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偶记（一）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页9：“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向来不希望卖弄高寿，更不自承太学传统（野史注：此说似不妥，陆平也算校方吧？他是主张太学传统的），就连直接渊源的同文馆（创立于1862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也都无法使其拉长历史。每当重要的周年纪念，校方都要强调，戌戌年“大学堂”的创立，方才是北大历史的开端。胡适称此举证明北大“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与当事人对大学的体制及西方文化的体认有关，更牵涉其自我形象的塑造和历史地位建构。说白了，北大的“谦虚”，蕴含着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从北大的立场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

野史案：这就须要较真了，就得拿材料说话了。

西方人文最可宝贵的，不过民主政治思想。那么，率先引进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并形成民主话语体系的，是1848年的徐继畬（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的《瀛环志略》、1864丁韪良（首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万国公法》，还是1898年后大学堂什么人的什么著作？

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课程设置，早在同文馆已经形成。同文馆1868年出版的丁韪良系统自然科学教材《格物入门》，分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力学、化学、算学，就是明证。

即使如此，徐继畬也不敢说他们这一代人是“西学的开路先锋”，而是公允地指出：“泰西之学,始于利玛窦之东来,迨后南艾诸公扩而充之,益见详备。然所言者天文历法，于格物穷理之说，未之详也。”（《格物入门序》）西方天文历法，不仅成为晚明以后皇家修订历法的依据，而且传入日本。宽永七年，近藤正斋《好书故事》录有遭到查禁的32种由中国舶来的西学书名，如《筹人》、《西学凡》《职方外纪》、《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页54）

但是利玛窦、南怀仁、艾儒略、徐光启、李之藻的著作，只由明清少数皇帝如崇祯、康熙和士大夫讲求，由钦天监（从明崇祯以后至清嘉庆200年间基本由西洋人担任）奉为圭臬。同治变法中，讲西学格物穷理之学的《格物入门》和讲国际公法和民主的《万国公法》等教材，才列为同文馆天文算学馆课程。总理衙门将《瀛环志略》作为自强运动指南重印，成为京内外高级官员重要西学读本。

同治变法，是在办学校的名义下悄悄进行官制、政制的改革，是创建名义上叫做“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高级文官摇篮，可以说是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和各省督抚藩臬后备官员培训学校。变法将调整以朱学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八股文为程式的科举制度，将储才之所翰林院纳入西学体制。徐继畬主持的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招考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和五品以下的京内外中级官员，恩拔副岁优五项贡生，进馆学习，培养有环球视野的、了然世界大势的、有一定天文算学声光电化知识的、能进行数理逻辑思维的年轻政治通才，为高级官员大换血作准备，用西学之人行自强新政，使西学官员三五年后尽快补缺，担当栋梁重任，以适应“古今一大变局”，“防范数年、数十年之后”的不测之变。变法依据的祖制和“典范”，是和西方耶稣会士一起研习天文算学，委任耶稣会士担任钦天监正的康熙皇帝；变法树立的“矜式”，是现代首批外交官之一、为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口岸作出贡献的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徐继畬；变法的“指南”，是徐继畬辑著的东方第一部系统的世界政治地理著作《瀛环志略》。变法的哲学理念，是“兼容并包，智周无外”。也可以说，这是先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同治朝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尽管这些非常之举，遭到恪守程朱理学的倭仁及利益集团的阻挠破坏而严重受挫，同文馆仍坚持下来，清末民初，其学生以高官、将领、著名科学家等活跃于政治、军事、外交、科学领域。

同治变法中《瀛环志略》、《万国公法》、《格物入门》这些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的开山之作，证明同文馆才扮演了“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角色。1898年之后的北大，不论在民主和科学上贡献如何具体而微，也只是流而不是源。侈谈什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创办人、已故罗荣渠教授认为中国现代化是外源性的，是后发的，并认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洋务派发动的‘自强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序幕。这次改革的中心内容是仿造洋枪洋炮。为了讲求‘算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提出了学习西方语言，翻译西书、开办译书局等任务。1862年，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同文馆开办于北京，这是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的肇端，也是清政府转变对西学的态度的开始。同文馆聘请西人开办英文、俄文、法文等班，最初是一种实验性质。到1867年算学馆成立，从学习西文进而到学习西学，这所翻译学校才逐渐向一所高等学校过渡。”（《现代化新论续篇》页173-174。）

夜读偶记（二）

创业垂统，为后世法。从教育领域说，同文馆当之无愧地扮演了“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

北大如今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谨守上谕”，维持现在1898年为开端的历史，那它就既不是引进西方民主的开路先锋，也不是引进西方科学的开路先锋，“野心”破灭；要么将“直接渊源的同文馆”整合进自己的校史，使自己的校史延长31-36年，校统有了“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的名分。割断历史而企图成为“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无异缘木求鱼。

千年的纸会说话。同治变法在迄今为止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中仍被忽略，但坚信有史德史眼史胆的后人会使之显起来的。胡适等名气再大，无视极其珍贵的晚明以来的中西文化会通史，随意涂改历史，终属徒劳。陈平原是“拘文牵俗，循诵习传“，怪不得他。

夜读偶记（三）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小引》：“在日本东京大学访学时，买了一册印刷精美的‘写真集’《东京大学百年（1877-1977）》，读后感慨良多。”

野史也有感慨。日本1853年黑船事件后，才接受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逐步放弃朱子华夷观，放弃“锁国”政策，开国学习西方。其西学的重要转运站是中国。1861年起，先后翻刻《瀛环志略》、《万国公法》、《格物入门》等等。1867年受挫的同治变法，比明治维新早发动一年。同年开创的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是中国也可能是东亚最早的现代高等学校。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开创，可能比日本要早。花了大量大清银子的清末官费留日学生，不愿提这段出口转内销的历史，情有可原。后世有头有脸的名人，有意无意抹煞这段中国率先对西方挑战作出有效回应的光荣历史，“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

2012-1-26凌晨4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