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大学的整体实力，明白自己大学的真实位置，理解现有的教师队伍以及制度，设计合理的工作目标，脚踏实地去做，而不是拔苗助长，追求“大跃进”的效果，那样的话，中国的大学才有希望。
暨南大学提出“宁静致远工程”，得到广东省领导的赞许，省教育厅更是以此为契机，召开“高等学校教师专业发展与队伍建设”学术论坛，这是个好兆头。可道理人人明白，关键在落实。为了“鼓劲”，也为了“补台”，我谈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校长与教授之间;第二，如何看待学术评估;第三，怎样善待年轻学者。
【在校长与教授之间】
暨大人事处来信，说在网上查阅了我的言论，发现跟他们校长的思路以及“宁静致远工程”宗旨接近，于是邀我来论坛作一主旨发言。为了表示是做了功课的，随信附录了他们辑录的“陈平原言论”。我很好奇自己的“言论”是如何被摘编的，十几段文字，前两段出自《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7日的《人文学者不可丢“三气”》。先是：“学问不是评出来，而是做出来的，是经过20年、30年、40年，心甘情愿坐冷板凳、呕心沥血做出来的……大家现在被各种评比、评奖、评估搞得鸡飞狗跳，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潜心学问。这很可惜。”后有：“一所大学或一个院系，要有意识地培养几条‘大鱼’。对于那些有个性、有才华、有脾气的好学者，要让其山高水长自由发展。”
其实，在这两段文字中间还有一段话，也很重要——“作为系主任，我的基本原则是：为中才立规划，为天才留空间。好的教授视学术为生命，根本用不着催促;有的老师，或因能力限制或因健康原因，或对学术根本不感兴趣，再催也没用。但中间这一大块，若有合理的评估体系及奖励机制，能做出更大的业绩。所以，最重要的是调动中间这部分老师的积极性。”若拉下这一段，好像我完全否定任何学术评估，那样决绝的姿态很好看，但不是我的原意——我批评的是目前中国的评估体系及奖励制度。朋友们嘲笑我当了系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者注)，立场有所变化，以前根本看不起“科研项目”，反对“数字化管理”，现在也得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课题，甚至对教学及科研提出一定的量的要求。我的回答是：“屁股决定脑袋”，不在这个位子上，站着说话不腰痛。作为教授，你只管做好自己的学问，不必也不该太看重评估及奖励;作为系主任或校长，则不能完全漠视各项学术评估。
正因为当了几年系主任，深知校长们的压力。你上百度百科检索“香港中文大学”，吹嘘有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看就是校方直接制作或提供的资料。接下来的叙述很有趣——“2011年9月，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发布2011年世界大学排行榜，香港中文大学较2010年再升5位，位列世界第37名，继续处于内地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前。2010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中文大学较2009年上升4位，位列全球第42名。”有心人马上发现，这资讯残缺不全，一个是2011、一个为2010?为什么?原因是2011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的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中文大学的排名由42急速坠落，变成151。本想特立独行，不提交资料，不参与排名，可前一年上升4位沾沾自喜，如今一跌就是109位，怎么跟校友解释?我赞同学校的理念，可也理解校长的难处——还没到哈佛、耶鲁的地位，无法拒绝这些明知缺陷多多的游戏。校方只好一方面安排沈祖尧校长发表《别让“排名”挤掉大学的首要使命》(2011年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另一方面悄悄准备资料，争取明年名次回升——请问，此外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教授可以说“风凉话”：大学排名毫无意义，排名高低跟我没关系。校长可就不敢这么说了。对于大学排名以及学科评估，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是又爱又恨。名次下降则抱怨，名次上升则引用——若真有本事，应该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才对。院系领导也一样，明年进行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若是你领导的院系的全国排名急剧下降，你真能“风雨不动安如山”?
最近这十几年，我写作并出版了几本关于大学的书籍，不少大学校长读过，其中一位很诚恳地告诉我：你说得很好，可惜你没当过校长。我明白，这话既是表扬，也是批评——潜台词是，大学校长的苦衷你不了解。我想这是真的，可书生议政，只能谈自己了解且有把握的话题。我不是大学校长，也不是国务院总理，你要求我说话像校长，或从国务院的角度考虑问题，那是不对的。各自明白自己的位置，说自己想说的话、能说的话、该说的话，这社会才能健康发展。
十几年前，谈及大学史的写作，我说到：“大学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学生、教授、校长(及其代表的管理层)。三者的知识背景及文化立场不同，其利益往往互相冲突，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读书》2000年2期)八年前，北大酝酿人事制度改革，我又谈及“屁股”如何决定“脑袋”：“你以前可能是很好的教授，可你当了校长、部长、院长，屁股决定脑袋，思考问题时，必然注重行政管理。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应该承认各自利益以及立场的差异，这样才有对话与协商的必要。”(《大学改革，路在何方?——“大学改革座谈会”发言整理》，《读书》2003年9期)其实，校长与教授之间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对话途径以及利益重叠的地方。
校长是任期的，教授是终身的(即便退休，也可继续做研究)，这就决定了前者需要阶段性业绩，后者更倾向于可持续发展——既反对管理层拼命催肥，竭泽而渔，也不能让校长老是两手空空，无法向上级以及热心的校友交差。教授与校长之间，需要互相磨合，共谋出路。
为什么要说这些“闲话”?就因为在我看来，一所大学的校风是否“正”，能否“宁静致远”，关键不在教师，在领导。单有理想还不够，还得考虑可操作性，以及能够承受的压力。当校长的都明白，此举从长远看很好，但短期内很可能影响大学排名。人家急功近利的，数字好看，排名上去了，吃香的喝辣的，你却只是在江湖上收获“及时雨”的好名声——说不定还因此限制了仕途，你顶得住吗?想清楚了，不管别人怎么骂，也不计一时之得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才可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如何看待学术评估】
凡在大学教书的，大概都承认，最近这20年，我们的收入在提升，我们的压力也在增大。以前只要教好书，论文写多写少，出版不出版，关系不是很大。现在不一样了，要是评估不过关，轻则降级，重则解聘。其实，香港也是这样。在香港科技大学创立之前，香港的大学教师是比较悠闲的，自从放进科大这条“鲶鱼”，真的是搅乱一池春水。香港政府将香港的大学分为教学型与研究型，三所研究型大学(港大、中大、科大)的教授需要多发论文;可教学型大学不甘示弱，也对教师提出严苛的要求。换句话说，香港及台湾的大学，较早引进美国大学的管理制度，学术评估已成常态，且做得比较规范。此举有好有坏——好处是研究业绩迅速提升，缺点则是教学明显受到冲击。
1998年5月，江泽民主席在北大百年庆典上讲话，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摘掉意识形态保护伞(此前的口号是“创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意味着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用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眼光来看北大、清华。此后次第展开的“985工程”等，政府在给钱的同时，也让在岗的大学教师感觉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到目前为止，中国大学仍在改革途中，tenure(任期)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很少解聘不合格者。但学术评估及奖励体制的引入，还是促进了教师的科研热情，大大提升了中国科研论文的生产力。英国皇家学会2011年3月28日发布题为“知识、网络、国家：21世纪下的全球科技合作”的科技调研报告，称中国有望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科技出版物数量最大的国家(参见《英报告称中国将于2013年超美国成超级科研大国》，《环球时报》2011年3月29日)。而中新社北京12月2日电：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日在京发布，2001年至2011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国际论文数量为83.63万篇，升至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论文数量首次超过日本。此类“好消息”还有很多。可从事专业研究的人都明白，数量与质量并不同步;我们之所以突飞猛进，得益于人口多，投入大，加上数字化管理模式。
科研论文的“量”是上去了，“质”则不是很理想。谈论科研成果，除了经费、热情、干劲，还有学术积累以及制度建设。而后两者的制约更为深层，不是短期努力就能解决的。单看论文数字，北大、清华与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接近，可内行人都明白其中的差距。记得6年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发表“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高论，引起轩然大波。丁的解释更是让人沮丧：“我认为，是否是真正意义上合格的经济学家，可以按照香港科技大学评定副教授的要求来衡量。我不是按照国际排名前10位的经济学系的要求，也不是按照终身教授的要求，这样不至于高得离谱，因为我们谈的是华人社会里的经济学家。”(参见《丁学良：什么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无独有偶， 2011年8月15日，饶毅在博客文章《减少中国科学界浮躁的一个必要步骤》中，谈及中国生命科学这20年的基本情况：“国外做过博士、博士后，回国立即做正教授，再做一两篇Nature、Science、Cell，或者几篇同领域最好杂志的论文，就可以做院士。科学程度一般(不是所有人)到此为止。也就是说，在国际优秀大学晋升副教授的时期，在中国可以做院士。而中国做了院士以后，各种事情又多起来，做科学的时间减少。如此造成中国比较好的科研人员的科学活跃期结束比较早。”这两个专业都是我不懂的，可看他们如此评说中国学界，心里很难受。各大学、各院系的情况不一样，但即便人文学科，我们私下里也承认，与美国一流大学差距很大。北大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你若能在美国一流大学获得正式教职(即便是教中国文学或中国历史)，回来自然升一级——助理教授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正教授。国内其他大学，大概也都如此办理。这不等于公开承认，人家的学术水平明显比我们高吗?
当下中国学界，正从追求规模逐渐转向强调质量。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努力改善学术评估方法。当领导的，起码可在下列问题上有所作为：一是积极参与修订各种学科的评估体系;二是制定高低软硬恰到好处的内部标准;三是鼓励投稿好杂志，但拒绝钦定“顶级学刊”;四是守住底线，同时为特异之士保留自由活动的空间，且随时准备因天才出现而修订规则。
【怎样善待年轻学者】
关于大学管理，我有四句话：第一，展示愿景——让老师们看到国家的、大学的以及自己的前途;第二，了解自家人——切忌引进未必精彩的女婿，而气走好几个能干的儿子;第三，明确自家位置;第四，善待青年学者。这里就谈后两点。
鼓励学术竞争，这本是好事。可悬得过高，达不到，就容易造假，或养成急功近利、喜欢吹牛的坏毛病。最近，某著名大学聘请讲座教授，要我帮助判断“被评价人在其学术领域的国际排名”：前5名、前10名、前20名。我知道，若勾第三等级，大概就没希望了。可国际排名前5，那是什么感觉?我哪敢随便下笔。也是最近的事，北大中文系招聘青年教师，学校有关部门领导追问：你能否保证此人5年内成为本领域的全国前3名。我拒绝了。人家说我傻，你先答应下来，5年后，谁还记得这话?再说，那时你和他都不在这个位子上，谁来负责?可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实在说不出口。什么叫“前3名”，怎么评定，那些40岁以上的副教授、教授全都不做学问了?
我帮美国哈佛大学遴选讲座教授写过推荐信，对方除了综合评论，没问我此君的国际排名，只是列出四个他们认为大致同级别的教授，让我比较各自的长与短，说明为何推荐此君而非彼君。我也帮香港科技大学晋升教授做鉴定，最后一项是比较：这位候选人比你最近参加评审且通过的北大或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正教授如何。这样的提问很具体，也很实在，我能回答;至于国际或国内排名，我不懂，也不相信。
中国大学还没好到那个程度。前些年有大学炒作，愿出多少钱聘请诺贝尔奖获得者，结果当然是落空。北大设立讲席教授，年薪60万～80万，开始以为很有诱惑力，但联系多位国外著名教授，都不成功。因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解中国大学的整体实力，明白自己大学的真实位置，理解现有的教师队伍以及制度，设计合理的工作目标，脚踏实地去做，而不是拔苗助长，追求“大跃进”的效果，那样的话，中国的大学才有希望。
可如今，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都在吹牛。记得某名校历史系规定，博士生必须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才能给博士学位。《历史研究》一年总共才发多少篇文章?照此要求，全被这学校包圆了。即便是训练有素、颇具创见的中文教授，一年能写一两篇好论文就不错了，而且并不一定要发在《中国社会科学》或《文学评论》上。眼下中国各大学明码标价、真金实银地奖励老师们在“顶级学刊”发论文，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这还不说只讲论文而不论教学质量，明显扭曲了大学的职责及精神。
由于排名的刺激，各大学都在争抢“大师”或“明星学者”。而对于刚出道的青年教师，则不甚关心，当廉价劳动力使用，且提出不近情理的考核标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哪有这样的好事?
不久前我在纽约大学演讲，谈及转型期中国学界最受伤的是人文学，尤其是从事人文研究的青年教师。“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社会科学容易适应，人文学则很受伤害。从长远看，受害最严重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人。稍微年长的，或足够优秀，或‘死猪不怕开水烫’;40岁以下的副教授或刚刚入职的青年教师，一方面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呢，学校压给他(她)们的任务比较重，因而心力交瘁。人文学需要厚积薄发，很难适应眼下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的‘时代潮流’，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甩出轨道。”(《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读书》2012年2期)
各大学的“高标准严要求”，使得年轻学者全都手忙脚乱，心气浮躁，根本没有时间想问题或从容读书。我再三向北大校方提议：善待40岁以下的年轻学者。记得我们当年刚留校，系里给一学期时间，让你好好听课、备课，这都是“从长计议”。不像现在，巴不得你今天报到，明天就走上讲台。再好的苗子，也得用心栽培，休养生息，才能长成参天大树。若都急功近利，会出大问题的。非常希望暨南大学真能落实此“宁静致远工程”。这样做，暂时效果不一定好，但10年后，定然大有收获。
我在北大读博士时的导师王瑶先生早年从事中古文学研究，特别喜欢《世说新语》，日常生活中也擅长提炼各种“隽语”。比如，他在政协会议上有一名言——说是当了政协委员，“不说白不说，说了等于白说”。这话太悲观了，于是有人给添上一条光明的尾巴——“白说也要说”。关于当代中国的“大学”问题，我也持此态度。
(本文系作者2011年12月16日在广东省教育厅和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的“高等学校教师专业发展与队伍建设”学术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2011年12月11日初稿，19日改定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