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五四时期就开始办报，并参与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24年，他曾在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第二年参加中国青年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30年代初，他有回到山西短暂工作的经历，这篇文章就是那时候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常燕生客居成都，担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教授，并代表青年党出任国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国府委员等重要职务，并于1947年在成都病逝。
在这篇文章中，常燕生针对蒋廷黻、吴景超等人的“武力统一”论，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武力统一不可能，然后说：“还有与武力统一政策相伴而来的困难，就财政问题和民意问题。凡使用武力统一政策的人，势必尽力扩充军备，向外挑战，这样政策的结果，财政必陷于困难，财政困难之后，必须向人民身上尽量搜刮，结果民意对于这个实力派必发生怨愤，民意虽然无力，然实际向背可以影响到军心，这是历次内战我们所熟知的。又因欲武力统一之故，对于谋臣猛将不得不加意联络，予以金钱美人及其他种种权利，结果政治上的种种罪恶就因此发生。如果既想使用武力，又要标榜廉洁，则谋臣猛将必因失意而为敌所诱，自身也难免失败。因此武力统一与政治罪恶又有因果的关系，而政治上的罪恶越多，民心也越去，统一的真正成功也就越辽远。历史上固然有逆取顺守的，然绝对违背民心而能统一者确乎很少。”
在批驳了“武力统一”论之后，常燕生还谈到建设问题。文章说：“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惟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武力统一或其他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负担不起的。在几千年官僚政治训练之下的中国，妄想以国家的力量来兴作一切，结果每办一事即为官僚造一搜刮人民的机会。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和中国的家庭制度，中国的伦理观念有不可分解的关系，一时急切不能打破，要打破官僚政治只有取省事主义，裁官减政，无为而治，使官僚无法施其搜刮手段，自然消灭。”常燕生的这些观点与胡适主张的“无为政治”完全一致。
接下来，常燕生提出了比较具体的主张。他说：“我认为中国今日欲谈建设，必须先经过两个预备时期。第一个是休养的时期，这时期的工作是裁兵，裁官，减政，澄清吏治，铲除盗匪，使人民的负担逐渐减轻，能够自由吐口气，在思想上也不妨取同样的政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大家自由说说谈谈，把不平之气放出一点，社会上自然减少许多乱子。这个时期经过之后，人民的能力逐渐恢复了，然后再可进入于第二个小规模培植的时期，这时期的工作是兴教育，修路政，扶助人民自动建设小规模的实业，将大建设的人才和条件都预备好了，然后才能进入于第三个大规模建设的时期。如果不察民力的能否负担，不察政治的能否澄清，以都市少数政治领袖的环境来视一般穷苦无告的人民，以为连这一点点小小负担，何至都负担不起，这正如劝饥民食肉糜一样，终是一种笑话。”
对于国家领导人，常燕生的想法很简单。他说：尽管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领袖，但他不是好大喜功、神武英明的君主，而是心平气和、开诚布公、使大家不至于畏忌的普通人。这个人不能有消灭异己、独自称霸的野心，应该有消除军阀割据、推动地方自治的能力。文章最后说，真正的国家统一，只能在民权伸张的基础上实现。武力统一的专制的结果，只会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并给地方实力派“挟持民意”对抗中央的口实。
对于常燕生这篇文章，胡适评价很高。他在《一年来关于民法与独裁的讨论》中说：“常燕生先生的见解，我很赞同。他劝中央实力派学古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秘诀，把人民当天子，善用民心民意来做统一的工具，这话好像是迂腐，其实是很近情理的议论。我说的国会制度也就是实行这个意思的一个方法。”
随后，《独立评论》第103号发表闵仁的《建国与建设》，第104号又发表张弘的《专制问题平议》。两篇文章都认为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是经济建设。这有点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奉行的“现代化”思路。
五、争论再起
1934年11月27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因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联名发表通电，并在答复外国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苏俄等国的国情不同，所以没有实行独裁的必要。对于这样一个来自权力中枢的政治信号，胡适很感兴趣，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表示欢迎。在第一篇《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独立评论》第130号）中，他除了重申自己的主张外，着重指出：在不少政客和学者都鼓吹独裁政治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比较最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在第二篇《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大公报》1934年12月9日，《独立评论》第131号）中，他对通电中提到的人民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做了具体的补充。
胡适的文章首先招来他最要好的朋友丁文江的批评。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他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回国后创办地质调查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是中国地质学的主要创始人。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伐革命前夕，曾弃学从政，出任淞沪商埠总办。后来又重返学界，1936年赴湖南考察途中，因煤气中毒而去世。
丁文江文章的标题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刊登在1934年12月18日的《大公报》，后来被《独立评论》第133号转载。文章提出一个至今困扰人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文盲大国，80%的老百姓不识字，而且根本不关心政治。这些不识字、不关心政治的老百姓怎么能正常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力呢？文章说，即便是西方社会，大多数人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人们识字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看体育新闻和读侦探小说。何况那些“靠政治吃饭的人又发明了一种骗人的利器——宣传。宣传是要组织的，组织是要钱的，于是就是在西欧选举权普遍的国家，实际的政权”也会落入那些有钱人手里。紧接着，文章对胡适的“民主宪政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人才”等观点作了批评，并得出“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的结论。总之，丁文江认为独裁政治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他强调这是一种与旧式专制不同的“新式”独裁制度，并提出独裁者必需符合他所提出的四个条件。
同年12月30日，《大公报》又发表吴景超的文章——《中国的政制问题》，其中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现在是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事实问题；第二，我们希望有一种什么政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第三，怎样可以实现我们的希望，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作者认为：从事实上判断，中国现在是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治；在价值判断上，中国知识界多偏向于民主政治，国民党在理论上也赞成民主政治；从技术上考虑，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还不完备，但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完成。
胡适对吴景超的说法未置可否，对丁文江的观点却非常失望，因此在《独立评论》第133号以《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为题作了回应。他首先承认西方国家那些“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对政治是不感兴趣，也往往会上当受骗，但是他们第一次上当了，第二次、第三次就可能不会上当。因此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需要那些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人到选举的时候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相比之下，现代独裁政治就大不一样了。独裁者为了“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除了需要一大批专家外，还要收买一部分阿斗充当自己的工具。这些人被组织起来以后，“自以为是专政的主人，……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奋张的拥护独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独裁者还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劣根性，给他们糖吃，给他们血喝，才能领他们死心塌地的替你喊万岁，替你刬除反动，替你拥护独裁。”文章最后针对丁文江和钱端升所谓新式独裁的说法，还强调指出：“中国今日若真是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文章写好后，胡适还在一封短信中对丁文江说：“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话。那里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里你们要忏悔自己误国，也来不及了！”（《胡适日记》第六册，第427页）
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陶孟和以明生为笔名发表《双周闲谈——穆勒论独裁》参与讨论。陶孟和（1887-1960）名履恭，天津人，孟和是其字，以字行。他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北京社会调查所所长，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长。1949年以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是中国社会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陶孟和主要是介绍了约翰·穆勒关于民主与独裁的精彩论述。穆勒说，独裁体制的前提是它必须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君主和一批诚实、可靠、能干、无须监督的管理者，但这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说，假如独裁制度得以实现，老百姓就只能把一切事情交给政府，就好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神明一样。于是他们的思想已经变得多余，他们的道德会受到摧残，他们的情操也会迅速萎缩，他们的宗教信仰则会变成最自私最狭隘的自我主义，而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就无所谓了。这样一来，全体人民就会“把智慧与情操都放在个人生活的物质的趣味上，等到物质的需要满足时，就放在个人生活的娱乐与装饰上。”因此他认为在独裁制度下，只有一个爱国的人，这个人就是独裁者自己。如果有人不愿意服从独裁统治，那就会构成犯罪。
对于胡适和陶孟和的意见，丁文江以《再论民治与独裁》为题，在1935年1月20日的《大公报》作了回应（《独立评论》第137号予以转载）。丁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重申自己的观点，一方面表示这也是国难当头的无奈选择。丁文江说：“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
此外，还有张奚若、陈之迈、陶希圣、张忠绂、忧患生等知名不知名的作者参与讨论。张忠绂说：“我根本不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以为在现时的中国，我们所应当注意的，不是政治理论，而是行政效率。”（《独立评论》第135号）忧患生认为：“民主政治根本上就是一个骗人的公式，一个迷人的幻梦。”（同上）因篇幅关系，恕不一一介绍。
六、尾声：纸上得来终觉浅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4月底，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并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这一切意味着一再拖延的民主宪政即将开始，但是突然爆发的抗日战争却中断了这一进程。
对于即将实现民主宪政这样一件大事，中国知识界议论纷纷，《独立评论》也发表陈之迈、萧公权、宋士英、张佛泉等人的评论，其中又以张佛泉的文章比较引人注目。张佛泉是《独立评论》的撰稿人之一。由于他后来去了台湾，因此我手头的几本人辞书都没有他的名字。上网搜索后，看到台湾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中心”的介绍比较详细：“张佛泉，学名葆桓，民国前四年生於河北宝坻县，是中国当代杰出的政治学者。张教授曾参与创办五O年代台湾最重要的异议刊物《自由中国》月刊，也是东吴大学在台复校的首位政治学系主任（1954-1958）。他的《不可出让的权利》以及《自由与人权》，可以说是中文世界中，写作最早，也最有系统地探讨人权思想及观念的书籍，堪称是人权思想与观念研究的巨擘。尤其《自由与人权》早已成为国内研究人权思想的重要参考书籍，对国内的人权思想与观念的传播具有相当大的贡献。本中心以张教授名讳命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http://www.scu.edu.tw/hr/index_chang.htm）另外，台湾《中国时报》副主笔杨渡于2006年3月9日在《南方周末》发表《我与禁书的故事》，其中谈到他曾以地下方式出过张佛泉被禁的书。可见这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张佛泉文章的标题是《我们究竟要甚么样的宪法》，发表于第236号《独立评论》。文章说：自清末以来，中国在宪政道路上屡屡受挫的原因，与国人对宪政的误解有关。也就是说，包括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以及著名活动家梁漱溟在内，都把宪政看成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是一个与人民生活没有关系的空洞目标。正因为如此，他们都认为要实行宪政，“须用几十年的功夫去准备”；他们甚至主张只有“先过几天黑暗的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就是这些观念的集中体现。基于这一原因，张佛泉提出宪政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只要有一分可能，就应该实行一分民主政治。此外他提还出两点意见：第一，基于几十年来教育成就，中国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必要的“政治能力”；第二，由于城市的教育程度高于农村，因此地方自治应该从城市开始。这对于当今推行的村民自治也是很好的提示。
张佛泉的文章激起胡适的很大兴趣，他在编辑该文时写了《再谈谈宪政》，发表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一方面表示“现在我很高兴，政治学者张佛泉先生居然也发表一篇和我的‘僻见’很接近的论文”，一方面又回忆起自己留学的经历。他说，我在政治学方面虽然是个外行，但也学过政治理论。不过，我的这些知识不是单纯从书本上得来，而是“在美国七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实施的结论。”紧接着他解释道，我的政治学先生教我们时，正值美国大选，他要求我们每人每天看三大政党的报纸，每周做报告，并且必须参加各政党的竞选演说。此外，同学们还必须搜集各州的“选举舞弊法”，并做出分析比较。胡适强调：“我受了他的两年训练，至今看不起那些从教科书里学政治的人们。我对于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完全是因为我曾实地观察这种政治的施行，从实地观察上觉悟到这种政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理想制度，不过是一种有伸缩余地，可以逐渐改进，逐渐推广政权的常识政治。”胡适的这一经历，在他的留学日记中有比较翔实的纪录。
回顾这场关于“现代代”的大讨论，不仅可以看到当年思想界对于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如何赶上世纪潮流的种种意见，还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绝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制度，它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就可以实行。这不是一个学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把思想付诸行动，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中国才会在民主政治和现代化建设方面走上健康正确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