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躬逢同治变法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开创145周年，重温历史，对推动现代化建设很有现实意义。前几年，曾由山西省政府拨款，在这次变法的智囊、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学校首任校长）徐继畬的家乡举行过“纪念徐继畬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开创140周年研讨会”。希望如今有更高层次、更多相关学校（如北大、北师大……）、部门和人士有所行动。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同治年间同文馆天文算学馆计划，是“古今一大变局”之中的变法。1866年12月至1867年8月，变法计划的出台及由此引起的风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海外学者认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前曾“作出了一个实在大胆的计划，此计划的激进性质，通常为历史学家所忽略”，是一次受到挫折的变法。（注：参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卷下第582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页407。）尽管因倭仁等搅局而受到严重挫折，仍然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可以说是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发动的同治变法、同治维新。
为便于大家了解这段历史，将手头资料作粗略梳理如下：
１、起用军师，重版指南
２、时势艰难，势同厝火
３、投石探路，逐步出台
４、改革宏图，开放国策
５、左爷骚动，御史发难
６、流言蜚语，约法阻拦
７、倭相出马，慈禧模棱
８、谋之数载，堕之崇朝
９、艮峰顽梗，学者裹足
10、污染清流，倭仁假摔
11、痛遭诋毁，集体辞职
12、倭相观火，王轩龟缩
13、惨淡经营，虎头蛇尾
14、声光电化，首批人才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实质性交流，始于明末的耶稣会士来华。西班牙人圣方济格·沙勿略（1506.4.7—1552.12.2），航海而东，先至印度，1549年8月15日抵日本公高西萨马港，使天主教流行于日本；又欲到地广人稠的中国传教，抵广东的三洲岛（珠江口外的上川岛），嘉靖三十一年（1552）冬抱憾病逝于此。之后第三年，耶稣会士加斯巴，成为明以后由海路入华成功传教的第一人。从此以后，文明冲突性质的风波屡屡发生。康熙朝有杨光先风波，道光朝有广州反入城风波、福州神光寺风波、《瀛环志略》风波，同治朝有同文馆风波，光绪朝有丁日昌风波、郭嵩焘《使西纪程》毁版风波、戊戌风波……在天朝朝贡国体系崩溃之前的这些风波，有皇朝君臣以开放心态，吸收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努力，也有守旧君臣企图恢复华夷一统秩序的努力，孕育着中国全球化和现代转型一波三折的进步和逆转。
起用军师，重版指南
同治元年二月，咸丰初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复出，四月即“以山西办防需才，疏荐前大理寺少卿田雨公、太仆寺少卿徐继畬”等六员，被采纳，由徐氏主持山西团练。后来朝廷起用汉人废员，但对曾在沿海任职、与外国人打过交道的仍有争议。徐继畬的海疆好友前闽督刘韵珂、前粤抚黄恩彤应召到京，两宫太后召见后，均未给予重用，失望返乡。而继畬却长期不应召，免得徒劳往返。五台故老传闻：“寿阳相国捎话给松龛先生说，即便有朝内的文书，没有我的话你也不要到北京；有了我的话，你再到北京。”松龛给刘韵珂信中提到，“本年查办四品以下废员，贱名亦在钤出之列，奉部文调取引见……不得已具呈，恳英香岩中丞咨部，以病体调理稍痊，自行请咨赴部。英中丞已代为咨部矣。”可能就是按祁寯藻授意采取的对策。
吏部的程序性调取，可以搪塞过去，但是两宫的圣旨是不可违抗的。沈桂芬为徐写的墓志铭中说是“同治乙丑，诏有司趋公入朝，两宫皇太后慰劳甚至”，可见召继畬进京是两宫的懿旨。继畬1865年到京后致薛焕信中说：“前者朝廷查办废员，虽蒙恩钤出，调取引见，而自顾衰庸，断不作出山之想。不料本年闰五月间忽奉陛见之旨，不敢复辞，勉强扶病入京”。
太后、皇帝命年过七旬的继畬进京，这在继畬教书10年的全国金融中心之一平遥，激起轩然大波。商人和官方既将这视为荣誉，又舍不得他离开。
故老传闻，在松龛先生未来之前,平遥文风不振，不用说中进士的很稀少,就连举人也不多,往往是死了一个才能再出一个，多少年就是这种单传的状况。徐继畬被罢官后,当地士绅也是出于不平和同情才请他来担任超山书院山长的。自从松龛先生来了以后，平遥文风大有振兴, 出了多名举人，附近各县前来就读的秀才举人也有很多。当徐老先生接到两宫皇太后和同治皇帝命其进京的诏书，要离开平遥时，当地有名望的人纷纷前来送行。据说送行的轿车，从平遥城一直排列到祁县城, 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大家本来打算把他一直送到五台, 在徐老先生一再劝阻下,大家才留步。徐先生自乘轿子回到五台。
这个轿车数十里、倾城相送徐松龛的故事，至今仍在平遥流传。清代晋商是靠诚信、智慧挣得财富，挣得轿车。这要比后世靠牺牲资源、环境，挣得成列的奔驰、悍马，更为神气。
这年重阳，再次卸官的寯藻为继畬写了诗册页七律二首：
“尺书千里寄同岑，闻道朋来幸盍簪。
表里山河乡国梦（吾晋团练事宜，君总其成），艰难时事老臣心。
御屏谏牍名犹记，宣室畴咨望更深。
正是上陵秋驾日，感恩还欲涕沾襟。
旧交落落数晨星，出岫闲云且复停。
愧我悬车今已再（任注：卸官退休），共君（翦）〖剪〗烛昔曾经（京寓比邻，海疆共事，回首宛然）。
诸生久被河汾泽（累年主讲平遥书院，士风大振），过客新题野史亭（忻州元遗山先生祠，赖君赞成之）。
知有嘉谋将入告，未容回恋草堂灵。
顷得松龛七兄先生手书，知应召来京有日矣。喜成二律，录呈教正。乙丑岁重九日 愚弟祁寯藻拜稿”
重臣老臣祁隽藻，最希望的是继畬能给朝廷出“嘉谋”。
祁寯藻日记，同治四年九月：“初十日壬申，晴。徐松龛太仆到京，寓代州馆。命世长投帖往见，录诗赠之。虽用扶掖，精神言论不衰，今年七十一，吾乡之学者也。”“十二日甲戌，初阴旋晴……徐松龛来晤，白髯垂下，耳目聪明，道德之光。闻其手校《后汉书》，拟借阅之。”“十三日乙亥，清风。松龛小饮观斋。其弟子张汉槎水部方泳、白兰岩给谏、阎梦岩、张少铭同坐。终席畅谈，精力周匝，赠我手纂《五台新志》三册、《瀛环志略》并《超山书院课程》、重刻朱石翘孙诒《广西团练事宜》，皆有用之书也。”
朝廷为什么要强人所难，硬把年过七旬的徐继畬召回北京？从当时和后世的议论判断，看中的是徐继畬冷静、机智和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知识和稳健作风。究竟是哪些人、哪几种力量促成徐继畬的入朝？从上述材料中也可看出端倪。
同治四年春，权势欲极强的独裁者慈禧，曾与恭亲王奕訢摊牌，大闹特闹。她认为奕訢罪状之一就是重用汉大臣，削弱她的势力，撒泼说：“你把天下都给了汉人吧！”在这种僵局之下，奕訢、祁寯藻这些重臣，即使真想用继畬，也不大敢挑头提议，把事情闹僵。很可能是曹毓英、白恩佑之类资历浅薄的“小军机”们设法给慈禧掏耳朵，说外国使节如何如何看重继畬之类，才使她下决心召见。当然这也正中奕訢、祁寯藻等的下怀。
尽管还有诸多不完美和非议，无论如何，同治朝的自强运动，成了中国由封闭到开放、由冷兵器到热兵器、由蒙昧到启蒙、由专制到民主、由传统到现代历史大转折的起点，中国进入早期现代化的启动阶段。
对中国，徐继畬最早做出中外关系出现“古今一大变局”的论断，预言了中国的朝贡国的被蚕食，海上来的西方列强与草原来的游牧民族截然不同，中国如不变法自强，前途极其危险。他深知进入衰亡期的清帝国，面临如此变局，如果帝王意外早夭，将出现母后垂帘等非常之道，于是在咸丰当政初上了轰动朝野的《三渐宜防疏》，劝咸丰不要大兴土木、不要沉湎女色、不要偏听偏信，这实际上是预警了咸丰帝的色荒短寿。咸丰表面接受，内心生恨，找了个茬儿将他罢官。咸丰病死热河行宫后，大臣们极其佩服徐继畬的先见之明。对自己，尽管直到今天，国内情绪化地对待历史者，仍将徐继畬当作“投降派”，但徐继畬坚信自己会得到国内外哲人的理解和尊重，因而他希望自己的墓碑上，能写上中文和洋文。
徐继畬坚信，美国开国先贤华盛顿等创造的“公器付之公论”的“世法”，“其必传于世无疑也”，在中国也必然会变为现实，但这一过程决不会轻而易举。其一，帝王们有不受制约的无限私欲。其二，六七百年间，朱熹集注的《四书》，被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所重用，取代《五经》的首要地位，以“明天理，灭人欲”为宗旨，进行奴化教育，经义或八股取仕，摧残臣民心灵。为此，他在1848年出版《志略》的同时，出版了心学家、父亲徐润第以反朱学为主旨的《敦艮斋遗书》。
中国很幸运，在历史大转型初期、现代化早期，就出现了徐润第、徐继畬父子这样独立自由的心灵，智慧超群的大脑，魅力绵长的人格。
公允地说，同治朝在重用徐继畬这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异见大臣、“西化先驱”，重用蒲安臣、丁韪良等“客卿”方面，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容和大度。也可说朝廷在意识形态钳制方面稍逊一筹。
1865年秋,咸丰初年被罢黜的徐继畬重新回到北京, 两宫皇太后对继畬慰劳甚至，冬授太仆寺卿，并命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行走（通称大臣）。当时总署的总领大臣为奕訢，大臣有文祥、崇纶、恒祺、宝鋆、董恂等五人。奕訢公忠体国而才具平常，赵烈文评恭亲王“浅智薄慧”，“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足不出庭户。”各大臣都热心洋务但感到穷于应付。继畬来得正当其时。
徐继畬从1836年任广西浔州知府，到1852年被罢福建巡抚，先后在两广和福建沿海工作了16年，直接管理福建通商事务8年。直到19世纪末，中国没有第二个像徐继畬一样既有多年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又有全面真实的世界知识，能够认真冷静思考中国发展的人物。他不是时代的某种激切呼喊，而是一种历史的理智沉思，正因这一点，它所体现的科学睿智对中国近代的历程更有一种延绵不断的社会震憾力。
总署这个被人称为“洋务内阁”的事权重大的机构，终于有了一位既有丰富洋务经验，又有世界知识著作的“军师”。这在国内外引起关注。
徐继畬素有晕眩之症，可能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病。皇家对这一特殊大脑、智囊保护有加。
民国六年夏五月《晋阳日报》揭载了继畬母亲家的后人续奋云辑的《徐松龛先生逸事》：“家居十载，忽奉陛见之旨。辞不获已，扶病入都，除太仆寺正卿，通商衙门行走，总理同文馆事务。时同治四年也。恭亲王稔公步履艰难，奏明不递膳牌。各国使臣闻公至，争先睹面，或持榼酒造邸为寿。其国君亦寄声问起居，时公年七十岁矣。清例，入禁城非特例不得骑马。公既不良於行，每朝，必令僮携小床，且行且憇。及陛见，伏而不能兴。祁文端扶之起。两宫又命太监相之，历階下。慈禧后犹伫立目送，灭影乃止。当时荣之。嗣届腊八节，召见便殿，后赐噉腊八粥以示尊崇。时已冰冷，公强咽之，大病数日，几不起。然设当时有不慨然领谢之色，则蒙欺君之咎矣。居三年，以衰老乞致仕，许之。”（注：据续奋云手稿。）
徐继畬复出，对各国驻华外交官来说，也是一个开放信号。他与外国一些使节确实也有特殊关系。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是阿礼国。20年前，继畬著《瀛环志略》时，在福州领事任上的阿礼国及其夫人为他提供过地理的和历史的资料，送过他地球仪。应继畬的请求，阿礼国夫人给他绘制了一张世界地图，她把图中英、法和俄控制的国家和地区，一一用不同颜色区别开来。1851年徐氏被贬职时，阿礼国回顾了徐在福建的“巨大进展”，认为徐被撤职对中国是个退步。美国驻华署理公使是卫三畏（卫廉士），此前多年在广东协助裨治文编印英文版《中国丛报》，是美国早期汉学家，1851年曾在《中国丛报》上发表25页的长篇文章，对《瀛环志略》予以热情中肯的评论。
后来任总署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的沈桂芬撰文、董恂书丹的徐继畬墓志铭，记述其功业和当时中外景仰的情形：
“松龛徐公德业文章彪炳当代，翕然宗之。同治癸未余奉命抚晋，始获识公。逾年，朝廷起公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余改补京职，复得时相过从。……公承家学，尝欲有所建白，及拜台谏，前后上疏，皆关天下至重，实可见诸施行。当是时，成皇帝数降旨切责中外空文不实，每得公疏，谓无愧一‘实’字。尝言政体宜从简要，尤切时务。疏入，上大感动，因召对前席，与谈时事，至为流涕。公受宣庙特达之知自此始。……庚子八月调署汀漳龙道。时海疆多事，公於海口三百余里，调兵募勇，不遑暇食。……是时上知公可重任，故一岁数迁，洊历封疆。又以海疆初靖，抚绥綦要，旋调福建巡抚，以通商事务属公。公久驻岭表，熟悉沿海情形，得其要领，涖任后持重，不妄生事务，以恩信羁縻，以体国家休息生民之意。於时各国悦服，海舶辐辏，咸遵约束，境内疮痍悉化生，遂朝野便之。时制军刘玉坡先生方乞休，公亦有退志。先生曰，余老矣，朝廷方倚异公，公不可去。公感其言，未决也。会西国使臣诣闽令僦居货所。令遽给符，公以事关国体不即奏，罢令，遂被言官弹劾。先是，公入觐，成皇帝询以各国风土形势，公对甚悉，爰命公归，采辑成书进呈御览，公出未与人言，及书成，名曰《瀛环志略》，未及进呈，而宣庙升遐。至是，言者竟以此书为口实。时显皇帝御极之初，召公陛见毕，上语内臣曰，徐某乃老实人，并非欺诈一流，左迁太仆寺少卿。公念上方初政，当以养成君德为先，上《三渐宜防疏》，一曰土木，二曰晏安，三曰壅蔽。上甚嘉奖，有‘意深词婉，置之座右，可当箴铭’等语。是岁，咸丰壬子科乡试，特简公为四川正考官。盖上已知公，寻将大用。适以闽抚任内，起解官犯迟延，竟被重议免官。家居十余年，公年已老矣。同治乙丑，诏有司趋公入朝，两宫皇太后慰劳甚至，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旋补太仆寺卿。各国使臣闻公至，皆欢忭，持酒榼，诣署谒公。其为异国所敬服，与辽人中国相司马之言无异。”沈、董这里用了宋代的典故: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召家居十五年的司马光入主国政后,“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衅”。（注：《五台徐氏宗谱》卷七,松龛徐公墓志铭；《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页271,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大臣更佩服徐的“器识深沈,谋猷卓远”,总署将《瀛环志略》书版从福州调到北京，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藏版”的名义重印，由董恂同治四年作序，于五年发行，称同治丙寅版。《瀛环志略》初版17年后才被朝廷视为合法，而其再版又比日本文久辛酉翻刻本晚了6年。继畬慑于当时华夷观念对人心的禁锢，仍不敢按手稿和最初刻成的征求意见原本的理想顺序，先介绍亚洲，再介绍中国，只是挖改了个别字。如峨罗斯国，原本为“峨罗斯国……宇内第一大国也”；道光戊申版挖改为“峨罗斯国……外夷第一大国也”；同治丙寅版又挖改为“峨罗斯国……四裔第一大国也”。
龙夫威说：“实际上，徐继畬的破荒之作，深刻地影响着19世纪中国整整一代的思想家。作为变革与维新的微妙宣言，它为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当他说连苏禄人都能实行自强时，其弦外之音是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徐继畬还赋予《易经》中自强这一古代词语以新意。《易经》是他父亲晚年曾经埋头研究过的古代经典。后来，冯桂芬大力鼓吹‘自强’的口号，使它成了一代中国维新派的座右铭。徐书还为同治中兴时的领导人物提供了许多外部世界的必要信息，并且为这个领导集团进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奠定了基础。”“1866年总理衙门重印《瀛环志略》以后，从几件事可以看出这部著作的普及程度和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曾国藩多次使用《瀛环志略》，使他对世界地理知识的用途如此深信不疑，以致1868年在南京专门修建了三间大的房子，摆设地球的巨大模型。曾国藩深深地被徐继畬对美国的评述所感动，评价这种评述直率坦诚。曾国藩对美国的理想形象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至于中国史学界一位权威（指胡绳）说，‘曾国藩可算是中国政治史上第一个亲美派的官僚”。另一个中兴名臣董恂，为1866年重印的《瀛环志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这使徐继畬成了那次改革运动的红人。”（《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第155-156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
董恂序言，回顾了道光末年随同祁寯藻到兰州查办案件时首读《瀛环志略》时的喜悦情形，说：
“闲尝论往籍中驰情域外，综怪奇谲诡之事，为汪洋恣肆之文……比叩泰西诸国人，则竟谓十不一实，而独服膺吾松龛先生《瀛环志略》一书。忆己酉岁随节金城，每夕于行馆篝灯，记所经山川道里，寿阳相国见而嘉之，爰饷以是书。恂受读大喜过望，日置肩舆中，且行且读。窃见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华夏而外，各国之建置、沿革、疆圉、方面、广轮、道路、风俗、人情、物产，极地球之所有，莫不毕纪，泱泱乎大风，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而一切游移惝恍荒诞不经之说，举草薙而禽狝之，其谨严慎密，视文人之子虚乌有，寓言八九者，不可同日语。复如此，不图荆州不假而获，珍逾拱璧，固不待言。每读一过，又辄萌奢念，不知何日得赋清扬适愿。特不解当年见是书者，何以不尽谓然。今则连襼一堂，晨夕亲炙，是书亦不胫而走。于以知载籍极博，而其量十世，其量百世，自有确不可易者在，而益叹文章之显晦，又各有其时也。”
沈桂芬撰文、董恂书丹的徐继畬墓志铭也指出，“而公所著《瀛环志略》，中外奉为指南矣。复充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纶音褒嘉，有‘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之语。旋以前在籍团防功，赏加二品顶戴。同治己巳，以老疾乞骸骨，获予以二品顶戴致仕，赏賫优渥。……公器识深沈，谋猷卓远。其立朝丰采，见於前后诸奏议，论者比之贾生、陆宣公之俦，殆无愧色。自出为守牧，至秉节钺为政，皆持大体，不以小数沽名，久之令人益思其不可及。其於通商事务，始终有定见，老成远虑，通达国体所由，与轻躁偾事者相去悬绝矣。为人甚和而所守甚介。官翰林日，时相雅慕其名，公不肯投一刺。故人委曲导公，卒不应。生平操守皆类此。其忠爱至诚，出於天性。自受知遇以来，一念报国，死生以之。在官廉洁自持，不名一钱，归装萧然，笔耕自给，人服其清。其学问大指，折衷宋明诸儒，无依傍门户之见。道学一派，得其至纯，以故形於忠孝，见於政事，发为文章，皆探源而出，非同一事可名者。自少以能文名，才力绝大，记览靡遗，杂文时艺，卓然成一家言，海内推为宗工。”
文章“才力绝大”四字值得玩味。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立大体，做大人，心与太极同其大，文章才力焉得不大！
２、时势艰难，势同厝火
从清朝统治者的角度看，当时中外关系处于相对平静时期，徐继畬的复出对联络中外情志、缓和中外矛盾不无裨益。国内太平天国起义已被平息，捻军虽仍在活动，但已构不成重大威胁。可是总署王大臣、诸臣居安思危，深恐数年、数十年后国家再遭大难。在实力外交时代，如果国力虚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徐氏复薛焕书谓:“至各国夷情，尚无大变，而小波折时时有之。幸同事诸君子，熟悉事务，知其肯綮，就事了事，暂可相安，欲求一劳永逸之法，则实茫无把握。”（注：《致薛覲堂少宗伯书》，《退密斋文集》卷三，第28页。）
总署后来的奏摺谓:“自定约以来，八载于兹，中外交涉事务，万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维持，近日大致虽称驯顺，第苟且敷衍目前则可，以为即此可以防范数年、数十年之后则不可。是以臣等筹思长久之策，与各疆臣通盘熟算，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赴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于京畿一带设立六军，藉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注：《徐继畬集（三）》第934页；《洋务运动（二）》第３２页。）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长久之策”和“一劳永逸之法”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先应了解总署诸臣当时最痛心的致败原因、最担忧的焦点是什么。
看来他们已认定，这个致败原因和焦点就是士大夫不悉外情，缺乏西学知识和责任感。奕訢等在同一奏摺中说:“溯自洋务之兴，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窍要，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彼时兵临城下，烽焰烛天，京师危在旦夕，学士大夫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注：《徐继畬集（三）》第934页；《洋务运动（二）》第３２页。）皇家以高官厚禄培植起来的社会支柱，在关键时刻见识如此，表现如此，乃最大的致败原因。而在战后，士大夫故态复萌，依然唱着华夷内外的高调，抱着孔孟、朱熹的四书五经，沉迷于八股帖括，沿着千年一贯的科举仕进阶梯向上爬。这无异重蹈覆辙。要走出覆辙，应付不久将来的不测之变，必须改科举，兴学校，变官制，对教育和官制动大手术，通过同文馆天文算学馆，尽快培养一批既有西学知识，又有责任感的年轻有为的开放型高级官员，为六部九卿和督抚疆臣的大换血作组织准备。
名者，实之宾。同文馆天文算学馆，实质上是一所省部级后备文官正规化培训学院。
这一目标显然不能明目张胆宣扬，必须作适当隐蔽。总署王大臣和诸臣的奏摺对此不敢明言，但从其所作所为已充分表明他们已强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变官制目标的必要性。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和有阅历的五品以下京内外正途出身官员身上，企图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经过同文馆，从中培养一批学兼中西的通才和三四品以上的中高级官员；坚持十年左右，学兼中西的开放型通才就将成为重臣疆吏的主流，将国家引上自强御侮之路。总署深知，“非常之举，谤议易兴，无人执咎”。上有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下有守旧诸大臣和不识时务的士大夫，这个重大决策很可能告吹。“时势艰难，势同厝火，自不得因浮言煽惑，置为缓图，祗有竭尽愚忱，不敢稍萌懈志。”这是危亡前夜的风险决策。迫于时势，不得不冒这个风险，并企图将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尽量排除。从现有材料看，他们似乎自同治四年秋开始，就小心翼翼地逐步把这一政策推到前台。
２、投石探路，逐步出台
小试之一，奖掖同文馆外文生。
咸丰十年签订北京条约时，奕訢受外国翻译欺蒙，致使中法条约中搀入许多关于传教士特权的内容。因此在他力主之下依照俄罗斯文馆的旧例，于1862年8月20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解决了馆舍、师资、生源、经费来源等问题，成立了同文馆，先后选30名十三四岁以下八旗子弟，随外国教习分别学习英、法、俄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在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原赛尚阿的府第内(现门牌49号)，正院为衙门大堂，东院即为同文馆。到同治四年秋，三馆学生三年学习期限已满。大臣们眼见中国近代第一批翻译人才成长起来，由衷喜悦。“于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按馆分日由臣等在大堂公同面试……因洋文非臣等所习，特饬总税务司赫德与各馆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其翻译各文虽未能通体贯串，亦尚有相符之处，外国语言亦多吻合”。并奏请照章办理，分别优劣，对其中约六人授予八九品官衔，其余记优、记过再留馆学习，劣者退回本旗。同时重新拟定的六条章程，规定学生每月给膏火银三两，每逢岁考、季考，有一半学生可得到一两五至四两的奖赏。得八九品官者不再领膏火银，每年另领俸银五十两、四十两五钱。这些钱都从本署三成船钞中支出。(《洋务运动（二）》第16-19页)这一小试探，得到最高当权决策者慈禧的批准。对这些贫寒的八旗子弟来说，待遇颇为优厚，提供了一条升官的终南捷径，也为同文馆招考正途人员起到立木为信的示范作用。年在十三四以下的小屁孩，经过三年同文馆的学习，即授予八九品官衔。五六品甚至四品的经过三年天文算学馆的学习，授予二三品的高级官衔，是不言而喻的。
小试之二，派同文馆生出洋。
在皇权专制时代，“国体”问题是最大的禁忌，是万万不可触犯的。有些事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比如南京、北京条约均为城下之盟，这是《春秋》所耻的，必须写成“岛夷受抚”、“就款”。有些事必须绕着弯儿办。各国使节入京后，纷纷希望中国重臣游历西土，以联络中外之情志。63岁的副护军参领衔斌椿慨然愿往，虽然官品不高，仍是天朝体制所不容的。于是，在1866年初总税务司赫德回国时，总署奏请同文馆学生风仪、德明、彦惠随其前往。为防止他们少不更事贻笑外邦，由斌椿带领前往，这样就“不稍涉张皇，似乎流弊尚少”。为壮观瞻，赏给斌椿三品衔，同文馆生赏六七品顶戴。也得到慈禧批准。
小试之三，物色沿海精通西法、算术的的中国人才。
在请海关的赫德回欧洲物色西洋教习的同时，总署奏准按郭嵩焘提供的人选，将邹伯奇、李善兰咨送总署，听候差委。1866年10月2日谕军机大臣等：“前据郭嵩焘奏，南海生员邹伯奇，木讷简古，专精数学，海南生员李善兰，淹通算术，尤精西法，宜并置之同文馆，以资讨论各等语。该生员等既通西法，自可有裨实用。着瑞麟、蒋益沣、马新贻迅将邹伯奇、李善兰咨送来京，前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该管王大臣试验，再行奏请给予官职，以资差委。”(《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4页14上；《洋务运动（二）》第22页。)
３、改革宏图，开放国策
“母后临朝，总非常道”；改革官制，更非常举。
三次试探均未激起大的波澜，于是，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起，总署正式分三步，向皇朝衰弱期紧握最高决策权的临朝母后慈禧，提出开办天文算学馆的建议，一个雄心勃勃的官制改革计划终于出台。
第一步，招考举人和五项贡生。当天《总理衙门奏请设馆招考天文算学人员摺》（以下简称“招考摺”）全文:
臣奕訢等跪奏，为衙门现拟招考天文算学人员，以期通晓洋务，恭折请旨事。
窃维开馆求才，古无成格，惟延揽之，方能（洋务本“能”字作“张”）广斯聪明之士争来。查臣衙门於同治元年七月间设立同文馆，延请英、法、俄三国教师，分馆教习。各馆学生系由八旗咨取，年在十四岁内外。迄今几及五载，各馆学生於洋文洋话尚能领略。惟年幼学浅，於汉文文义尚难贯串，现仍督令该学生等将洋文翻译汉文，以冀精进。祗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令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於实用。臣等公同商酌，现拟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取具同乡京官印结或本旗图片，赴臣衙门考试，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呈明，分别出具本旗图片及同乡官印结，一体与考，由臣等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澈根源，斯道成於上，即艺成於下，数年以后，必有成效。至现在已设立之三馆，仍查旧办理。诚以取进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可摘洛之方，傥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其延聘洋人一事，前与总税务司赫德议及，伊可代为招聘。所有一切办理章程，及学习人员将来如有成效应如何奖励之处，俟奉旨允准后，再由臣等详细酌定，奏请施行。
兹将现拟招考天文算学人员以期通晓洋务缘由，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训示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奉旨：依议。钦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摺，《徐继畬集（三）》第930-931页；《洋务运动（二）》第22-23页)）
这又得到慈禧的批准。
第二步，招考翰林和进士出身五品以下京内外各官。招考摺发布一个半月，守旧士大夫仍未有抵触的反应，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总署又上奏《总理衙门奏陈拟定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并推广招考人员摺》（以下简称“推广摺”），分析了此举的必要性，对可能出现的种种非议进行了驳斥，最后，才将真正希望招考的人选范围提出。“推广摺”充满忧患意识，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佳作，所附六条章程用西学培训官员、改革官制的力度非常之大，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阶段的重要文献。全文揭载：
臣奕訢等跪奏，为酌议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并推广招考人员，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因制造机器火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於同文馆内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并前项正途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考试录取，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并声明一切章程，俟奉旨允准后再行详细酌定，奏请施行。等因。于十一月初五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臣等伏查，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矜奇好异，震於西人术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徒费钱粮，仍无裨於实际。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奏。
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之论也。
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皆能深明其理，坚持其说，时於奏牍中详陈之。上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局，由京营拣派兵弁前往学习。近日左宗棠亦请在闽设立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延聘洋人教以语言文字、算法、画法，为将来制造轮船机器之本。由此以观，是西学之不可不急为肄习也，固非臣等数人之私见矣。
或谓雇赁轮船、购买洋枪，各口均曾办过，既便且省，何必为此劳绩？不知中国所当学者，固不止轮船、枪炮一事，即以轮船、枪炮而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求以澈其原，法既明而用将在我。盖一则权宜之策，一则久远之谋，孰得孰失，不待辨而明矣。
至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不亦臆说也？查西术之借根，实本於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性情缜密，善於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馀亦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傥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且西人之术，我圣主仁皇帝深韪之矣，当时列在台官，垂为时宪，兼容并包，智周无外，本朝掌故，亦不宜数典而忘。况六艺之中，数居其一。古者农夫、戌卒，皆识天文。后世设为厉禁，知者始鲜。我朝康熙年间，特除私习天文之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学盛行，治经之儒皆兼治数，各家著述考证俱精。《语》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士子出户，举目见天，顾不解列宿为何物，亦足羞也。即今日不设此馆，犹当肄业及之，况乎悬的以招哉？
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於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於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蕲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於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或谓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臣等尤有说焉。查《周礼》考工一记，所载皆梓匠轮舆之事。数千百年，黉序奉为经术，其故何也？盖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学，学其理也，又何疑乎？
总之，学期适用，事贵因时。外人之疑议虽多，当局之权衡宜定。臣等於此筹之熟矣。惟是事属创始，立法宜详。大抵欲严课程，必须优给廩饩，欲期鼓舞，必当量予升途。谨公同酌拟章程六条，缮呈御览，恭候钦定。
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程功必易。又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与举人、五项贡生，事同一律，应请一并推广招考，以资博采。
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依议。单并发。钦此。
（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摺。全本见《徐继畬集（三）》第931-933页；《洋务运动（二）》第23-25页为节录本)
附清单
谨将酌拟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六条，抄录恭呈御览(《洋务运动（二）》第25页)
一、请专取正途人员以资肄习也。查天文、算术，义蕴精深，非夙知勤学用心之人，难以渐窥底蕴，与专习外洋语言文字之学生不同。前议专取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及由此项出身人员，今拟推广，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俾充其选。缘该员等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服官者由京外各衙门保送，未仕者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及本旗图片，迳赴臣衙门具呈，由臣衙门定期试以策论等项，考取送馆学习。其各省保送人员，程途远近不齐，虽以久候，应俟咨送到时，陆续考试，以免躭延。至京外各衙门咨送此项人员，务须择其年在三十以内者，方可咨送。如有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自愿来馆学习，藉资印证以精其业者，其年岁亦可不拘。
一、请饬各员常川住馆以资讲习也。查成事必由居肆，力学务在亲师。本馆留学各员，必须朝夕在馆，方可问难，方可积渐见功。若朝出暮归，往来蹀躞，则晨夕之荒功不少，而心思亦因以不专。今议在馆学习人员，无论京外，均一概留馆住宿，饭食由臣衙门备给。其出入由该馆提调设立号簿，随时登记，以便稽查。至各本衙门如有应送差使，以及考试等事，仍准照旧办理，以期两不相妨。
一、请按月考试以稽勤情也。查在馆学习人员，果能专心致志，自可日起有功；惟其中勒惰之分，亦必随时考察，用资策励。今议俟该员等学习半年之后，按月出题考试一次，由臣等亲加校阅，分别甲乙，优者记功，劣者记过。功过分而勤惰见，相形之下，奋勉益生。
一、请限年考试以观成效也。查三载考绩，朝廷课吏之方，诚以功力积至三年，优绌无不立见。(《洋务运动（二）》第26页)今议每届三年，举行大考一次，分别等第：高等者立予奏奖，并酌量差遣试用；下等者照常学习，俟下届考试再行察看。
一、请厚给薪水以期专致也。查此次留学各员，难保无塞畯之士，必须优加体恤，乃可冀其用志不纷。今议在馆各员，除饭食由臣衙门备给外，每月仍各给薪水银十两，俾资津贴，庶内顾无忧而心益专壹矣。
一、请优加奖叙以资鼓励也。查该员等学习三年，试居高等，足见其平日用心勤苦，始终不懈，自应格外优奖，以为后之留学者劝。今议此项人员，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以示鼓舞而广招徕。（注：《洋务运动（二）》第25-27页)
招考摺、推广摺和六条章程，合起来是19世纪中国“实在大胆的计划”——改革开放幅度最大的同文馆天文算学馆计划。
这一计划，如同计白当黑的中国水墨画，留下一些想像的空间，和不言而喻的东西。所以“此计划的激进性质，通常为历史学家所忽略”。历史学家习惯于引经据典，对形成文字的东西进行剖析，常忽略弦外之音。
这一改革开放的宝贵遗产，很值得后世稍加留心地解读。
一、同文馆计划的学术背景。
奕訢等奏摺中把这个改革计划概括为“采西学，制洋器”，其实还有“改科举，变官制”的蕴意。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前曾“作出了一个实在大胆的计划，此计划的激进性质，通常为历史学家所忽略”，是一次受到挫折的变法。（注：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卷上，页568，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页407。）
松龛是总署当时七大臣中两个翰林出身的官员之一，又是唯一任过翰林院编修的人(另一个为翰林院庶吉士谭廷襄，散馆授刑部主事)，且“时艺卓然成一家言，海内推为宗工”，因此在总署制定同文馆招考翰林进修的计划时，人们会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成了总管同文馆大臣的合适人选。他在此事中与奕訢等人的关系，与他当年在福州办洋务时与刘韵珂的关系有相似之处。拟定为总署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的徐继畬，可能主笔起草了“推广摺”。后来成为流行词的“时务”，与广轩反复阐述的“动静不失其时”、“火候”是同义语。“自强”出自《易经》，是《瀛环志略》的主旋律。“性情缜密，善于运思”则直接引自《瀛环志略》。松龛深切感到巽股中国与乾首欧洲、艮背美洲在思维上的明显差距，必须用西学改变中高级官员的思维方式，获得新思维。
“推广摺”以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的言论、举措说明，“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在虚骄心理严重的天朝上国，此摺又提出：“查西术之借根，实本於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与《瀛环志略》中关于关于欧洲人学习改进中国火炮技术、威行全球的记述思路如出一辙，成为以后中源西流说的滥觞。还拿出康熙帝学习西方天文算学作为力证，以此堵盲目排外的守旧卫道士的口，说他们是数典忘祖。兼容并包，智周无外，这八字有徐氏家学明显痕迹，可视为这次办天文算学馆、培训翰林、曹郎、进士、举人的根本理念和办学方针，下章将分析其哲学背景。
在从西方得到灵感的中国现代化启动阶段，转型期的初期，“推广摺”预见性地提出耻辱观的问题。“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於不若人。”“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於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在日本酝酿明治维新初期，就对这个派遣遣唐使以来的善于学习的民族予以高度赞扬。指出不能通晓洋务，追赶不上世界潮流，不能融入主流世界，才是最大的耻辱。这不仅在当时有重大现实意义，成为改革派和守旧派争论的焦点之一，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由于没搞清什么是真正的耻辱，招致了越来越多的耻辱。
从《瀛环志略》的价值取向、从天文算学馆所设课程、所聘请教习等看，总署确定的新型官员培养目标是：
第一，视野开放化。这些官员要通过学习正规的西学课程，掌握西学的天文、地理知识，有宇宙的、环球的视野，了然于世界大势，熟悉欧美的制度创新、国际公法、西方兵法，不闭关锁国，陶醉在专制天朝的睡梦中，夜郎自大。
第二、思维数理逻辑化。这些官员要搁置熟悉的孔孟经典、八股帖括，入门掌握西方数学和声光电化知识，改变空谈性理、驰骛玄虚、囫囵吞枣的中国思维习惯，具备西方人那种数理逻辑的思维能力。广轩曾谈到：“理之与数，或相应，或不相应。君子於此，但就数以求理，不执理以争数。……至於不相应之故，知之非不佳。然孔（敦艮斋遗书·杂篇·答毛狷斋第三书）卷16页16上）孟之言皆囫囵，推至天命而止。天命以上，不求甚解。”“近来看李桐溪先生遗书，以圆图发明彖爻之词，亦不甚详备，大约是个数学，纵得其门，亦非我辈此时心力所能追究。况门亦未得，则姑阙为宜。”(dgzys16:25a)《瀛环志略》谈到环球各国时，“富强”15见。徐继畬发现，西方所以能富强其国，是由于“其人性情缜密，善於运思，长於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蓬索器具，无一不精。YHZL4:8b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於中土，非偶然也。”在为丁韪良《格物入门》写的序言中，也指出西方这种数理逻辑思维的训练，正是中国非常缺乏的：“余顷待罪闽中，因公至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广见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余遐辄引与长谈，于泰西各国古今形势粗知大略，至格物之学，未遐及也。至同治五年，奉旨陛见，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同文馆事务，因而识冠西丁君。冠西学问渊博，无所不通，著有《格物入门》一书，属余为序。余受而读之，皆闻所未闻，且一一可见之实事，与他人之驰骛元（玄）虚，其语卒不可究诘者，盖判然矣。”
第三、年龄年轻化。章程提出：“至京外各衙门咨送此项人员，务须择其年在三十以内者，方可咨送。如有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自愿来馆学习，藉资印证以精其业者，其年岁亦可不拘。”
《剑桥中国晚清史》评论说:“我们作以下设想并不过于牵强:如果这个建议达到预想的效果，那么一个清代的教育和文官的重大改革也就指日可待了。”（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82页。）
天文算学馆六条章程，招考对象条件很高，从后来针对性地派发章程、“推广摺”的对象看，还有30岁以上的四品衔翰林院检讨。“该员等学习三年，试居高等……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以示鼓舞而广招徕。”必将成为六部九卿堂官和督抚疆吏的人选。不言而喻，适当时机总署将派这些新品种出洋游历，使之具备环球视野。不难设想，如果进展顺利，达到预想效果，１０年左右，具有西学知识的京内外高级员就将成为主流。
2月25日，总署又上《请旨饬派徐继畬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专稽查而资表率》奏片：
再，查臣衙门现议添设学习天文算学馆，咨取进士、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并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由前项出身之京外各官，考试录取留学，业经条议章程，奏奉谕旨准办在案。
惟查臣衙门前设学习英、法、俄国语言文字各馆，均设洋教习一员，专司讲绎；此外各设汉教习一员，兼课汉文，令该学生等奉以为师。现在学习天文算学之员，均系巳成之材，汉文无不通晓，汉教习自可不设，但亦必须有群情宗仰之人在彼指引开导，庶学者有所禀承，否则该馆只有(《洋务运动（二）》第２７页)洋人讲贯，而中国无师表之人，恐来学者竟疑专以洋人为师，俾修弟子之礼，未免因此裹足。臣奕訢与臣文祥、臣宝鋆、臣董恂、臣崇纶公同商酌，惟有臣徐继畬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拟请旨饬派徐继畬作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专稽查而资表率，谨附片具奏请旨。
当日奉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派员充总管新设同文馆事务大臣等语。太仆寺卿徐继畬，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著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充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惟寺务恐难兼顾，著开太仆寺卿缺，以专责成，而资表率。钦此。
徐继畬对朝廷的重用感激涕零，胜任愉快。五台徐继畬纪念馆藏有他当时给十弟节之的家书清末抄件，内云:
兄年已七十三岁，精神饮食尚好，步履亦较前加健……本年京察，三品以下京堂例应引见。恭邸虑其起跪不便，或有蹉跌，奏明两宫皇太后，将太仆寺卿本缺开了，作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总管新设同文馆事务大臣。天恩高厚，不禁感泣。谕旨有‘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之语，读之愧悚。同文馆即在总理衙门内，来学者编修、检讨、庶吉士，暨恩、拔、副、岁、优各贡生，专学天文地理算法，兼用西洋人引导，二月内即开馆也。
松龛当时对天文算学馆的前景颇为乐观。
４、左爷骚动，御史发难
天文算学馆将招考对象的重点之一锁定在翰林院的编检庶，这就等于挖了翰林院掌院学士倭仁的墙角，在既得利益集团内造成不平衡。上谕（以下简称“矜式谕”）称徐继畬这个“假洋鬼子”、“二毛子”“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使以意识形态大管家自居的道学家倭仁感到很没面子。从现有资料看，“推广摺”和“矜式谕”，在京城高层引起以倭仁为首的守旧集团的极大骚动。他们这些天朝上国的翰苑清班，牛皮哄哄地站在程朱理学的道德高台之上，俯视着洋务官员“上亏国体、下失人心”的精神污染行为。徐继畬的山西同乡京官，则有四品翰林董文涣、探花温仲翰、进士王轩、阎汝弼等追随倭仁，有的为倭仁出谋划策，斟酌奏摺，有的煽风点火，约法阻拦同乡报考，竭力反对奕訢、徐继畬改变“国体”，用夷变夏。由奏摺和董文涣、翁同龢等倭仁内部人士的日记，基本上可勾勒出风波的台前幕后梗概。
倭仁（1804-1871），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2甲34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侍读、侍讲、大理寺卿等职。道光年间，承乾嘉余韵，东汉之学风靡一时，程朱理学尽管仍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在学术上却无人过问。而倭仁“侃侃谈身心性命之旨”，与理学家唐鉴、吴廷栋等过从甚密。咸丰帝鉴于前线统兵的翰苑清班连遭重创，丧师溃败，不得不改变道光朝“好用翰詹”的政策，重用经世之才，对倭仁“虽耳其端名，而以迂儒视之”，将其发落到边远地区，充叶尔羌帮办大臣、盛京礼部侍郎，终咸丰之世，倭仁不太得志。
慈禧上台后，把倭仁召回北京，授都察院左都御史，调工部尚书，擢协办大学士，与李鸿藻、翁心存，充同治帝师傅，在弘德殿授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蔡寿祺事件中，坚决站在慈禧一边，主张罢斥奕訢。后见多数人随肃亲王为奕訢陈情，只好削改前稿。结果，在肃亲王稿上署名的有70多人，在倭仁稿上列名的只有几名大臣。蔡寿祺奏摺事件后，又官拜文渊阁大学士，三四年时间便位极人臣。（注：《清史稿·本传》，《奕訢慈禧政争记》第213页。）慈禧罢黜奕訢，全部军机大臣表示反对，慈禧便于当年十一月将李鸿藻任命为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牵制奕訢。李鸿藻、翁心存和倭仁一样，也“好谈（朱子）语录”。奕訢在某些方面敢于突破儒家传统，主张向西方学习，练兵制器以图自强。引起倭仁、李鸿藻等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擅改祖制，用夷变夏，双方成见日深。倭仁公开支持慈禧罢黜奕訢后，矛盾更加尖锐。远在江苏的李鸿章也看出：“恭亲王似可渐复，惟与艮峰嫌衅日深，恐波澜未已。”（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也乐得用倭仁制约奕訢，搞政治平衡术，以维持自己唯一最高决策者的地位。（注：参见宝成关：《奕訢慈禧政争记》217-219页。）
倭仁在同治初年的青云直上，倾倒了翁同龢、董文涣、王轩等一批新进文人学士和门生。翁同龢父亲翁心存(1791-1862)生前曾任同治帝的上书房总师傅。翁同龢时任翰林院侍讲，是同治帝师傅之一，赏加四品衔。董文涣时任“日讲起居注官、现任办事翰林、四品顶戴、道员用检讨”。进士出身的王轩，则以洪洞董氏的门客，在北京董寓闲居。王轩同治元年考中进士，倭仁是主考官，是他的“座主”。有资料表明倭仁的奏稿，有的由王轩代拟。四品翰林董文涣的日记，体现出他从有意报考天文算学馆，到死硬反对开办天文算学馆的180度的大转变，耐人寻味。
王轩 (1823-1887) ，山西洪洞人，1858年捐赀授兵部主事，同治元年3甲39名进士。崇敬经世实学家顾炎武，因而把室名称为顾斋。祁隽藻以其经学，与杨铁臣观察、阎梦岩刑部汝弼同荐，得旨军机处记名。逾年假归，葬兄，不愿复出。潞盐商人洪洞董思源（1809-1870）将入都，坚约王轩偕行。王轩感谢董思源封翁为自己配备舆马、规画家计甚为周到，就答应了。
洪洞董氏是经营河东潞盐致富、富而思文的家族。太平军、捻军起义，割断了海盐销往河南的通道，潞盐乘机取而代之。咸同年间，董家每年从盐场所得纯收入，都有30万两左右白银。这在当时是很大数目。查嘉庆至同治年间的《大清缙绅全书》，山西赋税额皆为：“地丁银二百九十九万六百七十五两零，杂税银三万一千一百两，藩厍起运银二百七十万二千二百八十五两零，存留银三十二万两八千二百九十两；杂项银五万一千八百四十四两，盐运司银五十万七千二十八两……”董家每年的收入，与全山西省财政地丁存留银的总额相同，相当全省盐税总额的五分之三。当时董家在洪洞乡下修的永乐堡，有500多间房子，藏书为山西第一。地方文献把董家称为富埒王侯的“素封”之家，实非过誉。思源的３个儿子在京城当官。
长子董麟(1830-1881)，字祥甫，号云舫，道光二十九年拔贡，任刑部郎中。同治四年“俸满截取，长官奏保，奉旨以繁缺知府用。由是浮沉邸署，一官不迁者十余年”。
次子董文涣(1833-1877)，字尧章，号研秋，又号研樵，书画家董寿平的祖父，咸丰六年３甲第23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八年因在籍劝捐赏加五品衔，九年散馆授检讨。“（同治）四年九月充日讲起居注官。五年四月大考三等，补武英殿纂修官……十二月实录全书告成，讲叙保奏，奉旨专以道员用，先换四品顶戴。京察一等……守清，政勤，才优，年壮。考语：称职。事实：办事精明，人亦练达。”（《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第139－140页）
三子文灿，字芸龛(1839-1876)，咸丰五年优贡，入都捐内阁中书。
董思源恐进钱太多非惜福之道，主动将盐池的年入降到10万两银。当时的京官，俸禄不高，许多人利用手中权力，收取地方官财礼。董思源一再训诫儿子们廉洁奉公，每年发给每个儿子一万两白银，让他们好自为之。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各省巡抚的主要收入养廉银，也只有一万余两。
弟兄仨出高价买下体仁阁大学士、大学者阮元(1764-1849)在宣武门外兵马司后街的宅院（今门牌为兵马司后街１６号）。“城南阮文达故宅饶花木，每公退联吟，或时从文酒之会，时有三凤之目”。
文涣貌清癯，少好诗。作为最亲密的朝贡国，朝鲜贡使一年分四季到北京进贡。“朝鲜使臣如申成睿、赵云周、徐衡淳、赵征林、李容肃、朴永辅、林致学、朴凤彬、李尚迪、沈英庆、卞元圭、朴圭寿，先后来京，率喜与先生游，为文酒会无虚夕。而京朝中如王少鹤拯、孔绣山宪彝、林颖叔寿图、卞颂臣宝第、沈仲复秉成、冯鲁川志沂、樊文卿彬、王顾斋轩、桂德山楙、鲁甫一同、何青士兆瀛、张文襄之洞、王壬秋闿运、范鹤生鸣和、许海秋宗衡辈，尤多文酒倡和。”（注：常赞春编：《山西献征》，民国二十四年。）
文涣还直言敢谏。因各路农民军活跃，京城戒严。事后一些有权势的奸人挟诈诬陷，以“通匪从逆”的罪名，勒索钱财，不达目的则处以死罪，有“毁一家，升几家”的说法。平民百姓以至富人官宦，大批被逮。展转株连，提督九门步军巡捕统领衙门、五城察院和刑部的满汉官员吏役，四出竞相拘捕，监狱人满为患，都下震恐。董麟当时任刑部郎中，总办事后秋审处，日审此类冤案，虽然多所平反，然而倾家荡产者依然很多，回家后常常唉声叹气，睡不着觉，深感冤情太重。文涣任日讲起居注官，有言事权，于1866年12月23日毅然上奏。“上谕：翰林院检讨○○○（董文涣）奏被胁从逆人犯情有可矜请分别减免一摺，著名首恶逆犯，自当严密查拏，如法惩治。其余胁从各犯，或为饥寒所迫，或为威势所逼，并非甘心从逆，情本可矜，仍当法外施仁，以重民命。嗣后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查拿人犯，遇有被胁从贼，悔罪复业，别无不法情事者，概不得有意株连，并著刑部於现在已交各案犯分别减免，如讯明实系无辜，即行释放，以省拖累以安善良。”（注：《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第107-108页）
1866年1月11日，董思源和王轩一同抵都，住在董家寓所阮文达故宅中。在文涣的引荐下，王轩与倭仁见面。《砚樵山房日记》记载，1866年2月6日“午后倭相遣人来属进城商事。叔宜来。同顾翁赴倭相宅，坐谭阅时。”（注：《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第28页。）祁隽藻告退居京邸，打算辑汉儒训诂中涉及义理者为一书。听说王轩到，甚喜，拟请他起草。王轩逊谢。当时研究古代义理的，意见分歧。王轩自以为不能持汉宋之平，只能引起衅争，文端死后，就将此事搁置起来。（注：孙涣仑：《洪洞县志》，民国五年续修，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21页）
天文算学馆招考政策出台时，当时一种可怕的“喉症”在京城流行一年，许多官民死于此疫。担心夷狄的精神污染，与担心瘟疫的传染，令人产生了双重的恐惧，人心浮动。董文涣日记：1866年12月24日“子颖来札云，近时喉症危险，南城尤甚。重者百法不效。”（《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第87页）1867年4月12日“送何紫英奠分。未亲往。闻其家以喉症死者已十馀口矣。噫！时疫传染竟至是乎。将天灾流行自有数也。”10月17日，“玉森於申刻病故，更馀往视之。”（《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314）翁同龢日记：10月18日“汪玉森同年喉病四日而殁，哀哉！”（《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59页）汪朝棨 (1834-1867) ，字亦农，号玉森，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咸丰六年3甲26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时任河南道御史。在同文风波中曾为倭仁四处奔走。此前，曾经希望松龛“知有嘉谋将入告”的祁隽藻也于1866年10月20日长逝。董文涣1867年1月22日赠太师祁文端公挽词：“论道谟长在，传经典尚存。河山三晋壮，冠冕四朝尊。大笔推燕许，高名继潞温。十年新事业，（斋内贝）志待贞元（公绝笔诗有上元事业十年后，定有贤毫应候来之句）。”（注：《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第118－119页。）
在奏准松龛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后的第三天，已经将招考文件送达重点招考对象。董文涣2月28日记：“午桥(张丙炎)来札索邵亭诗集序并《瀛寰（环）志略》，以邵亭来函索此书也……王供事送来同文馆学习算学来文，拟晤倭、贾二掌院后再定夺也。”显然，这个接连加官晋级、年龄超限的四品翰林，仍被“推广摺”和六条章程的优厚待遇所吸引，准备报考。他后来也并不是对西方“奇技淫巧”深闭固拒的人。1867年8月15日他的日记：“晴。……粤人有以西法为余写真者，绝肖。镜过能蓄形，嗟哉技至此。面目隔平生，平生面目是。”（注：《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当时山西灵石有个杨昉，喜欢研究外国机器，他到南方游历，把照相机带到北京，早在道光末年，就为著名地理学家张穆照过像。文涣日记记载，1872年某日，把杨昉请来，给他们几人照相。装裱成立轴的文涣像，有胡澍（胡适本族先辈）题写“研桥四十岁小像”字样，还有文涣的三段自赞和潘祖荫的题识。后来董寿平历尽艰辛把祖父这张照片保存下来。这可能成了黄河以北现存最早的民间照片。（注：《董寿平传》）
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文涣在当时士大夫中，还算思想比较开放的人，可是他深知自己是倭仁圈子里的人，不敢擅自行动，报考天文算学馆，必须得到倭仁首肯。第二天他专门因此拜谒倭仁后，倭仁大泼冷水，于是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3月1日日记：“谒倭相言及同文馆考试事，感叹久之。此次来文只可置若罔闻也，噫！……《朝鲜徐秋堂鲈香亭跋》：‘鲈香亭者，朝鲜徐子秋堂所作也……’”（《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第152页）日记中这个“噫！”有几分无奈，几分惋惜。于是将招考一事置若罔闻，重新坠入天朝上国迷梦，忙于为朝鲜贡使的鲈香亭写跋去了。
文涣的同年翁同龢，也是倭仁圈子里人。这期间他的相关日记：
1866年10月19日，“艮峰相国以日记二册见示。”（《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489页）10月26日，“内务府奏加高紫光阁墙三丈五尺，以障夷楼。”（《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491页）1867年1月6日，“读艮峰日录，先生刻苦自厉，字字从肝鬲中流出，异於空谈无实之学。”（《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04页）1月13日，“是日奉上谕：原任监修总裁大学士翁某赐祭一坛，翁某之子翰林院侍讲翁同龢著赏加四品衔等因。具摺谢。”（《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06页）2月26日，“见恭王等连衔奏请设同文馆咨取翰林院并各衙门正途人员从西人学习天文算法原摺，命太仆寺卿徐继畬开缺管理同文馆事务，有‘老成望重为士林矜式’之褒。”2月27日，“是日大京察，旨下军机处及曾、李、骆、左皆议叙，馀照旧供职。)又见同文馆章程。”（《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15页。）
翁同龢的矜式是“艮峰相国”，上谕将徐继畬褒为“士林矜式”，使他感到不爽。
天文算学馆的新政出台后，首先表示不满的是京城士大夫。在“推广摺”奏准第36天、“矜式谕”下达第8天，3月5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递摺发难，公开表示反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查不出张盛藻其人，在科举上他并不很牛，摺中言辞却牛气冲天，表现出对西学不屑一顾之意：“近见邸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设同文馆，专用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术，以为制造轮船、洋枪之用，胪列六条，意在专讲习，勤考课；又恐人之不乐从也，乃厚给廩饩，优典奖叙，以鼓舞(《洋务运动（二）》第２８页)之，其诱掖奖劝用心苦矣。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对招考正途人员，并用厚给廪饩、优与奖叙深表不满。他不顾庚申之变士大夫的怯懦表现而侈谈气节:“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是以遇有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皆数百年深仁厚泽以尧、舜、孔、孟之道为教有以培养之也。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的确，同文馆的宗旨是培养学兼中西的高级官员，而不是培养工程师或技术工人，他抓住总署奏摺这一不敢明言之处大作文章:“臣以为设立专馆，只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穎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俾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至轮船、洋枪，则宜工部遴选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之有心计者，令其专心演习，传受其法，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其事，以养士气而专责成。臣职司献纳，未敢以缄默自安。惟念此举於士习人心大有关系，可否饬令在廷诸臣悉心妥议之处，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大约此时慈禧认为张氏人微言轻，不足以用来打击奕訢，当日就发上谕予以驳斥: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御史张盛藻奏天文算学等事宜归钦天监、工部，无庸招集正途学习一摺。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设同文馆，专用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术，并拟章程六条呈览，当经降旨依议。兹据张盛藻奏，科甲正途读书学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於士习(《洋务运动（二）》第２９页)人心大有关系等语。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於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是以派令徐继畬总管其事，以专责成，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於人心士习耶？该御史请饬廷臣妥议之处，著毋庸议。钦此！’”
但是这一上谕并不能平息士大夫的不满。太平军起义期间，为了缓和财政危机，大量卖官鬻爵，士大夫阶层流品混杂。起义被镇压后，145万有功名和官衔的人中，贡生以上的正途出身上层绅士20.4万人，新近捐纳的却有53万人。1860年以后，四到七品官中，捐纳而得者已多于正途出身者。愈来愈多的正途人员无缺可补。这种矛盾一触即发。天文算学馆的招生办法虽说为少数上层正途人员提供了新的机会，却也表明更多的正途人员的进一步贬值。其中有这样的潜台词:面对古今一大变局，士大夫苦苦研习的传统知识已不够用了，只有进而研习西学，取法西方文明成果，才可能成为有助于国家自强的有用之才。这对广大正途人员是雪上加霜。张盛藻的奏摺道出了他们的心声。这一新政出台适逢春节前后，自然成为士大夫拜亲访友、同乡团拜时的热门话题。早已积聚的不满情绪立即宣泄到奕訢等人头上。
董文涣日记：3月5日，“巳刻，午桥(张丙炎)招，同顾老、缃芸、仲海宴朝鲜年使李友石丰翼尚书……於龙树寺，谭饮甚畅。酒酣，登楼远眺，心目寥阔。少顷，海老独至，谭及时事，嘻吁久（《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157）之。所谓登高欲自舒，弥使远念来者也。”（《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157）
3月6日，“黎明进内京察引见，毕，入署。……申刻，招同仲复(沈秉成)、涑文(许业香？)、缃芸(黄云鹄)、莱山(孙毓汶)、玉森(汪朝棨)、顾老(王轩)，饮福兴居。小樵后至，谭饮甚畅。更馀醉归。邸抄：
‘上谕：御史张盛藻奏，天文算学等事，宜归钦天监、工部，毋用招集正途学习一摺，（中略）该御史请饬廷臣妥议之处，著毋庸议，钦此。’”（《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第159页）翁同龢3月5日日记：“是日御史张盛藻递封奏，言同文馆不宜咨取正途出身人员，奉旨毋庸议。”（《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16页）
５、流言蜚语，约法阻拦
3月13日董文涣日记：“午桥(张丙炎)索观同文馆章程。昨总理衙门以报考人员寥寥，送过前项原奏、章程刊本各十分，欲饬各属一体知照，俾编、检、庶常愿考人员及早报考。如再不敷分阅，即行备文咨取。盖志在实力奉行也。稚川来。晚与顾老话移时。”总署志在实力奉行，备文调取翰林，激起守旧士大夫的抵抗。
3月14日，“（二月）初九，团拜文昌馆，演三庆部，巳刻往，以（《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165）痰疾尚须避寒，更馀返寓。……闻昨梦岩同年来，同人公议，有入同文馆者，公局结费，不与分。闻湖南亦然也。顾翁示送东友诗二律，借《广雅疏证》。《送朝鲜李友石尚书东归》：“相逢何必旧，斗酒即平生……”（《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第166页）
这则信息很重要。每年二月初，山西同乡京官都要举行春节团拜。在这一聚会上攘夷派也进行了串连。阎汝弼，字梦岩，山西寿阳人，咸丰六年３甲５３名进士，刑部。（注：待查山西进士录。）是祁隽藻荐举、翁同龢钦敬的理学家。1865年重阳松龛进京后，祁隽藻招饮时阎汝弼也在座。祁隽藻日记：“十三日乙亥，清风。松龛小饮观斋。其弟子张汉槎水部方泳、白兰岩给谏、阎梦岩、张少铭同坐。终席畅谈，精力周匝。”他们不顾松龛与祁隽藻的交谊，如此卖力串连山西同乡约法阻拦，断绝山西同乡会“公局”的资助，做得很绝，有谁还敢报考呢！湖南同乡会也如法炮制。
事不止此，他们还用匿名揭帖散布流言蜚语。
董文涣日记：3月16日，“访味秋(温仲翰)、张伯(洪昌燕)、子良(蒋彬蔚)。味秋述巷口匿名帖约三百馀字。内有‘可笑可笑实可笑，教人去学天主教。举贡进士并生员，三十以上全便不要。薪水银十两，换钱一百吊’诸语。以下不悉记忆。末二语为：‘欲知我为谁，学而时习之那一教’。噫！清议犹存，此可见矣。人言信可畏哉！”（《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第167页）温仲翰，字味秋，山西太谷人，同治元年探花，授编修，历任四川副考官、湖南学政、陕西按察使等。
６、倭仁出马，慈禧模棱
大学士倭仁对奕訢等与洋人往来久已不满，此次招考翰林似乎又侵犯了他的权力范围，将与洋人来往很多的徐继畬作为“士林矜式”，更使他这位理学名臣极端厌恶。经过20天暗中活动，以为彻底扼杀天文算学馆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他亲自出马，一再上奏竭力反对。3月20日上奏摺，从夷夏大防的所谓“国体”立论，请立罢前议。说：“昨见御史张盛藻奏天文算学无庸招集正途一摺，奉上谕：朝廷设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於读书学道无所偏废等因，钦此。数为六艺之一，诚如圣谕为儒者所当知，非歧途可比。惟以奴才所见，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有不可不深思而虑及之者，请为我皇上陈之。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并武断地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他危言耸听:“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洋务运动（二）》第３０页)此仇耻哉。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於夷不止。伏读圣祖仁皇帝御制之集，谕大学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仰见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今天下巳受其害矣，复扬其波而张其焰耶，闻夷人传教，常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从学，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感，适堕其术中耳。
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弥隐患，天下幸甚！”(《洋务运动（二）》第３１页)
慈禧似乎立即意识到，倭仁这位忠实奴才的反对意见可以再次用来打击政敌奕訢，尽管对倭仁等7天前上的谏阻带幼主临幸王府的密摺感到恼火，仍有意无意地采取火上加油的办法。
翁同龢日记：3月9日，“今晨方拟与诸公连衔具疏，比入即闻夏子松有封事，退时因与倭、徐两公坐待啸盦报房。未正啸翁出，询状，知夏摺极言临幸非故事，且传言已集梨园预备等语。谕旨宣示并无演剧等事；如有，并著惇亲王停撤等因，为之额手。”3月10日，“未入直。撰先兄行述未成。徐荫轩来，拟有所论列，具草付之，将商之于相国也。晚访兰荪（李鸿藻，字寄云，号兰荪）。是日上奉两宫皇太后诣惇亲王府，晚膳后申初二刻还宫。（《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17页）3月12日，“是日倭相、徐荫轩（徐桐，字荫轩）及余联衔具密摺，略言圣学不宜间断，请嗣后停止临幸。摺留中。”3月14日，“闻昨摺甚不合上意，谕廷臣云朝廷一举一动均须约束耶！大约归责于相国。噫！奈何！”（《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18页）3月17日，“是日上奉皇太后幸恭亲王府第，无书房。……至天宁寺三兄厝室展拜……西人五六住寺后，每日至钓鱼台演马，踪迹甚诡秘。”（《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19页）3月18日，“是日恭邸入殿，数语而退。闻昨日驾还宫时日已落，皇太后还宫更定矣……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19页）3月20日，“今日倭相有封事，力言同文馆不宜设。巳初与倭、徐两公同召见于东暖阁，始询同文馆事，倭相对未能悉畅；既而及书房功课，俱以实对，垂谕圣谕圣学宜并顾，不宜偏于督责，又言前此临幸系遵累朝成宪，并非游观，语甚多，不能悉记，二刻许退。巳正二刻，而满书竟不读，四刻逡巡而出，余等入，尚好，未正二刻退。”（《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19页）
显然，慈禧已看出倭仁奏摺中的漏洞，并将他问得理屈词穷。如果将其奏摺留中不发，事件也就平息了。奇怪的是，次日慈禧向总署批发了此折，并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无一句驳斥的话，只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在慈禧助长下，清议汹汹。
3月22日，董文涣经由同年、盛京刑部侍郎叶赫那拉铭安（号鼎臣），给也任盛京刑部侍郎的同年叶赫那拉延煦（字树南），寄出《答树南同年书》：
……近来通商衙门，奏请设立同文馆，咨取进士、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翰林院编、检、庶吉士，考试录取，师事洋人，学习天文、算学，已奉旨依议。命下之日，朝野哗然。自洋夷议和，未有陵辱上国若斯其甚也。夫天文算学，国家设有钦天监衙门，未尝废也。必欲学士大夫皆习其术，未有不举一废百者。以为火器足以御侮，轮船足以驶远，诈力可以救沦敝，机巧可以通神明，即使强国，其将与洋夷同也。孟氏有言曰，以夏变夷，不闻变夏於夷。况其不善变乎。贪其暂安之势，师其无用之术，计目前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呜呼，慎矣！此弟所叹息流涕，为世道人心窃忧者也。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今四维不彰久矣。从而维持之、激励之，尚恐不及，矧驱之耶！夫见利必趋，虽稍知自爱者且犹不免，庸庸者何足道乎？翰林衙门，人才荟萃，故士气得以长伸。今则斯文将坠，能勿痛哉！弟因与兄相契殊深，用致发其狂言，靡所忌讳。伏乞垂鉴，幸甚幸甚！（《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第171－174页）
书信记录了守旧派“命下之日，朝野哗然”的激烈反应。“以为火器足以御侮，轮船足以驶远，诈力可以救沦敝，机巧可以通神明，即使强国，其将与洋夷同也”，这和后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同一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今四维不彰久矣。从而维持之、激励之，尚恐不及，矧驱之耶！”这是“推广摺”早已批驳过的耻辱观，后世仍往往以礼义廉耻作为抵挡普世文明的挡箭牌。“翰林衙门，人才荟萃，故士气得以长伸。今则斯文将坠，能勿痛哉！”这位四品翰林，将翰林学习西学视为“斯文将坠”，为败坏世道人心而叹息流涕。
3月24日董文涣日记：“与顾老坐话至更馀，闻同文馆因艮峰先生奏请，已奉旨中止。为之欣喜。噫！从谏如流，在朝廷何曾有成见哉！”（《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第175页）透露出闲居的王轩在风波中比董文涣更贴近倭仁，知道更多动态。
3月26日又记：“闻人诵同文馆对联为：未同而言，赧赧然若将浼已，斯文将丧，滔滔者吾谁与归。余以组织未工，且脱却算学、天文，另拟二联：
何足算也，与人同耳
岂非天哉，焉用文之
譬而同之焉能事鬼
丧斯文也何以服人
晚与顾斋坐话。”
翁同龢3月29日日记与此可互相补充：“前日总理衙门尚递封奏，大约办同文馆一事未见明文也。京语(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21页）
董文涣日记：4月1日，“唁云衢前辈。谒倭相。玉森过。午后阴，晡时微雪。与顾老坐谭。夜分雪益大，迟明未息，计有三寸许。”4月2日，“招同海老（许宗衡，字海秋，任日讲起居官）、顾翁、莱山(孙毓汶)、寅丈（潘祖荫，字伯寅，咸丰三年探花，文涣妻汪氏是其妻侄女）、玉森饮广和居，谭饮甚畅，更馀返寓。”4月3日，“午初刻家慈出都，送至彰仪门外。遣家人尚福先之常兴店。玉森来札，知倭相同文馆一疏，通商衙门已奏请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矣。”（《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第179页）
慈禧采取模棱两可态度以后，守旧派的谣言攻势有增无减，倭仁麾下的董文涣、许宗衡、王轩、孙毓汶、潘祖荫、汪朝棨辈，为倭仁的一时得势，谈饮甚畅，书札往还，弹冠相庆。
７、谋之数载，堕之崇朝
守旧派弹冠相庆，改革派却因“与各疆臣谋之数载者，势且堕之崇朝”而痛心疾首。4月6日，总理衙门密上《奏陈招考天文算学之苦衷等情摺》，请求重新确认“所有现议开办同文馆事宜是否可行”：
“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为沥陈臣衙门招考天文算学不得已苦衷，据实密奏，仰祈圣鉴事。
同治六年二月十六日，军机处抄交出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条奏各一件。除张盛藻一摺业奉明降（《徐继畬集（三）》第933页）谕旨著勿庸议外，其倭仁一摺，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臣等查阅倭仁所奏，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臣等未曾经理洋务之前，所见亦复如此，而今日不敢专恃此说者，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请为我皇太后、皇上详陈之。
窃惟城下之盟，春秋所耻。宋臣韩琦有言，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自古御夷无上策，大要以修明礼义，以作忠义之气为根本，一面即当实力讲求战守，蕲得制伏之法，不能以一和而遂谓可长治(《洋务运动（二）》第３１页)久安也。溯自洋务之兴，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窾要，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彼时兵临城下，烽焰烛天，京师危在旦夕，学士大夫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先皇帝不以臣奕（注：“奕”即奕訢）等为不肖，留京办理抚务，臣等不敢徒效贾谊之痛哭流涕，胡铨欲蹈东海而死，空言塞责，取誉天下，而京城内外，尚以不早定约见责，甚至满汉臣工连衔封奏，文函载道，星夜迭催，令早换约。臣等俯察情形，不得不俯徇舆论，保全大局。自定约以来，八载於兹，中外交涉事务，万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维持，近日大致虽称驯顺。
第苟且敷衍目前则可，以为即此可以防范数年、数十年之后则不可。是以臣等筹思长久之策，与各疆臣通盘熟算，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员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於京畿一带设立六军，藉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又因洋人制胜之道，专以轮船、火器为先，从前御史魏睦庭曾以西洋制造火器不计工本，又本之天文度数，参以句（勾）股算法，故能巧法奇中，请在上海等处设局训练。陈廷经亦请於广东海口设局，制造火器。臣等复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焘、蒋益澧等往返函商，佥谓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其议论皆精凿有据。左宗棠先行倡首，在闽省设立艺局、船厂，奏交前江西抚臣沈葆桢督办。臣等详加体察，此举实属有益，因而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以为制造轮船、各机器张本，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为此不急之务。又恐学习之人不加拣择，或为洋人引诱，误入歧（《徐继畬集（三）》第934页）途，有如倭仁所虑者，故议定考试必须正途人员，诚以读书明理之士，存心正大。而今日之局，又学士大夫所痛心疾首者，必能卧薪尝胆，共深刻励，以求自强实际，与泛泛悠悠漠不相关者不同。倭仁谓夷为吾仇，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洋务运动（二）》第３２页)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如谓当求其实，试问当求之愚贱之人乎，抑当求之士大夫乎?此臣衙门所以有招考正途之请也。
今阅倭仁所奏，似以此举断不可行。该大学士久著理学盛名，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臣等向来筹办洋务，总期集思广益，於时事有裨，从不敢稍存回护。惟是倭仁此奏，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则臣等与各疆臣谋之数载者，势且堕之崇朝，所系实非浅鲜！臣等反覆思维，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以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现在眴届十年换约之期，即日夜图维，业已不及。若安於不知，深虑江河日下，及设法求知，又复众论交攻，一误何堪再误！左宗棠创造轮船各厂，以为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李鸿章置办机器各局，以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并引宋臣苏轼之言，以为言之於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时，可以见信，而已苦於不及。该督抚等所论，语多激切，岂故好为辩争，良由躬亲阅历，艰苦备尝，是以切实不浮，言皆有物。在臣等竭虑殚思，但期可以收效，虽冒天下之不韪，亦所不辞。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檮昧，悉心商办，（《徐继畬集（三）》第935页）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所有现议开办同文馆事宜，是否可行，伏祈圣明独断，训示遵行。
谨摘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焘、蒋益澧等历次奏稿信函，恭呈御览，可否谕令倭仁详细阅看，备晓底蕴，以局外之议论，决局中之事机。臣等幸甚，天下幸甚。至於用人行政之常经，其有关圣贤体要者，自当切实讲求，於现办之件实不相妨，合并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原摺。全本见《徐继畬集（三）》第933-936页；《洋务运动（二）》第31-33页为节录本)
“苦衷摺”沥陈了８年前的庚申之变中士大夫惊惶失措的拙劣表现和负责外交的奕訢忍辱负重实行妥协以保全大局的情形。“彼时兵临城下，烽焰烛天，京师危在旦夕，学士大夫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先皇帝不以臣奕（注：“奕”即奕訢）等为不肖，留京办理抚务，臣等不敢徒效贾谊之痛哭流涕，胡铨欲蹈东海而死，空言塞责，取誉天下，而京城内外，尚以不早定约见责，甚至满汉臣工连衔封奏，文函载道，星夜迭催，令早换约。臣等俯察情形，不得不俯徇舆论，保全大局。”
接着指出，招考正途人员学习西学，是筹思数年的“长久之策”， 也就是国运攸关的重大决策，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权宜之计。“臣等详加体察，此举实属有益，因而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以为制造轮船、各机器张本，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为此不急之务。又恐学习之人不加拣择，或为洋人引诱，误入歧途，有如倭仁所虑者，故议定考试必须正途人员，诚以读书明理之士，存心正大。而今日之局，又学士大夫所痛心疾首者，必能卧薪尝胆，共深刻励，以求自强实际，与泛泛悠悠漠不相关者不同。”对倭仁的反诘尤其有力：“倭仁谓夷为吾仇，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洋务运动（二）》第３１页)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如谓当求其实，试问当求之愚贱之人乎，抑当求之士大夫乎？此臣衙门所以有招考正途之请也。”士大夫理应担当国家重任；牛气哄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徒会坐而论道，舞文弄墨，于事无补。倭仁对士大夫的认识，有定位的重大偏差。
正如后来李鸿章所言，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倭仁从未膺方面之寄，充其量与少年新进、放言高论的言官的角色相当。总署抓住倭仁的这个短处，立刻使其陷于窘境。
“苦衷摺”痛心疾首这一重大决策面临的事败垂成的厄运。大学士倭仁久著理学盛名，在士大夫中有极大号召力。倭仁谏阻的奏摺一出，加上其麾下的人暗中活动，两宫又不置可否，必然使报考的学者裹足不前，也使京内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为之心灰气沮。“臣等与各疆臣谋之数载者，势且堕之崇朝，所系实非浅鲜！”这是国运攸关、最为痛心的事。不得不陈述，中国正处在天地之气旁推交通混为一体的时代，经过数十年努力，西方人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中国人对外情却一无所知，只是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空谈误国，犯了兵家大忌。马上就要到十年换约之期，即使日夜修补，还恐不及。如果安於不知，势必江河日下；可是设法求知，又众论交攻，一误何堪再误！言外之意，倭仁是西方强敌的最大帮凶。
在以理学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天朝上国”，守旧势力强大，提出和实施改革的决策，非常艰难。实心任事的人对此有深切体会。“左宗棠创造轮船各厂，以为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李鸿章置办机器各局，以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并引宋臣苏轼之言，以为言之於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时，可以见信，而已苦於不及。”这都指出坐而论道、空谈误国的祸害。
“苦衷摺”说招考正途学习天文算学是竭虑殚思，冒天下之不韪而提出的重大决策。倭仁既然以此举为窒碍，自当别有良图。如果确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倭仁之后，竭其檮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精神的力量，只能由精神的力量摧毁；物质的力量，只能由物质的力量摧毁。用后世的话说，倭仁这位道学家，是将程朱理学当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神原子弹，企图用它来与西方的船坚炮利抗衡。
总署敦促模棱两可的慈禧：“所有现议开办同文馆事宜，是否可行？伏祈圣明独断，训示遵行。”还“摘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焘、蒋益澧等历次奏稿信函，恭呈御览，可否谕令倭仁详细阅看，备晓底蕴，以局外之议论，决局中之事机。臣等幸甚，天下幸甚。”慈禧、倭仁是否能回心转意，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苦口婆心，如泣如诉。
８、艮峰顽梗，学者裹足
不幸得很，“苦衷摺”打不动权欲薰天的慈禧的心，也打不动形同泥胎木偶的倭仁者流的心。倭仁麾下文人继续暗中运作破坏。
董文涣4月6日日记：“玉森过，携蜀人六千言摺稿，阅一过。虽多违悖字样，亦颇有见地也。申刻玉森邀饮同兴居，更馀返寓。”（注：《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180）汪朝棨带来的这一摺稿，可能就是6月30日经都察院转递的杨廷熙5000余字的十不可解条陈。它在出炉之前，在倭仁圈子里已经烤制了80多天。翁同龢日记：4月7日“军机文、汪两公至懋勤殿传旨，将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事摺交倭相阅看，并各督抚摺奏及信函皆交阅。”4月8日，（《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23页）“为艮峰先生作诗一首。”（《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24页）
“苦衷摺”上奏６天之后， 4月12日倭仁递摺继续顽固地坚持其陈说：
“本月初三日，军机大臣文祥、汪元方口传谕旨：‘总理衙门摺一件、片二件，并摘抄曾国藩等摺件信函，著倭仁阅看。’仰见集思广益之衷，奴才不胜钦佩!
伏思是非者，不易之理，好恶者天下之公。前因同文馆延聘夷人教习正途一事，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是以罄竭愚诚，直言无隐，固非争以意气之私也。今阅总理衙门所奏，大率谓忠信礼义之空言无当於制胜自强之实政，奴才愚见窃谓不然。夫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固不待智者而后知矣。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其志行已可概见，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且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今欲习其秘术以制彼死命，彼纵阳为指授，安知不另有诡谋？奴才所虑堕其术中者，实非过计耳。
方今时事多艰，义当共济，岂忍以游谈侈论，邀誉沽名。第议论不为苟同，正所以求其至是。若谓奴才此论一出，不特学者裹足不前，即中外实心任事者亦心灰而气沮，则持论亦过激矣。夫利之所在，众所必趋，既有薪水，又得优保，人亦何乐而不从？而谓一入之空言，遂能沮千万人之向往乎？至任事诸臣，公忠体国，修内攘外，应办之事甚多，何至因此一议，群相解体？此尤不待辩而自明者也。
总之，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纡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如或不然，则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为愈耳。战胜在朝廷，用人行政，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求，自强之道，何以逾此，更不必多此一举，转致於人才政体两无稗益也。”(《洋务运动（二）》第34-35页。)
由于总署的有力反诘，倭仁此摺词气已软了一半。但又反唇相讥，说应考的正途人员以至办学者存心不正，有汉奸之嫌。他说，“延聘夷人教习正途一事，上亏国体，下失人心”，“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其志行已可概见，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
总理衙门密陈奏覆倭仁所奏并未体会招考天文算学之意摺
同治六年三月十九日(1867年4月23日)
臣奕訢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事。
同治六年三月十三日，军机处抄出大学士倭仁密陈摺、片各一件，并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该衙门妥议具奏。钦此。等因。
窃维臣衙门设立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前因倭仁条奏，谓此事窒碍难行，经臣等沥陈举办情形，实具不得已苦衷，并系与各省疆臣悉心商筹，非臣等私见。是以抄录曾国藩等摺件信函，请饬倭仁阅看，俾知底蕴，原期释其疑虑，共济时艰。兹倭仁并未体会各该督抚等所陈各件之意，仍谓此事以不行为是，亦似臣衙门抄录各件全未寓目者然。
伏查臣衙门招考正途，考究天文算学，其亟应举行之故，前摺已缕悉言之，无可赘陈。惟是夷患之兴，匪伊朝夕。当年内外臣工，不求御制实际，徒以空言塞责，遂酿庚申之变。今值腹地未靖，兵财交困，纵极力讲求，思以自强，幸而收效，固在数十年以后；若仍前苟安，不思补苴，其大患亦或在数年、数十年以后。但望臣等言之不中，而国势永庆奠安，断不愿言之幸中，而朝廷毫无备豫。此臣等所以鳃鳃过虑，不敢以道学鸣高，祗顾目前而不肯任劳任怨也。
左宗棠所云，非常之举，谤议易兴，无人执咎等语。此时浮议之腾，果不出其所料。当兹权宜时势，预筹制胜，既经疆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蒋益澧等与臣等往返函商，必须从此入手。况雇觅洋人，不过与之讲究其法，并奏明不修弟子之礼。此摺业经发抄，倭仁岂有不知？乃一则曰师事夷人，再则曰奉夷为师，辄臆造师（夷）名目，阻人向往。当御史张盛藻条奏此事，明奉谕旨之后，臣衙门投考者尚不乏人，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是臣等未有失人心之道。人心之失，倡浮言者失之也。因思法令之行，原冀乐从，今人心既为浮言所摇，臣等无从勉强。拟就现在投考者，择期考选，取中者入馆研究，时加察核，倘有弊端，即奏请裁撤。
若倭仁所奏，果有把握等语，臣等祗就事所当办，力所能办者，尽心以办。至成败利钝，汉臣如诸葛亮尚难逆睹，何况臣等？是此举之把握，本难预期，因倭仁之倡议而益多阻滞矣。惟时势艰难，势同厝火，自不得因浮言煽惑，置为缓图，祗有竭尽愚忱，不敢稍萌懈志。
所有臣等议奏缘由，谨缮摺密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摺，全本见《徐继畬集（三）》第936-937页。《洋务运动（二）》第３５-36页为节录本。）
总署王大臣希图采西学变官制以自强，不意如此艰难掣肘，他们由此隐隐看出大清祚运将绝，他们和各封疆大吏的处境，竟与当年扶持阿斗的诸葛亮颇为相似，痛心地指出：“夷患之兴，匪伊朝夕。当年内外臣工，不求御制实际，徒以空言塞责，遂酿庚申之变。今值腹地未靖，兵财交困，纵竭力讲求，思以自强，幸而收效，固在数十年以后。若仍前苟安，不思补苴，其大患亦或在数年、数十年以后。但望臣等言之不中，而国势永庆奠安;断不愿言之幸中，而朝廷毫无备豫……臣等只就事所当办，力所能办者，尽心以办，至成败利钝，汉臣如诸葛亮尚难逆睹，何况臣等?”
９、污染清流，倭相假摔
总署诸臣对以道学鸣高、深闭固拒西方精神污染，将国家引向败亡之路的倭仁深恶痛绝，决心把这个老儿也拉入洋务“污泥浊水”之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让他也办洋务、出任总理衙门大臣。
4月23日，总理衙门上《奏请饬令倭仁保举精通天文算学之士另设一馆讲授片》，提出既然倭仁谓习天文算学者有人，应请另设一馆，与同文馆互相砥砺。当日即允准在案：
再，自道光二十年以来，因海疆多事，曾经奉有谕旨，广招奇才异能之士，迄无成效。近年臣等与各疆臣悉心购求，仍无所获。往返函商，不得已议奏招考天文算学，请用洋人，原欲窥其长短，以收知彼知此之（《徐继畬集（三）》第937页）效也。实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入手，若得读书之人旁通(《洋务运动（二）》第３６页)其书籍文字，用以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并非终用洋人。今浮言既出，念所期已属无望。惟查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求，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据此是内外臣工先后二十馀年所求而弗获者，倭仁耳目中竟有其人，不胜欣幸！相应请旨，饬下倭仁酌保数员，各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若能如此办理，更属两得之道，裨益非浅。彼时臣衙门原请奏办之件，即行次第裁撤。倭仁公忠体国，自必实心保举，断不致因恐误保获咎，仍请如前降旨旁求，仅博延揽之虚名，全无究竟之实效。
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密陈。谨奏。
同治六年三月十九日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当天内阁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著就现在投考入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等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钦此！”(《洋务运动（二）》第３７页)
当天的邸抄就登载了这一上谕。总署抓住倭仁的漏洞予以还击，这可给道学先生出了一道大大的难题。如遵旨，岂不是佛头著粪?如推辞，也无充足理由。当时在弘德殿充帝师的还有李鸿藻(号兰荪)、翁同龢(号叔平)、徐桐(字荫轩)三人，多为“崇宋儒，说守旧，恶西学如仇”一流人物。翁氏日记记载，此后数日他们互相串联“商略文字”，议论对策。
董文涣日记：4月23日“邸抄：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著就现在投考入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等并该大学士，均当实（《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188）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钦此！’”
4月24日“晚与顾翁谭。”（《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189）
翁同龢日记：4月24日，“荫轩三日未入直，与艮峰相国至报房，并至其家商略文字。昨日有旨，倭某既称中国之人必有讲求天文算法者，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某督饬办理，与同文馆互相砥砺等因，总理衙门所请也。朝堂水火，专以（《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27页）口舌相争，非细故也。访兰生（七岩野史注，李鸿藻之号），点定数语。”（《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28页）
4月25日，倭仁只好上奏承认以前奏摺是信口开河：
“本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等因，钦此。”
“窃奴才前以夷人教习正途，有妨政体，故力陈其不可，所以尽当言之分，非争意气之私也。兹恭读上谕，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经王大臣悉心计议，不可再涉游移，是此事行止业已断自宸衷，奴才何敢再参末议。惟奴才前奏谓算法系六艺之一，如欲讲求，中国岂无精是术者，盖以理度之，天文算学世有专家，不必奉夷人为师耳。
“至摺内所陈，原谓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於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并非谓欲求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今同文馆既经特设不能中止，则奴才前奏已无足论，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意中并无精於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当天内阁奉上谕：“前因大学士倭仁奏天文算学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洋务运动（二）》第３８页)曾降旨令其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兹据该大学士奏称，‘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等语。倭仁现在既无堪保之人，仍著随时留心，一俟谘访有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钦此。”
4月25日又有旨，倭仁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使倭仁雪上加霜。他力辞总署职务，不准。4月29日，他只得含泪受命，哭丧着脸给小皇帝讲课，同治帝“骇愕不怡良久”。若要推辞总署职务，其他职务也保不住，为此犹豫不决。翁同龢也看出倭仁恋栈之心太重，日记中奚落：“噫！去则去矣，何疑焉。”
董文涣日记：4月25日，“晚与顾老坐话至夜分。”
4月26日“午后玉森过，海老过。玉森招同伯寅、小樵、吴君硕卿饮福兴居，更馀返寓。邸抄：
上谕：“前因大学士倭仁奏天文算学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曾降旨令其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兹据该大学士奏称，‘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等语。倭仁现在既无堪保之人，仍著随时留心，一俟谘访有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钦此。”
上谕：“大学士倭仁著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钦此。”（《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190）
4月27日“晚与顾老谭。申刻谒倭相，坐谭移时。访修伯。”
4月28日“（《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191）顾老招同子高、云桥，饮宴宾斋。闻连日艮峰先生奏请辞通商衙门行走摺，皆奉军机处口传谕旨未允。”
4月29日“邸抄：上谕：‘前派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旋据该大学士奏，恳请收回成命，复令军机大臣传旨，毋许固辞。本日复据倭仁奏，素性迂拘，恐致贻误，仍请勿庸在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等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系紧要，倭仁身为大臣，当此时事多艰，正宜竭尽心力，以副（《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192）委任，岂可稍涉推诿。倭仁所奏著勿庸议。钦此。’晚宝臣过，坐谭移时。”
4月30日“邸抄：艮峰先生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恩。”（《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195）
翁同龢日记：
4月25日“甫出东华门，倭相邀余同至荫轩处，知今日递摺，有旨一道，令随时采访精于算法之人，又有旨，倭仁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与商辞摺。出城，访兰生（七岩野史注，李鸿藻之号）长谈。”
4月26日“还坐兵部朝房，与倭相议论，辞摺未允也。”
4月27日“出偕倭、徐坐报房商前事，酉初还家。”
4月28日“汪泉生、史勖斋、王芷汀约同人法源寺素饭，良久始坐，即辞归。遇艮翁于途，因邀至家，谈许久，（《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28页）知今日仍不准，与邸语几至拂衣而起。有顷兰荪来邀，艮翁在座，商酌无善策。噫！去则去矣，何疑焉。”
4月29日“是日倭相请面对，即日召见，恭邸带起，以语挤之，倭相无辞，遂受命而出。倭相授书时有感于中，潸焉出涕，而上不知也，骇愕不怡良久。访兰生。”
4月30日“艮老云占之得讼之初六，履之初九，去志决矣，相对黯然。”
（四月）十八日(5月21日)……问倭相疾，晤之。颜色憔悴，饮食甚少，相与唏嘘，并晤其六郎君（理藩院员外），即归。（《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33页）（七岩野史按，倭仁之郎君而至于六，表明他并非时时正襟危坐。）
（五月）初五日(6月6日) ……入城至恭邸处，谒倭相国，贺各同乡。（《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36页）
（五月）初八日(6月9日) ……晚谒倭艮峰相国，相国拟十二日请开缺。致树南书。（《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37页）
（五月）十二日(6月13日)……倭相请开缺，旨赏假一月安心调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38页）
有的言官看到总署诸臣与倭仁之流激烈论争，从中间派的视角，在肯定部署历年来办洋务的同时，也担心引起曾经倾覆汉、唐、宋、明的党人之祸。三月二十七日(5月1日)，通政使司通政使于浚辰摺：
“窃臣历观前史，汉、唐、宋、明皆有党人名目，此端一开，未有不立见其祸者。我朝二百余年，从无此习。乃自议设天文算学馆以来，验之人心，考之士气，窃有大可虑者。天文算学招考正途人员，数月於兹，众论纷争，日甚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 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夫明知为众论所徘，而负气而来，其来者既不恤人言，而攻者愈不留余地，入馆与不入馆，显分两途，已成水火，互相攻击之不巳，因而互相倾覆，异日之势所必至也。
“乃臣恭阅本月十九日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请罢前议’一揩，等因，钦此；又恭阅本月二十一日上谕：‘前因大学士倭仁奏天文算学博采旁求必有精共术者，曾降旨命其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等因，钦此。在朝廷揆时度势，用意固自甚深，然臣於此转恐於众论纷争之日，而更启之使愈争也。天文算学馆外，又复另立一馆，是学洋人者一馆，不学洋人者一馆，学洋人者势必愈尊洋人，不学洋人者势必愈鄙洋人，愈(《洋务运动（二）》第３９页)鄙夫学洋人者，愈激愈争，愈争而愈不可解，而党患成矣。在该管王大臣等洞悉大体，断不至各有意见，而自来朋党之祸，不成於上，而成於下，势使然也。又况两争者必无两胜，学洋人者胜，适以长洋入之骄，鄙洋人者胜，愈以招洋人之忌，将来衅端必自此始。
“溯自咸丰十年议和以来，容忍包荒，至於今日，凡有血气，莫不痛心。而所恃为异日涤雪者，正以上下同心，和衷共济，根本之地，深固不摇耳。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数年来苦心羁縻，无非养晦待时，不敢轻躁以误大局，中外臣民从无异议。今天文算学馆甫设而争端即启，争端启则朋党必成。夫天文算学本属技艺之末，其果能得力与否尚不可知，而先令臣子别户分门，开国家未有之风气，所关实非浅鲜。臣惟伏愿我皇上以至仁至勇之圣心，密筹消弭防患未形，庶永无汉、唐、宋、明党人之祸，天下幸甚，万世幸甚。”
倭仁将官位视为命根子，经国无方，保官却有术。虽然占卜之后“去志决矣”，还是舍不得上奏请辞一切职务。经过反复思考，他计上心来，采取了后世足坛屡见不鲜的假摔动作。5月3日在皇宫值完班上马回家时，假装从马上掉下来，“上马几坠，类痰厥不语”，借他人椅轿畀回家。有的野史笔记揭老底说，他这是为避免到总署值班而受到精神污染的假动作。倭仁一连多日装病，龟缩不出。
董文涣日记：
（三月）二十八。(5月2日)“（《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193）谒倭相，已面辞清秘堂办事矣。叔平过。……晚与顾老坐话。”
（（三月）二十九(5月3日)“以牙牌数卜官运……晚与顾老坐话，闻艮峰先生坠朝马，伤颇剧，拟明日往视之。”（《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195）
(四月)初一(5月4日)“视艮峰先生疾。阍者云，连日饮食减少，肝气发剧，筋骨皮肤尚无大伤也。”（《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196）
（五月）十五(6月16日)“视倭相疾。抵驾航诗札。晚与顾老谭诗。”（《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23）
翁同龢日记：
（三月）二十七日(5月1日)“章采南来长谈，言轮船、算法亦不可不学，而持论总以人心、廉耻、纪纲、法度为本，又言宁波人往往买轮船破家。盖无此资本，终为……所绐耳。”
（三月）二十八日(5月2日)“过厂，见董书扇面册甚佳，意绪恶劣，无暇鉴赏。访（《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29页）晤沈穆安之子（号雪轩，行一）、董研樵。”
（三月）二十九日(5月3日)“卯正三刻入内，饭后巳初二刻上到书斋，艮峰先生未到，读尚勤，惟精神不足耳，未初三刻退。闻艮峰先生是日站班后上马眩晕，遂归，未识何如也。……访阎梦岩、张少民两同年。两君真学人哉，张尤邃于程朱之学，于平湖尤有得，可敬可敬！”
四月朔(5月4日)“问艮峰先生疾，先生昨日上马几坠，类痰厥不语，借他人椅轿畀至家，疾势至重也。访兰荪长谈。”
（四月）初二日(5月5日)“遣人问艮峰先生疾，稍愈矣。”（《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30页）
（四月）初九日(5月12日)“还汪慕杜《不得已》两卷。《不得已》两卷，国初歙人杨光先撰。光先世家子，（《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31页）让世职弗居，曾劾温体仁被廷杖，入本朝以布衣伏阙，争西洋算法，痛诋汤若望，著书斥天主教之妖妄。康熙初授钦天监监副，五疏辞，旋擢监正，后以置闰错误落职，中途为西人毒死。此书先有刊本，西人购而焚之，流传者鲜，此抄本后竹汀先生、黄荛圃有跋。”
（四月）初十日(5月13日)“谒倭艮峰翁未见，疾稍愈矣。”
（四月）十二日(5月15日)“倭中堂续假十日。”（《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32页）
日记表明局中人翁同龢在风波期间借阅康熙朝杨光先的《不得已》。康熙朝的杨光先风波，与同治朝的同文馆风波，均为实质性的中西会通早期发生的冲突，性质上十分相似。东西方文化交流，决不可能在风平浪静下进行。中西方实质性的文化交流早期的这一系列风波，也预示了东方专制大国此后数百年间，类似的文明冲突，必然一波未平一波起。
10、痛遭诋毁，集体辞职
总署诸臣的苦心，就连个别办理过中外交涉的大臣也不理解。崇实(1820-1876)，完颜氏，字子华，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至成都将军。同治元年署云贵总督，后历任署热河都统、刑部尚书等。四月十三日(5月16日)崇实奏摺认为招考正途学习天文算学“似於事理未协”：
“窃奴才於三月底接准总理各国衙门咨称，奏准招考天文及算学人员，并给发告示章程等件。
奴才详阅原奏，言中国宜谋自强，至今为亟，具见在廷诸臣深谋远虑，思患豫防，用心良苦。惟议专取翰林院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京外各官及举人、恩、披、副、岁、优贡生员，俾尤其选，仍试策论等项，以定去留，似於事理未协。”
“窃明天文算法委曲深细，本系专门之学，与策论等项不同，每有学问素优而不明历律，亦有推步甚密而不善词章，盖文理可托之空言：而数学必归於实测，聪(《洋务运动（二）》第40页)明异用，难易攸分。今於收录之始，若遽试以算学，则素所未谙，无从弃取；若仍试以策论，则正途各员固所优为，今欲其舍已成之功名，而效初学之讲习，智力穷於小数，物曲限其人官，万一侥幸之徒，但糜廩禄，入馆既久，程功仍虚，无益时势之短长，徒滋中外之疑议，非所以昭示臣民、画一政体也。”“今欲其舍已成之功名，而效初学之讲习”，也道出正途人员不愿改弦更张、不思进取的用心。
“奴才以为机器之学本当讲求，而因时制宜，尤为今日之急务。查此种学问，各省不乏其人，而沿海诸疆更多讲习。自嘉庆、道光年以来，古书复出，西法益明，九章、四元，发挥殆尽，内地习算之士，往往推陈出新，借今证古，能擢用一工，必有留意时务者专心壹志，与为抗衡，且将入乎其中，超乎其外。即以西士为法，亦礼失而求诺野之遗意，虽航海往学，且不为过，寻常拘墟之见，诚无关於得失之数也。”这种对学西学影响过分夸大的推测，如同倭仁一样，也是以理度之，信口开河。
“惟算学之上下优劣，不一其等，应请旨饬下内外大臣及各省督抚，诚有灼知才技优长者准其荐举，给与赀斧，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皇上简派精於数学之大员详加核试，次其等第。如能实尽所学，不妨破格超擢，奖之禄位；其有著书立说之处，亦许随时酌定进呈，伏候御览。以此鼓舞群才，必能应时而起。且考言、考行，事尤一贯，用数、用器理本兼资，如果能制造奇器有关时用者，必先试以小器，验其制胜之端，然后更以大器试之，庶不致实求名应。其正途各员，有向来讲求此业者，听其自行呈请劾用。或有深心之人，愿与西士互相考证者，亦不必朝廷为之设馆授餐，但使各直省精选数人，将其实用已足以风示天下，而好学之士即能转相作述，得所师承。既无须限定正途，亦无庸尽师西士，如此办理，庶合时宜，而息物论。”(《洋务运动（二）》第41页)在过分夸大西学影响的前提下，从正途之外荐举“有灼知才技优长者”并无可操作性。
“至於洋人制器，皆不稍惜资本，往往以十倍之价，成一器之工。且有祖父未尽之业，授之子孙以毕其功，故能精细异常，适於取用。今中国不乏巧思之士，然未免动多顾忌，难於图功。惟求朝廷宽其岁月，厚其工本，严之以考核，慎之以措施，数年之后，即薄按偏长亦必有远驾西人而上者矣。”“今中国不乏巧思之士，然未免动多顾忌，难於图功。”在皇权专制下，巧思之士没在免于恐惧的自由，发展新技术无制度上的保障。崇实能看到这种制度上的差异，也不容易。
“抑奴才更有请者，器数之末学，不过取效之一端。既推类以尽其余，当由艺以至於道。奴才尤愿我皇上肃政令之出入，揽兵食之纪纲，严赏罚之大权，防轻重之积弊，厚培根本，预禁党援，自强之道，莫要於此。奴才奉命总理川黔两省交涉外国之案，於此事久切思维。今见朝廷谋及自强，巨细靡遗，不胜欣忭，用敢陈其愚昧之见。”崇实将整肃纪纲、“防轻重之积弊”即防止地方实力派的形成，“预禁党援”，当作自强的根本，有一定思考深度，但不培养一批学兼中西的通才，造就国家栋梁，这些似无从下手。
较之蔡寿祺事件绝大多数王大臣同情奕訢，同文馆事件中公开为奕訢等讲公道话的几乎没有，慈禧对这种局面可能是惬意的。不过她在这时还离不开奕訢这个“管家”而完全依靠倭仁一伙见识迂拘的人，所以不能使矛盾失去控制和平衡，也只能见好就收。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亢旱日久，请旨饬廷臣直言极谏，以资修省摺》，有人“见好沽名，藉端尝试”，招致对总署诸臣攻击的升级。
董文涣日记：（五月）十七(6月18日)“阴，午后大雨。……邸抄：
上谕：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奏，亢旱日久，请旨饬廷臣直言极谏，以资修省一摺，本年自春徂夏，雨泽愆期，屡经设坛祈祷，昨又降旨清厘庶狱。连日阴云密布，尚未渥沛甘霖，自系朝廷敷政（《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24）未能悉当。著在廷诸臣，於时政得失尽心献替，毋循故常，毋避忌讳。期於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至摺内所称夏同善谏幸惇亲王府，谕旨称循旧章以折之，倭仁谏设同文馆，谕旨令酌保数员，另立一馆以难之等语。似该员於此二事，尚未深悉。溯查从前访近支王等府第，神牌前行礼事非一次，本有成案可循，初非创为此说以折夏同善也。朝廷於夏同善所陈风闻传集梨园之事，惇亲王并未奏闻，经该员陈奏，立降谕旨撤去，何尝不虚怀纳谏？至倭仁请罢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一摺，朝廷亦因摺内有‘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之语，或者该大学士确有所知，故（《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25）令酌保数员，择地设馆。嗣因倭仁奏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即谕以随时谘访，并未强其所难。至倭仁所奏，亦系因公起见，惟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办情形，未能详悉，故特派令在该衙门行走，俾互相斟酌，共济时艰。倭仁於拜命后，旋因病请假，并请开缺。屡次赏假调理，冀其赶紧体痊，用资倚畀，岂有以此难之之理？总之，臣工有所敷陈，必当详核事实，方能於事有济，固不可苟为容悦，缄默自安，亦不得见好沽名，藉端尝试。尔大小臣工，嗣后务当清白乃心，共图匡弼，以期君臣交儆，感召天和，寔有厚望焉。锺佩贤另片奏言，宫廷费用稍广，传取稍多，较前数年增至一倍等语，着总管（《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26）内务府大臣随时查核一切用款，酌从删减，以崇节俭。钦此！”（《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27）
翁同龢日记：
（五月）十七日(6月18日)……锺佩贤奏天时亢旱日久宜令廷臣直言极谏一摺，内有“夏同善谏止临幸亲王府，则援旧章以折之；倭仁谏止同文馆，则令别设一馆以难之”等语。谕旨特驳之；另片奏宫廷费用倍增云云，饬内务府查明核减。（《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39页）
锺佩贤这一招，无疑是倭仁授意下进行的，很可能是王轩运作的结果。同治元年会试，倭仁是主考官，锺佩贤是房官之一。王轩这年考中进士，“座师”、“座主”是倭仁，出于锺佩贤房，锺是他的“房主”、“房师”。
在倭仁精心策划下，过了十几天，都察院左都御史灵桂，转递了早已不满于“遇缺存遇缺之名，即用无即用之实”的从四川远道来京候补而不得的穷教谕的杨廷熙5000余字的十不可解条陈。这一条陈在倭仁圈子里已经烤制了80多天。条陈认为设同文馆其事、其理、其心有十不可解，空前激烈地攻击总署原奏，甚至模仿蔡寿祺事件中慈禧亲笔朱谕中“目无君上”、“诸多挟制”的口吻，指斥奕訢等“偏执己见，专擅挟持”。董文涣4月6日记中已经看出“虽多违悖字样，亦颇有见地也”。灵桂等却认为“其中实无违悖字样”，于6月30日封呈御览。杨氏一时名声大噪，“中外竞传诵其文”。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宗室灵桂等跪奏为奏闻请旨事：
据四川职员杨廷熙以呈请转奏等词赴臣衙门呈递，臣等公同讯问，据杨廷熙供称：籍隶四川泸州，由教谕保举遇缺即选直隶州知州。缘十七日恭阅邸抄，见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奏亢旱日久，请直言极谏以资修省，奉旨：‘著在廷诸臣於时政得失尽心献替，毋循故常，毋避忌讳，尔大小臣工，务当精白乃心，共同匡弼，以期君臣交儆，感召天和，钦此。’为此应诏，敬谨书就《天象示儆，人言浮动，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摺奏一封，其中无违悖字样，并取具同乡京官印(《洋务运动（二）》第42页)结，恳请代奏等语，馀与原呈大略相同。臣等详阅该职员杨廷熙呈递原摺，并未封口，尚无违悖字样。现据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呈恳前来，臣等不敢壅於上闻。除将该职员交坊听传外，谨抄录原呈，并将原摺一件封呈御览。……
杨廷熙条陈又臭又长，可见当时处士横议之风：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1867年6月23日)杨廷熙条
遇缺即选直隶州知州臣杨廷熙跪奏，为天象示警，人言浮动，请旨撤消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杜乱萌而端风教，应诏直陈，仰祈圣鉴事：
臣闻天垂象见吉凶，故圣人常因天道以警人事。今年自春及夏，久旱不雨，屡见阴霾蔽天，御河之水源竭，都中之疫疠行，本月初十日大风昼晦两时之久，此非寻常之灾异也。十七日伏读邸抄，见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奏称亢旱日久，请旨饬廷臣直言极谏，以资修省。恭奉上谕，「著在廷诸臣，於时政得失尽心献替，毋循故常，毋避忌讳。尔大小臣工，务当精白乃心，共图匡弼，以期君臣交儆，感召天和。钦此！」仰见两宫皇太后勤求政理，皇上励精图治、敬天爱民之至意。然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
臣思天道渊微虽不系於一事，而此事实贻患之大者，谨越职昧死，为陛下条陈之。
窃维修德行政，实千古临御之经；尽人合天，乃百代盛强之本。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杂霸欢虞，圣明无补。所以唐虞深明天道，亦止授时齐政，垂为典章，未闻使羲和、仲叔作推步之书；(《洋务运动（二）》第43页)成周记列考工，亦只分职官，勤於省试，未闻令庠序学校习工师之事。推之孔子不言天道，孟子不重天时，非故秘也，诚以天文数学，禨祥所离，学之精者祸福之见太明，思自全而不为世用，事事委诸气数，而或息其忠孝节义之心；学之不精，则逆理远天，道听涂说，必开天下奇袤诳惑之端，为世道人心风俗之害。伊古以来，圣神贤哲，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数而言理，其用意至深远矣。
前月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开设同文馆，专用翰林、进士、恩、拔、副、岁少年科第官员，延西洋人救习天文算数，以为制造轮船机器之用，胪陈六条，俱奉旨准行。旋见御史张盛藻奏请改派学习，继见大学士倭仁请罢前议，臣以为同文馆之议，或可中止，兹复见总理衙门示期考试，录取送馆攻习。臣月余以来，日夜研思同文馆原奏，觉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不可解者十焉。
谓学士大夫不可无羞无耻，而必欲激其羞恶之良、愧耻之念，其见未尝不善。然而中国之可羞可耻者，未有大於西洋之流毒、西入之倡乱矣。自道光年间起衅粤束，其前误於琦善等丧师辱国，失守沿海礮台，任其盘踞香港，因得潜窥内地虚实，熟悉江海水道，故由广东而江、浙，而天津，构数千年未有之祸，扰乱中国之边疆，凭陵中国之城池，侵挠中国之关口，耗散中国之财赋，茶毒中国之人民，屡和屡叛，国家之贫弱因之。其后误於端华、肃顺等，藉寇要君，牵制沿海将帅，因而战守失策，於咸丰十年乘中原多事，又复渝盟败约，肆虐京华，焚烧宫阙，以致文宗皇帝北狩热河河，上宾龙驭。诸王大臣目墼其变，身受其灾，正宜尝胆卧薪，处心积虑，勤思破敌之良策；广求济变之人才，以掩当年之羞，以雪数世之耻，方足以激励天下也。乃今日不耻不共戴天之讐，而羞(《洋务运动（二）》第44页)不知星宿之士，何忘大耻而务於小耻也：此臣之不解者一也。
原奏称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又称其法本中国之法特西人缜密，善於运思，意以为深明天文数学无过西人，此又所见之不广也。中国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及先儒曩哲，或仰观俯察，开天明道，或继承缵述，继天立极，使一元之理，二五之精，三极之道，旁通四达，体之为天人性命参赞化育之经，用之为帝典、王谟、圣功、贤学之准，广大悉备，幽明可通；所以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如浑天仪、乾凿度、太玄、洞极、潜虚、星纪、九章、三率、周髀、皇极诸书，相继而起，恐西学之轮船机器未必有如此幽深微妙矣。又况中国为人材渊薮，数理载国朝精蕴，二百余年，时宪无失闰之讥，天象无昏迷之诮，是此时之天文算数较历代为尤精也。夫以中国之大，养士之久，岂无一二知天文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之者哉?即如康熙、乾隆时，当涂县徐文靖，一文学士，作山河两戒考，取诸家之辨论与西土互相考证，其闲星宿多寡，度数躔次歧异者不一而足，可见西洋於天文数学未必精也。又有侍郎胡煦，作周易函书，讲明河洛理数，指陈勾股尺算，俱采入四库全书，最易通晓，何不令天下举而习之，而必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此臣之不解者二也。
原奏称制造轮船机器，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徒费钹粮，意必以轮船机器为西洋恃以制胜中国之具，而亦用轮船以敌轮船，机器以御机器，其策尤非也。夫有利器者在有善其事之工而器始利，有善事之工，无善用之人，其器不利；即有善用之人，遇有人焉，能破之，其器仍不利。尝见宋史，载水贼杨太湖中浮舟，以轮激水，其行如飞，官舟迎(《洋务运动（二）》第45页)之辄碎，而岳飞兵到，不数日其船悉破，其人就擒。可见轮船、机器不足恃也。况中国数千年来来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即我朝自开创以来，与西洋通商非一日，彼之轮船、机器自若也。何康熙时不准西洋轮船数只近岸，彼即俯首听命，不敢入内地一步？及至道光、咸丰，沿海将帅督抚，开门揖盗，内廷大臣以耳为目，先存畏惮之心，请旨屡示宽容，而彼愈张凶焰。然犹有僧格林沁於天津一战，破彼轮船十余只，又可见轮船机器，即洋人用之亦不足恃也。今不思破之之方，御之之术，窃恐中国将来之轮船机器较彼尤精，而用之不得其法，不得其人，未必不徒费钱粮，徒劳人力也。此臣之不解者三也。
原奏称，论者不察，必以臣等为不急之务。第思此时当务之为急者，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术机巧而在政治修明。近来洋人伏於肘腋间，横行恣睢，沈几观变。朝廷急宜忧勤惕厉，奋其神武，或旁招远诏，求天下之人才，或博访周咨，知民间之疾苦。近责枢密大臣，正本清源，深谋远虑，务使立一法必思不戾旧章，行一令必期永孚众志，不得敷衍了事，不得唯阿取容。远策将帅督抚，振兴士卒，整饬官常，作忠义之气於行间，尽教养之怀於民上，条例无益者除之，免胥吏弄法，黜陟无实者驳之，免督抚专权，应天以实不以文，敬事而信无所欺。如此则纪纲立，号令行，政教兴，洋人虽众，机器虽利，轮船虽多，断不敢肆行无忌也。今自皇上御极以来，汲汲以求贤为念，而廷臣荐举半皆获罪人员，时时以安民为心，而凋敝余生犹有官吏剥削。新章一出，成宪徒事变更；军务未竣，赏赍时多反覆。尝见久经奏调保举人员，部曹胥吏竟置谕旨於不问，辄敢驳斥经外臣奏参者，此律例烦苛，曹司胥吏得从中舞弊也。举动当胪陈事实，今则於六法之外，拟一二语以为甄(《洋务运动（二）》第46页)叙，无怪荐弹乖异，无实不足示劝惩也。且资格限难於自効，贤才所以多消阻；官禄薄无以养廉，士夫所以荒职业。善政未修於上，实学未讲於下，而犹令舍人事以习天文数学，此臣之不解者四也。
原奏称，小国之宜谋自强，至今而已亟也。夫自强之道，岂在天文、算数、轮船、机器哉?臣观史册，见历代之致升平、臻郅治者，皆上有至诚无息之令主，下有各尽其职之臣工，纬武经文，一时天下畏威怀德，庶民子来，百工咸集，蛮夷率服矣。今者西洋以数千魑魅魍魉横恣中原，朝廷犹因循含忍，不筹控驭之奇策，慑服之宏规；而且宰辅不闻挞伐之书，台谏竟无驱除之疏，吏部惟知循例即以为得人，户部只悉收捐即以为富国，兵制大坏而兵部不知，工作不精而工部不省，无惑乎人才不兴，国用不足，兵气不扬，国威不振也。有自强之心，无自强之政，而徒震惊於外洋机器、轮船不可制，此臣之不解者五也。
原奏称，招取翰林、进士、五项正途京外官员考试录取，延聘西人在馆教习。此尤大伤风教。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讐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痛心，无论偏长薄技不足哦中国师，即多材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况科甲人员，读圣贤书，将以致君泽民为任，移风易俗为能，一旦使之师事讐敌，窃恐朝夕相聚，西人或怀私挟诈施以蛊毒，饮以迷药，遂终身依附於彼昏瞀不醒，习其教者牢不可破，而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圣贤之大道不修，士林之节概不讲，无一非西学阶之厉也。此臣之不解者六也。
原奏称，西洋各国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洋务运动（二）》第47页)讲求以得其源法既明而用将在我，因开设同文馆。揆诸立馆之心，亦隐虑洋人布满天下，数十年来从无有人讲及破之御之之法，而乃於少年科甲中择其颖悟者师其制作，或洞悉源本，或阴得人才，以为将来破之御之地步，此中委曲又不便明示天下，以启衅端，而故为权宜之计，久远之谋。不知其计亦左、其谋亦拙也。夫洋人诡谲百出，所为狡焉思逞，侵陵中国者，方将以轮船机器罔中国无穷之利，断不肯以精微奥妙指示於人。就令其尽心竭力，举其理其源细微曲折全行教授，亦不过制成船器与之并驾齐驱已耳，而破之御之之法岂能并以相告哉?况轮船必熟谙江海水性水道，而运用始灵。今使科甲人员明其理、悉其源，将来造轮船时，势必引绳削墨，一一教工匠制作，又必纷纷探明江海水势浅深，教水手运用制敌之法，有如是之劳而能成功者乎?窃见古今来坚甲利兵足以制敌之命，较机器尤精也，而人不为用，屡有弃甲曳兵之时；高城险塞足以为人之卫，较轮船尤固也，而人不为守，屡有弃城失险之候。可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兹不操出奇之胜算，而为依样之葫芦，此臣之不解者七也。
原奏称李鸿章、左宗棠等皆能深明其理，坚持其说，或设艺局，或设机器局，拣派兵弁与少年子弟，延请沣人教以语言文字、算法、画法，以为将来造轮船机器之本。由此以观，是西学之不可不急为肄习也。臣恩此事，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学之则可，科甲官员学之断不可。何也？疆臣之制作，信从者不过一省一时，朝廷之诏令，遵守者则在天下万世；兵弁子弟学之不过成其艺事，科甲官员学之即可寝成风俗也。盖科甲官员，四民之瞻仰，天下所崇奉者也。查耶稣之教，流人中国有年，不能诱善良而行习者，以其书皆怪诞不经之书，其教乃违天害理、灭(《洋务运动（二）》第48页)伦废义之教，所以稍有知识者必不听其蛊惑也。今而使少年科甲人员习其天文数学，北面修弟子之仪，不二十年间，循例升转，内而公卿大臣，外而督抚大吏，皆惟教是从，惟命是听，出於门墙者也。万一徇私情，废公义，其害可胜言哉?又恐天下之人，因科甲尚且学习，遂相习成风。或奉行不善，一时颛蒙愚鲁之辈，奸宄不法之徒，藉习天文算学为名，结党成群，互相引诱煽惑，倚彼势力，造言生事，洋人愈得进步连合响应以倡乱阶，恐西学未戍，而中原多故也。是西教本不行於中国，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导之使行也，此臣之不解者八也。
原奏称，事属创始，立法宜详，欲严课程，必须优给廩饩，欲期鼓舞，必当量予升途，是於勤惰之中，亦寓赏罚之道。窃思赏罚为驱策天下之大柄，赏罚宜公，禄养宜厚，岂仅於同文绾一处行之哉?近日陕、甘、滇、黔、豫、楚，贼氛正炽，军士讥哗屡告，京外大小官员廉俸裁撤，未见增加，从公枵腹，而朝廷之赏罚无位，随财而行，杀贼立功者不稽核其伪於前，而苛求出身於后，特开补交、捐免、保举之条，此赏之不信也。因罪获谴者不追咎其既往，予自新於将来，有加倍捐复之例，则罚之不必也。而且遇缺存遇缺之名，即用无即用之实；披坚执锐者半目为夤缘，循行数墨者厚膺其爵赏，将何以励戎行而伸士气也?兹惟於同文馆厚麇饿、广升途?何明於此而暗於彼，略其大而擧其细也！此臣之不解者九也。
原奏称外人之物议虽多，当局之权衡宜定，臣等於此筹之熟矣。此言尤属偏执己见，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夫自古帝王，立隆建极，务在循天理，顺人情。故询事考言，用中执两，而后成为大知，悬韒（右为召）设铎，博采旁搜，而后不拂乎民心。若事当於理而可行，自必询谋佥同，无有(《洋务运动（二）》第49页)疑议。若事必不可行而行之，物议沸腾，在所不畏，人言浮动，置若罔闻，尼沮者招愆，谏诤者获谴，则有王安石之行新法，秦桧之主和议，大抵如是也，其后祸及天下，害贻后世，何莫非胶固擅权独行独断之所致哉?伏见我朝成宪，凡改一制度，设一官职，必下王大臣、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妥协，覆奏施行，所以无专擅诸弊。令新立一同文馆，而令翰林、进士科甲正途出身京外各官皆从事夷狄，此何等重大事件，关系匪轻，岂总理衙门数人之私见遂能决然行之而无弊乎?即观其原奏命意，亦兢兢於人言，务为回护。是其设立同文馆之初，未尝不明知此事之不当於天理，不洽於人心，不合於众论，而必欲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此臣之不解者十也。
臣知同文馆为总理衙门请旨准行，来尝计及於行之害、不行之利，狃於目前，忽於日后，强词夺理，万难挽回；惟见两宫皇太后自听政以来，遇事必虚衷访问，斟酌尽善，不拘成见。兹於同文馆之设，创制非宜，谨请收回成命，以杜乱萌，而端风教，弭天变而顺人心。若事在必行，恐失信於外洋，又生衅隙，仰恳将翰林、进士科甲有职事官员撤销，惟招取曾经学过天文算数者考录送馆，与西人互相印证。如此既无失信於外夷，亦可无伤风化也。
再，同文馆三字系宋代狱名，考宋史蔡京等当权，残害忠良，排斥正士，有异己者即下同文馆狱。是同文馆之名，非美名也，今复袭之，而令翰林、进士、五项正途相聚其中，既失考据而又非嘉予士林之盛举矣。
近因人情疑惧，议论纷纷，实不能已於刍荛之献者，故越职言事之罪在所不辞。冒死直陈，上凟天听，伏乞圣鉴。谨奏。(《洋务运动（二）》第50页)
奕訢、宝鋆等当天看到这一条陈，见有“偏执己见，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的罪名，大为惊恐，慌忙上奏“请将杨廷熙所奏十条派大臣核议，并请将该王大臣及现任各大臣均暂开总理衙门差使听候查办”。道德表率倭仁躺倒不干，“管家”又要撂挑子，慈禧左右为难，权衡利害之后当日即颁上谕: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前因天时亢旱，诏求直言，原冀於国计民生有所稗益。
兹据都察院代奏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奏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一摺，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同文馆之设，历有年所。本年增习天文算学，以裨实用，历经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先后请罢前议，因其见识拘迂，叠经明白宣示。兹据该知州所陈十条，不过摭拾陈言，希图自炫，原可置之不论，惟有关於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得不再行明示。杨廷熙因同文馆之设，并诋及各部院大臣。试思杨廷熙以知州微员，痛诋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且说‘天文算学，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普天之下，孰非朝廷号令所及，岂有疆臣可行而朝廷不可行之理！又谓‘事在必行，恳请将翰林、进士科甲有职事官员撤销。’尤属谬妄。国家设立科目，原以登进人才，以备任使。曾国藩、李鸿章等均系翰林出身，於奉旨交办中外交涉事件，从无推诿，岂翰林之职专在词赋，其国家政务概可置之不问乎?至所称‘西教本不行於中国，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导之使行’，及‘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等语，更为肆口诋诬，情尤可恶！推原其故，总由倭仁自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后，种种推托所致。杨廷熙此摺，如系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即未与闻，而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於世道人心大有关系。该大学士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应坚执己见，著於假满后，即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任，会同该管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毋蹈处士虚声，有(《洋务运动（二）》第51页)负朝廷恩遇。至杨廷熙草莽无知，当此求言之际，朝廷宽大，姑不深责。恭亲王、宝鋆请将杨廷熙所奏十条派大臣核议，并请将该王大臣及现任各大臣均暂开总理衙门差使听候查办，自系为杨廷熙摺内有‘专擅挟持’等语。当此时事多艰，该王大臣等不避嫌怨，力任其难，岂可顾恤浮言，稍涉推诿，所请著毋庸议。钦此。”
皇皇上谕中指出，“杨廷熙此摺，如系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如前揭示，决没有冤枉倭仁这位大臣。
董文涣(六月)初一(7月2日) 日记全文抄录了邸抄中的6月30日上谕，并记：“晚与顾老坐话。”（《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48）
11、倭仁观火，王轩龟缩
慈禧对杨廷熙不给任何处分，对倭仁也未予深究。奕訢等忍辱负重，正善始善终地进行招考;倭仁却依然托病家居，请求开缺。这样很不利于制约奕訢等人，所以慈禧在召见众军机大臣时，表示出甚为愠怒的样子，户部尚书宝鋆对倭仁所为不以为然，吏部尚书文祥从中转圜，慈禧才准倭仁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
由于慈禧最终的袒护，因祸得福，11天后倭仁如愿以偿地保住了最有面子的“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推卸掉他深恶痛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差使，另外的帝师“为之额手”。不久，倭仁就在8月3日欣欣然销假了。
翁同龢日记详细纪录了杨廷熙条陈前后倭仁一伙的活动：
（五月）廿九日（6月30日）“晴，有云气，而炎热不可当，风起云开。是日上诣大高殿行礼，遣恭亲王诣社稷坛，诸王分诣各庙祈雨，无早功课。”
（五月）三十日(7月1日)……闻一知州（候选直隶州杨廷熙）上封事，有十不可解。
六月朔(7月2日)……傍晚出城，始见前日谕旨，有“若系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即未与闻，而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於世道人心大有关系。该大学士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应坚持己见，著於假满后即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任”等语。
（六月）初二日(7月3日)“谒艮峰先生。”（《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42页）
（六月）初九日(7月10日)“谒艮老。”（《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43页）
（六月）十二日(7月13日)“倭艮峰是日请开缺，闻准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为之额手。”
（六月）十三日(7月14日)“晚谒艮翁。”（《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44页）
（六月）廿四日(7月25日)“谒兰生谈，备言前日倭相转圜事。上意甚愠，懒文吏部委婉开譬，有甚不以为然者，则农曹之长也。”（《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46页。（七岩野史按，兰生为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号，又号兰孙。文吏部指文祥。农曹之长指宝鋆。当时吏部满尚书文祥，汉尚书朱凤标；户部满尚书宝鋆，汉尚书罗惇衍。）
（七月）初四日(8月3日)“是日倭相国销假，未召见，上挚慰之。”（《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48页）
董文涣日记全文抄录了有关上谕。“（六月）十三(7月14日)，邸抄：上谕：倭仁奏病未痊愈请开缺调理一摺，倭仁著不必给假，俟气体可支，即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其馀一切差使，均著勿庸管理，钦此。”（《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55）
倭仁8月3日销假，距5月3日假摔整整3个月，也标志着，扰攘５个月的同文馆风波尘埃落定。
政见之争中谁是谁非且不论，权力之争中的胜利者却是倭仁，最大的赢家是慈禧。海外研究者注意到:“慈禧本来可以选择的道路是，坚持一种更加灵活而依然是正确的儒家观点，就像恭亲王和曾国藩在奏稿中所举例说明的那样。但那时在慈禧看来，把一个在京师官员中有大批追随者的显宦抬出来使之盖过恭亲王，这种做法是毫无害处的。我们发现1868年的一道上谕直接按倭仁和恭亲王的顺序把他们作为负有最重责任的两名官员提出来:一位是皇帝的道德指导，一位是领班军机大臣。”（注：《剑桥中国晚清史》卷上，页571，参见《大清穆宗实录》卷238，页17。）
这年冬天冬至前一日，皇宫内突发一场火灾。恭亲王等和倭仁等的截然不同的表现，也可作为“势同厝火”的同文馆风波的缩影。
事情的经过是，12月21日未时，敬事房的库房下司房突然火起。恭亲王等内廷王、贝勒、公、御前、军机、内务各大臣97员，闻讯后第一时间火速赶赴现场，勇往直前，不避险恶，奋力扑救。他们还将附近书库的大内藏书，以及四执事等物件，迅速搬迁到宽阔地带乾清宫庭内，堆积如小山一般，以免受回禄之灾。经过３个时辰即６个小时的抢救，大火终于熄灭，幸而仅烧毁下司房二十余间，乾清宫等重要建筑无恙。军机、内务府、御前大臣通晓在大内值班，以防止死灰复燃。就在数百名大小臣工奋力救火的时候，也在皇宫内的大臣倭仁，却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翰林院侍讲翁同龢当天在宫外听常熟老乡庞钟璐侍郎说大内发生火灾，有的说是乾清宫，有的说是养心殿，情况不明，立即驰入顺治门。不承想倭仁冷冰冰地说，是苍震门内下四房失火，已经救熄，咱们就不必进了。翁同龢在倭仁阻止下没有作为。他当日日记中抱怨：“甚矣，艮峰相国之拘也！”12月22日，朝廷颁发谕旨，奖励出力救火者，责备倭仁等疏懈。上谕说：“二十六日未刻敬事房下司房不戒于火，旋即止熄。是日救火各员勇往直前，不辞劳（贳右力），勤奋可嘉，恭亲王等（九十七员）加三级，续经赶到者加一级。所有弘德殿行走之大学士倭仁等并各部堂官到者寥寥，该大臣等未免疏懈。朝廷意存宽大，姑置勿论，该大臣等问心何以自安耶！”（《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72页）
无论如何，同治六年，1867年，是同治变法的重要一年，也是中国现代转型遭受重大逆转的一年。当时多数士大夫对这一年的事变浑然不觉。翁同龢当年除夕(1868年1月24日) 日记：“回环一年事如醉如梦，大率理欲交乘，明昧杂出，如此为学，何时得成耶，书以自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79页）
翁同龢日记：
（十一月）廿六日(12月21日)……酉初忽闻大内火灾，或曰乾清宫，或曰养心殿，宝生（庞钟璐，字宝生，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七年探花，时为侍郎）来为余言，因速驰入顺治门，抵小寓已更定矣。艮峰相国云苍震门内下四房失火，已救熄，我等不必入，遂止。甚矣，艮峰相国之拘也。
（十一月）廿七日(12月22日)冬至。南风酿雪。卯正入，为东华门兵所阻，辩而得入。昨夕军机、内务府、御前大臣通夕内直。火起于未正，息于戌正。神机营小队各旗兵皆入卫，仅毁下司房二十余间。下司房者，敬事房之库也。书库之书、四执事之服冠堆积于乾清宫庭内者如山焉。
（十一月）廿八日(12月23日)……卯初到殿庭，则内廷王、贝勒、公、御前、军机、内务各大臣咸集，始知昨日有旨奖出力救火者，而谯责臣等疏懈。……
谕曰：二十六日未刻敬事房下司房不戒于火，旋即止熄。是日救火各员勇往直前，不辞劳（贳右力），勤奋可嘉，恭亲王等（九十七员）加三级，续经赶到者加一级。所有弘德殿行走之大学士倭仁等并各部堂官到者寥寥，该大臣等未免疏懈。朝廷意存宽大，姑置勿论，该大臣等问心何以自安耶！（《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72页）
（十二月）三十日(1月24日)……晤顾肯堂、延树南。（《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78页）回环一年事如醉如梦，大率理欲交乘，明昧杂出，如此为学，何时得成耶，书以自儆。
倭仁等虽然在同文馆风波中占有了实地，士大夫中的是非之心还未完全泯灭。他难免给人胡搅蛮缠、死皮赖脸的印象，输了不少人气。在京城没有公职、风波中可以全身心地为他出谋划策、四处奔波，企图谋取以此干禄的王轩，也很没面子。他的倒行逆施已经引起恭亲王等注意。于是他发出“时务终难知，盛名信为累”的慨叹。王轩曾出死力协助过的倭仁，也不肯帮他的忙，在京城呆不下去了。王轩的居停主人董文涣，本人也很受伤，7月6日写下了《与顾老坐话感述》：
少秉迂拙性，自非廊庙器。徒以岁时资，局促末僚寄。群彦满金闺，擢迁恒逾次。蹇质独蹉跎，强言托隐吏。日积非一新，后来妨前至。三山有蓬莱，咫尺风多异。圣代殷求言，曾不遗末议。位卑亦官守，献纸岂无意。好直终世迕，近名故身累。后死知焉付，一编且吾事。（《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51页。）。
他的一些同年已经升到二品的侍郎，自己虽然官至四品，还未补道台的实缺，打算改而做学问，毅然有注南北史之志，拟搜罗采辑，以十年功力告成。他已经厌恶派别之争。7月8日记：“闻四川妄男子本日都察院代奏自强十二策。”（《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52页。）董文涣7月11日好言安慰王轩，写下《次前韵答顾翁》：
身不登要津，待时且藏器。焉能狥微官，出入户限寄。吾子饱经术，寰瀛罗胸次，常怀澄清略，岂屑风尘吏。知己自长安，宁无口惠至。青云谅有媒，只觉步趋异。燮理运权衡，台臣犹罕议。法令剧牛毛，奉行但从意。天人焉可知，荣贱俱为累。何须负郭田，归始西畴事。”（《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53）
王轩用董文涣原韵和了五首诗以述怀，3天后呈董文涣：
其一
秉耒曾无田，待时复何器。虽疑窃禄耻，已作缀旒寄。圣主尚宵衣，欲言惧越次。徵令费纸墨，奔走供胥吏。此即非远德，贤劳犹可至。老知世途广，日觉古今异。玉烛调中阶，草茅敢轻议？优游饱刍秣，立仗方示意。时务终难知，盛名信为累。三叹漆室女，詎曰非吾事。
七岩野史按，在古今一大变局中，老皇历用不上了，所以他“日觉古今异”。
其二
未信鱼脱渊，宁防鼠投器。谁云痒疥疾，奈共心膂寄。有犯终无欺，那能更思次。孤行气不前，自审殊委吏。敢以凝罪行，亦非始愿至。悠悠（《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56）形体隔，落落礼数异。密勿犹虚声，固多处士议。耄荒忍自决，高厚知无意。待旦思丕时，恐贻明德累。鸣凤忽不闻，四方方有事。
其三
与地悭空名，示人戒利器。本无夷夏隔，同是威权寄。黠虏非人情，丧心抑失次。那能尽羿道，倒柄待对吏。秋诲从无隐，曾难一中至。苦良终地迁，咻傅矧心异。授隙防启戎，假辞恐滋议。政令势力敌，变本失初意。械巧生备馀，忍遗后者累。焚裘却走马，中外咸无事。
其四
诡道知军形，佳兵识凶器。伯牙务智力，内政（《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57）犹隐寄。弓矢曾耻为，失官抑其次。未闻姑舍学，亟肄为天吏。孙武书火攻，毒流无不至。重黎职久缺，(木旁卉)烈生妖异。矧聚群少年，利灾逞新议。富强亦多术，藏寓各深意。武力宁殊前，但为簪组累。文王倘足法，畏乐从所事。
其五
待聘为儒珍，速成岂国器。幸非民社责，隐欲干城寄。十载疲军兴，论功固不次。遂令志士耻，操版侪庸吏。天地日终南，不行犹待至。但伤步趋拙，未办规辙异。薪积终有薪，相防更相议。岂宜顺助长，奚次劝师意。应变安目前，遑忧负俗累。能为每人悦，焉尽平生事。（《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58）
七岩野史按，王轩在末首诗中自比于“操版侪庸吏”的“国器”傅说。
8月10日，董文涣“谒倭相、贡师，谭久之。”（《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70）
1867年9月9日，军机处补授董文涣甘肃甘凉兵备道道员缺。10月13日，以松龛为首的山西同乡京官，公饯於福隆堂，为董文涣送行。张罗此事的是松龛门生白恩佑。“出名者松龛先生、兰岩给谏也。同坐者稚川、子高、叔平、（氵允）溪、味秋、顾斋。”（《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310）
1868年三月初五，董文涣离京，路经老家山西洪洞赴任。王轩一是为谋取一官半职，二是曾患危急的中风，仍在北京呆了一些时日。一事无成，失望地返回山西，龟缩不出。
民国五年孙涣仑修《洪洞县志》中揭载的杨笃撰《王顾斋先生（轩）行状》，对王轩在同文风波中充当的角色、及以后的学行作了详细记载：
“未几，廷议开同文馆，延西人为师，定京朝官五品以下，愿学天文算法者，许入馆肄业。倭文端公以失国体争之，弗得也。疏再上，则奉总理各国通商事务之命。辞之，又弗得也。疏稿出先生手。
值岁旱，阁读钟佩贤上书请求直言。书中言及倭相事，谓非待大臣体。倭壬戌座主，而钟又本房师也。当事者既已侧目，会辇下有集经语为联揭之同文馆者，语直斥某相。某相大恚，并疑先生所为，同官皆危之。先生自念再出本非初意，又见闻日异，决意复归。铁臣观察方官河东，以书来招。因就宏运书院之聘。时己巳(1669年)正月也。
及至院，观察已告归，遗所演天元一术而去。先生讲授之暇，藉术遣日，遇纸辄书。课卷计簿，图画皆遍。居五年，尽得其秘。
光绪丁丑大祲，威毅伯湘乡曾公方抚晋，而朝邑相阎公（阎敬铭）奉命为查赈大臣，驻节运城，奏请以先生襄办赈务。为画平粜，劝捐事宜甚备。事竣，曾公（国荃）议修《山西通志》，朝邑以为非先生莫能任也。乃奏请开局，会城延为总纂兼主晋阳书院。先生居河东十—年矣。
……至是先生已病足瘘，自悼身废，意欲绻伏终老。继念《通志》失修经百四十年，旧书体例驳蹐，考证疏漏，不可令一邦文献遂无征也。欣然应聘。
自海宇廓清，十七行省，多有此举，吾晋稍后。故所定体例，萃诸家之长，而折衷于一是。大旨谓州书郡记，古只详地理，今必及人物；古只辨风土，今必兼政治。是体本图经，而例同志传也，然究不可以僭史。乃分六门以括其要。曰图以辨方，曰谱以序世，曰考以稽古，曰略以纪今，曰记以述事，曰录以存人。自图外皆用史法而不袭其名。其变传为录，义尤谨严，以为传乃释经之名，太史公惟有本纪，始作列传。故身非史官，不当为人立传志。非史也，奚以传为？卫静渊抚军及孝达督部相继抚晋，皆叹为卓识。
岁辛巳，王可庄修撰来视学，病士子多荒于经。择其才美者五十人调入书院肄业，专治古学。议未定而督部至，阅书院，隘之，乃别构精庐，为先生讲授所。既成，榜曰：“令德堂”。以笃与铁生学博、闻喜杨仪村刑部深秀协讲。五日辄一会，皆志局同事也。逾二年，学博殁，笃居先人忧辍讲，刑部亦以丙戍计偕去。先生乃辞晋阳，移居堂中，为专席。（民国五年孙涣仑修：《洪洞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21页）
王轩大约是为了补救同文风波中吹牛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求，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的缺失，回山西后，发愤闭门精研天元一术，“居五年，尽得其秘”。主持修成光绪《山西通志》，尤为文化上的巨大贡献。
不过，王轩在《山西通志》中，不可能对徐继畬作公允记录。其麾下的杨笃撰《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徐公家传》，对同文风波也讳莫如深：“同治四年，诏有司趣之入朝，两宫皇太后慰劳甚至，授太仆寺卿，通商衙门行走。以前在籍团防功，给二品顶戴。寻充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居三年，以老乞致仕，优许之。”
直到清亡，榆次常赞春编撰《山西献徵·京卿徐松龛先生事略》，才较客观地说：“同治乙丑诏以京卿引见，时当道亦知外情，即派先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旋补太仆寺卿。又以在籍团防功给二品顶戴，充同文馆总理事务大臣。先生是时年七十余，自悼衰老，然以受累朝知遇，思得展布所蓄，因时补救。乃尔时清议多主排外，主张者又徒恃虚骄，而无实济，用是日歔欷不自得。而外国使则闻其至也，额手称得人，且争覩面，或携酒造邸为寿，其国主亦时讯居起。日本至翻刻先生所著《瀛环志略》再三￥次，以为通知世界之南针。”
12、惨淡经营，虎头蛇尾
一、面对现实坚持做好首次天文算学馆招生考试。二、催促以前所举邹伯奇、李善兰作速来京。三、咨调广东、上海同文馆学生来京学习。四、多途径聘请汉洋教习。五、出版西学教材。六、解决学生的待遇和出路。
倭仁的破坏，使原来打算应考者裹足不前，在阻碍现代化进程方面，造成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有的言官看到总署诸臣与倭仁之流激烈论争，造成了士大夫的分裂，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敌对两派，从中间派的视角，在肯定总署历年来办洋务的同时，也担心引起曾经倾覆汉、唐、宋、明的党人之祸。5月1日通政使司通政使于凌摺称：“窃臣历观前史，汉、唐、宋、明皆有党人名目，此端一开，未有不立见其祸者。我朝二百余年，从无此习。乃自议设天文算学馆以来，验之人心，考之士气，窃有大可虑者。天文算学招考正途人员，数月於兹，众论纷争，日甚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 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夫明知为众论所徘，而负气而来，其来者既不恤人言，而攻者愈不留余地，入馆与不入馆，显分两途，已成水火，互相攻击之不巳，因而互相倾覆，异日之势所必至也。”前来应考的七十二人中，有许多是年老失业者。据当时一个外国人的观察，他们是一些“衰颓无能的人，为著总理衙门对同文馆学生发给的优饩而不顾他们的名誉”。已进入中上层士大夫的人颇为消极，“词馆曹郎皆自以下乔迁谷为耻，竟无一人肯入馆者”。（注：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页412;《近代稗海》辑２，页389。）
总署面对现实，不屈不挠，苦心孤诣，惨淡经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坚持做好首次天文算学馆招生考试。
应考者寥寥无几，流品不一，总署只好矮子里边拔将军。六月初二日(7月3日)奕訢等摺：
“……窃臣衙门於上年十一月初五日奏请招考天文算学，专取满汉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并前项正途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考试录取，旋复奏请推广考试，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并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均蒙谕旨允准；嗣因浮言四起，正途投考者寥寥，并经奏明就现在投考各名考选等因在案。
两月以来，投考之人，正途与监生杂项人员相间。臣等以此举既不能如初念之所期，不敢过於拘执，因而一律收考，共计投考正杂各项人员九十八名，定期五月二十日在臣衙门扃门考试，计已到者七十二名，先经投考。临时未到者二十六名。试以策论，认真考校，将各员试卷公同阅看，择其文理可观者选取三十名，於二十六日覆加考试，文艺均属一律。谨将录取各员试卷恭呈御览、伏候钦定后，即将取中各名送馆学习。如将来人数不敷，再行招考，以资研究。……(《洋务运动（二）》第52页)
五月二十日(6月21日)举行的考试，考题是“抱义戴仁论”、“射御书数明理策”。 翁同龢日记：（五月）廿一日(6月22日)……昨日同文馆考投学者（七十余人。“抱义戴仁论”、“射御书数明理策”。）（《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40页）
差不多过了半年，天文算学馆到十一月初六日才（12月1日）才开学，传天文算学馆学生到馆学习天文。（《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68页）推迟的原因主要是天文算学馆遇到了生源的问题，总署在扩大生源方面又做了两项工作。
二、催促以前所举邹伯奇、李善兰作速来京。
原来的西语馆也出现汉教习期满，无人应考接替的问题。第一，
同文馆风波，也使以前下旨饬令来京的专精数学的邹伯奇、淹通算术尤精西法的李善兰徘徊观望，借故迟迟不敢到京。总署请旨饬下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浙江巡抚，迅即剀切晓谕生员邹伯奇、李善兰，作速束装北上，与同文馆添设学习天文算学馆所延西洋教习及考取学习各员，讨论切磋，以期互有进益。1867年8月1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
六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给事中周星誉奏理财用人宜量为变通一摺，着该衙门议奏。钦此。’由军机处钞交到臣衙门。臣等查原摺所陈……末一条专论洋务，……臣详加阅看，……即如招考天文算学，臣衙门何尝不欲於此中隐求良士，以资臂助，而急切尚难见功。况近今所谓人才，有实学亦有虚声。其有实学者，往往高自位置，不慕荣进，即如上年郭嵩焘所举邹伯奇、李善兰二员，奉旨饬令来京，至今引疾不赴。其究竟有无实学，抑或恐为浮言所鄙，不肯轻进，无从而知。……
再，前据广东巡抚郭嵩焘奏，南海生员邹伯奇专精数学，海宁生员李善兰淹通算术，尤精西法，宜并置之同文馆，以资讨论等语。同治五年八月奉旨：‘着瑞麟、蒋益澧、马新贻迅将邹伯奇、李善兰咨送来京，听候考验’，等因，钦此。行知各该督抚遵办在案。嗣据两广总督瑞麟奏，据邹伯奇禀称，向有肝病，时常苦痛，屡医未痊，实难领咨赴京。俟该生医调全愈，再行咨送。又据浙江巡抚马新贻咨，据李善兰禀称，病虽稍痊，精神委顿，难胜舟车之劳。惟乞不定限期，俟病势脱体，报国有日等语，臣等查该生员邹伯奇等因病未能急切就道，自属实情。惟该生等据郭嵩焘保荐，均系熟精数算。现在同文馆添设学习天文算学一馆，该生等到此，驾轻就熟，正好与所延西洋教习及(《洋务运动（二）》第53页)考取学习各员，讨论切磋，以期互有进益，现距该生报病之日为期巳久，自必调治就痊。相应请旨饬下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浙江巡抚，迅即剀切晓谕生员邹伯奇、李善兰，务宜仰体朝廷需才孔亟，作速束装北上，力图报效，以副国家作养人材之意。(《洋务运动（二）》第53－54页，原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页7上）
总署出奏的当天，很可能广东南海的邹伯奇就在北京。董文涣日记：“(七月)十六(1867.8.15) 晴。……粤人有以西法为余写真者，绝肖。镜过能蓄形，嗟哉技至此。面目隔平生，平生面目是。”（《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二）·砚樵山房日记》273页。）广东那时会西法摄影的，舍邹伯奇而外，其他人的可能性不大。李善兰次年即1868年才到同文馆天文算学馆，不是作为学生，而是充当了教习。邹伯奇则未到馆。
三、咨调广东、上海同文馆学生来京学习。
为发挥规模效应，“群相研究，俟有成效”，总署奏请咨调广东、上海的优秀学生。1867年10月12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片：
再，臣衙门添设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一事，业於本年五月二十日在臣衙门将投考各员扃试，酌取三十一名，当经具奏并将试卷进呈在案。
惟思所取各员，仅长於中国文理，而於西文、西语未尝学问，即使所延洋人亦通中国语言文字，究恐讲解尚多隔阂。因查同治二年二月暨三年七月，升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京师同文馆之例，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臣衙门奏覆广东开设教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俱经声明，如有精通西文西语才识出众者，调京考试，授以官职，均蒙俞允行令遵照在案。兹查上海广东两处所设学馆已阅三年，其中子弟所学即或未能深粹，而通其语言文字者谅不乏人。臣衙门开馆伊迩，若於该学生中择其已有成效者咨送来京考试，与臣衙门本年所考各员共为讲解，必可得力。应请旨饬下上海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将各该处所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内择其已有成效者，每省酌送数名来京考试，以便群相研究，俟有成效，果系才识出众，即由臣等酌请奖励，授以官职，俾资鼓舞。……(《洋务运动（二）》第54页)
11月10日，热心西学、后来为徐继畬撰写墓志铭的沈桂芬服满请安，命署礼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逐渐成为洋务领袖。（《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64页）
1868年1月18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摺：
……窃查粤省设立同文馆，原期通澈中外事理，以备缓急之用，於同治三年七月，按照该省奏定章程，议定该同文馆学生如三年学成后，驻防满汉旗人应准作为翻译生员，准其翻译乡试，并文乡试，汉人世家子弟准作为监生，一体乡试，并均准充翻译官；如有精通西语西文、才识出众者，调京考试，授以官职在案。
兹於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准署广州将军庆春等将该省同文馆学生蔡锡勇、那三、博勒洪武、韩常泰、左秉隆、坤扬等六名，咨送到臣衙门，臣等当饬在新立天文算学馆中居住，逐日细加考察，并先试以汉文翻作洋文，继令将洋文照会译成汉文，嗣又以算法各条令其逐条登答。该学生等文理俱各明顺，登答均无舛错。惟该省尚未照章给予翻译生员、监生，臣等公同商酌，该学生等学习有年，均堪造就，应请照上年审定章程，蔡锡勇一名作为监生，那三、博多洪武、韩常秦、左秉隆，坤扬等五名作为翻译生员，均准一体乡试，仍照原议分别派充将军、督抚各衙门翻译官。……(《洋务运动（二）》第110页)
1868年1月18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片：
再，查该省原奏设立学馆章程内称：‘肄业生以三年为期，能将西洋语言文字翻译成书者，分别派充将军、督抚、监督各衙门翻译官，准其一体乡试；其由翻译官出身者，以府经、县丞为升阶，旗员愿就武职者，以防御为升阶’，等因。臣衙门当以该将军等於调京考试一节未经议及，即经议奏，请以该省学生，如三年学成，驻防满汉旗人，应准作为翻译生员，汉人准作为监生，一体乡试，并准充翻译官；如有精通西语西文、才识出众者，调京考试，授以官职。奉旨‘依议。钦此’。今该省咨送蔡锡勇等六名到京，臣等连日考试，均堪造就，现请给与生员监生，一体乡试，并准充翻译官，饬回广东，仍由该省随时考察，以府经、县丞、防御各升阶补用。至此内如实有精通西语西文、才识优长者，择尤保送，以凭调京考试，请旨优予奖励，不次录用，无须拘定原奏府经、县丞等项升阶。此次系因该省尚未照章给与生监，是以由臣衙门查案奏请照给，系属变通办理。嗣后仍应遵照奏定章程，各该省於该学生等三年学成后，即行奏明，分别给与生监，并准充翻译官；如能得力，再行遵照原奏，由翻译官出身者以府经、县承、防御为升阶；此内如有精通西语西文，才识出众者，即遵照同治二年二月谕旨，调京另订考试，授以官职，以符原案，而示逊奖。……(《洋务运动（二）》第111页)
总署上述举措说明，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成立的上海广方言馆(又称上海同文馆)和1864年成立的广东同文馆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尽管京师、上海和广东同文馆三者成立的时间不一，机构独立，但它们在主办的宗旨，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课程的设置、教习的聘用、学生的选拔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共同点。可以说，是京师同文馆的成立，带动了上海和广州两地同文馆的设置。三者之间的联系，最显著的是表现在优秀学生的咨调上，上海和广东同文馆都有优秀学生保送京师继续深造的，据赫德在同治十一年（1872）写给金登干的信，当时京师本地学生70名，广东保送的12名，上海保送的7名。上海广方言馆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为止，共保送了五批28名学生入京，广东同文馆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为止，保送了五批46名学生入京。一些优秀的保送生，后来成了构成同文馆外语教习的主力，如广方言馆保送生汪凤藻、严良勋、朱格仁、瞿昂来、朱敬彝等都曾充当英文教习；黄致尧、吴宗濂、周传经、徐绍甲等曾出任过法文教习。还值得注意的是，同文馆的教学从最早的1867年开始，就注意把外语教学与天文算学联系在一起，从保留在1873年2月《中西闻见录》第7号中壬申年汉文格物题和英文格物题可见，当时英文教学的内容是与科学密切联系的，以后陆续将外语教学与国际公法、经济学、化学、医学和历史地理相结合，尽管与天文算学馆原来所定培养目标相距甚远，仍使同文馆摆脱了狭隘的译员学堂的性质，开创了后来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的雏形。
四、多途径聘请汉洋教习。
针对攘夷派破坏和礼部一年的刁难扯皮，总署奏准直接从各省招考汉教习。
同治七年五月初七日(1868年6月26日)《总理衙门奏请将同文馆传考教习变通办理摺》：
臣奕等跪奏，为同文馆教习传考无人，拟请变通办理，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衙门於同治元年七月间奏定同文馆章程，内分设教习一条，请於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川之候补八旗教习咨取考试，挨次传补。（注： “四川”应为“四省”。定例同文馆教习从北四省传考，并无四川省。）嗣於上年六月间，因礼部咨称，四省中候补八旗教习无人，经臣等奏请推广旧章，将咸安宫、景山等项候补教习，均准一体考试，奉旨允准在案。本年三月间，臣等因教习曹佩珂留馆一年又将期满，当经循案咨传考试。经礼部咨送孔庆翥等三员，业已定期饬令赴考，并无一人投（《徐继畬集（三）》第938页）到。旋有举人何森荣一员，取具同乡京官印结，赴臣衙门具呈报考。臣等以何森荣虽未由礼部咨送，既愿赴考，未便阻其向往，因将何森荣先行考试录取，传令即在同文馆行走。一面仍咨礼部，将未到之孔庆翥等淳切催传。迟至闰四月十七日，据礼部咨称，现有王广寒一员赴部验到，此外仍无报到之人。
臣等查同文馆教习，专文训，课汉文，兼司稽查。从前指定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人员，原为语音明白，易於教授。乃礼部先以该四省候补八旗教习无人咨覆，迨臣等奏请推广，迭次片催，仅据送到王广寒一员。现在若仍拘泥旧章，恐以后投考无人，不敷录取，以致员缺悬待。臣等公同商酌，应即变通办理，以免贻误。拟请嗣后无论何省，凡系举贡正途出身，具准取具同乡京官印结，赴臣衙门具呈投考，其在部之候补教习，如有愿考者，仍准礼部照章咨送，统由臣衙门汇齐考试，择其文字优长、语言明白者，详慎录取，遇有缺出，按照名次先后传补，庶於推广之中，仍寓鉴别之义。(《洋务运动（二）》第55页)
臣等为教习需人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同治七年五月初七日军机大臣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徐继畬集（三）》第939页）
历任汉洋教习
徐澍琳 汉文 同治元年到馆
包尔腾 英文 同治元年到馆
司默灵 法文 同治二年到馆。
柏 林 俄文 同冶二年到馆。
曹佩珂 沟立 同治二年到馆。
张旭升 汉文 同治二年到馆。
杨亦铭 汉文 同治二年到馆。
傅兰雅 英文 同治三年到馆。
丁汝梅 汉文 同治四年到馆。
王锺麟 汉文 同治四年到馆。
丁韪良 英文 同治四年到馆。
何森荣 汉文 同治六年（注：据相关奏摺应为同治七年）到馆。
毕利干 化学 同治六年受聘，十年到馆。
方根拔 天文。
巴化理 英文。(《洋务运动（二）》第94页)
吉乐士 兵法 均於同治六年受聘，而终未到馆。
李壁谐 法文 同治七年到馆
丁韪良 授翻译教习 同治七年。
额伯连 英文 同治七年到馆。
李善兰 算学 同治七年到馆
丁韪良 升授总教习 同治九年。
同文馆的教师称为教习，外籍教习和部分中国教习在职情况，详见台湾苏精先生整理的下面的名录，个别的与其他记载不同。
京师同文馆西教习名录 (*为署任)
中文姓名 外文原名 国籍 来华或入海关年 到馆年代
(英文馆)
包尔腾 John S．Burdon 英 咸丰3年(1853) 同治元年(1862)
傅兰雅 John Fryer 英 咸丰11年(1861) 同治3年(1864)
丁韪良 W．A．P，Martin 美 道光30年(1850) 同治4年(1865)
巴化理 W．L．G．Badham — 同治6年(1867) 未到馆转往广东
额布廉 M.J.O'brien 英 同治6年(1867) 同治7年(1868)
吉 德 C．Edward Mckean 英 同治7年(1868)同治11年(1872)
柯里士*J.P．Cowles —— —— 同治13年(1874)
马 士* Hosea B. Morse 美 同治13年(1874) 光绪5年(1879)
欧礼斐 Charies H．Oliver 英 光绪5年(1879) 光绪5年(1879)
韩威礼*William Hancotk 英 同治13年(1874) 光绪11年(1885)
烈 悌 Oliver G．Ready 英 光绪13年(1887) 光绪14年(1888)
马都纳 William MacDonald 英 光绪18年(1892) 光绪18年(1892)
徐迈德* J．H．Smyth 英 光绪24年(1898) 光绪24年(1898)
(法文馆)
司默灵 A．E. Smorrenberg 法 咸丰4年(1854) 同治2年(1863)
李璧谐 Emile Lepissier 法 同治6年(1867) 同治7年(1868)
德达那* G．d’Arnoux 法 同治6年(1867) 同治10年(1871)
林 春* Paul Ristelhueber 法 同治8年(1869) 同治10年(1871)
华必乐 Charles Vapereau 法 同治9年(1870) 同治10年(1871)
雷乐石* Louis Rocher 法 同治8年(1869) 光绪2年(1876)
帛 黎* A．Theophile Piry 法 同治13年(1874) 光绪2年(1876)
师克和* F．A．Scherzer 法 光绪2年(1876) 光绪8年(1882)
柯必达 —— —— —— 光绪18年(1892)
谭 安* C．E．Tannant 法 光绪13年(1887) 光绪20年(1894)
铁土兰* Henri P．Destelan 法 光绪2年(1896) 光绪23年(1897)
(俄文馆)
柏 林 A．Popoff 俄 —— 同治2年(1863)
伟 贝* Carl Waeber 俄 —— 同治10年(1871)
第图晋 N．Titoushkin 俄 —— 同治11年(1872)
夏 干 W．N．Hagen 俄 —— 同治11年(1872)
班 铎 E．G.R．Pander 俄 光绪7年(1881) 光绪7年(1881)
柯乐德* Victor von Grot 俄 光绪14年(1888) 光绪14年(1888)
劳腾飞* P．B．von Rautenfeld 俄 光绪19年(1893) 光绪20年(1894)
单 尔 —— —— —— 光绪22年(1876)
郜悌爱* —— —— —— 光绪23年(1897)
葛诺发* N．A．Konovaloff 俄 光绪23年(1897) 光绪24年(1898)
(德文馆)
夏 干 W.N．Hagen(兼) 俄 —— 同治11年(1872)
班 铎 E．G．R．Pander(兼) 俄 光绪7年(1881) 光绪7年(1881)
吴乐福* H．E．Wolf 德 光绪14年(1888) 光绪14年(1888)
威礼土 A．H．Wilzer 德 光绪13年(1887)光绪l7年(1891)
顾伦曼*H．M．W．Grundmann德 光绪12年(1886) 光绪21年(1895)
聂务满*Julius Neumann 德 光绪4年(1878) 光绪21年(1895)
阿森玛* —— 德 —— 光绪22年(1896)
毕斯玛* H.M．A.Bismarck 德 光绪23年(1897) 光绪24年(1898)
(东文馆)
杉矶太郎 日 —— 光绪24年(1898)
(算学馆)
李善兰 中 同治7年(1868)
席 淦 中 光绪12年(1886)
王季同 中 光绪21年(1895)
(化学馆)
毕利干 Anatole A．Billiquin 法 同治6年(1867) 同治10年(1871)
欧礼斐* Charles H．0liver 英 光绪5年(1879) 光绪19年(1893)
施德明* C．C．Stuhlmann 德 同治9年(1870) 光绪19年(1893)
(天文馆)
方根拔 J．Von Gumpach 法 同治6年(1867) 未到馆
海灵敦 Mark W．Harrington 美 光绪3年(1877) 光绪4年(1878)
费理饬* Hermann P．Fritsche 俄 —— 光绪4年(1878)
骆三畏 Samuel M．Russell 英 光绪5年(1879) 光绪5年(1879)
欧礼裴* Charles H，Oliver 英 光绪5年(1879)
(医学馆)
德 贞 John Dudgeon 英 同治3年(1864) 同治11年(1872)
卜世礼* Stephen W．Bushell英 同治7年(1868) 光绪10年(1884)
英德秀* —— —— —— 光绪16年(1890)
满乐道 Robert Coltman，Jr．美 光绪11年(1885) 光绪22年(1896)
欧礼斐 Charles H．Oliver 英 光绪5年(1879) 光绪14年(1888)
施德明* C．C．Stuhlmann 德 同治9年(1870) 光绪20年(1894)
(兵 法)
吉乐土 Kelsch 法 同治6年(1867) 未到馆而病卒
14、声光电化，首批人才
杂录当时文献。
对于原来京师和广东、上海同文馆学生，奏请公同考试，分别奖叙留咨，破格升用。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1868年7月12日)《总理衙门奏请给予学习优秀之同文馆学生破格升用片》：
再，中国与外洋互市二十馀年，洋人之来中土者，无不讲习中国文字，而中土读书人，於西语西文往（《徐继畬集（三）》第939页）往鄙弃不道，无怪於彼之情伪虚实不能动中窍要，此数年来所以有中外同文馆之设。伏查同治二年二月奉上谕：上海已议设立外国学馆，延聘西人教习，并内地举贡生员课以经史文义，俾得通知古今。一二年后学有成效，即调京考试，授以官职，俾有上进之阶。等因。钦遵在案。臣等查前次奏请以各该学生如三年学成，照章作为生员监生一体乡试，并准充翻译官，仍随时考察，以府经、县丞、防御各升阶补用。至此内如有精通西语西文才识优长者，择尤保送，以凭调京考试，请旨优予奖励，不次录用，无须拘定原奏府经县丞等项升阶各在案。应请嗣后各馆学生已经考试得邀奖励者，如将来学有精进，才识优长，俾令充当同文馆教习，如能胜任，再行考核，奏明在内以六部主事用，仍留臣衙门行走，在外以沿海有关涉洋务地方补用，俾得行其所学，庶人材藉以奋兴，而於驾驭外洋、绥靖边陲之道不无裨益。
是否有当，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9年2月4日)《总理衙门奏报照章考试同文馆学生分别奖叙留咨片》：
臣奕等跪奏，为照章考试同文馆学生，分别奖叙留咨，恭摺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衙门设立同文馆，前於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奏定章程，每届三年，由臣衙门自行考试(《洋务运动（二）》第56页)一次，核实甄别，按照旧例，优者授为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等因。嗣於同治四年十月，该馆学生已届三年，经臣等面试，将考列在前之学生奏请授为八九品官，咨部注册，仍留馆学习，其馀分别记优记过及咨回本旗各在案。
扣至本年十月又届三年，经臣等定期於十二月初六、初七及十一等日传集英、法、俄三馆学生在大堂公同面试，饬提调等在旁稽察，以防抢替等弊。初次考试，将各国配送洋字照会令其译成汉文。覆试日，（《徐继畬集（三）》第941页）又将各国汉字照会令其翻译洋文，因洋文非臣等所习，持饬总税务司赫德与各馆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并由臣等密书汉文语句，隔座令该学生以洋字翻译，与外国教习看明译汉，两相核对，将洋文之优者与汉文互相比较，悉心评定甲乙。该学生中颇有大意符合并无舛误者，自应分别优劣，照章办理。兹谨将拟定各馆学生名次及分别优叙留咨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所有照章考试同文馆学生缘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徐继畬集（三）》第942页）
徐继畬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期间，1868年初，各馆学生为高峰时期：天文算学馆有首批从北京招考的学生30名，从广东省咨调的同文馆学生蔡锡勇、那三、博勒洪武、韩常泰、左秉隆、坤扬等六名，原英、法、俄文三馆学生30名，共66名。但北京招考的学生流品不一，经过半年学习后，接章复试，发现质量很不理想，只留下10名，与原来三馆八旗学生暂归一处教学。据说该十人中只有５名毕业，殊非当初所期。雄心勃勃的同文馆天文算学馆计划，虎头蛇尾，以严重的挫折而告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初创时期的学生与考试使用
同文馆最初开办的时候，学生一共只有十名，后来添设法文馆、俄文馆，每馆也只有学生十名。前来应考天文算学馆的72人，先录取30人，同治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开学。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署又奏，经诸臣在大堂当面考试，该三十人中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所以将学经半年毫无功效者20人立予撤退，留下的10人与原有三馆八旗子弟暂归一处教学。同治六年十二月准署广州将军庆春等将该省同文馆学生蔡锡永、那三、博勒洪武、韩常泰、左秉隆、坤扬等六名，咨送到总署，饬在新立天文算学馆中居住，加以考察，照章作为监生、翻译生员，分别派充将军、督抚衙门翻译官，饬回广东，仍由该省随时考察。同治七年三月准两江总督臣曾国藩咨送该同文馆学附生严良勋、席淦、监生汪凤藻、汪远焜、王文秀五名到总署，饬在新立天文算学馆居住，详加考试，分别给予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等职衔，总署大臣仍随时考察，令于汉洋文艺加意讲求。这样，继畬任职期间同文馆的学生保持在四五十名的水平，语言、西学混合教学。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同文馆学生的名额增加到120名。直到停办都是这个数目。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1868年7月12日)《总理衙门奏报考较同文馆学生分别撤留归并教授片》：
再，查臣衙门设立同文馆，原拟遴举聪颖之士，精习泰西语言文字，递及步算测量。乃当未经开馆之先，谣诼群兴，为所惑者不无观望。彼时投考诸人流品不一，经臣等勉强考试，取录三十人，开馆肄案。今年五月十六日，复查照奏定六个月再行考试章程，令该学生等在本署大堂当面出题考较，其中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若再一律留馆，非特优劣无从区别，而一切膏火薪水，徒供哺辍，亦属所费不赀。臣等公同（《徐继畬集（三）》第940页）商酌，除将学经半年毫无功效之学生等立予撤退外，其李逢春等十人，察其所业既有肯认真，自当加以勉励，令其在馆朝夕讲求。但人数过少，拟令该学生等与旧在同文馆内八旗俊俊（秀）同在一馆，俾资探讨。查教习天文算学之英国人额布廉、法国人李弼谐本系兼八旗俊秀教习，现在暂归一处，既更便於稽察，亦不旷误课程。臣等仍督率各教习等悉心启导，断不稍涉迁就。一俟将来招考人数渐多，再行分别办理。总期事非虚应，学有立功，用副朝廷选拔真材，宏齐艰难之至意。(《洋务运动（二）》第56页)
所有臣等酌留同文馆学生缘由，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旨：依议。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摺）
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掌广东道监察御史陈锦奏
……窃惟算学莫精於国朝，我圣祖仁皇帝天纵圣明，留心勾股，著有成书，刊布海内，一时通其业者颇不乏人，特未以之立教而课士耳。迩来讲求洋务，制造机器，凡海关、粮务，水师、陆队，在在需才，故特开同文馆以肄习之，典至重也。乃行之数年，迄鲜成效。推原其故，约有数弊，臣请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一日考课不真。考课之去取，算学之优劣所由分也。去取失当，人才何由鼓励？乃近闻无耻之徒，专与副教习联络声气，试则前矛也，食则全俸也，叩以算学则茫然不知也。其不讲联络者，虽(《洋务运动（二）》第59页)文理优长，名次概行列后。现在摆印算学课艺一部，其中胪列人名，半不通算法，则此书岂非虚文乎?嗣后应令各报所长，出题次第面试，以分真赝，以励人材。
一曰铨补不公。学生额缺，例按资格、功课以您叙补。乃近来补缺之人，非得自贿求，即或由情面，有最后到馆而补者，有不晓算数而补者，并有丁忧回籍而仍补且得优保者；否则虽资格在前，功课勤奋，而无人关照，叙补无期。至保举一节，尤多蒙保、混保之弊。闻光绪二年九月间，该馆学生罗秀绅呈恳该堂官破除情面，革弊察奸，呈中所言，俱是痛哭流涕之语，该提调等深恐败露，巧为弥缝，竟回堂将挺秀绅勒令出馆了事。上下蒙蔽，公道复安在耶?嗣后应合确议定章，按例叙补，以息浮论，以昭公允。
一曰奖赏不实。馆中诸生，本多寒畯，全赖奖赏银两接续火食。乃该提调於月考奖赏内或扣四五两不等，於季考奖赏内扣七八两不等，名存厨房，实饱私橐。自元年起至九年止，折扣之银，为数甚钜，不知作何开销?至刻扣之外，又将此项银两折换钱票分给，百计渔利，无微不入，吮众人之膏血，肥自己之身家，此市侩之所为，而该提调为之，亦无耻甚安。嗣后应令该堂官於揭晓时，当堂实领实放，毋许刻扣分文，以恤寒士，以溥实惠。
一曰馆规不严。馆中督课程功，权在提调，向例轮流住班，以资表率。乃近闻提调中竟有不住宿者，晚餐醉饱，食足洋烟，今门丁必取茶叶点心，潜行回寓，而馆内一切大小事宜，概不管束。以致该学生酗酒、赌博，荡检逾闲。苏拉从而效尤，作乐唱戏，喧哗达旦。夫业不勤不精，心不静不入。功课之荒，成材之少，职是故耳。嗣后应令慎选提调，严立规程，以课实功，以除(《洋务运动（二）》第60页)锢习。
以上各节，臣既有所闻，不敢缄默，虽其弊未必止是。总之，提调非人则诸弊相因而至，欲得真才而收实效，势必不能。当此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该衙门大臣等受恩深重，自当公忠体国，仰慰宸廑。其应如何设法整顿以期材归实用，费不虚糜，臣区区愚忱，不胜激切翘企待命之至。
谨奏。
附片一
再，闻同文馆提调苑棻池贪鄙嗜利，擅作威福，每逢节期、生期，令门丁刘二名汉臣向各学生索取规费，或三千四千不等，而刘二亦巧於迎合，授意各生，厚送礼物，或洋烟、洋表、洋枪以及皮褂、绸缎、衣料等作，该提调无不一概全收。有馈送者待以礼貌，许以保举；无馈送者，加以势迫，扣其薪水。各生敢怒而不敢言，只得纷纷告退。馆内厨役头目亦畏其权势煊赫，进奉车一辆、骡一头，现该提调所乘之车即此车也。又闻该提调前岁向洋教习柯里士借银六百两，拖延不还。嗣柯里士回国索欠争吵，欲行具控，径教习丁韪良从中调处，该提调即商允总办，在该衙门库内挪出银两给还了事。夫洋教习非放债之人，而公库亦非借贷之所，无论该提调填还与否，即此擅动官项，巳属大干法纪。应请饬查严惩，以为贪劣不职有玷官箴者戒。为此据实沥陈。谨奏。(《洋务运动（二）》第60页)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总理各国事务奕匡等奏
……窃臣衙门设立同文馆以来，迄今二十余年，所有延请外国教习，指授学生各国语言文字以及天文、算学、化学、医学等项，冀於洋务有裨。历年以来，洋教习等均能始终不懈，各学生等因而日起有功，或随带出洋充作翻译，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者己不乏人，实属著有成效。其各教习训课之余，兼能翻译各项书籍，勤奋尤为可嘉。查同治十三年四月间，据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呈请译书，开具章程六条，内有各馆洋教习教授功课是其专责，若分兼理译书，未免事属分外，似应量予奖励各等语，经臣衙门批准在案。查同文馆所有翻译书籍十数种，如万国公法、格物、测算、法国律例、化学指南诸书，均系总教习丁韪良暨化学教习毕利干所译。法文教习华必乐虽未译书，而功课极为认真。(《洋务运动（二）》第64页)臣等查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於同治四年到馆充英文翻译教习，同治七年升授总教习之任，化学教习毕利干、法文教习华必乐，均於同治十年到馆，资格最深，馆课亦能勤慎，拟请赏给虚衔，以昭激劝。谨开具清单，恭呈御览。如蒙俞允，俟命下之日，即由臣衙门钦遵办理。其余尚有英文、俄文、天文、算学、医学各馆洋教习，俟有成效，再由臣等酌量保奏，以免冒滥。……
附清单
谨将同文馆酌保洋教习三名，开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 开
同文绾总教习丁韪良，拟请赏给三品衔。
同文馆法文教习华必乐，拟请赏给四品衔。
同文馆化学教习毕利干，拟请赏给四品衔。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总理各国事务奕匡等奏
……窃臣等於本年八月初二日，奏请推广招考满汉学生摺内，声称同文馆学生向由八旗咨取十三四岁以下幼丁，分馆学习，於洋文洋语尚能识认通解，惟年幼学浅，於汉文本未贯串，若令以洋文
翻译汉文，功夫分用，速效难期。现拟推广招考年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文理业已通顺者，庶可事半功倍；并於摺内声称，前於同治五年奏设天文、算学，招取满汉正杂人员，送馆肄业，迄(《洋务运动（二）》第64页)
同文馆章程
一、同文馆向派正提调二员，帮提调二员，所派正提调均系总办兼充，本署事务较繁，未能逐日到馆，应由帮提调二员轮班在馆管理一切，遇有要事，仍应商同正提调核办。至每日各学生画到，均责成帮提调核实查察，倘有互相代书及学生已到而帮提调转未到馆各项情节，应由正提调随时稽察，回堂辩理。
一、帮提调两员管理馆内一切事务，应毋庸兼在各股该班，以专责成。如有紧要事件，仍令会同办理，并令轮班在馆住宿，以便早晚稽察。其馆内一切应办文移稿件，均由帮提调办理，会同正提调回堂阅画，稿面只列各提调、总办、章京衔名，每月另立收发、书启等簿，毋庸由管股章京办理。所有每月庶办应存稿件，均照旧章按月登入清档，其承修校对亦由帮提调等分理，毋庸移付清档房兼办。
一、帮提调两员轮流住馆，必须当面接替；遇有核办事件，庶可公同商酌，不得随便散植，以致事无交代。再该两员中如有请假之日，应由正提调等回堂派员署理，以昭慎重。
一、馆内总教习、教习等有条陈馆务事件，呈堂阅后，仍交前提调体察情形可行与否，会同正提调回堂核办。各学生遇有呈禀事件，应由帮提调呈堂，不得自行迳递。(《洋务运动（二）》第73页)
一、同文馆汉教习各员，功课勤惰，应由帮提调等随时稽查，倘有旷误馆谋者，耶会同正提调等回堂办理，不得稍涉徇隐。
一、同文馆学生有不在馆住宿者，每日到馆自春分起限十点钟，自秋分起限九点钟。到馆时帮提调即令当面画到，如适时不到者，有膏火毕生均按日扣除膏火，无膏火学生迟到一日，停其补膏火一次，亦按日计算。
一、在馆学生均应一律画到，内有派充副教习者，仍在学生之例，亦应逐日画到。帮提调於每日酉刻传令各学生齐集画到，如有无故不到者，即於考勤簿内注明罚扣膏火，学生照迟到绾办法。
一、在各衙门当差之学生，每月准给官假六日，先期在考勤簿内自行注明差字。如不先注明者，按日扣除膏火，倘有当日始接知会，不及先期注明者，即於早晨具呈，遣人送呈帮提调察阅，不准随后补注，并他人代注。
一、大考、岁考、季考、月课，各学生除穿孝、完姻、告假外，俱不准托故不到，如不到者，月课罚扣膏火三日，季考五日，岁考半月，大考一月。无膏火学生每一次不列，停其补膏火一次，惟各学生如未与过岁考一次者，不准即与大考。
一、原定章程各馆学生必须在馆扣满三年，经过大考一次，方准请假回籍，由本衙门给予盘费。现议三年内如该学生有丁艰大故，虽未满三年之限，未经大考，仍准给假百日，并给予盘费，以重孝行。其或未满三年，未经大考，该学生遇有完姻之事必须回籍，亦准给假两个月，惟不能给予川资，以示区别。此外概不准藉词请假。(《洋务运动（二）》第74页)
一、罚扣各学生膏火，必须一律办理。除穿孝、完姻准给官假，不扣膏火外，其余概不给假。无故不到者，均逐日罚扣膏火，惟患病一节不能不少事通融，以示体恤。嗣后各学生如有患病者，应以假期两个月为限，但不得藉词就医，托故外出。倘逾两个月限后，仍末销假，即照例罚扣膏火，无膏火学生照迟到馆办法，其有愿请假回籍调理者，帮提调应会同正提调回堂核夺。
一、遇乡、会试年分，学生有愿应试看，准给一个月假期。每月外国礼拜日期，学生如有事故，准其给假两日，均不扣除膏火。过期均按日扣除，无膏火学生照迟到馆办法。
一、在馆住宿之学生，如有无故夜出及夜不回馆者，初犯罚扣一月膏火，再犯革退。无膏火学生初犯即行革退。平日在馆酗酒、赌博、不安分者，应由帮提调会同正提调查明某人属实，立即回堂，按照在公署有干酗酒、赌博定例，严惩不贷。
一、后馆学生及由后馆兼充前馆之学生每日仍照旧章，俟洋文功课完时，即习汉文。每月月底将各学生汉文功课，由汉教习呈由帮提调察核，倘有学生不往举汉文者，即由帮提调将该学生惩办。
一、各学生除午节、秋节、年节放学时兔其书到外，其每年夏I：洋教习总伏期内，及每门外国礼拜洋教习不到馆之日，除准两日假期外，各学生均令在我馆习汉文，照常画到，违者按日罚扣膏火，无膏火学生照迟到馆办法。
一、嗣后前后馆汉教习各员应得奖励，以及各馆学生大考时等第，并应如何保奖之处，届时仍照旧章，由提调等同堂核定。
一、前后绾汉教习薪水暨各馆学生膏火，均於每月月底由帮提调等查明有无罚扣、应发若干，开具(《洋务运动（二）》第7５页)清单，知照管理收支组办凭单照发。至各学生请股回籍川资银两，亦应一律由帮提调等回明各堂后，知照该总办照数发给，以昭核实。
一、印书处设在同文馆内，所有该处一切事务亦归帮提调经理。以上统计十八条，均宜遵守无违。
如在此外别滋事端，有议所不到出乎情理之外者，帮正提调立即据实回堂，从严惩办，决不姑宽。
续增同文馆条规八条
一、各馆翻译以汉文为本、汉文未能明顺，故翻译洋文多有不通之处。嗣后查看前馆学生有汉文未能明晰者，著仍令归后馆学习汉文，午后再学洋文。
一、礼拜之日，各洋教习向不到馆，是日正宜温习汉文，虽后馆毕生间有作诗文者，亦有名无实。嗣后前后馆学生每遇礼拜日加添汉文功课，试以论策，或翻译照会，以备他日办公之用。其有愿作诗文者，亦听其便。
一、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巳通，方许兼习别艺。近来有一人兼习数艺者，难免务广而荒，且有不单洋文、洋语，仅习别艺，殊失当日立馆之本意。嗣后诸生务令先举洋文、洋语，洋文、洋语通后，亦只准兼习一艺，其有不能洋文、洋语者，即由提调会同总教习分别差等，以示区别。
一、每月向有课表，各生勤惰即责成各馆教习分别标注。每月课梭，参酌平日之功课，定列等次。(《洋务运动（二）》第76页)其新到馆及后馆各学生，学习洋文、洋语，限以一年为期，可否造就，即惟副教习是问。各副教习务当破除情面，据实呈报，以免滥竿充数。
一、月课、季课及年终岁考，前后馆学生须分别考试。第一日考前后馆能翻译汉、洋文各学生，其翻译条下者即归次日考试。该提调务当实力稽查，严防枪替，其有不遵约束者，立即回堂，照章办理。
一，后馆学生向例早晨学习汉文，午后学习洋文。近来竟有午刻始行到馆，并不学习汉文，殊属有违馆规。嗣后前后馆学生仍照旧章自春分起限十点钟，自秋分起限九点到馆，当面画到，如逾时不到，即照章办理。午后仍著提调不时抽查，傥有画到后出馆者，即著从严惩办。其后馆学生有告假及不到者，即责成汉教习开列姓名，送提调处，与画到簿核对查核，以凭办理。
一、后馆学生功课近来未免疏懈，且闻有聚谈游戏诸事，殊堪痛恨。嗣棱即责成提调实力稽查，每月认真校对日课、月课等簿是否符合，仍抽查各学生写字、背书、作文诸功课，倘不见长进，及任意作辍者，即交汉教习从严戒饬，以示惩儆。
一、汉、洋各教习及副教习，有成就人才之责，其或督课不力，任听毕生因循怠玩者，即著提调随时稽查，会同总教习商酌核办，其汉教习即著回堂查办。如学生中有不遵教习及副教习指教者，立即斥退，以肃馆规。(《洋务运动（二）》第77页)准搬移越位。是日派司官八员，会同正副提调等轮班监场，该学生等务当恪守场规，母得仍蹈故习，自干咎戾。切切，特谕。
同文馆题名录
优生升途
考试日期
放学日期
课程表
薪水膏火
翻译书籍
书阁藏书
添设纂修官
添设翻译处
进内备差
建造星台
添设格物馆
历年科第
(《洋务运动（二）》第82页)
历任提调
历任汉洋教习
优生升途
每三年举行大考后，择优奏保官职，自八九品衔起，至分部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馆肄业译书，
并在本衙门充当差使；其课业较精者，或派各省差使，或派出洋差使。
考试日期
考试分有月课、季考、岁试。
月课、季考於月终举行。
岁试於封印前举行。
月课、季考用二日，提调教习等监场。
岁试用三日，堂宪监场。
月课例给花红银三十二两。
季考例给花红银四十八两。
岁试例给花红银七十五两。
夏季增汉文课，每月例给花红银八两。
岁试、季考则酌量课业之进退而增减薪水。
大考每届三年举行，优者保升官阶，次则记优留馆，劣者除名。
(《洋务运动（二）》第83页)
放学日期
正月 自开印日起开馆。
十二月 自封印日起放馆。
清明节 放学一日
端阳节 放学三日
中元节 放学一日
中秋节放学三日
夏季自初伏起，除汉文功课外，其余功课皆停止一月。
每值房虚昴星日暨考试次日，洋教习息力一日。
毕生有在各衙门当差者，每月例准给假日无定期。 ．
课程表
由洋文而及诸学共须八年。馆中肄习洋文四种：即英、法、俄、德四国文字也。其习英文者能藉之以及诸课而始终无限；其余三国文字虽熟习之，间须藉汉文以及算格诸学。
认字写字。 浅解辞句。 讲解浅书。
二 年
讲解浅书。 练习句法。 翻译条子。(《洋务运动（二）》第84页)
讲各国地图。 读各国史略。 翻译选编。
四 年
数理启蒙。 代数学。 翻译公文。
五 年
讲求格物。 几何原本。 平三角、弧三角。 练习译书。
六 年
讲求机器。 微分积分。 航海测算。 练习译书。
七 年
讲求化学。 天文测算。 万国公法。 练习译书。
八 年
天文测算。 地理金石。 富国策。 练习译书。
以上课程，惟汉文熟谙资质聪慧者可期成就，否则年数虽加倍，亦难望有成。至西语则当始终勤习，无或间断；而天文、化学、测地诸学，欲精其艺者，必分途而力求之；或一年、或数年，不可限定；此其大纲。至於细目，仍宜与各馆教习随时体察，酌量变通可也。
其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籍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洋务运动（二）》第85页)
首年
数理启蒙。 九章算法。 代数学。
二年
学四元解。 几何原本。 平三角、弧三角。
三年
格物入门。 兼学化学。 重学测算。
四年
微分积分。 航海测算。 天文测算。 讲求机器。
五年
万国公法。 富国策。 天文测算。 地理金石。
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巳，故於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於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至医学未列课程者，因非诸生必由之径，或随时涉於体骨等论，以广学识，或俟堂宪谕令而专习之皆可。
堂谕附：
总教习会同各馆教习，前拟课程表一纸，呈堂批阅。兹遇整顿馆务，著将课程表翻译洋文，以汉洋合璧刷印三百本，交与馆生各执一本，俾知趋向。
光绪二年 日特谕。(《洋务运动（二）》第86页)
薪水膏火
同文馆既系为国家培养人才而设，则入馆举生向例按等给予膏火薪水。其入后馆肄习洋文者，俟甄别留馆、学堪造就，月给膏火三两；俟学有成效、选拔前馆，月给膏火六两；越数年课业颇有进益，则增至十两；更择其优长者举充副教习，月给薪水十五两。至选派出洋充翻译学生者，月给薪水一百两；充三等翻译官者，月给薪水二百两；余随升阶渐增，以昭激励。
翻译书籍
自开馆以来，译书为要务。其初，总教习，教习等自译，近来学生颇可襄助，间有能自行
翻译者。兹将历年所译书目开列於后：
万国公法 总教习丁韪良译。
袼物入门 总教习丁韪良著。
化学指南 化学教习毕利干译。
法国律例 化学教习毕利干译。
星轺指掌 副教习联芳、庆常译，总教习丁韪良鉴定。
公法便览 副教习汪凤藻、凤议等译，总教习丁韪良鉴定。
英文举隅 副教习汪风藻译，总教习丁韪良鉴定。
富国策 副教习汪凤藻译，总教习丁韪良鉴定。
俄国史略 副教习桂荣等译，待刊，俄文教习夏干鉴定。(《洋务运动（二）》第87页)
各国史略 学生长秀、杨枢等译，未完。
化学阐原 化学教习毕利干译，副教习承霖助译。
格物测算 总教习丁韪良口授，副教习席淦、贵荣、胡玉麟等笔述。
全体通考 医学教习德贞译。
戊寅中西合历 天文教习海灵敦算辑，学生熙璋等译。
己卯、庚辰中西合历天文教习海灵敦、费理饬算辑，学生熙璋等译。
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中西中西合历 教习骆三畏算辑，学生熙璋等译。
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中西合历天文教习骆三畏算辑，副教习熙璋译
公法会通 总教习丁韪良译，副教习联芳、庆常等助译。
算学课艺 副教习席淦、贵荣编辑，算学教习李善兰鉴定。
中国古世公法论略 总教习丁韪良著，副教习汪凤藻译。
星学发轫 副教习熙璋、左庚等译，天文教习骆三畏鉴定。
新嘉坡刑律 副教习汪凤藻译，待刊。总教习丁韪良鉴定。
同文津梁 总教习丁韪良著，待刊。
汉法字汇 化学教习毕利干著。
电理测微 格物教习欧礼裴口译，纂修官贵荣笔述。
坤象究原 副教习文佑译，格物教习欧礼斐鉴定。(《洋务运动（二）》第88页)
馆内设有印书处、刷印同文馆翻译、著作，及总署文件等书。
书阁藏书
存储汉洋书籍，用资查考。并有学生应用各种功课之书，以备随时分给各馆。
汉文经籍等书八百本，内新增五百本。
洋文一千九百本，内新增二百本。
汉文算学等书一千本。
除课读之书随时分给各馆外，其余任听教习、学生等借阅，注册存记：以免遗失。
添设纂修官
同治年间开馆以棱，馆生渐通洋文，乃以翻译新学各书为要务。旋设印书处，以聚珍板印
行於世；惟每书译就，删校、润色，非纂修无与有成，爰於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日本署奏请添
设纂修官二员，以席淦、汪凤藻充补。嗣因汪凤藻奉调出洋，改补贵荣，俾专责成。
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日，本衙门递奏片称：再臣衙门同文馆系为边务储才之地，去年奏准推广，考取学生，加增额数，督饬各项教习，稽查功课，考艺詉经，冀人人通知四国之务。高者可备行人摈介之班；下者亦充象胥舌官之选。不特西学条理亟待研求，抑且记载纷繁，尤资编撰。臣等拟酌照方略馆之例，添设同文馆篡修官二员，於学生中得有部院官职、择其资格较深、文理优长者，派充是选，遇有应辑书籍，俾得专司其事，於馆务实官稗益。理合附片陈明，(《洋务运动（二）》第89页)
伏乞圣鉴。谨奏。奉旨：「依议。饮此。」
添设翻译处
察近年馆生多有奉派随使出洋，襄办翻译。爰於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本署奏请添设翻译处，凡奉差旋华，择其优者，俾充其选。乃以张德彝、沈铎充补英文翻译官；恩光充补德文翻译官；旋以塔克什讷充补俄文翻译官；联涌充补法文翻译官。
光络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本衙门递奏片称：再臣衙门同文馆奏定章程，遴选学生内通晓洋文者，作为七八九品翻译官，原以资谙习各国语言文字，储为舌人之选。比年该翻译等，学有成效者，颇不乏人，或调往边界，或奏带出洋，均能奉差无误，俾疆吏、使臣各收指臂之益。
至臣衙门办理交涉事务甚繁，翻译尤为紧要，必须於外洋情形阅膳较深者，方行得力。臣等公同商酌，拟添设英、法、俄、布文翻译官正副各一员，於会经出洋充当参赞翻译差满回京者，拣选派充。如人数不敷拣选，任缺无滥。此项翻译官，遇有各国使臣到署会晤时，即令随同传宣问答之词，兼充翻订华洋文字之职，如能贻误，仍照章每届三年给予奖励一次。至该翻译等逐日趋公，亦应量给俸薪，再由臣衙门随时酌核定数发给。是否有当？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遵行。谨奏。奉朱批：「依议。钦此。」
进内备差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本署王大臣面奉谕旨，传翻译官张德彝、沈铎进内备差，每员(《洋务运动（二）》第90页)
间日恭讲英文。
建造星台
天文一席，延聘教习，已历年所。因察日月薄蚀，星辰陵犯，平地虽有极精远镜，天边仍未获极目。爰於光绪十四年建造星台一区，上设仪器，顶盖四面旋转，高约五丈。凡有关天象者，教习即率馆生登之，以器窥测。近年所编中西合历一书，深资其助，稗益良多矣。
添设格物馆
察格致一门，为新学之至要，富国强兵，无不资之以著成效。总教习於稽察各馆功课之暇，向以此学教馆生，旋於光绪十四年，馆课日繁，申请堂宪专设格物一席，以英文教习欧礼斐充补，俾广其传，以启后进。
历年科第
同治癸酉副榜贵荣。
光绪乙亥恩科举人恩裕。
光缔丙子恩科联捷进士郭万俊。
光绪丁丑联捷进士长秀。
光绪己卯举人恩光。
光绪庚辰联捷进士王启。
光绪癸未联捷进士翰林院编修汪凤藻。(《洋务运动（二）》第91页)
光绪丙戌联捷进士何文澜。
光绪癸巳恩科举人王泽沛。
光绪癸巳恩科翻译举人祺昌。
历任提调
成 林 本薯大臣。
夏家镐 本署大臣。
周家拐 木署大臣。
吴廷芬 本署大臣。
斌 椿 内务府郎中，候选道。
陈 钦 直隶津海关道。
洪 绪 江西赓饶九南道。
文 惠 江西吉南骆宁道
方汝翼 江西布政使。
谭佥诏 记名海关道，兵部郎中。
齐克慎 四川候补知府。
张其（氵旁睿） 甘肃安肃道。
叶毓桐 甘肃安肃道。(《洋务运动（二）》第92页)
梁钦辰 安徽徽甯池太广道。
陈钦铭 江苏常镇通海道。
苑棻池 浙江揾处道。
双 福 安徽徽甯池太广道。
董世延 记名海关道、刑部郎中。
冯芳缉 记名御史，海关道，刑部郎中。
达 斌 记名御史，海关道，户部员外郎
成 章 二品衔安徽徽宁池太广道。
孔庆辅 花瓴二品街湖北汉黄德道。
袁 昶 二品衔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世袭去骑尉。
吕海寰 四品衔 记名海关道兵部员外郎。
陈 诚 四品衔 记名海关道，户部郎中。
玉 宽 四品衔 记名海关道，户部郎中。
俞锺颖 四品衔 记名海关道，吏部员外郎。
长 恒 花翎二品衔 记名海关道。
锡 桐 四品衔 记名海关道，工部郎中。
童德璋 四品衔兵部郎中。(《洋务运动（二）》第93页)
吴景祺 四品街礼部郎中。
历任汉洋敬习
徐澍琳 汉文 同治元年到馆
包尔腾 英文 同治元年到馆
司默灵 法文 同治二年到馆。
柏 林 俄文 同冶二年到馆。
曹佩珂 沟立 同治二年到馆。
张旭升 汉文 同治二年到馆。
杨亦铭 汉文 同治二年到馆。
傅兰雅 英文 同治三年到馆。
丁汝梅 汉文 同治四年到馆。
王锺麟 汉文 同治四年到馆。
丁韪良 英文 同治四年到馆。
何森荣 汉文 同治六年到馆。
毕利干 化学 同治六年受聘十年到馆。
方根拔 天文。
巴化理 英文。(《洋务运动（二）》第94页)
吉乐士 兵法 均於同治六年受聘，而终未到馆。
李壁谐 法文 同治七年到馆
丁韪良 授翻译教习 同治七年。
额伯连 英文 同治七年到馆。
李善兰 算学 同治七年到馆
丁韪良 升授总教习 同治九年。
伟 贝 俄文 同治十年到馆
德建邢 法文 同治十年到馆。
林 春 法文 同沽下年到馆暑。
芈必乐 法文 同治十年到馆。
第图晋 俄文 问治十一年到馆署。
吉 德 英文 同治十一年到馆。
德 贞 医学 同治十一年到馆。
夏 干 俄布文 同治十一年到馆。
何金声 汉文 同治十二年到馆。
杜 棠 汉文 同治十二年到馆。
柯理士 英文 同治十三年到馆署。(《洋务运动（二）》第95页)
雷乐石 法文 光绪二年到馆署。
帛 黎 法文 光绪二年到馆署。
海灵敦 天文 光绪四年到馆。
贺之升 汉文 光绪四年到馆。
顾仁荣 汉文 光绪四年到馆。
翟汝弼 汉文 光绪四年到馆。
张金兰 汉文 光绪四年到馆。
费理饬 天文 光绪四年刊馆署。
马 士 英文 光绪五年到馆署。
欧礼斐 英文 光绪五年到馆。
骆三畏 天文 光绪五年到馆。
黄兴廉 汉文 光绪六年到馆。
班 铎 俄布文 光绪七年到馆。
师克和 法文 光绪八年到馆署。
茅 彬 汉文 光绪九年到馆。
谢元祖 汉文 光绪九年到馆。
陈孝基 汉文 光绪十年到馆。(《洋务运动（二）》第96页)
卜世礼 医学 光绪十年到馆署。
韩威礼 英文 光绪十一年到馆署。
江仁葆 汉文 光绪十一年到馆。
席 淦 算术 光绪十二年由副教习升授。
程登甲 汉文 光绪十三年到馆。
欧礼斐 格物 光绪十四年由英文教习改授。
烈 悌 英文 光绪十四年到馆。
柯乐德 俄文 光绪十四年到馆。
吴乐辐 德文 光绪十四年到馆。
王裕宸 汉文 光绪十五年到馆。
安格联 英文 光绪十五年到馆。
英德秀 医学 光绪十六年到馆署。
夏曰践（王旁） 汉文 光绪十七年到馆。
陈启睿（氵旁） 汉文 光绪十七年到馆。
威礼士 德文 光绪十七年到馆。
贝安德 英文 光绪十八年到馆。
柯必达 法文 光绪十八年到馆。(《洋务运动（二）》第97页)
马都纳 英文 光绪十八年到贴。
文聘珍 汉文 光绪十九年到馆。
施德明 化学 光绪十九年到馆署。(《洋务运动（二）》第98页)
京外同文西学馆(《洋务运动（二）》第99页)
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上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十四。叶五下
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同文馆，当经照所议行，该衙门己行知该将军等遵照矣。因思总理衙门固为通商纲领，而中外交涉事件，则广东上海为总汇之所。
现据李鸿章奏称，上海已议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而广东事同一例，亦应仿照辩理，著库克吉泰、晏端书於广州驻防内公同选阅，择其资质聪慧、年在十四岁内外，或年二十左右而清汉文字业能通晓、质地尚可造就者， 一并拣选，延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大义，俾得通知古今，并合仍习清语，厚给廪靝，时加考查。倘一二年后学有成效，即调京考试，授以官职，俾有上进之阶。此事为当今要务，该将军等务当实心办理，不得视为具文；倘将来日久无效，惟该将军等是问！所有一切章程及薪资工食、各项经费，著助咨商李鸿章，并参以总理衙门原奏，或酌提船钞妥为办理。议定后即行具奏，候旨裁定施行。(《洋务运动（二）》第103页)
节，未经议及。臣等公同商酌，该省同文馆学生如三年学成，驻防满汉旗人应准作为翻译生员，准其翻译乡试，并文乡试。其汉人世家子弟，应准作监生，一体乡试，并均准充翻译官。如有精通西语西文、才识出众者，即应遵照上年二月谕旨，调京考试，授以官职，以拔真才而收实用。（全文完）
2011-11-20
作者为山西省忻州市徐继畬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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