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经济会影响到政治格局。我想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大家可以讨论一下。首先在经济危机以后，我们说美中欧三足鼎立的格局它呈现什么样的态势。第二是看看中国在目前这个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尤其是中国未来10年，现在是2010年，到2020年，就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中国来说是什么样的机遇。第三个谈一下这个10年对中国来说存在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如何做风险的评估。
第一个我们就整个扫描一下美中欧大三角关系在整个金融危机以后的状态。这个金融危机从2008年年中开始，正好是跟北京奥运会开始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很直观地来看一下，其实中国的国力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没有衰败、没有削弱，而且更加强大了，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现在在国际秩序上，我们看到过去是G8（八国峰会集团），那是一个“富人俱乐部”，其实它里面的核心是7国俱乐部，就是西方的7个国家，那是从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1999年冷战结束，俄罗斯加入。当时99年在科隆开八过峰会的时候，我也去采访了，那时候完全是政治的原因，不是经济的。现在八国峰会的有效性已经开始衰败了，更多的是被20国领袖峰会代替，那是2008年11月20号首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叫“20国领袖金融峰会”，19个国家加上欧盟，这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在2008年11月20号，金融危机产生的两三个月以后，第一次在华盛顿聚会，讨论每个国家投入多少，能不能联手。在这次会以后中国提出了4万亿的基建方案，欧盟、美国、日本也纷纷提出他们国内的经济刺激政策。
如果说20国领袖峰会在2008年是一个应急的救火的峰会，那时候金融危机刚刚起来。到了第二次，就是去年4月20日在伦敦第二次举行20国领袖金融峰会，他就不是救火了，就是在看这个火完了以后，我们能不能继续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一些影响。所以他们除了救火，也在谈后面的事情。当时谈到了我们要不要退市，因为按照经济的发展理念来说，政府长期介入是不行的，政府到了一定程度要退市，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该收的时候要收。但是到了去年4月20号的时候，觉得还不能收手。从去年到现在已经一年过去了，这个20国领袖峰会，如果从纯粹的经济意义上来说，它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除了欧洲7大国还有一些问题，但是它是欧盟内部的事情，它不是全球的问题，跟美国没什么关系，跟中国、日本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世界各国还是继续在讨论未来20国领导峰会如何延续，延续之后怎么开始进行，说明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最开始的救火，到后来讨论怎么退市、怎么延续，现在它已经从经济慢慢转向政治，成为八国峰会以外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机制，它现在不光是讨论经济的问题，而是会讨论涉及全球的政治方面的问题。
而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无论是08年11月20日第一次华盛顿峰会，还是到去年的第二次伦敦峰会，世界上又流传了另外一个概念，虽然中国和美国都不承认，就是G2的概念，就是中美共管，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强国，中国和美国，全世界的事情，只要中国和美国达成一致，一切的事情就好办了。无论是第一次的华盛顿峰会，还是第二次的伦敦峰会，还是往后的每一次聚会，其实20这国领袖峰会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奥巴马和胡锦涛。
奥巴马前段时间到日本去，他为人比较谦虚，见到日本天皇，因为日本天皇的年纪也比较大了，他见日本天皇的时候是90度的鞠躬，这个半秒钟又被记者抓拍下来了，在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美日同盟是美国说了算，你现在跑到日本去访问，见了日本天皇还要90度大鞠躬，这在以前白人总统时代是没有的。这个事情的背后反映了美国人心态的变化，就是他们开始已经感到美国衰败了，或者说它的衰败已经开始了，这个端倪被看到了。美国的衰败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衰败一样，它都会持续一段时间。
最早的罗马帝国，到文艺复兴以后，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到后来的大英帝国，那个衰败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最后，13年前英国把香港交回给中国，它最后的一个殖民地交出来，那才正式从外延的意义上意味着大英帝国正式的消亡。到现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么一个所谓的“美利坚全球帝国”什么时候衰败？它最后衰败的尾在哪里？我们谁也无法预测，也许会在本世纪末，也许早一点会在本世纪中，也许会在下世纪初。但是说它已经开始了，这大概是我们可以谨慎发表的一个结论，也是美国人很不愿意听到、很不愿意接受的结论，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衰败已经开始。
那么这个衰败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的呢？有人说是19年前苏联的消亡，那时候冷战结束，美国是达到了顶峰，所以当时有人写了一篇“历史的终结”，说人类历史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后面就没有历史，这是一种狂热。第二个可能是伊拉克战争，第三个可能是世界金融危机。但是我觉得一个国家强盛也好，一个城市的竞争也好，一个人的竞争也好，它必须在一种公开的竞争的环境中显示它的强盛。它如果在封闭的情况下，或者没有对手，往往它也会显得衰落。其实20年前冷战刚结束的时候，那时候对美国来说已经是一个信号开始。现在到21世纪初又遇到中国的崛起，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国际影响力通过国力不断上升。从经济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外汇储备1999年到2009年翻了10倍，这个10倍是呈几何倍数的增长，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虽然我们又曾经用了将近9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的国债，也就是用我们外汇储备的将近一半。我们再多一点说，就是用我们全国人民改革开放30年辛辛苦苦的成果去购买美国的国债，这个举动到底是否正确还是值得商榷，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它又充分证明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完全绑在一起，一个是借债给你，一个是买你的国债。对于借债的人来说，如果你不能保证我的资产的安全，我就跟你没完，那是我们13亿中国人辛辛苦苦30年的成果，是我们劳动成果的一半。对另外一方来说，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些国债全部抽掉，你的经济就垮了，这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越来越多的在摆脱美国和苏联的博弈，美国和苏联没有经济上的往来，它没有经济上的联系，只有核冷战、核恐怖，靠军事来平衡。美国和中国，现在一个是崛起的大国，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双方之间有一个差距。
历史上所有的时代，当英国开始衰败，美国开始崛起，中间有100年左右的时间，西班牙衰败，英国开始崛起，中间也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现在美国开始衰败，中国的崛起，未来也要经历几十年到一百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是有幸的，如果我们不幸出生在200年前，或者生在100年前，我想我们会面临很多的痛苦，我们的民族整整在两百年前开始衰败，1820年代，我们的GDP还是全世界最高的，后来一路下滑，到100年前达到低谷。后来又有了很多的革命，无论他是参加国民党，还是参加共产党，还是既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称为第三势力，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救亡，都是为了拯救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这中间大家流了很多血，也做了很多实验，这都是我们这200年付出的代价。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谈这个事也不能说完全显得多余，但是从我们整个民族过去200年的苦难历程中我们会有点反思。但是现在这代人很有幸的是我们生活在200年后的重新上升的年代。一个国家在下滑时代的国民的情绪和上升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一个家庭、一个人一样。今天在我们这个年代，大家的寿命如果长一点的话，至少可以看到未来四十年，五十年我们这个民族会成为怎么样。
但是我想说的是美国和中国的态势从经济危机后，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了，当然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高了，这里面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这是很大的基石。所以中国可以动用很多的钱，包括中国经济发展是全球最快的火车头、牵动力，所以中国经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所以中国领导人做任何决策，都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引起美国的关注。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要谨慎处理美国的衰败，我刚才说我们谨慎的得出一个结论，它的衰败开始了。但是我们现在完全无法评估它这个衰败的进程会持续多久，它是一路下滑，还是中间会回升？包括我们中国也是这样的，我们上升的趋势是未来会一路上升呢？还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平走，还是会进入一个山谷阶段，时上时下。还是一不小心，我们处理不好就会下滑。等到最后一部分我会跟大家分享，未来若干年，我们大家还有很多前景可以掌握，也有许多风险可以去评估。
现在也有一些很乐观的评估在说，因为中国经济确实最近这10年发展得非常快，我们看看最近20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最近10年，最近10年中尤其是最近5年，最近5年中尤其是最近两三年。我们刚才谈的金融危机是最近一年半的事情，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成为距日本之后的第三位。现在有一种估计，今年年底，经济总量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几年美国学者还在估计，中国可能到2050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后来又说2030年，上个星期我跟北京的一个智囊学者谈，他很乐观，给我看了一大堆经济数据，看得我晕头转向，最后他给出我的结果，按照他的计算，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我们且不说2050年那么悲观，还是2030年，还是最乐观的2020年，按照我们目前这样的势头，就经济总量而言今年年底可以雄踞第二，未来的势头还是非常可观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有时候也太快，乃至于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超出了别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超出了我们的心里准备能力。我们准备好了吗？很多的国民，包括舆论，包括决策层自己本身，我看也没有完全准备好。我们以前说的“形势比人强”，在这个过程中，更有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公众论坛，乃至虚拟世界中的电视、网络，全民都应该引起这个讨论。这就越扯越远，其实在西方过去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国力发展、国力的强盛，乃至经济的强盛，跟他的国民精神的强盛应该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应该是同步的过程。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反差，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经济迅速上升的年代，老百姓精神一片荒芜，因为他没有像英国、法国、荷兰那样经过一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洗礼。日本1864年开始明治维新，到1894年打败中国北洋海军，那时候日本的国民精神达到了顶峰，1905年打败了俄罗斯，黄种人打败白种人，日本人了不得。但是那时候日本人的精神状态愚昧到极点，老百姓全都是“脱亚入欧，打败白种人，打败过去的老师清国（中国）”。完全是那种雄纠纠气昂昂的精神，那个背后你可以看到一种茫然、天真、冲动，它不是全民精神世界经过梳理的成熟，它是像杂草乱生一样的，“玉不琢不成器”，它是没有琢过的一块玉。所以到了20世纪上半叶，当一个小孩似懂非懂的时候，你给他一把机关枪，他的心态很茫然，他跟同伴吵架了，他肯定会拿机关枪扫射。所以，一个国家在崛起期，如果说经济迅速发展，但是他的国民精神状态停留在少年心智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但是1945年以后，德、日两个国家在整个的西方民主、在美国人的刺刀下开始学乖、开始反思。我不是说中国会这样，但是我们要避免犯错。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这样的话题还是有必要的。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欧洲，欧洲也是一块不可忽视的，虽然欧洲已经越来越多被我们忽视。刚才我们谈到G20的时候，完全没有谈到欧洲，今天很多人谈G2，我们似乎不知道欧盟在干什么，它们有多少影响力。其实欧洲从1945年以后，它已经成为二流国家，欧洲最强盛的时候在18、19世纪，在大英帝国、荷兰、奥匈帝国，那时候的欧洲是最为强盛的。但是欧洲后来也犯了很多错误，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今天我们看到欧洲是政治上的二流国家，它永远不是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在上世纪只有美国和苏联，在本世纪可能是美国和中国，中国很不幸的替代了苏联，但是我们要避免走苏联的老路，不要和美国搞军备竞赛，不要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但是本世纪的超级大国一定是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欧洲从来没有它的位置。
但是欧洲的伟大，我就认为有几点：第一，它是人类智慧的集聚地，全世界所有普世价值，重大的制度性的东西都是从欧洲开始产生的。我们且不说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为公众之事，我们大家在公共的领域里讨论，这些都是从欧洲开始的。但是欧洲在17到19世纪也开始玩大国平衡的游戏，当时有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打得不亦乐乎，犯了人类很重要的错误。就是人类为生存环境、为生存资源、为生存空间而进行争夺。这是很自然的，人活在世界上都要为生存空间、领土的扩张、生存环境、生存资源斗争，今天的生存资源越来越激烈的就是对石油、能源的争夺，这个年代欧洲人都已经经历过，当时他们用的方法就是暴力，暴力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战争的最高形式就是拿人的生命不当一回事。每个父母把自己的儿女辛辛苦苦养到18岁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但是把他送到战场，把他打死只需要几秒钟的事情。人的生命，在很多国家利益面前，在很多以国家利益为名的资源争夺面前，过去几千年，人的生命不当一回事。当我们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为大德国而斗争，为民族利益去牺牲，一排一排的人在战场上倒下的时候，那是人类智慧的泯灭。但是1945年以后，欧洲人开始觉醒，他开始反思，我们活在世界上为生存环境争夺，那是永恒的，但是我们有别的办法去争夺，我们能不能不以伤害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永远打下去是无谓的，所以他们想出一种就是联合。当把两个人的5个手指分开的时候，你把别人的手指斩断是很容易的，但是把你的手指和别人的手指联在一起的时候，十指紧扣的时候，你再试试，你能不能斩断别人的手指。当你把别人的手指砍断的时候，不是伤人十指，断你一指，而是把自己的手指都斩断了，所以完全不可能用暴力解决人类的纠纷，只能用联合。在联合的过程中可以消弭潜在的敌意。当你在心中把对方的敌意慢慢的化解、开始互相相信的时候，你就消灭了一个潜在的敌人。而这个潜在的敌人根本不用你的儿子、孙子，辛辛苦苦养的十几年的生命的代价去换回，这就是欧洲联盟，当时的欧共体产生的基本的原因，这是人类智慧几千年后发展到一个新的境地。
今天我们看到人类其实有两个大的模式，一个是在中东，以巴冲突，千年恩怨情仇，始终连绵不断，烽火连绵，不就是为这点生存的空间吗？按照欧洲人的智慧，怎么都好谈，多则几千年，少则按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有问题，他的智慧没有办法跨越到一个新的阶段。另一个模式我们看到欧洲，欧洲打了一千多年，尤其是二战之后，他们开始反思了。这个反思是欧洲的德国和法国把煤、钢联盟在一起，因为那时候煤、钢产业是导致军工产生的最大的基础。法国人就想出一个办法，当我的煤的产业和钢的产业组合在一起的时候，组成一个煤钢联盟，就不可能发生战争了。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就会受到我的煤的产业和钢的产业的牵制。这是巨大的风险，当你把你的煤的产业和钢的产业和你潜在的敌人整合在一起的时候，避免发生战争，这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巨大的智慧的。法国人是很浪漫的，他的浪漫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创意——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有创意，一个国家的创意是很重要的，德国有创新精神——德国是一个战败国，他接受了法国的方案，但是德国人很理性，他别无选择，他要避免战争，就只此一路。所以我说欧洲共同体这个方案，用十指紧扣来消灭潜在敌人，是以法国人的浪漫和创意加上德国人的理性，组合在一起，不但是解决国际争端、解决经济秩序的争端，乃至是人类文明提升的很重要的范例，只此一例的范例。再加上欧洲的社会福利非常好，他们的人生活得很舒服，这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又不同，所以欧洲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现在遇到中国的崛起，遇到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似乎变得有点茫然了。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中，毛泽东、周恩来时代，我们一般是把欧洲人看成是第二世界，我们要联欧洲和美国一起来抗衡苏联，后来又是联欧洲来抗美。我们始终是把欧洲当战略牌来打。到了今天，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欧洲的竞争力已经不是很好了，希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中国的经济能力在上升，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德国，今年年底要超过日本。但是就整个社会的完善程度而言，在两年前我在节目中说了一句话，后来掀起轩然大波，我说：我们中国和欧洲就发展阶段而言，我们还差150年到130年的时间，中国现在几乎相当于欧洲1886年的水平，很多人开始抗议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超德赶日了”。我说不是就经济总量而言，不是就横向衡量。经济总量有意义，但是没有绝对的意义。温家宝总理说：中国13亿人，任何东西乘以13亿就是巨大的，任何东西除以13亿就是很小的。我是从横向上看看我们现在平均的状况，深圳很富裕，跟西北之间的差距很大。但是在欧洲，我没有感到巴黎和里昂有什么差别，没有感到法兰克福和德国一个偏僻的乡村有什么差别。从纵向上来看，我们今天的城市化在迅速的发展，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算起，工业化开始了整整30年，工业化真正开始应该是最近20年，1992年市场经济后开始。一般工业化开始十几年以后就会出现城市化的进程，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村开始慢慢的衰败，城市开始兴起。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就发生变化了，它不再是依靠农产品，它大量的依靠工业产品出口。所以我说我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就是从80年代初开始。
当我们大量的工业产品开始出口的时候，我们换回的外汇是靠我们的工业产品，而不是小麦、大米。这个过程中，国家正在从一个农业国慢慢的转变成一个工业国。这里面的支柱就是城市化。当很多农民发现种田无利可图，到城市里从事一个服务性行业有利可图的时候，他就不会种田了。当他发现在工厂里可以挣更多的钱，或者我们倒卖房子可以赚很多的钱，我们发现我们的金融衍生品可以赚很多钱的时候，农业自然就开始衰败了。这在人类过去四五百年，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已经产生，工业化之后10到30年必然是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一来就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就会带来城市里的贫富不均，就会带来城市里的治安问题。西方早年有贫民窟的问题，我们今天有农民工、有盲流，虽然我们没有贫民窟，但是问题的本质一模一样，也有农业衰败的问题。
整个城市的服务性行业基本上被外来人口占据。今天中国的任何一个大城市只要把外来的打工妹撤掉，这个城市的服务业基本上要瘫痪，上海、北京、深圳都是这样。这就像西方的任何一个国家，虽然它很排外，在德国更排外，法国也是，英国也是这样的，就是当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对外国人就不欢迎。但是今天欧洲的许多外来劳工大多数都是在它的服务性行业。包括我们中国人早年去打工在餐厅里洗碗，后来好一点去扫垃圾。在德国，垃圾工是公务员，属于公务员系统，他完全是现代化的垃圾处理产业。当垃圾工罢工的时候，我在德国就经常遇到垃圾行业工人罢工，他是公共服务，他也要涨工资，他一罢工，我们每家每户的垃圾就堆积成山。最糟糕的有一次是3个星期垃圾没人运走。幸亏德国是要求每家每户把垃圾扎好封口，要不然整个城市就会臭味连天，但是大街上全部是垃圾袋。垃圾工人也有他的生存权，他也要提高他的工资。但是这些垃圾工人大部分是外国劳工，要是把这些外国的劳工撤了，整个的垃圾处理系统就瘫痪。就像我们中国的城市把外来工撤了之后，我们的城市的服务业也会瘫痪。就像欧洲这样工业化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尚且如此，今天我们的工业化刚刚开始，一定是这样的。再加上在这个过程中，贫富不均、官商勾结、制度的不完善，再加上很多底层的劳工福利不足，所以欧洲就是在工业化开始的30到50年时间开始了全民保险的机制，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全民社会保险。
而当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得意者很多，失落者更多的时候，在大城市还感觉不到，在很多偏远的乡村，我们看到很多维权事件。这是以前闻所未闻、匪夷所思的事情，政权的象征受到冲击了。这也是1850年代欧洲经历过的。那时候在德国就是俾斯麦，1871年俾斯麦用铁血政策统一了德国之后，1884年俾斯麦开始在欧洲实行了第一个社会保险，就是健康保险，他说你起来抗议，就是要得到福利，我就给你福利。我们以前可以说他是麻痹工人运动，麻痹工人斗志，不管他主观是不是麻痹，但是客观上他回应了工人的要求，1884年建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保险，后来又建立了失业保险、后来又建立了事故保险。所以健康保险、失业保险、事故保险，这是德国保险的三大支柱。
后来又建立了职工委员会。就是在一个工厂内部，老板不能说了算，任何东西必须由劳资委员会来实行。比如说这个劳资委员会有12个人，资方6个人，雇员方6个人，每人一票，当然董事长拥有两票，这是他的特权。任何事情，小到班车改变路线、食堂要增加什么东西，大到要减工资、解雇一大批人，都需要这个劳资委员会共同的通过。今天就是他们说的企业职工自决，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法国、英国，工会力量非常强大，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刚刚起步。在未来若干年，由于城市化、工业化导致的社会的负面后果会越来越多。
这是一体两面，一方面我们的经济总量、外汇储备提升，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去年是8%的增长，前几年都是双位数增长，不断在推进中国整个的发展，也在牵动世界整个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以及它的版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在提升。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看中国自己内部，一方面每个老百姓的生活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深圳，在前年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也到了这里，我在读书月做了一个演讲，当时我演讲的题目是“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改革开放30年反思”，其实我们现在正在从历史走向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摆脱我们原来的历史，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工作，那就是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在迅速发展，它会导致一系列从经济层面到社会、乃至到政治层面的负面后果。那这些负面后果和我们同时迅速发展的速度，怎么进行一些掌控？怎么进行一下匹配？还有刚才我讲到的国民精神世界的成熟程度。我真的是非常希望我们每个城市都有像深圳这样的每周一次的公众论坛。如果这样的话，除了我们的网络、电视之外，大家就会有更多的思想探讨的空间。
讲到欧洲，我再稍微用几句话讲一下，在今天的整个格局中，欧洲好像有点势微。但是欧洲对中国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说几个，一个是它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我认为是中国未来长期可以有所借鉴的。目前世界上有几种经济模式，一种是美国和香港的经济模式，完全是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比如说它的税是非常低的，在香港，我们每年只需要交16%到17%的税就可以。它的哲学是什么呢？你交很少的税，政府对你是没有责任的，每个人的责任需要自己承担，你要自己为自己买保险，你的收入会很高。但是这个社会整体，我们会看到它的经济模式的中心是利润，而不是人，所有的一切，只要是能够产生利润的，整个社会都围绕产生利润来做。
另外一个模式就是欧洲经济模式，在欧洲，我们要交每个月月薪的将近一半的税，很多欧洲人不满意。他如果说赚了100块钱，要交48块钱的税。交税就是交给国家，你把每个人的税放到国家的碗里，国家进行再分配，它再分配要进行几个，一个是他拿这个钱来发展它的国家能力，国家的很多东西要完善，国家要发展它的科学能力、创新能力、国防能力。第二是用来改善贫富不均，就是把富人的钱摊到穷人手里，它背后的哲学是：每个人都必须活得像人一样。这句话是废话，每个人当然要活得像人一样。简单的说就是人不能活得像狗一样，但恰恰在资本主义竞争时代，很大一部分人活得像狗一样，很多人活得没有尊严。在香港有很多“笼屋”，就像鸟笼一样，进去以后床也没有，真是弯着背才能进去，整个是铁笼子，那是非常穷。这在今天的欧洲是完全看不到的，在欧洲，我们看到最穷的穷人能够申请到的福利房，当时我20年前出国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房子，我说在中国我要是能住到这样的房子该多好。那是欧洲最穷的穷人，每个月拿救济金的。在今天的香港也有公援金，公援金是个什么概念？一个月2000多块钱。2000多港币能在香港干什么？什么也不能干，而且他要求你的存款不能超过2万块钱，如果你的存款超过2万块钱，这个福利就没有了。这个福利和欧洲模式下的福利是完全不同。
在欧洲你失业了，你有失业保险，第一年失业你可以拿去年工资的68%，第二年还找不到工作，你可以拿原工资的58%，第三年再失业了，那这个失业保险就不能涵盖了，你就进入到另外一个体系去拿失业救济金。这要根据你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维持你的生存，比如说我们在德国的时候，最穷的人，如果一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你也可以拿到800马克。那时候在德国房租一个月用100马克，吃饭用两三百马克，你还能攒下500马克。妇女生小孩，德国有一个儿童金，就是生一个小孩可以拿一定的补助，大概有几百马克。等小孩上学以后，他可以拿教育金，那个教育金就很多钱了，大概一个小孩一个月可以拿700多马克。那时候是马克，现在是欧元了。如果你生了3个小孩，你就可以拿2000多马克，再加上每个小孩有儿童金，一个妇女生3个小孩，一个月就能够挣到3000多，将近4000马克，而一个妇女如果参加工作，充其量也就赚3000到4000马克，而且还要交一半的税。而他生了3个小孩，不但不用交税，而且这3000到4000马克全部是国家给她的。它的背后的哲学是人要活得像人，不管是穷是富、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有能力还是没能力。在自由竞争下的社会，最糟糕的是弱肉强食，没能力的就受穷，这当然是对的。任志强说房价不跌，有钱的就住北京市区，没钱就住北京郊区，那是自然竞争的做法。但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必须保证这个人不管是穷是富、不管是老是小、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不管是有能力还是无能力，至少要活得像个人样。
所谓像个人样、有尊严，就是至少头顶有一片屋顶，这个屋顶基本上要象样。它规定每个人的人均面积不能小于12平方米，这是法定规定的。如果一个人的单独居住面积小于12平方米，那就是违反了它的经济模式。这样一来国家的负担就会很重，国家的负担很重以后就导致它的经济竞争力必然不是一流。美国和香港的经济竞争力都是一流的。现在我们要看中国的模式到底是采取哪种，我们到底是取美国模式还是欧洲模式。现在西方的学界有两种共识，一种叫“北京共识”，一种叫“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就是华盛顿的经济模式，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模式，是可以向以拉丁美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北京共识就是中国模式，虽然我们中国领导人、学界都不认同有一个中国模式，因为中国到底应该取哪种模式，到底能不能发展出自己的模式，现在完全没有成型。我们现在如果取欧洲模式为时过早，现在我们东西部的差距这么大，深圳人辛辛苦苦创造的钱，让你们交50%的税给西部地区，恐怕没有多少人愿意，也是实际的发展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但是我觉得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会思考这个发展模式。
现在对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发展和平衡如何解决，一个是在未来若干年我们还能不能迅速发展？我们迅速发展的极限到底在哪里？什么时候是拐点？中国不可能永远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因为10%、8%的增长率，一般是在发展中国家，对今天的西方国家来说，他能够达到2%的发展已经很好了。但是对中国来说，如果低于5%的发展，那就意味着社会矛盾马上就出来了，很多人要失业，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不能说我们发展8%到10%，就一定超过人家3%到1%，因为我们还是在人家100年前的发展阶段，更多的要看看发展的成熟度到了哪里。所以我说一个是发展，另外一个是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可能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内部的许多问题，刚才我们说了整个机制上的问题，包括未来整个的经济发展。刚才我们讲到发展和平衡的问题，还只是在经济领域内部，就是经济领域，以及跟经济领域相关的社会问题，这个模式我们怎么寻找，我们怎么一方面维持高度的发展，另一方面注意到平衡。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的发展，在过去西方三四百年的历史上，证明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当然我们不一定照搬这个办法，中国一定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办法，这就是挑战。它的经济发展现代化一定有一套框架给它覆盖，一定有一套框架保证它的成功。这种框架我们先暂时不要称它为“政治框架”，其实它是有一套法治的框架、宪政的框架，然后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运用的框架，它也有一套政治体制的框架。这个政治体制请大家不要以为是西方民主，这个政治体制是要完成对内部经济发展而导致的社会贫富不均，乃至很多腐败现象的监督，它要完成一个监督的功能。有了整个的这一套，在法治、宪政、政治监督框架下运行，它的经济现代化才会保持长久的发展力，而这个框架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探索好。
是不是在过去几百年西方的历史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我们中国就一定要照搬？我认为不见得。因为很多小国家可以照搬，但是对中国这么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来讲，无论是我们内在的文化深度，还是我们国民的整个的心理，我们都不适合完全照搬的东西。但是西方的那套模式背后有一个逻辑，就是任何的经济现代化是要有政治现代化的框架为保证，我们现在不是要照搬这个政治现代化的框架，但是我们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未来在哪里，这是未来需要思考的。
欧洲在过去几十年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最近从国际秩序上有一个很诡谲的现象，就是由于中国的崛起，我们的产品大量的出口，我们国际延伸力在大量的向外拓展，所以在欧洲和美国，包括在整个西方的民众中都引起了一种集体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我们可以给它分类，美国可能由于国家实力、国家定位不同，对中国有战略上的敌意。但欧洲的国民相对来说有比较人性的忧虑，就像一个国家在过去一段时间，他享受惯了高质量的生活，他看到另外一个国家重新崛起，就像拿破仑说的：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就非常了不起。面对这么多的影响力的时候，欧洲人产生一种焦虑，再加上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文化传统不同，美国人是相对比较务实的，就是实用主义居上的国家。所以美国往往是把政治意图，什么人权、西藏、台湾问题作为它的筹码，它是可以把这个筹码作为交换。
欧洲人很执拗，因为他的文化传统不同。所有的人类的政治体制、所有的一些价值观，尤其是从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产生，这两个国家是为人类文明建立了了不起的功勋。美国是从英国历史上出来的，法国也为人类历史上创造了一系列的价值观，德国就是学那两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在人权等等很多理念问题上，在很多涉及到公民的自决（自我决定自己命运），他宁可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也要跟你争个明白，这是欧洲人的可恨之处，也是欧洲人的可爱之处。欧洲人的骨子里有一种人权，就是人本思想。这个人本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跟我们中国古代的民本有点相似。但是它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民本主义思想是：我是主，你是民。所以中国的民主就是我是主，你是民，这是民本思想。皇帝就是皇帝、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上下界限分明。但是欧洲人讲的人本，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我们讲一个很小的细节，亚洲人吃饭都有主人的位子，我是公司董事长，主任该坐哪儿，那边是我的副手，我们两个是主人。在香港是很严格的，日本也是很严格的，座次很分明，从你的位置上就可以看出。欧洲人就完全不同，他的客人可以坐到主人的位置上，他生来就没有人的层次的概念，或者他的层次概念以前有，欧洲有贵族，也有很多以前的皇权，等级森严，但是它历经几百年的启蒙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蔓延了几百年，彻底被打破了。所以造成了他们“人就是生来平等”，不管你是富是穷，当然人的能力的大小，决定了人的财富的大小，决定了人的地位的高低，但是我们生来是平等的。这些想法是植根在欧洲的老百姓和知识界的深处，遇到这些问题，他就会和中国人争论不休，尤其他会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
最近几年我们发现有一个趋势很明显，欧洲和美国越来越多的走到一起，从国民的心态到它整个的政治精英的共识，乃至他的政策上的协调，它的战略上的协调，这是从很狭义的国际政治格局上讲。我本人有一个担忧，未来几十年，中国要注意对外政策上的问题，由于中国的经济崛起非常之快，快到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好准备，导致我们在很多政策上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的五步、十步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看未来的五步、十步，我个人有一个担忧，现在的西方世界会对中国在国际地区上形成一个整体，这个西方世界是以美国和欧洲主导的，再其次是日本和澳大利亚，再其次是印度，印度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它的体制跟他们是一样的，然后往外推延，会形成对中国的合力。如果这个合力中国不在现阶段化解，以至于有一种智慧，就像欧洲人的十指紧扣的智慧，未来的若干年，中国有可能面临一种危险，就是世界上联合对中国的冷战格局。这种冷战格局可能不像以前苏联和美国这样的，完全靠核恐怖。但是它还是会很可怕的，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是一个立场，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一个立场，在人民币问题的立场上，他们所有人都是经过政策协调的，很多问题上他们都是一致的。这个来势还是很凶猛的，尤其是经济和政治搅和在一起，这当然是从一个局部的问题上、从一个纯国际的概念上，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需要很高的智慧化解。
从我们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合纵连横就搞得非常好，但是这还是要区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美国是中国未来的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因为我们的国家定位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发展雄心、野心绝不只是一个地区大国，应该是一个全球大国，在战略上会和美国竞争。但是我们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永远不可能形成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我们和日本虽然有那么多恩怨情仇，但是它充其量是一个地区大国，他永远不可能是全球的大国，不可能在全球上和中国形成竞争，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中日关系来说，我个人是相对比较谨慎乐观，我认为是双方心理秩序的调适问题、心态的调适问题，只要把心态调适好了问题不大。真正的问题是跟美国的问题，欧洲其实问题更不大。欧洲未来的发展雄心是不希望再重新成为一个全球的超级大国。你去问很多欧洲人：你是不是还要成为一个全球的大国。他们会笑着说：你是不是还活在18世纪？我们现在玩的东西欧洲人全玩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洲的许多智慧，在人类的发展途径上，包括他们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管理经验，包括他们在制度上很多的经验、包括他们在智慧上的提升，用十指紧扣的方法来解决冲突，欧洲的经验和智慧是不局限在欧洲的，虽然欧洲在战略、经济格局上在衰落，但是文明、智慧层面上，他是人类目前最高的。在这个层面上，美国完全不具备和欧洲对话的水准。但是我个人觉得中国具备和欧洲对话的基础。
不是我们看不起美国，美国的历史太短，才200多年，而且美国的很多东西都是从英国搬来的，只不过是从美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但是欧洲是一片具有深厚文化和悠久历史的土地，中国同样也是。中国有许多思想家，无论是我们的古代，还是近代，我们有太多的有识之士。而且我们在很多的文明、很多的生活的底蕴上，完全不在欧洲之下，甚至超过欧洲，但是我们具备一个对话的平台、对话的基础。当然我们的发展阶段不同，欧洲的社会发展阶段高于我们，因为他们的现代化早于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很多问题，欧洲当年都做过。
最后用10分钟时间跟大家谈谈我个人很浅显的一些体会，就是未来10年，我相信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如果我们把握得好的话。我们看看，最近30年是中国发展得最好的，最近20年在经济层面发展得非常好，从1990年开始，从2000年开始，在经济层面发展尤其快。最近5年尤其快，最近两三年更快，以加速度的发展，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所以未来10年，如果掌控得好的话，我相信会是中国经济发展更快的10年，当然有很多条件要满足，我们的心态需要去完善。按照我跟北京学者聊的，按照他们的计算，中国经济在2020年可以超过美国。我说你可以把这个写出来，或者是上到我们的节目。他说这个只可以内部传，不可以对外说。如果对外说的话，会引起全球的恐慌。后来我就说，其实我们也应该很清醒的看到，还有很多问题，未来的风险在哪里？国民因为贫富不均而导致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在深圳、上海、北京感觉不明显，但是到偏远的山区看看，我们现在在香港的媒体上，经常看到很多，我们很温和的称之为“维权事件”等等事情。这跟发展和平衡、经济问题和政治框架怎么匹配的问题相关。
最近最高领导人也不断的提出“幸福”、“尊严”这些词汇。这意味着中共领导层整个治国的哲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到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尽量的给他们诠释出这个概念。我说这是在过去以人为本上的又一个进步。但是以人为本是中国古已有之，中国有民本概念，但是这还只是停留在民本概念上，而“尊严”二字是跟现代社会公民的概念相对接。公民就是要生活得有尊严，人要活得像个人样子。然后我又以我的时事评论员仅有的一点权限做了诠释：首先要物质上活得有尊严，然后能满足精神上的需求，他要活得心情舒畅，他要活得能够畅所欲言。他要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满足他的物质需求，也能满足他的精神需求，他要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很舒畅、很美丽的事情，所有的一切加起来就是“尊严”的概念。第二天大年初一，我发现《参考消息》还把这个作为转载，说是凤凰卫视发表的评论。
后来胡锦涛在全国先进劳模的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要让底层劳动者活得体面。他又提出了“体面”这个概念。在外交问题上，我们可能要注意在整个的国际上，在最近几年中国的国际格局上，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国家实力发展很快，另外一方面感觉是上升得太快。上升太快会带来几个负面情况，一个是我们自己无法做好准备，现在最高层跟美国、欧洲、日本，很多在从经济到政治、到民主问题上的很多决策是就事论事、一事一议。第一是他没有更宏观的认识，他来不及做宏观的评估。第二是他没有办法把整个西方世界的东西串起来，找出它很深的东西，因为它发展得太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内外问题上深层的逻辑他无法把握。一个最主要的深层逻辑就是，我始终认为，国家的外部势力的影响力的延伸，是要以国家的内部实力做基础。而内部实力又是以国家内部真正的平衡发展为基础，也就是你的内政要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你的外部实力的崛起也好、发展也好，才有长久的基础，要不然很有可能昙花一现。你如果内政都搞不下去了，你外延就没有影响力。你今天一个2万亿美元的资产，明天很可能缩水，你如果缩水了，谁还理你？
在外部世界上怎么去化解很多由于你的崛起而产生的对你的合力，他们的情绪走到一起，这里面又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就是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整体的秩序在发生变化。一千年前我们中国是老大，五百年前秩序换了，西方开始成为发展主体，东方开始衰败，后来白种人就开始高于黄种人，这是种族的歧视。现在随着日本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对西方人而言还是东方人而言，都是有很微妙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上的感受。西方人心里还是有点居高临下，那种白人中心主义者、欧洲中心主义，但是他又必须面对客观现实，他在经济上、国际问题上都有求于你，在市场上也有求于你。
我们又有我们过去的汉唐情结，我们过去是何等了不起的民族，我们现在古装戏很多，动不动演汉唐盛世，我们似乎要返回汉唐盛世。但是我们过去500年确实开始衰败了，过去200年开始一路滑到低谷，我们的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又有很多悲情，这种悲情夹杂着崛起以后的自豪、崛起以后的亢奋、崛起以后的过分的自信。这两个东西是夹杂在一起的，夹杂在一起还不可怕，关键是我们缺少梳理的过程，我们这个民族过去没有经历过思想启蒙的进程，我们的思想启蒙进程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五四运动，一个是1979到1989年，这对一个民族来说太短了。我们的民族始终是走得行色匆匆，大家从来不会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就开始内战、打日本。还有1979到1989年的10年，那10年是艰辛的、磕磕碰碰的。我们民族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也在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内心的情结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像杂草丛生一样，一堆乱草，“玉不琢不成器”，我们骨子里可能是一块玉，但是我们没有进行雕琢，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拿出来、展示一种很成熟的大国的情怀。这种成熟是要很好的处理好我们内心的悲情。我们的悲情到底是什么？其实还是有一种受迫害的心态，但是我们现在实力又开始强了，开始觉得有点牛了，但是骨子里冥冥之中有一种以前受迫害的心态。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的奥运，为什么要倾举国之力。面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绝不像新加坡、日本的崛起，那只是局部，中国有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多的人口、这么悠久的历史和文明，而且中国的崛起一定会改变整个人类，从政治、经济格局到文化心态。面对这么大的庞然大物的崛起，而且这个庞然大物的政治体制还是不同的，还是共产党主政的国家。所以西方那些原来已经下去的殖民主义，被民主压下去的那些傲慢情结开始上来。所以他们同样充满了很多茫然。所以我经常跟西方人说，其实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悲情。你们扪心自问，你们也有傲慢，你们的傲慢在过去几十年退居二位，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你们的傲慢又起来了。这时候东方和西方需要很高层次的文明的对话。最近一年多我一直不断的鼓吹这个事情，我说东西方要有一些人出来操办很高层次的文明对话。包括最近全国政协搞公共外交，我在上面也发表文章。今年7月份我们也将在广州的南沙举办中国和西方的两场对话，一场是思想家的对话，一场是前政要的对话，争取大家都能超越，各自都能够走出自己的圈子。人的对话有两种，一种是站在自己的圈子里对话，各说各话，一个是站在公共的圈子里，或者站在共同的房子下，我们的房顶漏水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要超越出来进行对话，希望可以成为一种常态。
但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中华文化以及我们中国人的聪明，中华文化内在的凝聚力，表面上我们很散，但是我们内在的凝聚力又很强，同时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内在、自身的再生能力。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五千年，尤其最近两千年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此起彼伏、上上下下那种巨大的生命力，而且永远不要忽略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民族也是讲包括你我在内的各位的个体，也是包括我们这个执政党整体，这个执政党代表最高层，虽然它有很多的缺点，我们有很多不满，但是我们这个民族也有巨大的学习能力。所以我们也无法解释，这30年给了我们一点机会，我们就能创造出那么巨大的成就。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讨论，把问题点出来，大家可以更加理性的，进行清醒的思考，大家的未来可以走得更稳健。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邱老师的精彩演讲，我们请工作人员用1分钟移动一下设备，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继续发短信，我们也收到了一些短信提问，还可以写纸条提问。大家的提问比较多，我需要挑选最有价值的提问。
提问：有学者说希腊危机将导致欧元非常脆弱的地位，这是美国的战略意图之一，此次金融危机落幕之后将形成美国地位更加巩固、中国地位大大提升，而欧盟地位显著下降，邱老师对此有何评价？
邱震海：第一个是不是美国的阴谋论，我不敢说，这要有相当的内部资料才能显示。但是我也觉得美国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对欧盟发生一场金融战，这应该是欧盟的问题，当然欧盟的问题比较多，他们甚至讨论要把希腊清除出欧盟。但是最近几天发生的一件事还比较令人充满信心，欧盟内部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第二个问题说未来美国更加强大、中国更加巩固、欧盟更加衰落，这个倒还真是不好说，因为我觉得欧盟的经济地位在下降，恐怕还真的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欧盟从15国扩大到27国，这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冷战结束以后，把东欧一下子吸过来，再加上传统的西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本身就很弱。所以欧盟一平均，德国和法国对这些穷国是最不满的，这会极大的拖累整个欧洲的经济。所以恐怕欧洲经济的衰落也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会不会同时导致中国和美国的地位强盛，我还真回答不出来，让我回去好好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要很精确的资料才能评估。
提问：东海军事摩擦不断，您认为中日两国能孕育出这种宽容和共识吗？请从官方和民间两方面分别解读。
邱震海：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万变不离其宗，表面看有政治的、民间的纠纷，有军事、经济冲突等等，但是最核心的是心理秩序的调适，就是中国和日本的心态的调适。两个国家如果心态调适好了，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心态调适不好，一定会磕磕碰碰的。很多问题是无风不起浪，比如说中国的毒饺问题，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且不说是不是有中国毒饺子进入日本，责任到底在中方还是在日方，就算真的是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在国内遇到了很多，确实是很不好的问题，但是到了日本，日本的民间就会引起很大反弹，因为跟他的心理土壤有关，它本来的心理土壤就对中国有潜在的恐惧、担忧，尤其是最近100多年，这个问题继续在调适，以前日本是亚洲第一，现在要被中国所替代，所以日本现在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这是民间的，这种民间的情绪又会反映在官方层面上，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再加上美国又在旁边煽风点火，美日同盟，要遏制中国。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光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