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王泽钊先生为我们推荐一本书，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在课堂上还用青岛普通话为我们朗诵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先生高卓的见识，在我们班引起了小轰动，不少同学都应王先生的推荐，读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和当时的语文课本截然不同的书，没有政治说教，也没有廉价批发的人生感悟，没有余秋雨式的矫情造作，在“彤云密布”封闭固拒的思想天空上，打开了一道小缝。成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尽管王小波的思想还算不上深刻，但他的散文或杂文充满了健康的情趣，文句显得特别浏亮隽爽，一看就是个十足聪明人的俏皮文字，但又包含着对于中国大陆地区文化怪相的辛辣讽刺，有鲁迅的批判力，却没有鲁迅（由于写作时代而产生）的晦涩怪异，难怪当年的同学们都那么喜欢。

我和王先生的思想，也颇有不同之处，其最大的不同是在对于中华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的理解上。当年我很喜欢《智慧与国学》这篇文章，后来王泽钊老师还把它选到自己编订的《新国语》课本第一册里。在这篇妙文里，小波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装腔作势、夜郎自大的国粹派，幽默机警，痛快淋漓，此种妙文在王氏文集里也不多见。不过，限于“观点显豁”的杂文文体要求，这篇文章不免偏激。其实，中国古代的儒者决非《智慧与国学》里讽刺的那种冬烘先生，“空谈误国的空头议论”似乎也不能真正反驳儒者气象，贬低儒家的人格风范。真儒者，自有包藏天地，气吞古今的气概。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包括王小波，一讲到儒家，就觉得它只是在整些“虚头吧脑”的“无用之物”呢？

古代儒家讲“德者，得也”，又讲“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宋明儒不废世事——朱熹在世界历史上最早正确地解释了化石的性质，周张程朱等宋代早期新儒家对植物、动物、矿物、气象乃至制图学都深感兴趣（此可见陈荣捷先生的《中国哲学文献汇编》中译本732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理学要典《近思录》，经过朱熹的反复考虑，以当时的天文学和宇宙学作为“开卷”；明末清初还有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足见古儒家非但不废研思自然世界，并且对此有一定重视。

中国古儒家之所以被王小波等先生误解为只谈仁义道德、整天考虑人际关系的肤浅人物，主要原因大概有这样两个：

第一，古儒家所研究的自然科学或有关自然的知识，由于与西方的自然科学无法“接轨”，内容上不免有许多主观臆测的成分，在实证的方面走入了断港绝潢，终究未能发展成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技术”。科学崇拜的人归根结底是技术崇拜的，如果只对推演有兴趣，那么研究《周易》得到的快乐并不亚于研究几何学，然而，后者能带来现实的技术，而前者在可批量复制的生产领域里几乎不可能带来技术革新。因此，评议者对于中国古儒家的这部分努力，要么是完全忽视不见，要么是加以轻蔑。实际上，东方科学思想之不发达，不能完全归咎于古儒家——那些没有儒家文化的东方国度，又有哪个发展出了现代科技？“演绎推理”加“控制实验”的研究思路，在欧洲也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演化过程，不能因为中国没有“碰巧”演化出这样精巧的思路就苛责古人。当年的儒家大师之所以关注自然，更像是出于天性的好奇，而且，生命力旺盛的人，不满足于事物的现实一面，总是在现实根源处来寻找超越的依据，所以，朱熹问“天之上是什么？”或陆九渊问“天外面有什么？”的时候，仍然反映着对于无尽宇宙奥妙蕃变的探索精神，只不过在东方的知识传统里，这颗种子无法发芽而已。

第二，中国古儒家用功的重点确系向内而不向外，向社会人生而不向自然。由于这样的思想路径，古儒家所寻找的超越依据，还是落到了人心上面。儒家学者振起全副的生命来陶熔性情、铸炼人格、养成德性、化育群生。然而必须注意，古代哲人的关注重点从自然落到社会人生，这一倾向决非为中国所独有，古印度、古波斯皆是如此。按照海德格尔等人的说法，即使正统的西方学问，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大哲学家时起，对于社会人生的关注就取代了先苏格拉底学派（Pre-socrates）对自然的探求，转而成为西方哲学的重点，迄今存世的古希腊三大哲的代表著作以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为主，正说明了此点。三哲中集大成的亚里士多德，从On animals始，但归宿还是落在Nicomachean Ethics和Politics上面，亚里士多德研究者还说，Best Regime（完美政体）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拱顶石”（capstone）；中世纪之后，西方人的关注焦点才转回到自然科学上。宋明儒学信奉“理一分殊”，认为“理”是从内心中去找的，而“分殊”则落在现实事物上，现实事物又包含自然与社会的“物理”与“人情”。而这种向内求索的过程，决不是毫无结果。儒者的思想范导中国社会绵亘两千余年，岂能说没有作用？由于中国近代化以来的各种失败（例如鸦片战争等），而变得晦暗不明，儒家思想显得好像一点正面作用都没起过一样，真正是冤哉枉也。如果我们拨去这些迷雾，可以看到朱熹的义仓善举，明代东林、复社的政治启蒙，王阳明、曾国藩的道义事功，阳明儒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然而，以上这些列举仍然是从“外面”、从世俗功利的角度来看的。实际上，儒家追求的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觉自律自主自如的生活，这一点与佛家相通，并且也在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伍观淇、牟宗三等先哲的身上得到了体现。

所以，毋宁可以认为，王小波先生的《智慧与国学》所嬉笑怒骂的，是当年那些打着儒家的旗号，实际上一味向权力献媚的伪“学者”。至于王小波先生是否有蔑视一切中华文化的意思，我生不惠，不敢作此断语，但我想此人大抵是个通达之人，多半不会有这样极端的看法吧，固执如周树人也不能如此，何况小波。伪学者说：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全世界都要向某国学习孔孟之道等等。殊不知圣道广大，如天覆地载，周流六虚，某国并不因为是孔孟的祖国而自然地拥有了孔孟之道的“特许经营权”。这个国家，在它那不太光彩的当代史里，早就把孔孟圣贤、列祖列宗都弃如敝屣，所谓“孔学名高实秕糠”，砸烂了孔庙孔林，挖尽孔子后世十几代坟茔，现在这“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大诗人，正在北京市中心的木乃伊陈列馆里酣然入眠，他的继任者们供奉的祭品，想必圣人也是不太爱吃的吧；曲阜市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发展旅游产业”而恢复的祭孔典礼，想必圣人也会说一句“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的吧。孔孟都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夫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又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即使孔子复生，老先生也绝不愿意住在这样的国家，定然是要远赴海外，继续周游列国。孟子也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智囊，不会被危邦乱邦所用。总之，伪学者之言，把儒家和虚伪的“爱国主义”挂钩，是曲解了儒家的意思。如果要懂得儒家，大概还要以梁漱溟、牟宗三先生的思想为本吧。

峰按，翻检2008年日记，发现王小波先生确实是一个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古圣先贤的心性之学，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

下面是当年的日记：

2008年12月1日 星期一

晴

今天起床颇早。上午读《孟子·梁惠王》，其辞锋极流畅，而厥心为仁，有不容已者。无怪乎有人说孟子是“善言仁义而有辩才”（唐彪云，古人文章，工言权术而极畅者，无过于《国策》；善言义理而极畅者，无过于《孟子》）。孟七篇，虽然观点未必尽契我心，但义理通畅条达，气势沛然如决江海，确是文章典范。此书，我家中向无善本，近日以吴小如先生《讲孟子》一书作为读本，朗然读之，亦颇佳也。吴先生评孟而不佞孟，心态公允平和，尤为难得。

（论起对孟子的批评，王小波先生显得“隔”了一层，他太聪明，于是觉得孔子是个头脑简单的老天真，孟子是“表面上看着体面，其实心里有股邪火”的凶巴巴狠霸霸的教师爷，其实，小波对孟子的批评也是情绪的而非学理的——中国人擅长用散文思考问题，小波孟子，还有愚我，概莫能外。当小波说“中国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也有一股无名火呢？也许他心态平和，只是随口调侃一番罢了，调侃不算坏事，谁也不能总是正襟危坐，但用这种头脑领会圣贤精义，恐怕只能是两不相投。我也很爱读王小波的散文，喜欢他直白的语言，极佳的幽默感，说故事的天才，但王的大部分思想恐怕只能用“浅薄”二字形容——它们大多并不荒谬，然而只是用漂亮的词句重复常识。我所见过的聪明人大多如此，也不止王小波先生一人。）

于是，我不得不对王小波先生表示一点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