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对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和一个国际政治大理论的辩论进行社会进化论的诠释。文章指出,用单一大理论来解释国际政治历史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直试图用系统的、而非进化论的大理论去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通过揭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背后的根本及辅助机制,文章指出:国际政治系统一直是一个演化的系统。因此,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来自并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政治时代实际上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政治应该成为真正的进化论科学,或"给达尔文应有的地位"。
一、引言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际政治的主要大范畴理论之间的辩论（例如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政治研究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从这些范畴之间的辩论中，出现了两个重要主题。首先，除了一些显著的声音（例如米尔斯海默，2001：2；沃尔兹，1979：66）外，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国际体系经历了某种根本性的转变，尽管他们可能对转变的原因有不同看法（例如鲁吉，1983；施罗德，1994：xiii；温特，1992，1999）。其次，不同的大范畴理论之间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异，这些差异通常源于一些隐藏的假设，而不是演绎逻辑。
我认为这两个主题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将它们放在一起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本文通过社会演化范式提供了对国际政治系统转型的解释，并通过这种范式对辩论进行了简明的解决。
我强调，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米尔斯海默的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由于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对国家行为的必然要求，它将在时间的推移下不可避免地、不可逆转地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杰维斯的世界）。在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一个国家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种通过征服来寻求安全的中心机制，以及其他三个辅助机制，最终将会使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由于国际体系的这种转变，攻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适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世界。换句话说，这两个理论各自解释了一个时期的人类历史，而不是整个历史。国际政治的不同大范畴理论适用于不同的国际政治时期，实际上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需要不同的大范畴理论。
在继续讨论之前，有三点需要注意。首先，尽管我关注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到杰维斯的世界的演变和攻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但我的目的并不是重新阐述现实主义的观点。我的中心目标是推进一种社会演化范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面向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范式。我并不支持攻击性现实主义或防御性现实主义，从理论上讲。相反，我感兴趣的是为这两种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提供一个简明的解决方案。
其次，尽管重点放在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到杰维斯的世界的演变上，但我并不是在暗示国际政治的演变始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并停止于杰维斯的世界。我之所以关注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到杰维斯的世界的演变和攻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是因为它能作为我论点的出发点。国际政治学的大多数学生熟悉这一演化阶段的历史证据，但对于形成米尔斯海默的世界的经验证据却不太熟悉，因为这些证据大多是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例如Cioffi-Revilla，1996；斯奈德，2002；泰尔，2004）。然而，同样的社会进化范式可以解释米尔斯海默的世界的形成，并对国际政治的未来提供重要见解。
最后，国际政治从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并不意味着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就不存在攻击性现实主义国家（可以想象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
二、面向社会变革的社会演化范式演化与演化方法论
演化方法论处理的是由生物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在时间上不可避免地经历变化。变化的过程包括三个明显的阶段：变异（即突变）、选择（即淘汰和保留一些表型/基因型）以及遗传（即复制和传播一些基因型/表型）。只要系统存在，这个过程就会无限地进行下去。
演化方法论的两个显著特点与下文的讨论最相关。首先，演化方法论既不能完全证明也不能预测特定的演化结果，因为演化允许偶然事件（例如地球被小行星撞击）并且突变是随机生成的。演化方法论的力量在于它为生命的奇迹提供了一个连贯而完整的解释，而非演化或部分演化方法论无法做到。进化方法论优雅地解释了一切，它只需要一个单一的机制：变异-选择-遗传。进化方法论还包含了所有其他微观或中等级机制（例如断续平衡）：正如丹尼尔·丹尼特（1995年：62）所说，演化方法论是“一种能溶解一切的普遍酸”。
其次，演化方法论并不是有方向性的。演化可能看起来有方向性（事后看来），但这种“方向性”是由变异-选择-遗传的随机机制引起的。此外，变化的表面上的方向性可能是微观力量与偶然事件相互作用的无意后果。
自然（生物）演化与社会演化
两个系统——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是演化方法论的自然领域：只有用演化方法论才能充分理解这两个系统。虽然生物世界的演化和人类社会的演化有一些根本相似之处，但它们也存在根本差异，而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根本差异可以追溯到社会进化中涌现的新力量。与生物进化不同，社会进化不仅仅受到物质力量的影响，还受到思想力量的全新影响。社会进化中的思想力量赋予了社会演化所有生物进化所不具备的基本新特征。
最显著的是，生物世界的客观现实完全是物质的，而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不仅仅是物质的：人类社会的客观世界不仅包括物质，还包括思想部分，某些社会现实（例如教授）在没有思想力量的贡献下是无法存在的。当然——这必须明确强调——没有思想力量，社会现实是无法存在的，但单靠思想力量也无法创造社会现实。因此，一个面向社会变革的社会演化范式必须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是唯心主义的，尽管它必须给予物质力量本体论上的优先权。此外，社会进化范式将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融合为有机整体：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相互作用，而不是独立运作，推动社会变化。
因此，社会演化范式拒绝了纯粹唯物主义方法或纯粹唯心主义方法来理解人类社会。纯粹唯物主义方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类创造了思想。纯粹唯心主义方法也不行，因为即使一个人坚持思想很重要（而思想确实重要），我们仍然需要解释这个思想如何产生、传播和重要。除非接受无限回归，否则我们必须看向物质世界来解释思想如何产生、传播和重要。社会进化范式因此战胜了不仅仅是纯粹唯物主义或纯粹唯心主义方法，而且战胜了不能有机地综合这两种类型力量的方法。
将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有机地结合意味着拒绝在塑造我们历史时赋予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明确或甚至粗略权重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激烈的辩论中被暗示或明确要求。尽管社会演化范式将物质力量赋予本体论上的优先权——也就是说，物质力量在思想力量之前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力量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起的作用比物质力量小或者物质力量总是压倒思想力量。这种方法只是强调物质力量在思想力量之前出现，并且思想力量不能完全独立于物质力量运作。
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的共存还意味着社会进化是嵌套在达尔文主义中的拉马克主义（霍奇森，2001）。具体而言，在社会进化的思想维度中，通过（学习的）思想或行为形式的后天特征的继承，即拉马克主义的继承，不仅变得可能，而且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关键力量。
社会演化范式通过一个单一机制解释了系统的转变以及相对稳定性。一个社会系统通常依赖于微观层面的内生力量来推动宏观层面的变化。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系统相对稳定，除非遭遇强大的外部冲击（例如地球被小行星撞击）。然而，由于微观层面的变化在系统内积累，当微观层面的变化累积到阈值时，系统可以发生转变。因此，社会演化范式通过将其基础建立在微观层面的力量之上，内在化了系统的转变：系统内单位（代理人）之间的行动和相互作用可以导致系统的转变。
最后，正如达尔文进化是理解生物进化的“普遍酸”，社会演化范式也是理解社会进化的“普遍酸”。例如，以下一些机制被单独确认为国际政治系统转型的主要原因，但是社会进化范式将这些机制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社会进化范式还包含并整合了其他微观和中等级机制，这些机制用于理解国际政治，如生存斗争、战略行为、选择、学习、社会化等（见下文）。
三、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辩论
从国际政治的宏观理论之间的范式辩论中，也出现了现实主义派别内部的重要分歧。尽管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出发，但它们对国际政治性质的本质上存在根本不同的结论（Glaser，1994/5; Mearsheimer，2001; Taliaferro，2000/1）。
进攻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进攻现实主义的世界，即一个由主要由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组成的无政府状态。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通过有意降低他人安全来寻求安全，国际政治几乎完全是冲突的。相比之下，防御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防御现实主义的世界，即一个由主要由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组成的无政府状态。因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并不通过有意降低他人安全来寻求安全，国际政治虽然在根本上是冲突的，但并不完全是冲突的。
正如许多人所认识到的，如果这两种现实主义从相同的现实主义基本假设出发，却对国际政治的本质产生根本性的不同结论，那么必然存在一些辅助性的假设导致了这些差异（Brooks，1997年: 455–63; Taliaferro，2000/1年: 134–43）。由于这两种现实主义的根本差异源于它们在假设上的差异，所以不能通过逻辑推导来解决这些差异。相反，这些差异只能通过“实证对决”来解决，以确定哪个理论的假设更符合实证证据：历史是否提供了更多支持进攻现实主义假设还是防御现实主义假设的理由？（Brooks，1997年: 473）。
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假设差异，只能通过实证对决来解决，这两种现实主义的拥护者努力试图证明他们所支持的宏观理论在实证战场上更为优越。他们将在相同的实证战场上进行，或者说在同一历史时期进行对决。因此，这两种现实主义的拥护者几乎只关注现代大国时代的支持实证证据，对其他历史时期只是略有提及。这里明显存在一种假设，即国际政治不同理论之间的差异只能通过观察相同的历史时期来解决。
通过假设国际政治不同理论之间只能通过观察相同的历史时期来解决差异，这两派隐含地认为国际政治的基本性质自人类历史的开始以来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因此，这两派都认为整个国际政治史应该并且可以通过一个（良好的）宏观理论（即他们偏好的宏观理论）充分解释。这种信念是为什么两种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无法解决的最终原因。
接下来的两节提供了对这两种现实主义之争的社会进化解决方案：这两种现实主义是适合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宏观理论，因为国际政治从一个进攻现实主义世界演变为一个防御现实主义世界。
四、从米尔海默到杰维斯：基本机制
在一个大多数国家都是进攻现实主义国家的进攻现实主义世界中，一个国家只能通过削弱他人的安全来实现自己的安全。因此，除了内部增长和军备，一个国家必须扩张和征服才能实现安全（米尔海默，2001：第2章）。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逻辑是“征服或被征服”，这是推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现实主义世界的基本机制。此外，这个基本机制没有可行的替代品。
随着国家追求征服，一些征服成功，必然会产生两个相关的结果：国家数量减少，而国家的平均规模（以土地、人口和物质财富来衡量）增加。
这两个相关的结果决定了系统中所有幸存的国家在土地、人口和财富方面都积累了更多资源。因为更多的土地意味着更深的防御深度，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人力来组建更大的军队，更多的财富意味着在必要时改进军事并购买盟友的更多资源，这三个因素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由于防御通常比进攻更容易，总体而言，征服变得更加困难。尽管一个国家的实力增加可能使其更有可能追求征服，但它仍然必须面对更强大的对手。
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国家根据进攻现实主义的核心逻辑行事一段持续的时间时，他们的行为将逐渐但不可避免地使中心逻辑越来越难以操作。
对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进行粗略观察很容易证实国家数量大幅减少，而国家的平均规模大幅增加。根据一个估计，在公元前1000年有60万个独立的政治实体（Carnerio，1978：213）。如今，只剩下大约200个。根据另一个估计，人口从公元前100万年的一百万增加到公元前1000年的5000万，再到1900年的16亿（Kremer，1993：683）。由于自上次冰河时代以来地球表面基本没有改变，占据相同面积的国家减少必然意味着每个国家拥有更多的领土和人口。最重要的是，征服一直是减少国家数量和增加国家平均规模的不可或缺的机制（Carnerio，1978；Diamond，1997）。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核心观点，我对两个国际子系统进行了更详细的考察，分别是古代中国和圣罗马帝国后的欧洲。我表明在这两个系统中，国家的数量确实大大减少，国家的平均规模确实大大增加，这是由征服战争造成的。因此，国家死亡率在这两个系统中都大大减少，表明征服确实变得越来越困难。
古代中国（公元前1046/4年到公元1759年）
古代中国历史（记载）具有通过分裂到统一的周期性特点，每个国家死亡的时期可以方便地划分为分裂和（重新）统一之间的时期。因此，古代中国经历了五个重大的国家死亡时期（表1）。
第一次时期从公元前1046/4年持续到公元前221年。1046年到1044年之间，是周部落发动了攻击商，指挥了800多个部落的联盟（司马，1997[~91–87 BC]：82）。221年，秦国消灭了系统中的所有其他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在这个持续了825年的时期中，超过800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被消灭，国家死亡率每个世纪超过97次。
秦朝只持续了短短的20年，被汉朝取代。东汉（Eastern Han）于公元184年发生内乱。公元190年，两个敌对派系的大战爆发，中国进入第二个国家死亡时期。在这个时期开始时，大约有25个主要的军阀（罗，1999[~1330–1440]）。公元280年，代替魏国的晋国以政变的方式消灭了系统中最后一个剩下的敌对国家吴国。在这个持续了91年的时期中，大约有24个国家被消灭，国家死亡率约为每个世纪26.7次。
公元316年，西晋遭到匈奴人的攻击，中国核心再次分裂，直到公元589年隋朝才能再次统一中国核心。隋朝也是短暂存在的（从581年到618年），直到公元668年唐朝实现了稳定的统一。在这个持续了353年的时期中，有28个国家被消灭，国家死亡率降至每个世纪7.9次。
唐朝从公元875年到884年经历了崩溃，最终在907年彻底垮台，中国进入了第四个国家死亡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1276年，当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最终征服中国。在这个持续了370年的时期中，有20个国家被消灭，国家死亡率降至每个世纪5.4次。
蒙古元朝在1368年被明朝取代。在1583年，满洲人（最终建立清朝）开始向中国发动长期征服，并最终在1759年消灭了系统中的所有其他国家（Carnerio，1978；Diamond，1997）。在这个持续了177年的时期中，有7个国家被消灭，国家死亡率降至每个世纪3.9次。
神圣罗马帝国后的欧洲，1450年至1995年
为方便起见，我重点考察大陆欧洲，并排除沿海国家（如不列颠群岛）。因此，欧洲国际体系指的是英吉利海峡以西、乌拉尔山以东、伊比利亚半岛以南和挪威以北的地区。排除沿海国家对结果影响很小，因为剩余大陆国家的权重极大。
我选择公元1450年作为调查的起点，有两个原因。首先，神圣罗马帝国在15世纪高度分裂，其领域开始呈现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其次，现代韦伯/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在15世纪中叶出现，并且由战争引起的国家死亡开始在塑造欧洲政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1450年到1995年的整个时间跨度分为五个重要阶段：1450-1648、1648-1815、1815-1919、1919-45和1945-95。除了最后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包含至少一场导致许多国家死亡的重大战争（表2）。
后罗马帝国时期欧洲的第一个国家灭亡时期从1450年持续到1648年。在这个时期的开始，有581个以上的独立政治实体。造成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包括法国和荷兰的统一、瑞典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奥斯曼帝国向东南欧的扩张以及三十年战争。到了三十年战争结束时（1648年），体系中的国家数量减少到大约260个。在这199年的时期中，超过321个国家被消灭，国家灭亡率约为每个世纪161个国家灭亡。
第二个时期从1648年持续到1815年。这个时期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包括拿破仑战争、普鲁士的扩张以及奥地利的扩张。在这168年的时期中，体系中的国家数量从约260个减少到63个，国家灭亡率约为每个世纪117个国家灭亡。
第三个时期从1815年持续到1919年。这个时期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包括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105年的时期中，体系中的国家数量从63个减少到30个，国家灭亡率约为每个世纪31个国家灭亡。
第四个时期从1919年持续到1945年。在这个时期，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在二战后吞并东欧国家。在这27年的时期中，体系中的国家数量从30个减少到25个，国家灭亡率约为每个世纪19个国家灭亡。
最后一个时期从1945年持续到1995年。这个时期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包括（重新）统一的德国、前苏联的解体以及前南斯拉夫联盟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然而，除了德国的统一案例外，这个时期的国家灭亡实际上导致了许多国家的（重新）诞生。此外，这四个国家灭亡案例都不是由征服和扩张的战争引起的。因此，体系中的国家数量实际上从25个增加到35个。
总结：国家灭亡和国际体系的演化
尽管上述两个国际体系在不同的时空中演化，但它们经历了类似的演化路径。在这两个体系中，国家数量大大减少，国家的平均规模显著增加，这正是因为这两个体系中的国家一直按照进攻现实主义的逻辑运作（即通过征服和扩张来获得安全）。因此，这两个体系最终都达到了同样的结果，即征服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有时仍然成功），这体现在国家灭亡率稳步下降。
这个结论也得到了近期历史的证据支持。在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之后，欧洲大陆再也没有成功的帝国建设尝试。拿破仑和希特勒几乎做到了，但最终都被强大的反联盟所压倒。事实上，在大国时代中，只有一个通过征服实现地区霸权的尝试——美国的大陆扩张——实际上取得了成功。可以说，美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尽管其行为具有侵略性，但没有削弱美国的反联盟（Elman，2004）。
证据强烈表明，当进攻现实主义世界中的国家根据进攻现实主义体系的要求行事时，他们也会使进攻现实主义逻辑变得越来越不可行。进攻现实主义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体系：正因为国家按照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逻辑行事，世界将被转变。进攻现实主义体系的固有动力最终导致了该体系的自身消亡。
五、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三个辅助机制
最后一部分强调了按照进攻现实主义体系逻辑追求征服和扩张的国家，作为将进攻现实主义体系转变为防御现实主义体系的基本机制。本节重点介绍了三个辅助机制——它们都依赖于并建立在基本机制的成果之上——进一步巩固了世界进入了防御现实主义体系。
抵制进攻现实主义国家的选择
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开始阶段，体系中可能存在其他类型的国家（如防御现实主义国家）。然而，随着体系的演化，只有那些已经尝试并成功征服的进攻现实主义国家才能在体系中生存下来，其他类型的国家要么会很快被淘汰，要么会被社会化为进攻现实主义国家。因此，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大部分时间里，体系中只能存在一种类型的国家——即进攻现实主义类型的国家。
当进攻现实主义体系进入晚期阶段——也就是国家数量大大减少，每个国家的平均规模大幅增加之后——一些国家会积累足够的防御力量来对抗潜在的侵略者。因此，如果这些国家选择如此，它们可以主要依靠防御策略来生存。如果这些国家中的一些确实选择主要采取防御策略来生存，那么在进攻现实主义体系中会出现一种新类型的国家——防御现实主义类型。一旦体系中有了两种类型的国家——进攻现实主义类型和防御现实主义类型——体系内就会出现一种新的选择动态。
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晚期阶段，大多数国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力量，可以独自或通过结盟来保护自己，征服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如果一个国家追求扩张但失败，将受到胜利者的严厉惩罚。因此，进攻现实主义国家很可能会受到惩罚——有时是严厉的惩罚。
相比之下，防御现实主义国家可能需要时不时地抵御侵略，但它们更有可能处于比侵略者更好的位置，不仅因为它们更有可能成功地进行自卫，而且因为它们不必忍受战争失败的惩罚。
因此，随着进攻现实主义体系演化到晚期阶段，体系内的选择将越来越不利于进攻现实主义国家，有利于防御现实主义国家。这种选择压力转变的基础是通过消除国家的数量而增加国家的规模。
观念的负面传播：征服变得困难
如果国家是战略行为者，那么它们也必然是学习者：国家会学习并采纳那些被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观念，并拒绝那些被认为对自身利益有害的观念。
当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晚期阶段，征服变得相当困难时，追求征服的国家更有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不是获得回报。如果是这样，可以预期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将逐渐从自身和其他国家的失败经验中学到征服变得更加困难且很少带来回报的艰难教训。结合对进攻现实主义国家的选择压力，可以预期大多数国家最终会在某个时刻学到征服变得更加困难的教训，即使学习过程可能是缓慢和非线性的。
因此，国家体系将逐渐变成一个由基本上放弃了征服作为安全手段的国家组成的体系，因为它们已经学到了征服困难且不再具有回报的教训。这样的世界并不排除一些国家可能仍然是进攻现实主义国家，也不排除一些新的进攻现实主义国家可能会时不时地出现。然而，由于即使这些进攻现实主义国家更多的情况下会受到严厉惩罚，人们应该预期它们中的大多数最终也会学到这个教训。此外，在通过负面学习传播一段时间之后，征服不再容易的观念可以通过积极学习传播。整个学习过程的净结果是国家之间的信念发生了变化——从征服容易且有利可图到征服不再容易且有利可图。
最后，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成为Mearsheimer的世界向Jervis的世界转变的第三个辅助机制，它们是防御现实主义世界的双重观念支柱。
许多人认为，中世纪后主权的逐渐兴起和传播在将进攻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更为良性的防御现实主义世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他们中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主权在中世纪之后而不是之前崛起和传播。
主权本质上是对国家体系内共存规范的司法承认。因此，接受共存作为一种规范是主权崛起的第一步。然而，接受共存作为一种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存作为一种现实，而这种现实只能由征服和扩张的困难程度的增加来提供。在一个征服容易的世界中，共存的规范不可能崛起和传播。因此，只有在许多国家认识到征服的无效之后，主权才能崛起。从对事实情况的反思来看，如果国家可以轻易征服对方，为什么它们会尊重彼此的主权呢？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政治中的规范是“征服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征服权”才逐渐被否定，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逐渐成为新的规范。
主权的崛起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提供了客观基础，因为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领土的占据。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进一步巩固了国家体系的防御现实主义体系。
首先，与前景理论（Levy, 1997）一致，将国家视为珍贵财产的人口将更愿意并决心捍卫国家（而不是掠夺他人的领土）。因此，民族主义使得征服最初变得不太可能成功。此外，即使征服最初成功，占领也会更加困难，因为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口将不太愿意服从新的主人。净结果是使整个征服企业变得更加困难，从而使征服更加困难和不太可能首先进行。
其次，因为以征服和扩张为目的的进攻现实主义国家越来越少，征服和扩张的动机减弱，民族主义将取代扩张主义成为国家政策的主要动机。由于民族主义更多地关注维护和保护核心领土的利益，国家将更加倾向于采取防御策略，而不是采取进攻策略。这进一步巩固了防御现实主义体系的特征。因此，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在辅助机制的作用下，促使国家逐渐将进攻现实主义转变为防御现实主义体系。这个过程在历史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和转变。
总结
在上一节中概述的基本机制的基础上，三个辅助机制在将进攻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现实主义世界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辅助角色。与基本机制一起，它们逐渐但坚定地将进攻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现实主义世界。这个结论也得到了最近发展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暴力国家死亡几乎停止了，这是一个没有历史先例的现象（Fazal, 2007; Zacher, 200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数量并没有减少，而实际上增加了。最明显的是，许多弱国和小缓冲国，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中几乎没有存活机会（如不丹、卢森堡、新加坡），但今天仍然存在（Fazal, 2007）。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旦一个国家获得了法律上的独立，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尊重该国的领土完整成为常态，国际社会不会接受吞并该国甚至其一部分的行为（Zacher, 2001）。征服不仅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在国际体系中越来越不合法。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战争都是征服战争。通过将征服作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消除，从进攻现实主义世界向防御现实主义世界的演变也消除了许多战争。用约翰·穆勒（John Mueller，1989）的话来说，征服和扩张的战争正变得过时或已经过时。所有这些发展表明，国际政治已经从Mearsheimer的世界坚定地演变为Jervis的世界。与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世界对国家的生存来说确实更加安全。
六、理论和政策意义
我提供了一个社会演化的解释，阐述了从进攻现实主义世界向防御现实主义世界的转变过程。
我拒绝那些无法想象国际政治中的转变，并认为国际政治将永远停滞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的论点。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即使系统的某些特征（如无政府状态）保持不变，系统的基本性质仍然可以发生转变。
我的论点改进了那些试图理解进攻现实主义世界形成过程但未提及其演变为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的论点（如Mercer，1995; Thayer，2004）。它也超越了那些确定不同类型无政府状态但未完全解释一个无政府状态如何转变为另一种无政府状态的论点（如Wendt，1992，1999）。
最后，我的论点改进了只提供部分解释从一种无政府状态转变为另一种无政府状态的观点。许多人强调规范和观念在治理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但却未解释这些观念力量首次如何产生并主导国际政治（如Kratochwil，1989; Mueller，1989; Spruyt，2006）。其他人确实谈到了这些观念力量如何产生和传播，但要么在他们的历史叙述中不包括客观/物质世界，要么不以客观/物质世界为基础，因此不能为观念的起源和传播提供内生性解释（如Adler，2005; Buzan，1993: 340–3; Crawford，2002; Onuf，1989; Ruggie，1983; Wendt，1992: 419，1999: Chs 6 and 7）。
例如，Wendt认为这三种无政府状态只能通过自我强化行为维持，并且只能通过观念和实践的外生变化来转变：根据Wendt（1999: Ch. 6）的观点，转变的原因纯粹是观念上的。根据Wendt（1992: 418–22）的观点，从霍布斯世界到洛克世界的转变的一个特定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理由以新颖的方式思考自己”（419; 强调添加），然而他从未解释过为什么国家会想要改变它们的观念和实践，除了听从外生的（即Wendt的）说教。
相比之下，在社会演化的框架中，国家将在没有遵循外部教导的情况下改变它们的观念和实践：观念和实践的转变是内生驱动的。我不仅强调了观念对转变的影响，还为观念的崛起和传播提供了客观基础。我展示了国家数量的逐渐减少和国家平均规模的增加为几种强大观念的崛起和传播提供了客观基础，而这些观念的崛起和传播反过来巩固了将系统从进攻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
如果我对国际政治转变的社会进化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它应该对理解国际政治（以及社会变革的一般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我将重点强调这种方法对国际政治的两个直接意义，而将其对理解社会变革的更广泛意义留待其他地方讨论。
进化论解决了宏观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的争议
如果国际政治是一个演化的系统，并且该系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无论多么复杂的系统理论都无法完全理解国际政治的整个历史。系统理论只能够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理解特定的系统。我认为，这就是过去关于国际政治三个主要宏观理论（攻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辩论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
这三个主要宏观理论都是系统理论，但并非演化理论。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辩论中，这三个主要宏观理论的拥护者都努力证明他们所支持的理论是更好甚至是最好的理论，以便理解国际政治的整个历史，从而隐含地追求用一个宏观理论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的目标。这种对国际政治整个历史中更好或最佳的宏观理论的信仰是建立在（隐含的）国际政治基本性质基本保持不变的假设上的。因此，这些辩论在实质上试图将非进化理论强加于一个演化系统之上。
国际政治的基本性质基本保持不变的假设是错误的。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尽管一些特性（如无序状态）仍然存在，但其基本性质已经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在整个国际政治历史上强加一个单一的宏观理论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失败。
一旦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这三个主要宏观理论的辩论无法解决，解决办法就显而易见了：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可能需要不同的宏观理论。换句话说，三种不同的宏观理论可能适用于三个不同的国际政治时期。
首先，攻击性现实主义似乎不适合大国时代的历史。攻击性现实主义预测每个大国都会追求扩张和征服，直到实现地区霸权，因为扩张和征服有助于安全。然而，正如梅尔舍默自己承认的那样，在大国时代，除了一个之外，所有的扩张企图都失败了，并且它们的行为者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如果是这样，那么预测（和推荐）大国将继续追求扩张就是要求大国朝着不可能的方向努力，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国家是战略行动者的假设。实际上，自19世纪末以来，大国中的攻击性现实主义国家变得越来越少见。
相比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似乎与大国时代的历史更加吻合。防御性现实主义预测征服将是困难的，帝国也不会持久，而大国时代的历史大部分似乎表明确实如此。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出，防御性现实主义比攻击性现实主义更适合大国时代的历史，仅仅是因为国际政治在大国时代开始朝着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变。在那时，国家的数量大幅减少，平均国家的规模大幅增加。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通过关注大国时代来研究他们的理论，他们正在关注适合他们理论的历史时期。相反，由于国际政治已经开始从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向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变，攻击性现实主义者通过关注大国时代来研究他们的理论，他们关注的是错误的历史时期。
如果是这样，那么虽然攻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都努力从大国时代的历史中获取支持的证据，但实际上他们应该观察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攻击性现实主义者应该观察大国时代之前的时期，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应该观察大国时代。因此，尽管这两种现实主义可以在方法论上统一，但它们不应该在本体论上统一，因为它们是来自（和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新自由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罗伯特·杰维斯（1999：45，47）正确指出，“新自由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不仅被夸大了，而且还被误解……它们的差异至少部分是由于它们倾向于关注两个不同的领域：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而现实主义则更关注国际安全。”
然而，杰维斯未能注意到新自由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更为显著的对比。尽管防御性现实主义已经试图研究国际政治的一个很长时期（从威斯特法利亚或1495年到今天），而且现实主义一般声称适用于更长的历史时期（从古代中国和希腊到今天），但新自由主义几乎没有涉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政治领域：新自由主义者声称支持他们理论的几乎所有实证案例都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
新自由主义自觉地强加的时间限制是根本的，它明确地传达了关于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信息。尽管新自由主义者也暗中试图证明新自由主义在整个国际政治历史中是有效的，但他们一直以来都承认新自由主义的时间限制：新自由主义者一直清楚，尽管他们的理论对于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很有用，但它在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时期几乎无关紧要。
新自由主义者对他们理论的时间限制是正确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只能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而来，但绝对不可能直接从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而来。在一个攻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中，逐渐合作的尝试通常会导致自杀，不会有重复的合作互动。
只有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中，即“和平相处”的逻辑下，合作才会成为一种可行的自助方式。此外，只有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从重复的合作互动中产生的思想和规范才有机会巩固为制度。重复或制度化的合作作为自助行动需要一个客观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只能通过将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来提供。因为这一转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牢固完成，所以不足为奇，新自由主义者在调查中自觉地将其限制在那个时期。
综上所述，宏观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的争论无法通过一个单一的宏观理论来解决。国际政治是一个进化的系统，其基本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可能需要不同的宏观理论来解释和理解。攻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理论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不应该被强加于整个国际政治历史上。理解这一点并采取相应的方法论，将有助于更全面和准确地解释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在无序环境下寻求安全：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们认识到国际政治已经从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坚定地发展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这不仅对理论化国际政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国家在现在和未来寻求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冷战结束后不久，米尔斯海默和范埃弗拉之间就欧洲的未来展开了一场小辩论。米尔斯海默（1990）从攻击性现实主义的角度大胆地预测，由于稳定的两极化崩溃，欧洲的未来将是其过去的延续。相反，范埃弗拉（1990）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角度认为欧洲不会回到过去的未来。
我们的讨论应该彻底结束米尔斯海默和范埃弗拉之间的争论。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望其项背地预测未来，但我们可以自信地宣布国际政治不会回到攻击性现实主义的“恶劣、残酷和短暂”的世界，也不会经历（长时间的）循环，因为进化系统根本不会倒退或经历循环。因此，攻击性现实主义不可能成为今天国家安全战略的良好指导。防御性现实主义应该成为今天国家安全战略的更好指导，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中。
由于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演化系统，其性质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国家在国际政治的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宏观理论来指导其安全战略。在过去的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遵循攻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可能会繁荣发展，但如果继续遵循攻击性现实主义，它将在今天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遭受严厉惩罚。相反，在过去的攻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遵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可能已经灭亡，但在今天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很可能会繁荣发展。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与遵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国家有着相似的命运，尽管在未来它可能表现得比后者更好。自二战以来，世界似乎越来越多地基于规范和制度，尽管实力仍然非常重要。
由于国际政治的不同理论适用于不同的国际政治时期，在决定采用特定国际政治宏观理论指导政策时，国家不能仅仅根据理论的科学价值来决定——它必须首先确定自己生活在何种世界，以及某个理论是否适合其所处的世界。如果所选择的宏观理论在科学上是良好的理论，但在某个时期的世界中不是一个良好的指导理论，那么将用这个理论指导这个时期就很不明智。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编译来源:
Shiping Tang (2010).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1), pp.3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