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按：此文发表于2010年第7期《绿叶》杂志，今日重读一遍，觉得算是符合现代精神的“内圣外王之学”的一个大纲，由于撰写之时正值毕业季，诸事丛脞繁杂，所以写得十分粗浅和简略。而且，我历来绝不认为“挑战”和“创新”是一个学人必须的使命。故而，这篇东西可能对于不少方家、通家而言是“陈言满纸”，不过，作为一段时间读书和静思的总结，对于个人而言，还是有些意义的。
（一） “传承传统文化”？
与古代不同，现代人的物质享受和生活的便利，在工业化“起飞”之后，真的如同乘上了喷气式飞机，一日千里。古人的很多梦想，只能信笔随心地写在小说或杂记里，于豆棚瓜架下，酒肆茶坊中，供二三有闲君子，聊做消磨岁月的谈资；然而当代则恰好相反，古人所钦羡仰慕的种种妙事——所谓“千里眼”、“万里传音”、“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之类的特异功能，现在大可以由各种机器包办代替，但现代人自己，却如同上紧弦、充满油的机器，永不停歇，永不满足，在典型的大都会里，时间被切成零散的小块，人们在役役劳神中老去，在迷蒙中“丧我”，悠然心会而闲适恬淡的生活，反而成了“梦想”。
然而，古人的悠闲自得，也许同样是现代人的想象。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者，说“苛政猛于虎”者，说“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 苦哉！毒哉！”者，不也同样是古人？宋代的古人如苏东坡，倾慕晋代的古人如陶渊明，而陶渊明则倾心比他时代更早的商山四皓、羲皇上人。所以，即使你认为现代人生活单薄如纸，古人的生活也未必尽皆厚重如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名言恰是古人所说。毕竟历史是复杂的，而这复杂却由无数平庸众生的面相所构成，历史不是金庸小说（即使金庸小说中，逍遥自得的人物也有限得很）。既然现代人和古代人的人生，大致上说，同样由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柴米油盐所构成，那么，我们说“文化传承”，究竟意义何在呢？
抛开那些繁杂的定义与琐细的讨论，笔者倒愿意直截了当地说：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人类借文化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提升和深化生活的境界，别无离开生活而另有所谓“文化”者。说一个人有文化，就是说一个人有智慧而调适的生活。多数人都承认，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文化传统，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实践”之学，而其 “实践”的重点并非那些“征服自然”的学问，也不在于勾心斗角的策略术和术数（意在逐利的策略和术数之学决非东方文化所独有，亦决非高明的学问）。东方文化的精髓，在于“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梁漱溟《人心与人生》）。然而，中国古代的多数人，从小民百姓到多数上层官吏，其实并没深入到传统文化的这层精微深密处，或者说，他们只是在东方传统文化的“汤”里浸了一下，染了一层中国文化的“皮”——例如会背诵四书五经，会唱京剧昆曲，懂得更多中国的历史典故之类——然而大多数古人的生活，匆匆遽遽，忙忙碌碌，忧心忡忡，明争暗斗，丧失自我，人格分裂……种种病象与现代人也无大异。佛陀所说的“色无常，无常即苦”，其实可以无差异地用于古人和现代人。所不同者：古人往往钦慕比他们更古的古人，而现代人则更加憧憬未来而已。
所以，说“在当代经济发展中传承传统文化”，原非一个确切的命题，因为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带有多元与多面的特质。正如《动物保护法》不必保护一切动物一样，某些文化要素不必大力传承，也自然没有绝种之虞——例如在当下泛滥成灾的“权谋文化”——“三十六计”和“厚黑学”之类。我们需要“保护”的，是那些能够于高远深微处打动人心、带有民族精神的文化精髓。需要传承的，是东方文化的固有精神，即关注自家生命——身心灵的统一，使自己身心相合，使人与人之间心意相通，达成自觉、自主、自如的生活。在这个大的原则上，儒释道三家并无二致，所谓“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马一浮）。亦即，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在于弘扬儒释道三家（也许还包括其他东方学派）的核心精神，接续和弘化圣贤的慧命。中国古代的先哲，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慧能，乃至王阳明、曾国藩、弘一大师等人，已经以他们光辉灿烂的生命，溥博渊深的著作，为后人树立了人生楷模与典范，然而，他们高远的文化理想，克实而言，并未在其所在的社会中，得以充分而透彻地实现，甚至也没有影响到这个社会中人数较多的群体。固然，我们可以说“古来圣贤皆寂寞”，但在“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成佛”“神仙本是凡人做”的中国哲学传统之中，圣贤之道的影响却从未超出小群体之外，这不能不说是可以为之痛惜的大遗憾！因此，中国的文化转型，不仅仅是“传承”，而且是在前无古人的意义上“开新”，是一个古老传统在文化上的“复兴”。
（二）文化之关键在“透出人心”
梁漱溟先生在总结新中国建国之路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说法，叫做“透出人心”（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很妙，可以精到地概括文化之“用”。上节已经说过文化是从“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提升和深化生活的境界”而来，凡动物植物皆能在自然界生存，为何独有人类具有文化？按梁先生的意思，乃是因为人类虽有视听言动的本能，但他并不直接依靠本能生存，而是用“心”驾驭本能而求其生存。人类生存方式即是庞巴沃克所说的“迂回生产方式”，石器时代的人靠渔猎求食，农业时代的人靠种植求食，而无论渔猎还是种植，均需要制作工具和大规模合作，农业尤其需要想象力、尝试和耐心。因此，人类大概是地球上唯一能产生文化的生物，因为他生活中的问题比其他动物的更多更深，他所能达到的境界，层次更高更远，甚至可以说，人类面临的问题与所能达到的境界皆是无止境的，可以说“无止境的境界”即是人类所能期望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为什么孔子五十学易，韦编三绝，禅宗也有“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大悟六七次，小悟无数次”的说法。
然而，这种无止境的境界，在现代社会的普通人看来，是非常渺茫而不易体验的。罗素说，人心有两种本能，即“占有本能”和“创造本能”，当前者完全占据人心的时候，人就会感到痛苦和焦灼，占有带来的乐趣，会在一瞬间消失殆尽。而“创造本能”则是在人类心灵不受拘束的情形下，潜能与活力充分涌流后的产物。此时，人们在创造的活动中身心合一，自由自在，心与身合，身与意合，甚至可以忘记自己的存在，而此时自我反而在“忘我”乃至“无我”的体验中体验到“真我”。现代心理学称此为“流体验”（flow experience）。
工业化之后的人类，一方面是生活的便利程度大为提高，另一方面，“流体验”的机会却并没有显著增加。因为与工业化伴生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诱导人们“向外用力”的制度。一个人画漫画可能会画得乐不思蜀，下棋也可以下得废寝忘食，做木工活，算数学题，都有其固有的乐趣所在，但是，一旦他的目标是赢取冠军或赚得稿费，他的这种“流体验”可能会在瞬间就丧失殆尽。这就是“占有本能”压过了“创造本能”，创造本能完全服从于占有欲，从而也就不免瞻前顾后，高度紧张起来。所以，东方文化之最关键、最精要之处，在于使人类的心灵，从根深蒂固的占有本能中，得到适宜的解脱，换言之，是以“创造本能”为主，而使“占有本能”服从于“创造本能”。这也就是梁先生在《中国建国之路》中所述的“透出人心”的要义。当然，人类除了“创造本能”，还有“情感分享”的本能，这被亚当·斯密称为“同情心”，并被当代的神经心理学研究所证实。然而，人类的同情心同样可以被占有欲望所“挤出”。所以，罗素和梁先生的见解，似乎应当据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予以补充。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定义“透出人心”——所谓“透出人心”，即是人的“占有本能”被适当松弛之后，“创造力”和“同情心”的本能得以冲出物欲的禁锢，充分涌流，充分表现，从而使与生俱来的“占有本能”得到适当的调规，因之而达到的生命的和谐状态。透出人心，则心如源头活水，透网金鳞，这也是古代哲人对于理想人格和理想生活的期望。
于是，我们可以领悟到儒释道三家智慧之学的当代意义所在。儒家之学，教人从日常生活中认取良知，尽人情，明大义，长养人心中的浩然正气，所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佛家之学，教人认取自家宝藏，从“菩提自性，本自具足”出发，达到无我空性的智慧；道家之学，教人回复天真无邪的婴儿之态，致虚极，守静笃，“专气致柔”，“归根复命”。儒释道三教并不相同，但皆具有东方文化的共同特点，那就是教人摒除一切犹豫地相信自己。这一文化传统，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不相同的，与西方哲学注重反思批判的知性传统也是不同的。尽管儒释道三家的手段不同，方法各异；儒释道的“终极目标”似乎也有分别，但此三家均是东方古人“透出人心”的智慧之学。如果不了解东方文化在此方面的意义，即使是熟读四书五经，佛典道藏，那也只徒然增加了一些知识而已；即使是朝拜了三山五岳、峨眉普陀，也只是徒然空费了一场精神气力而已；即使是上场皮黄京韵，提笔写诗作对，也只是徒然浪费了若干纸张而已！
而笔者说中国文化适合透出人心，也并不排斥其他文化的此种能力，其实，从《圣经》的《传道书》《约伯记》到古印度的《薄伽梵歌》，读者苟能明了其真意，决不妨碍其拥有通透的见识，从纠缠不清的俗情妄见、名利争逐中透脱出来。然而，体制化的宗教，终究对人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和束缚，这一点也不能不予以适当的注意。
一个问题因之而来——当代的市场经济制度，承认人们的“占有本能”，当代的消费文明，甚至极大地刺激和鼓励人们的占有欲望，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这种文化，恰恰可能会障蔽人心。那么，在当代市场制度下，“透出人心”的道路何在呢？
（三）“透出人心”的道路初探
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概是多面的。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刺激了人们的物欲，从而使人的占有本能急剧膨胀起来，人的创造力和同情心，都被裹挟着难于发舒，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颇有不规范和不完善之处，尤其是法治精神的缺憾，使正常的市场经济中本应当自发产生的崇尚勤劳、节俭、艰苦奋斗、重视规则与义务的美德也难于充分发扬。但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市场经济使得社会的整体效率提高，财富积累加快，至少让一部分人有了时间和兴趣来关注传统文化。然而，对这积极的一面，尚不可过于乐观，因为那些有时间和兴趣关注传统文化的人，往往不是以传统的东方文化来安身立命，只是把它当做“征逐利益”的工具或“饱食终日”之余的另一种消遣。这种所谓的“国学热”，当然并不能看做是真正的文化复兴。
那么，经由传统文化而“透出人心”的道路是什么？笔者愿意借此小文做如下的讨论。
首先必须明了，文化昌明的时代，必定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得到保障的时代，文化是独立和自由的人所创造的，同时，也只有独立和自由的人才能有真实而淳正的信仰。孔、孟、老、庄，皆生活在游士纵谈的春秋战国时期；唐代宗教自由百花齐放，于是有慧能、玄奘、成玄英、吴澄等大宗教家；宋明儒者讲学之风盛行，而朱子、阳明皆以讲学知名于世，于是理学大兴，儒学得以老干抽出新枝；清代专制集权，压制言论，而儒释道三家也因此江河日下。民国时恢复了学术和思想的自由，于是现代新儒家有“儒门三圣”（马先生一浮、熊先生十力、梁先生漱溟），佛家有“民国四大老”（印光大师、弘一大师、虚云大师、太虚大师），其他的国学大师、名师亦不可胜数。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氛围，实为文化发展所必须。否则，就只能产生心灵鸡汤式的供小市民娱乐的“国学”，而不是志趣高远，能振拔人心的文化。
然而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在当代社会的制度环境下，仅仅是文化复兴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条件。即使实现了全部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也未必能催生出丰富的心灵和深入的思想。方今人们普遍缺乏闲暇，文化被实利的征逐所挤占，这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根本的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由逐利而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过度的竞争，严重挤压人们的闲暇，乃至挤压人们的思考空间（它只鼓励人们在满足消费欲望的层面上，下最大力气创“新”，然而思考的本质是自由，它并不图创新）。现代的学术体制、研究体制、文化生产体制，也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自然延伸，是资本主义大机器上的螺丝，在所谓“不发表则灭亡”的口号下，大致上只能有粗制滥造的精神产品和“快餐文化”。即使是欧洲、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其文化中也一样充斥着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风气，史华慈教授将其称之为“物质主义救赎论”——即追求纯粹的物质享乐和个人满足，沉溺于物欲而忘记人世的艰难与痛苦。“物质主义救赎论”的来源，大致可能有三，首先是市场经济下广告和营销策略对人的精神催眠，广告和营销的整体，又铸成一个大的背景环境，使得人们难以离开物质享受而简单生活；其次是在市场经济的“摩登时代”，多数人的工作场所大体依然是官僚化和等级化的——无论在公司还是在公共机关里都是如此，少数自我雇佣者也许是例外——人们在工作场所里体验不到关怀；第三是当代科学世界观影响下，文化和思想是单调的，多数研究者对人心与人性的复杂、神秘、精微、矛盾、深刻之处，缺乏理解和关注。
由是可知，思想自由和宪政法治，可能会给文化的“百花齐放”提供空间，使人们在进行文化体验和创造之余，毋庸担心来自政治势力的压迫，但来自市场的压迫，却难以避免。罗尔斯和哈耶克都一度认为，通过竞争，市场可以自动解决此种问题，那些文化精华，可以在“文化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文化演化”的过程中得到延续，而那些不适应时代的文化因素，则会在竞争中消亡。然而，“文化演化”真的是“优胜劣汰”吗？生物演化的“适者生存”其实是同义反复，因为“适者”本身即是以生存的能力来定义的，而“优胜劣汰”则预先假定了生存下来的就是“优者”，这显然是过于武断的说法，因为一种生活方式或文化形态的生存能力，直接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在一个“政以贿成”的社会中，了解“潜规则”和“官文化”的人会游刃有余，但这并不意味着“官文化”是一种优秀的文化形态。
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萨缪尔森把“市场”与“火”和“轮子”一起，称为人类历史上的三大发明。但是，正如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所说，理想的市场经济必须嵌入到足够健康的社会文化传统之中，而不是相反地，让整个社会和文化成为市场的一部分。一个足够健康的社会，就是罗尔斯所说的“良序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基本自由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同时，弱者的利益也可以得到善意的体谅。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会有一部分人，如同古代的孔子和释迦牟尼，近代的梁漱溟先生和弘一大师，揭橥起文化复兴的旗帜。在一个充满温情、敬意和感恩的人道社会之中，文化也会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当然，理想中的“东方文化复兴”或“中国文化复兴”并不是儒释道三教成为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正因为历史上儒释道三家都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教”，反而使它们的真正思想被压抑和埋没了。所谓“东方文化复兴”，是指在一个思想、言论、信仰都比较自由的良序社会里，社会上有为数不少的人将东方思想当做安身立命之本，以自己的生命贯彻和实践儒家、佛家、道家的身心性命之学，得到智慧而调适的生命。而这一良序社会中的很多人，也许并不宣称自己信仰东方的传统文化，而是宗奉基督教、马克思主义或存在主义，但他们同样也可以从东方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在不同文化传统的交相辉映之下，整个社会有一个比较丰厚的精神维度——这非但无碍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反倒标志着文化的复兴，因为此时，社会上已经有多数人的创造力与同情心，得以从物欲的羁绊中“透出”，至于其信仰的名色是“儒”、“佛”还是“耶”，原不值得过分纠缠，何况中国自古就是信仰自由的国度，没有一种宗教成为国教，但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并不因信仰自由而消失；又正如西方文化为主的现代发达国家，也有不少蓝目高鼻的人士，对来自东方的智慧之学的信仰之虔诚，一点也不亚于黑发黄肤的中国人。相反的，如果整个社会以物质消费和纵欲作为基本导向，以富贵与权势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精神维度隐而不彰，那么即使强制多数人学习四书五经等国学典籍，亦不能说是中国文化转型的成功。
然而，建立良序社会，并将市场力量嵌入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之中，以此规约市场的运行，启发人固有的自觉之心，的确有相当的困难。没有健全的文化传统，则不可能形成约束和规导市场运行的“共同知识”；而不约束市场原则在社会上的泛滥无度，我们又无法拥有健全的文化，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铁笼”之中，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晚年所忧虑的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也许只能靠先行的实践者不计物质报酬的点滴努力，同时，也许需要期待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制度的进一步改善，这一发展并非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有所改善，社会保障有所提高，社会风气有所转变，使人们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游戏精神，从而为文化的创造提供有利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