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民社成立60年，肖风华先生约我写点与该社关系的文章，让我首先想到自己主编的“新史学丛书”。在严肃图书市场惨淡经营的当下，此丛书持续出版四年多，已经出到第三辑，近20种，并正在组编第四辑书稿，也许算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吧。

一

回忆我与该社第一次接触，我得感谢朋友朱鸿召先生。十年前，朱鸿召先生主编“走进延安丛书”由广东人民社出版，一套三本，即《延安文人》（朱鸿召著）、《延安访问记》（陈学昭著，朱鸿召编）、《众说纷纭话延安》（朱鸿召编选）。他让责编寄我一套，希望我负责的报纸副刊“广而告之”。当时此书是以多大篇幅宣传的，我忘了，书的责编是谁也没记住，直到写这篇小文，找出这套书，才知责编是钟菱。两年前，我曾去该社作客，但与钟君失之交臂。

再次与广东人民社接触，得感谢我所尊敬的前辈袁伟时先生。2004年11月底，我受花城出版社之邀，出任《随笔》杂志“特邀副主编”。因《随笔》杂志原主编杜渐坤先生退休，副社长秦颖兼任杂志主编，他从广州专程跑来长沙，邀我协助其事，我当然答应了。记得我第一次去花城，他让我邀自己想见的羊城朋友聚一次。那次我就邀了袁伟时、鄢烈山、单世联、胡文辉、余皓明诸师友聚会。这些人除了鄢烈山兄与我见过外，其余都是联系多年或时有联系而从未谋面。袁伟时先生告诉我，他编著的《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由广东人民社出版了，他会让责编寄我一本。不久，我收到此书，见责编是余小华。还从电子邮箱收到袁老转来肖风华先生就此书写的一篇随笔。袁老说：“这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小肖写的书评，看看是否适合《湘声报》副刊用？审阅情况，请直接与作者联系。”从袁老转信中，我知道肖风华为该社方志室编辑，是余小华主任让他写的稿子。就这样，我和余小华、肖风华联系上了。方志室主要编地方志图书。此外的书，他们有兴趣就做一点，以示作为一个出版人的坚守与存在。

记得我曾和余小华谈到过地方志的出版现状。上世纪80年代，我从教育系统转行到地方史志部门工作，对当时地方志的编纂“宜粗不宜细”这一条很不以为然，说这样编纂的地方志，只有骨架没有血肉，是无法“资政存史”的。在一次省地方志经验交流探讨会议上，我发言说：“当代地方志的编纂整体上是失败的，从已经出版的志书来看，都是模式化和概念化的。A县志和B县志，只要将A、B二字置换，改一下相关数据就行了。”我这些感受，作为地方志图书责编的余、肖二位，想来也应有共鸣。我们常说要寻求历史的真相，而实际上是自己在隐瞒真相！说实话，那时我心里的负罪感是很强烈的。后来，终于有机会逃离方志界，并于 90年代初进入传媒界。

近20年来，我在一个省报编副刊。因为对文史的偏爱，所发文章大都与文史沾点边。再加上自己与“周实时代《书屋》”（1995年创刊号—2001年第6期）杂志的密切关系，差不多十年前，我就开始编些文史类书籍，试着寻求出版。2005年我受聘于《随笔》，每月跑一趟广州，见花城出版社有一套“年选系列”，每年底出版小说年选、散文年选、诗歌年选、杂文年选、报告文学年选等十余种，可是没有“文史年选”。我想，中国社会已加速老龄化，老年人仍需要文化消费，于是我提出这个选题并获通过。由于长期编报纸副刊，再加上编《随笔》和 “文史年选”的缘故，我拥有了大量的作者资源，许多朋友也都愿意把书稿交给我，希望我能帮助其找到出版的机会，于是我就大张旗鼓地开始编书了。

编《中国文史精华年选》时，我的取稿的标准是“要么有新的史料，要么有新的见识”。2006年我主编的 “回望文丛”（包括傅国涌著《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朱鸿召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孙郁著《百年若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刘伟著《报人风骨——徐铸成传》等六种）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取稿标准也一样。几年后，我手里的书稿积累越来越多了，且有很多一流的书稿。但这年头有点怪，越是好书越不容易出。我这套“新史学丛书”编出来了，先后走了十几家出版社，有几家出版社编辑对书稿根本没感觉，也就是说，不是做这类书的料；有几家出版社编辑对书稿很感兴趣，但等到的结果却是他们领导“不想做”这类书。

二

直到2007年找到广东人民社编辑余小华女士，“新史学丛书”才算有了转机。年初，我把这套书稿发给了余小华，电话交流后，觉得她就是我要找的编辑了。同年6月，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本由广东人民社再版。不久，余小华赐我一本，我当即电邮回复说：“余老师：您好！寄来的书今天收到了，谢谢。其实，此书首版我就买了一本，现在有了修订本当然更好。另：我发来那些书稿您初览后，我们再交流一次吧。至于条件，只要能出，一切都可以谈……”（2007.8.20）但是很遗憾，余小华很快回复说：“向老师：您好！这个月的选题未获通过，据我们社长所说是‘不要添乱’，但我仍在想别的办法，如有消息会马上告知。如您那边有别的办法了，也请告我。”9月7日，余小华发来邮件说：“我准备通过集团再想想办法，争取把这两套好书出成（当时我想把“新史学丛书”分成“事件”和“人物”两个系列，引者注）。有消息再和您联系。”

这一等，就是四个月以后了。正是南方雪灾之时，2008年1月29日，余小华来信说：“‘新史学丛书’一事，批复的可能性较大（集团这边没问题），但因出版局的选题会刚刚开完，估计会在春节后才有消息。”我即复：“看来我们还真有一点缘分啊。但愿一切顺利！另请问：您首批报的是哪几种？”她回复说：“首批是杨奎松、沈志华、智效民、吴永平、徐庆全老师的著作。另外，我补了一本单世联的《记忆的缝隙——重读革命回忆录》……”（【按】她把单世联的书列入了，令我大喜过望。因为单世联是我所知道的、系列研读“革命回忆录”的第一人。他从革命家的回忆录里，洞悉“革命人的命运”，眼光独到犀利，堪称无人可比。其另一部书稿《阅读革命人》压在我手里几年了，一直找不到出版机会，这下怎不令我惊喜？）

就在我以为有实质性进展时，余小华发来邮件说：“这件事实在是有点好事多磨。据了解，广东近期换出版局长，分管选题的副局长还没定，以至全省出版社的年度选题到现在还没批下来，只能再等等。总之，一有消息我就马上和您联系。另，徐庆全老师的著作估计要拉下来，集团通知我此书要专题报批，一般说，这种情况会比较麻烦。我的意见是放一放，这次不报，以后再说。您看呢？”

其实，上面提到的书稿，后来仅杨奎松的在“新史学丛书”一批出了，其他的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出来。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徐庆全的书稿，就是2009年他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徐庆全在本书“后记”里写到：“2006年3月，经过向继东和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担任编辑的周筱赟博士的慷慨无私的努力，这本小书才最终形成了或可令人满意的体例。”徐庆全是周扬研究专家了，他主要通过丁玲、赵树理、夏衍、胡风、常香玉、俞平伯、聂绀弩、刘白羽、臧克家、陈学昭、叶圣陶、翦伯赞、陈望道、陈荒煤、楼适夷、胡乔木等致信周扬的解读，再现了建国后前30年的文坛风云。我很喜欢这本书，但它先与“回望文丛”擦肩而过，后又与“新史学丛书”失之交臂，算是遗憾。徐庆全编的《周扬全集》以及他撰写的《周扬传》等都是很有价值的书稿，但因故一直没有出版。作为一个喜欢弄点出版的人，无疑是一块心病，这是后话。

2008年3月26日，余小华来信又谈了“新史学丛书”的进展。信曰：

向老师：

您好！年度选题已批复，情况不太好，只批了智效民的《晋绥土改始末》一本，但杨奎松老师的《民国人物过眼录》只要求集团审读，提出意见再送审。我打算再做一次努力，马上办送审，请您把稿子发来。其余几本均要求专题报批，估计通过比较难。对沈志华老师的《思考与选择》（后来改为《十字路口》，引者注），我想，上次出《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时，沈老师在北京找到关系才获批，这次不知他能不能搞定。您能否打听一下？这套书我还是很想把它做起来，您看看还有没有合适的书稿，在月度选题时再报。就目前情况看，我手上有两个现成的选题，一是笑蜀的《背上十字架的科学》（后改为《苏联遗传学劫难》，引者注）可以修订重印，他本人也同意；二是袁征老师有关岭南大学校史的书稿，也可放进去，您看怎样？如您那边再有两三本，就可争取在今年推出第一批。

另，我们编辑室的小肖，近期回湖北老家，想在长沙停留，与您见见面，探讨一下这套书的事情。近期您在长沙吗？

这年头做点事真难，希望好事多磨，把这件事做成。

余小华

3月26日

我只得急忙盘点我的“书稿库”，找出合适的书稿发去一批，让她挑了，然后我们电话讨论取舍。6月11日，我收到她的回复，这套书终于才算有个初步的结果。她说：“这批选题已通过，高昌的《公木传》、智效民的《晋绥土改始末》、杨奎松的《民国人物过眼录》可以进入操作了。请您联系一下签合同的事情，我们争取在今年10月份推出第一批。……下一个月我们打算报《昨日父母书》（1949年以前的）、《何方自述》。另外，请您催促一下沈志华老师，尽快把稿子整理出来，以便尽早送审……”

这里得交代一下，为了沈志华先生的《十字路口：1956—1957年的中国》顺利通过，我们先让沈自己找权威的党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审读他的书稿，各自出具审读意见，然后报出版总署和中联部审读。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与章百家、林蕴晖两先生有了联系，多次催问审读进度。两长者也不厌其烦，每信必复，令我感动莫名。但却令我意外的是，沈著按照程序审读完了，沈也按照“审读意见”做了修改，本可在“新史学丛书”二批推出的，然而相关部门又节外生枝，要求“再过一次程序”，致使该书至今还在“过程序”中。这也是丛书主编和责编的一种无奈，当然更是作者的无奈。

我与肖风华先生的频繁联系是在“新史学丛书”编辑过程中开始的。上引余小华信说“小肖近期……想在长沙停留”，其实那次他没来，首次见面大概是在2009年秋吧。那次，他和副社长钟永宁先生一起来长沙看我，并邀我一同出差上海寻访作者。肖风华比余小华年轻，更富有活力与激情。2008年9月10日，肖风华来信说：“向兄好！这套书我想12月份一起推出来，以便参加明年1月北京的订货会。之所以一起推出，一是从销售方面考虑，二是怕引起上面的注意，招致后面的书出不来。这套书我想以后范围广点，先分两个系列，适当加一些国外的著作。一个系列以人为主，一个系列以事件为主，大概分一下。新史学是个模糊的命名，法国年鉴学派后这个名称被广泛使用，我们这里译文出版社89年推出了国外的《新史学》，台湾也有《新史学》杂志，在总序上我们应该把这个大致的定义和范围界定一下，是在怎样的意义上来用这样一个概念。这样可能对整套书的品牌建设有好处……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我这里说明几句，肖风华先生提到的“新史学”与我想编的“新史学”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我只是借用这个“名头”，界定我的丛书定位：我要的是“新史料”和“新见识”，还要可读好读。当然也得坦陈，肖风华先生这封信对我写成“新史学丛书”总序是有启发的。我在总序里说：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自己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主编，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书稿，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

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新史学丛书”第一辑八种（即：李南央编注《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1938—1949）》【上下册】、杨奎松著《民国人物过眼录》、何蜀著《从中共高干到国军将领——文强传》、笑蜀著《大地主刘文彩》、任彦芳著《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高昌著《公木传》、笑蜀著《苏联遗传学劫难》、陈国钦袁征著《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64年》）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媒体和书市反响也相当热烈，于是出版社又要我接着编第二辑。2010年1月第二辑五种又出版了（高华的《革命年代》、王彬彬的《并未远去的背影》、闻一的《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智效民编著的《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夏和顺的《全盘西化台前幕后：陈序经传》）。第三辑为陆续推出，自去年7月至今仅出版赵晓玲的《卢作孚的选择》、萧功秦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陈为人的《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正在出版中。一年多了，区区三种，几成停顿，此也可见出版环境之艰难。我本已灰心，但好在出版社又鼓励我继续组编第四辑，并已开始张罗。我相信还会给读者一个惊喜的。

三

最后谈点感想。

在同等的出版条件下，我至少跟三四十家出版社的编辑打过交道，有很多出版社编辑甚至通过我朋友找到我，要我给他们组编书稿，并提出他们的要求，表达“求稿心切”之情；可一旦把书稿送去了，不是久久没有音信，就是“书稿我很喜欢，早送审了，在等领导审读”。而“领导的眼睛总是雪亮的”，把“乌纱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你觉得完全可以做起来的书，他却“火眼金睛”，不是“暂缓”，就是“暂不宜做”。我们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而这些人往往“自生恐惧”，好书无心做；见了真正的好书，就如叶公好龙。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是真正佩服广东人民社当局的，因为他们有胆有识！

几年前，《杂文选刊》的朋友曾邀我笔谈杂文。我说：“最好的杂文是那些没有刊布出来的，最精彩的段落和句子是那些不得不被删除的。”其实，当下搞出版也可套用这句话：最好的书是那些不能出版的；书中最精彩的段落和句子就是编辑不得不忍痛割爱删掉的。有出版社的朋友曾与我讨论：究竟什么样的书才算好书？我说：只有讨论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还有，少说假话、空话、套话，说一点点真话，就是好书了。现在出版业貌似“空前繁荣”，但只要走进书店一看，大多是教辅教参；此外便多是什么发财秘籍、智慧全书之类。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据说有全国知名“出版传媒集团”，很主流的媒体宣传说，每年是多少多少码洋。恕我直说，那些“码洋”其实就是一点点纸浆价值而已。

哪些书能出，哪些书不能出？这个问题很纠结。我在一个纸媒也管点事，有时上面召集开会，老总要我代他去。我感觉，如果老老实实按照上面要求去做，那只有全盘照抄新华社，或者报馆关门大吉。出版恐怕也是同样，如按照上面规定，恐怕能出的就不多了。作为出版人，关键是要有胆识。我们所说的有胆有识，其实“胆”是建立在“识”的基础上的，绝不是胆大妄为去“闯红线”。如“新史学丛书”第一辑中的《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1938—1949）》、第二辑中的《革命年代》，应该说是不错的书。前者厚厚两大本，是记录两位革命人相当典型的个案原始材料。有研究者说：“这本书能做很多博士论文。”这话没假，譬如“延安整风运动是怎样进行的”，“人是怎样被改造的”，“革命年代私人生活是怎样的”等都是极有意义的论题。后者作者高华，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现代史学者，其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和《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巨大，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其著作在国内出版还是首次，不到一年时间里，《革命年代》就五次印刷了，发行23000册。在印刷垃圾泛滥的年代，读者自会做出选择，只要你书里有真东西，他就会掏腰包。

当然，我也知道“新史学丛书”不会成为畅销书，但绝对是值得读者信赖的。我想，20世纪的历史，21世纪上半叶也许还没有写出信史的条件，但“新史学丛书”会在有限的话语环境里竭尽全力，尽可能留下接近信史的东西。

我珍惜与广东人民社的合作。我还庆幸与余小华、肖风华两位编辑的缘分！没有余、肖二位的努力，就不会有这套丛书。说到底，我只是广泛搜罗书稿，他们的“识”才是极其重要的。还有负责该丛书终审的副社长卢家明先生、社长金炳亮先生以及副社长钟永宁先生，他们的担当令我敬佩——尽管每本书上都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是真正的出版人，是勇敢的责任承担者，如稍有疏忽和不慎，他们的“乌纱”就有掉落的可能。

我曾与南方的朋友聊过，南方有最好的报纸，可南方的出版总显得沉闷。也许“新史学丛书”是打破这沉闷的一块敲门砖。

2011年7月，时断时续写于长沙酷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