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孟的天赋人性、特立独行、君舟民水、民贵君轻思想
2、独立不独立，自由不自由，是宋元明清陆王之争实质
3、独立独行、兼容并包、痛斥奴儒的自由思想家傅山
4、广轩徐润第以《易经》艮背为讲学宗旨，高扬传统独立自由魂；松龛徐继畬推崇美国选票和华盛顿，产生东方第一民主梦，实现了中国本土独立自由资源与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兼容榫接
5、1927年国民党党化教育、一党专政，与中国独立自由传统背离
6、49之后立即“改造知识分子”，摧残士节民风，强化一党专政
7、当你自视为“分子”的时候，你的“奴才”地位已经定了；“知识分子”是极权话语，亟应摒弃
引论：如今的多数自由民主人士，都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专制划等号，视为很负面的东西。本人以前受五四激进思想影响，也作如是观。美国克林顿总统1998年北大演讲引用本人的汉译英材料揭示，华盛顿纪念塔徐继畬碑铭“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直探美国赖以立国的自由核心理念。此后10多年，冷静研读徐继畬校刊的其父徐润第《敦艮斋遗书》和儒家经典，渐改旧观，欣喜发现中国本土有深厚的独立自由思想资源，从而在19世纪实现了与舶来的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兼容榫接。从二徐独立自由视角看，20世纪以来中国已经沦为奴才小人国的“烦壤”，实在可悲。
1、孔孟的天赋人性、特立独行、君舟民水、民贵君轻思想
哈耶克说：“自由而非民主是终极价值”。也有论者说，人的天性是爱自由的，自由是永恒的。永恒即过去、现在、将来、古今中外的意思。孔曾思孟在其经典中，对独立自由也作过与西哲异曲同工的论述，是宝贵的本土自由思想资源。
中国哲学的核心是天人之学，讲天人关系。子思作《中庸》开篇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据心学家解释，就是天赋人性，率性即自然、自由之意。钱穆通俗解释了这三句，第一句解释为“通天人”，可知人人天生，人人通天，人人平等。
《孔子家语》讲性命、讲政治主张比《论语》更振聋发聩，不为专制统治者所喜欢，被贬为子书。《家语•本命解》：“分于道，谓之命；赋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明汲古阁版“赋于一”为“形于一”，据年代接近的朝鲜刊本改。这是有待诠释的天赋人性的精彩表述。
《家语•儒行解》。卫哀公问儒行，孔子详细罗列了12条：（有待的）自立、容貌、备预、近人情、（不畏强暴的）特立、刚毅、（面临暴政的）自立、（不疑不谄的）仕、（不忘百姓之病的）忧思、（慕贤而容众的）宽裕、举贤援能，最后一条是总括性的特立独行：“儒有澡身浴德，陈言而伏，言而正之，上不知也；默而翘之，又不为急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己不与，异己不非；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由此可见孔子的操守和价值观。
《家语•五仪解》：“缅然长思，出于四门，周章远视，覩亡国之墟；必将有数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这是孔子原创性的君舟民水论。
《易经•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大体即心灵，小体即肉身。孟子还提出，难以测度的人性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并提出养浩然之气的命题。宋明的心学一派推阐其说。
孟子还主张众所周知的民贵君轻论，与孔子君舟民水论相呼应，都是基于天赋人性论的民本论。
2、独立不独立，自由不自由，是宋元明清朱陆之争实质
晦翁朱熹存理灭欲、主敬的讲学宗旨，是泯灭人性、奴化教育，元代即取得官学地位，朱明时代更为朱洪武欣赏，明轨清随，其《四书集注》等，列为八股考试程式，执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牛耳六七百年。同代人象山陆九渊起而抗争，很赞同别人对他的议论：“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注：《陆象山全集》卷34，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255页。】心与太极同体，开创心学一派，大胆提出“六经皆我注脚”，自由思想不受古代经典束缚，是宋代的自由化人物。
明代陈白沙讲学五言诗标出“源泉”、“自然”讲学二宗旨，极斥求之於书卷、外铄之非。自朱熹《大学补传》以来，天下之人皆用力於书卷，而先生以为糟粕之陈编，独用力於自有之源泉，其用力之地，与天下人殊。自来言用功的尚奋勇，殊不知助长之弊，其为害更甚於忘。忘为不芸，助长为揠苗。忘为无益，助长是又害之。先生以自然二字，抉透勿忘勿助之所以然。其用力之方，又与天下人殊。
今日主张自由思想舶来说的学者，以书为本，用力之地在书不在心，从国外“陈编”中寻找自由思想源泉，乃是外铄，甚至将糟粕当佳酿；无视“心源”、忽视本土自由资源，用力之地错了，用力之方谈也不上，重犯了孟子、白沙批评的错误，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3、独立独行、兼容并包、痛斥奴儒的自由思想家傅山
晚明出现三教会通、中西会通的可喜势头，产生了会通释儒的高僧憨山、会通中西的徐光启。然而，儒家内部门派林立，竞以辟佛、辟道、辟西学等异端，争讲学名头。黄宗羲就是率领40余“皆喜辟佛”的名士，执贽刘宗周门下的。
于是有傅山的异军突起。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清初大儒也有吸收释道方法论者如王夫之，有兼赞墨学者如顾炎武，但他们都摆脱不开正统思想的形式。惟独傅山不然，他大胆地提出了百家之学，对于六经与诸子无可轩轾地加以阐发和注释，首开近代子学研究的蹊径。这不能不说是17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异军。”
傅山（1607-1684，明万历三十五年至清康熙二十三年），字青主，山西阳曲人，学究天人，道兼仙释，登上道艺高峰，是明清之际博学多才的独立自由思想家和书画家、名医。对经、史、诸子、道教、佛教、诗文、书法，绘画、音韵、训诂、金石、考据、杂剧以及医学等，均有深入研究与独到见解，是一位罕见的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清末山西巡抚丁宝铨编辑有傅山《霜红龛集》，1991年12月刘贯文等编《傅山全书》收录其著述500万字。其书法被时人推崇为晋唐之后第一人，如今拍卖价格每件数百万上千万元；医道精湛，活人无数，妇孺皆知，去世以后300多年，民间仍有“傅山先生显灵”之事。
傅山遭逢国变，认定元和清异族吞并全中国，是程朱理学泯灭人性、奴化教育帮了大忙，因而直斥程朱等为奴儒、菌儒，理学乃“糟粕臭腐”，记诵信奉程朱糟粕为“咬冻屎”，主张气在理先，提出“圣人为恶”、“市井贱夫最有理”、“空灵法界”等反常之论。
傅山对宋儒及其追随者嘻笑怒骂，无所不用其极。他还编了一段寓言，说有个叫“烦壤”的小人国，住着些“菌儒”，各挟一不半寸之策，拟干帝王。见蹇姑，曰：虎也；见蛉穷，曰：龙也；见萤，曰：景星也；见尘埃，曰：非烟，卿（庆）云也。……人长七、八寸，极望不过五丈，不见日月星辰。日月光及地，见之，曰：日也，月也。其国自有文，不满数十字，读中国唐以上之书即不能。人抄宋人卑卑语，读之曰：圣人之言也。知理不知气。其名理者，亦用反法，以“来屎”反理。“终始”之“始”用“屎”字，云始自清谷面米也。“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中国之大儒如此而已。鄙儒乎哉！”【注：《傅山全书》卷31，杂文。】
傅山主张：“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机巧雕钻，为狗为鼠已耳。”【同上，卷43。】其《读史》：“天地有腹疾，奴物生其中。神医须武圣，扫荡奏奇功……”【同上，卷10】
李因笃称颂：“河汾文献未全空，蛊上、乾初有是公。”【注：同上，附录三，赠挽祭文。】傅山以《周易》本经蛊上和乾初的卦义，为做人治学信条：“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潜龙勿用”，“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而无闷”。傅山有诗：“残书终岁蠹，一字未逢仙……异端辟不得，真谛共谁诠？”【注：同上，卷13。】
真正理解独立独行、与天为徒的傅山的，是晚于他一个半世纪的五台广轩徐润第：
“白沙由静虚得手，实非朱子之学。然不敢显驳《补传》，第曰‘何用窥陈编’而已。姚江乃显驳之，然集朱子晚年定论，不忘欲同之意。两夫子非骑两头马，诚以世之服朱已久，久则难变，姑为委曲接引之计耳。自后孙夏峯、汤文正师徒，罔不皆然。惟颜习斋、李恕谷师徒，昌言驳之。然颜李之学，全然驳去心性之谈，而专尚六艺，主於事功。用其教者，卒归伯道。一转而为法术，再变而为诈力，其教不足称也。以上所说，皆不能脱道学习气，皆要嗣孔孟，要辟异端。若夫孔孟、异端之两忘，斩尽名根、化尽俗气，四面无倚，独立独行，与天为徒者，吾於傅青主先生见之而已矣。”【注：《敦艮斋遗书•杂言》。】
从孔子的特立独行，到广轩推崇傅山的独立独行，这是中国本土二千多年一以贯之的独立自由价值观。
广轩的再传弟子、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参议、内政部部长、山西省政府主席的五台赵戴文认为，傅山“可谓极伟大而极突出之自由主义学人”。赵戴文题先生墨迹谓：“青主先生学术，集儒释道三教之大成。於道专崇老庄，於释特敬般若、於儒则至孟子而止。於唐宋元明诸儒，多目之为奴，殆以孔子所谓‘小人儒’者视之耳。先生之博学高识，自徐广轩先生前，未有知其如此精深者。自丁衡甫先生前，未有敍之如比分明者。若再概略言之：盖先生在三百年前，当人心锢蔽，时代诡跪中，匪特打破壁垒对峙的程朱、陆王门户之见，亦且踢开普遍公认等不可逾的儒释道三家严明界限，乃深究乎天人，贯彻乎古今，剖抉隐微，解去黏缚，光明洞达，通透圆融，为学说、思想界放映异彩，可谓极伟大而极突出之自由主义学人，乌可置之于彼之所设博学鸿词科之博学鸿儒耶?又见先生墨迹中有：‘奴书生眼里着不得一个人。’不啻与门户人当头一棒，戛乎尚矣！”【注：方闻：《傅山先生大传》P56。】
4、广轩徐润第以易经艮背为讲学宗旨，高扬中国本土传统独立自由魂；
松龛徐继畬推崇美国选票和华盛顿，产生东方第一民主梦，
实现了中国本土自由资源与西方民主立宪政治的兼容榫接
徐润第（1761-1827），字德夫，号广轩，山西省代州（今忻州市）五台县人。1795年中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典籍厅典籍、储济仓监督、施南府同知，为官清廉，“咬定牙关，宁死不使诉讼钱”。治陆王心学，邃于易学，兼容并包儒释道和中西学术，主张一元论的气本论，质疑周张朱理气二分之谬，痛斥程朱主敬、存理、子虚乌有的断灭工夫，主静务虚，务大本，生达道，慎独立，“我即天也”，心与天地同其大，天人合一，是为中，是为仁，是为诚，是为独，是为德，是为天性即人性，以独立自由的艮背为讲学宗旨，书斋名“敦艮斋”，印证傅山宽容异端、独立独行、与天为徒的空灵法界。
其哲嗣继畬1827-1831年，从广轩门人等处，将父亲遗稿搜集、校刊为《敦艮斋遗书》，1848年在福州出版，卷首第1页就揭示广轩独立自由的讲学宗旨：“大体之被累於小体也，以其陷於形器，如水为岸束，曲湾转折，不能●自由。艮之为象，一阳止於二阴之上，以尊临卑，则向之拘束大体者，莫不俯而听令焉。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又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与由乎天，立由乎人。人事无穷，而此为先。古人后天八卦，以艮继乾、坎之旨，孟氏其得之矣。”
广轩认为《中庸》的主旨是独立，发挥蕺山宗旨，对独、独立作全新解释： “独者，道心之本体也，惟精惟一，毫无染杂，故独；合天地万物为一体，更无一物足以对待，故独。”“天下之物莫不有对，惟太极无对。人之本心，太极象也。继善之性，随心而成，毫无夹杂，纯粹以精，精则一，一则独。独者，性之本体然也。”“艮居东北丧朋之地，一阳独立於群阴之上，朋从皆绝，则虞廷精一之旨也。而颜子之克已，曾子、子思之慎独，孟子之寡欲，伊川、晦翁之主一无适，胥准诸此矣。”“艮象为山，且德为止，所谓仁者乐山仁者静也。而周子之主静，陆子之先立乎其大，孟子之不动心，日夜之息，曾子、之思不出位，止至善，胥准诸此矣。”
徐继畬（1795-1873），号松龛，广轩长子，19世纪东方独立自由民主思想家，直言敢谏，为官清廉，南京条约后负责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三口通商通行，首批中国现代外交官之一，官至福建巡抚，总理衙门大臣，率先提出“古今一大变局”的论断，倡导改革变法，提出“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的办学方针，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创始人，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以培养学兼中西的高官为目标的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学校首任校长。文章才力绝大，《瀛环志略》著者，中国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开创中美早期友好关系的先驱。镌有他高度推崇华盛顿“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推崇美国民主制度“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的浙江省宁波府赠送的花岗岩石碑，被嵌于华盛顿纪念塔第10层内壁。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人们逐步认识到松龛的开放思想与当时政策甚为合拍。一个半世纪间，外国政要一再以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为话题，敦睦邦交。中美学术交流，导致了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在北京大学演讲，特别提到华盛顿纪念塔的徐继畬碑铭：
“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
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理念。这些就是引导我们横跨美洲大陆登上世界舞台的理念。这些就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念。
正如我在同江主席的记者会上所说，我们自己为了达到这些理念也还在不断追求。美国的立宪先贤了解我们永远达不到完美境界。他们说，美国的任务就是不断的“组成更完美的结合”，换句话说，我们永远不会完美，但我们总得不断努力改善。”
请注意，是徐继畬所写，直探美国人珍惜的自由核心理念、立国妙道。古今中外酷爱自由的心灵之间，才可能产生共鸣。如果徐继畬没有自由思想，那将是鸡对鸭讲，东风牛耳，焉能出此？
东西南北海，心同理同。如广轩心学揭示：人的天性是爱自由的，自由的源泉在每个人的心坎里，是与生俱来的基因，决非舶来品，由外烁我。克林顿总统破译了松龛对美国制度创新礼赞的自由理念密码。克林顿总统认为徐继畬的精思伟论，与杰弗逊名言可以兼容榫接。只要读《敦艮斋遗书》，就会明白克林顿这些决不是应景话。
从小接受民主教育、公民教育的美国总统，比在情绪化的20世纪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们，思想要敏锐得多。
广轩、松龛父子学行，是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变革转型中值得注意的个案。这一个案有力地表明：中国的自由思想是内源性的，决不是单纯的舶来品，不仅中国古代典籍有自由的言说，更根本的是它源于古今中外每个生命个体的人的心头；中国民主政治思想是外源性的，是舶来品，在徐继畬写成《瀛环志略》第一稿《瀛环考略》的1844年之前的中国思想史，是中国民主思想的史前期的思想史。徐润第是19世纪中西会通重要时期的独立自由思想家，徐继畬是19世纪中期中国开放改革政治家和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民主思想家。
19世纪中国，道在广轩松龛。
5、1927年国民党党化教育、一党专政，与中国本土独立自由传统背离
五四激进思潮，将丧权辱国，归罪于中国传统思想，提出“打孔家店”口号，或主张走俄国共产独裁道路，或主张全盘西化。梁漱溟等不以为然。双方展开了绵延近30年的中西文化论战，伴随着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等。胡适中国哲学根柢较浅，有句名言，竟然将孔子、朱熹一锅煮：“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其实这种“特立独行”，正是“孔丘”最早提倡的。
孙中山从自己的屡战屡败和后中国辛亥革命6年却取得胜利的苏俄十月革命中，似乎领悟到了一个道理：“苏俄所以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此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这个“党治”思想可谓孙中山痛定思痛之总结，却不幸成为现代中国极权主义之起始，其结果，恐非孙中山本人能料及。
1927年国民党旨在消灭反对党共产党的“清党”开始后，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为了推行“党义”，国民党中央又制订了《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组织条例》等。1938年，该部又颁行《青年训练大纲》和《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强调对大、中学生进行“信仰训练”，要“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文件还规定把“党义”列为大学必修课，内容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史及国民党历届宣言……等等。这种已经演化为文化极权主义的“党治”基础上的“党化教育”，曾经受到当时一些知识人士尖锐批评。任鸿隽抨击：“党化教育”与教育本身是完全相悖的。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老实说来，教八九岁的小孩们，去念那些什么‘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关税自由’的教课文字，不但不能得他们的理解，简直于小孩们心灵的发展有重大的妨害。
国民党党化教育、一党专政，受到共产党激烈反对。1943年晋察冀边区初小常识课本第五册，就有民主自由、反对一党专政课文。第三十二课是《反对一党专政》：“国民党专政了十几年，压迫人民，反对共产党，想一党来包办中国的事情，结果把中国弄糟了。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在这个会里，允许各党各派，自由发表抗战主张，好像愿意实行民主，但到后来，国民党又想一党来包办，所以抗战又遭受了很大的困难。抗战了四、五年，现在又是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全国的人民都坚决的要求实行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想：１，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果怎样？２，为什么反对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呢？”向10岁左右的小孩灌输自由、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也是“简直于小孩们心灵的发展有重大的妨害”。
6、49之后立即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接连不断的运动，
摧残士节民风，强化一党专政，制造了奴才小人国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10月23日，毛在政协一届三次会上提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发出了全国范围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动员令。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内部文件，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在这些人当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切实加强党对学校和知识分子的领导。一场酝酿已久、精心策划的运动很快如暴风骤雨席卷大陆。“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向整个知识界蔓延开来。由于当时正值朝鲜战争，进一步要求结合现实，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有过欧美留学背景和曾经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就成为了改造重点。
此前，早有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知识人闻风而动，率先表态。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朱光潜《自我检讨》。50年1月3日和2月2日《人民日报》相继推出费孝通自我检讨两篇。50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和10月8日《光明日报》上，分别发表冯友兰《一年学习的总结》、《〈新理学〉的自我检讨》。
文艺界最早自我检讨的是曹禺。50年10月25日在《文艺报》第3卷第1期发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自我作践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解剖滋生“创作思想的脓疮”的“阶级”根源。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人，都必须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挖掘自己内心的“反动思想”。这些自我检讨千篇一律，都是曹禺的“三段式”的翻版：挖掘“旧我”的思想根源——全盘否定“旧我”——宣誓与“旧我”决裂、塑造“新我”。
日本占领时期堪称硬汉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二十三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者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太上皇’。二十三年来，通过我给青年们灌输奴化教育，培养出为他们服务的人材，贻误了多少青年弟子，还自以为‘超阶级’、‘超政治’，还自以为‘清高’，其实就是做了几十年污浊、卑鄙的买办和帮凶，而不自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是比杀人更厉害，更毒狠的。后面操持着的人，固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拿着武器，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
这些深孚众望的知识人仅仅是为了求得一己平安，不得不罔顾尊严地自我丑化，斯文扫地地乞怜哀求，与孔孟关于士节的主张南辕北辙。“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面对高压的孱弱和怯懦，对强权毫无原则的服膺和屈伏，实在不是这个群体应有的气质。气节的丧失和灵魂的沦落，也为他们日后更大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士可杀而不可辱”。笔者高中同学的父亲、山西省定襄县师范教师康耀庭（1902-1952），就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节自杀的殉道者之一。康耀庭，字佩珵，原在太原进山中学、山西大学任教，哲学讲师，性格倔强，不趋炎附势，诗文名藻一时，被推为阎锡山的青年同乡三才子之一（方闻、朱点、康佩珵，前二人后来均去台湾，方闻90年代与笔者是忘年之交），但他写诗抨击阎“翻手为云覆手雨，人间信义等于土。”运动中让他交代“反动思想”时，他拒不承认，愤而自杀，逃脱了日后接连不断的整肃知识人的运动。在众多“大知识分子”纷纷按毛的下流指示“脱裤子，割尾巴”的时候，康佩珵义不受辱，浩气英风，应该使那些人自惭形秽。笔者40多年前曾从其幼子康立勋处拜读其诗稿，还记得上面两句。（参见1988年版《五台县志》）
毛“兴无灭资”宗旨，与朱熹“存理灭欲”宗旨如出一辙，加上占有民间无法拥有的现代热兵器资源，和强大的现代洗脑机器，使臣民迷失了独立自由的本性，沦为奴才，不知孟子“立大体，做大人”为何物。东土大唐沦为傅山描绘的七寸人人小人国“烦壤”。
7、当你自视为“分子”的时候，你的“奴才”地位已经定了；
“知识分子”是极权话语，亟应摒弃
反右热潮中，1957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费孝通揭发：“罗隆基这几年来一直讨厌思想改造，说知识分子不喜欢这个名词。罗隆基认为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运动搞出来的。思想改造和肃反是造成党和非党隔膜的原因，所以他要求党以‘国士’对待知识分子，不这样，他们就不肯把力量发挥出来。”费孝通尽管告密揭发，并未幸免，仍成为次年报刊公布的全国前数十名大右派之一。
罗隆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评估反思，对以国士对待知识人的呼喊，在当时是空谷足音，但与孔孟、陆王、蕺山、傅山、广轩关于立大体、做大人、心性独立自由、心与天地同其大的论述比，义理上仍有重大差距。这是五四激进反传统造成的恶果，是哲学上的大倒退。
中国古代历来将士列为四民之首。庞大绅士阶层，也是古代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支柱。我即天也，人人都是天之子，天之徒。但学究天人之际的“士”，顶天立地，头上插着与天交流的天线，才可能成为钱穆通俗解释的那种自觉的“通天人”。心与天地同其大，这是何等的胸襟！
罗隆基不假思索接受了“知识分子”这种称谓，“要求党以‘国士’对待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奴性的表现吧？从中国本土独立自由心学的视角看，当你自视为“分子”的时候，你的“奴才”地位已经定了；“知识分子”是极权话语，亟应摒弃。
如今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并沾沾自喜的自由民主人士，警惕啊！
201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