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界常将明末清初西学（旧西学）与晚清西学（新西学）分作两期，实则新旧西学间有其内在的知识脉络，嘉道时期正处于新旧西学转换期。松江徐朝俊家族约自康熙年间始，五代研习西学、西器，并家藏大量汉文西学文献，借助血缘与文本，促进了旧西学的传承与下渗。徐朝俊《高厚蒙求》五集先后刻于1807—1829年，它既是旧西学的总结之作，又是徐继畬《瀛环志略》（1848）稿本——《瀛环考略》（1844）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当《瀛环志略》付梓时，《高厚蒙求》却从参考书中消失。本文提出一类与二类西学文献概念，以《高厚蒙求》为代表的二类西学文献，是晚清时期国人认识新世界、应对新变局、接引新西学的重要本土思想资源，在新旧西学跨时空接榫中扮演了过渡性角色。
【关键词】西学东渐 旧西学 新西学 徐朝俊 知识史 徐继畬
明清西学东渐史常分作两期。第一期是明末清初时期（简称“旧西学”时代），第二期是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入华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简称“新西学”时代）。受制于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学科设置，学界对新旧西学间的联系普遍关注不足。例如潘光哲从阅读史切入，细致描绘了晚清士人寻觅、接受西学的读书历程，但其笔下晚清士人的西学“知识仓库”里，并没有旧西学的位置。若将新旧西学贯通思考，至少需要回应两大问题：首先，旧西学如何穿越清中叶禁教期，实现知识传承？其次，幸存的旧西学在晚清扮演何种角色，新旧西学如何衔接与递嬗？本文从西学东渐史研究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中间环节——二类西学文献切入，旨在探寻西学在中国的本土知识脉络。
松江徐朝俊（1752—1823）活跃于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著有《高厚蒙求》五集，各集渐次刻于嘉庆十二年（1807）至道光九年（1829），是一部旧西学的总结之作。清代中叶，旧西学面临中辍，新西学又尚未叩开中国大门，新旧西学出现知识断层，徐朝俊及其著作恰承前启后：一方面，徐朝俊家族约自康熙年间始，五代研习西学、西器，并家藏大量旧西学文献，包括徐光启（1562—1633）等未刊著作的抄本。他们在传承旧西学的同时，促进了知识的在地化，为探究在西人相对缺位的情况下，西学如何自主传播，进而渗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极佳案例；另一方面，《高厚蒙求》中所保存的旧西学知识，成为晚清徐继畬（1795—1873）、梁廷枏（1796—1861）等“开眼看世界”的窗口。相较西人独立编译或中西合作编译的著作，以《高厚蒙求》为代表的二类西学文献，是晚清时期国人认识新世界、应对新变局、接引新西学的重要本土思想资源。
方豪较早关注到徐朝俊，他曾介绍徐朝俊《自鸣钟表图法》，称赞该书为“国人第一部关于钟表之著作”。此后，不少学者从科技史角度，分别对徐朝俊在自鸣钟表、天文仪器、星表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具体研究。对《高厚蒙求》进行全面评介者是王尔敏，但他仅利用了《高厚蒙求》四集本，而未利用三集、五集本，且对该书的承前启后性缺乏足够认识，因此拔高了其思想原创性，低估了其历史影响力。本文在前人基础上，重点关注知识的源与流，而非对徐朝俊各项科技成就进行具体评价。首先，根据上海图书馆藏松江《徐氏族谱》，纠正徐朝俊为徐光启后裔的旧说，该谱嘉庆十八年（1813）由徐朝俊本人重修，从中可窥见他的家族世系与西学知识谱系，西学借助家族导入地方社会，将外来知识转化为本土知识；其次，集中探讨《高厚蒙求》的版本、内容与特色，厘清该书的知识来源，重审徐朝俊及其著作的历史定位；最后，《高厚蒙求》是徐继畬《瀛环志略》稿本——《瀛环考略》（1844）的主要参考书之一，但道光二十八年（1848）《瀛环志略》正式刊刻时，《高厚蒙求》却从参考书中消失，《瀛环考略》《瀛环志略》西学知识来源的变化，凸显出二类西学文献在知识传承中的过渡性角色。徐朝俊及其著作上承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下启晚清西学东渐，以血缘与文本为纽带使新旧西学实现了跨时空接榫。
一、 “五代于兹”：徐朝俊家族与旧西学的在地化
徐朝俊原名象俊，字冠千，号恕堂，江苏松江府娄县（今属上海）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岁贡生。他自称：“余先世爱研数理，手造泰西仪器，五代于兹矣。俊于制举业暇，尝从先君子侧闻绪论。”学界普遍据此误认为徐朝俊系徐光启四世或五世族孙，甚至四世或五世孙。
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松江《徐氏族谱》，刻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嘉庆十八年（1813）局部重修，重修部分集中于“世系表”，而重修者正是徐朝俊。徐朝俊称，族谱自乾隆四十八年后已30年未重修，他“恐子姓散处，久而难稽”，于是发单征求各支派信息，但他因为“郡尊延纂《松江府志》，案牍纷繁”，故在其侄徐士恒襄助下，才完成重修工作。该谱徐朝俊一支的“世系表”末尾，还有大量手写续补字迹，最晚记至同治元年十二月，而其他各支均无，因此这些续补当出自徐朝俊后裔之手。
从该谱可知，徐朝俊实为明朝首辅徐阶（1503—1583）嫡弟徐陟（1513—1571）的后裔。徐陟，字子明，号望湖，晚号达斋，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徐陟的曾孙徐孚远（1600—1665）乃“几社六子”之一，他积极参与抗清活动，永历十五年（1661）追随郑成功（1624—1662）至台湾，死后归葬松江。徐朝俊的家族谱系，参见图1：
由于族谱中“世德纪略”（即小传）出自乾隆四十八年本，徐朝俊未作增补，因此该谱缺徐朝俊及其弟的小传，而且小传作者对西学并不熟悉，这给梳理徐氏西学源流增加了难度。早在崇祯十二年（1639），徐孚远、徐凤彩（1601—1657）即参与商定徐光启遗著《农政全书》，书中含有一些西方农田水利知识。松江几社热衷编刻经世书籍，徐孚远、徐凤彩作为几社成员，关心农政并非因为“爱研数理”。从族谱看，徐朝俊所谓“五代于兹”的西学传承始于其曾祖父徐怀瀚（1666—1738）。徐怀瀚本是徐永贞（1651—1674）的族兄徐允贞（1622—1694）第五子，因为徐永贞早亡无后，故被过继给徐永贞。徐怀瀚字蒙泉，号尚少，金山卫学生。据族谱记载，他“十赴省试不售”，于是闭门著书，“自经史以及诸子百家，皆有撰述，手钞口诵，卷帙甚富，力不能授梓。晚作《十三经同文编》，序自述编纂岁月甚详。生平于舆地沿革分合，考古证今，了如指掌，盖尤一生精力所萃焉。尝从友人处借天文书凡百余卷，俾及门同志之士分抄，阅三日夜校录毕，以书归其人，其人讶其速也”。其中《十三经同文编》即《经传同文汇编》，今存抄本，该书卷端题“云间徐怀瀚编，曾孙朝俊汇辑，元孙福、祉校”，因此是经过徐朝俊及其子辑校后的版本。徐怀瀚擅长历史地理，而谱中所言他从友人处借阅、抄校的“天文书”百余卷，虽未罗列书名，但考虑到自晚明以来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知识界的巨大影响，其中当包含一定比例的西方天文学著作，这从徐怀瀚直系子孙多精于西方天文学亦可侧面印证。徐怀瀚对地理、天文的爱好，以及相关藏书，奠定了徐家的西学根基。
徐怀瀚之子翊淦、翊淞、翊渶，均擅长天文数学、制作仪器。徐朝俊祖父徐翊淦（1694—1760），字铭训，族谱称其“惟以著述为事，凡经史、六书及术数之学，皆纂集手钞，盈厢［箱］累箧，至今藏书家犹有存者”。其著述与藏书，今已不得其详。相较而言，其弟徐翊淞、徐翊渶更为知名。徐翊淞（1697—1752），字齐南，族谱称其“好数学，工篆隶”，曾在杭州游幕。徐翊渶（1704—1772），字葆华，号季筹，族谱称其“殚其力于《周髀》盖天之学、测时之仪、勾股之法，以至方书、形家之秘，《参同》《楞严》之旨，旁推交通，洞悉其原委而后已。家贫无以治生，时仿西法制鹤漏、自鸣钟、仪表为薪水资，见者皆诧为神技”。西学已成为徐翊渶在地方社会中谋生、立身之资。乾隆《娄县志》称：“吾郡以制鹤漏、自鸣钟、仪表名者，自翊渶始。”将徐翊渶视为开一郡制造西器之风气者。又据藏书家汪启淑（1728—1798）的《飞鸿堂印人传》载：
徐鼎，字丕文，号调圃，江苏华亭县人，胜国文贞公后裔。父淞，字齐南，潜德不仕，精究象纬，于西洋测量制器之法，无弗洞彻。……弟钰，字席珍，号讷庵，性颖敏，能绍其家学，通勾股算法，凡乐钟、日表及日规扇，神工天巧，悉从十指出，分晷不爽。
传中徐淞即徐翊淞，徐鼎即徐翊淞长子徐世鼎（1735—1784），徐世鼎出继给徐翊淞之兄徐翊濂为后，而徐钰即徐翊淞次子徐世钰（1739—1787）。因此，不仅徐朝俊祖父徐翊淦的后裔，其叔祖父徐翊淞的后裔也精通西学，西学作为徐氏家学已枝繁叶茂。
徐朝俊之父徐世懋（1726—1803），字时乘，族谱称其“好书史与铭训公（按：徐翊淦）略同，而尤明割圆八线之学，如《御制数理精蕴》、梅氏历学诸书，皆能掩卷讲论无漏义。又尝为人疗内外疾，相阴阳宅，转凶为吉，有奇功。善弈棋……所著有《周易便蒙镜》《堪舆燮理镜》，皆嘉惠士林名作也，将付剞劂氏以问世”。《御制数理精蕴》由康熙帝主持修撰，为融合中西算学之作；“梅氏历学”则指梅文鼎（1633—1721）历学书，其兼采中西历法。《御制数理精蕴》及梅文鼎历学书，均主张“西学中源”，代表官方立场，因此其流传不受清中叶禁教政策的限制。实际上，从后文徐朝俊的情况推之，徐世懋的书籍收藏与阅读中，另含传教士著作，但小传作者或并不熟悉，或略而不记，甚或有意隐讳。
徐朝俊育有二子。长子徐炳枢（1785—1839），谱名徐绂，又名徐福、徐宗，字元圃，号佩衡、云岱，道光元年（1821）恩贡。林则徐（1785—1850）任江苏巡抚时，他曾上书请修华亭海塘，林则徐以公帑修之。次子徐绶（1787—1821），又名徐祉，字恺之，号受环，庠生。徐炳枢、徐绶均继承家学，曾参与校梓《高厚蒙求》。
徐朝俊家族五代研习西学、西器，以血缘为纽带，在松江形成了一个在地西学圈。有学者推测徐朝俊可能出自天主教世家，然而，从其叔祖父徐翊渶兼通道教《周易参同契》、佛教《楞严经》，而其父徐世懋擅长“相阴阳宅”等看，他们应未信仰天主教。徐朝俊不仅将家族的西学传统发扬光大，而且对整理族中非西学文献也十分热心，除重修《徐氏族谱》、汇辑徐怀瀚《经传同文汇编》外，他还重抄了徐凤彩《诗经辅注》五卷，该书卷端题“云间徐凤彩圣期父著，男允贞丽冲校正，来孙朝俊冠千重钞”，徐允贞系徐怀瀚生父，而徐凤彩为徐允贞之父。此外，徐朝俊还积极参与整理、出版乡邦文献，除分纂嘉庆《松江府志》外，另曾参与校刊《云间书院古学课艺》《赋钞笺略》（云间雷琳、张杏滨笺）和《樵史》（云间陆应阳辑）等，充分体现出他作为地方文人的身份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徐朝俊虽非徐光启后裔，家中却藏有其书稿。例如今藏浙江省图书馆的徐光启《开成纪要》抄本，是一部未刊笔记，内容以机械制作、金属加工和矿山开采为主，并涉及农、牧、渔、造纸、化工、瓷器烧制和望远镜制作等。其抄校者为松江藏书家韩应陛（1813—1860），据咸丰七年（1857）韩应陛跋文称：“原书系抄本，得之徐恕堂先生家，陈姓持来。”即该抄本是据徐朝俊家传的《开成纪要》抄本转抄。又如嘉庆十四年（1809），徐朝俊曾仿制《泰西水法》中的“龙尾车”：“华亭诸生徐朝俊，承家学，娴浑天理数。嘉庆己巳，制龙尾车，为灌田之用。一车以一童运之，进水退水，无立踏、坐踏之劳。”《泰西水法》是传入中国的首部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书，由耶稣会士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 1575—1620）与徐光启合作编译而成，曾收入李之藻（1565？—1630）辑《天学初函》和徐光启辑《农政全书》等。徐朝俊所制龙尾车，得到时任松江知府唐仲冕（1753—1827）的赞赏，唐仲冕曾刊其图并颁发属县，推广这项技术。这是《泰西水法》成功付诸实践的少有案例之一。
二、 旧西学的总结之作：《高厚蒙求》及其知识来源
“五代于兹”的西学传承，成就了《高厚蒙求》。该书系自著丛书，汇辑了徐朝俊历年所撰科技与地理论著。书中部分内容有别本流传，例如成书于嘉庆元年（1796）的《中星表》，曾收入南汇吴省兰（1738—1810）辑《艺海珠尘》匏集（戊集）。《高厚蒙求》的命名：“高厚”取自“戴高履厚”，“戴高”者为头顶之天，“履厚”者为脚踏之地，而人居于其间。其意与该书内封所盖“明理器法，通天地人”之印相呼应；“蒙求”则指全书定位为初学之阶，徐朝俊称：“阅天学书中作晷之法，翻嫌论说不明，此无他：著撰此种书人，其心极灵而其笔恒不足以达之所由，阐发少而其文晦，讲论多而其意晦，领会难而其义益晦。盖斯道之独少传人有自矣！”鉴于传教士著作晦涩难懂，影响西学知识的传播，因此《高厚蒙求》力求通俗，意在使读者借由该书得窥西学堂奥。又徐朝俊曾执鞭于云间书院，《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三集《日晷图法》自序均署“华亭徐朝俊书于云间书院”，则书中部分内容或曾作为云间书院教学之用，此正合乎“蒙求”之意。
由于《高厚蒙求》是分集刊刻，因此形成了三集、四集和五集本三大版本系统，其中学界较为熟悉的是四集和五集本，而三集本则未得到关注。《高厚蒙求》各集的内容、版本及所参考的汉文西学文献，详见下表：
三集本：其中第一、二集及附录《黄道中西合图》刻于嘉庆十二年（1807），第三集刻于嘉庆十四年（1809）。书末附有《仪器目》，内含徐朝俊识语，此为四集、五集本所无。《仪器目》交代了《高厚蒙求》的刊刻历程与计划：
天文历算之学，有其书又必有其器，顾克明数理者，恒不能作攻金工。余少侍先君子学制举业，辄就炉火兼学钟表，缘识五金从革性情。甲子（按：嘉庆九年，1804年）春，读礼杜门，承先君子弥留时，遗命作种种仪器，谬为数学家见珍。丙寅（按：嘉庆十一年，1806年）冬，复据旧时所闻见及与先君子所参究得心之处，钞撰成编，梓以问世。兹当《高厚蒙求》刊既竣，将挈儿赴秋闱，不得不暂辍是业。因综手造既成之器，而并检存稿所待刊者束置案头，姑俟试归续作。时在天中节后二日。
《仪器目》虽附于第三集末尾，但作于嘉庆十二年端午之后。该年徐朝俊为携子参加江南乡试，将《高厚蒙求》的刊刻暂时中辍。徐朝俊及其二子毕生未中举，此次显然也名落孙山，于是他重操旧业，续刻《高厚蒙求》。
四集本：嘉庆二十年（1815）刻，其在三集本基础上，新增第四集，并将原第三集的《揆日正方图表》移至第四集，改题为《揆日正方图表上》，与第四集新增的《揆日正方图表下》衔接。四集本在后世影响最大，最为学界所知。晚清时期的重印本，例如同治五年（1866）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同文馆铅印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底本均为四集本。
五集本：其在四集本基础上，新增第五集《高弧合表》。《高弧合表》成于道光三年（1823），刻于道光九年（1829）。此时徐朝俊已去世，第五集的刊刻者是徐炳枢，他称：“先君子嗜畴人之学，先后纂《高厚蒙求》凡四集梓行，晚年益殚精竭神，推测校核，成《三景八线表》一册，校定《表度说》一册，《高弧合表》一册。”可惜自己“绵于力，未能合付之梓，谨先刊《高弧合表》为《高厚蒙求》五集，其《八线表》《表度说》容当续而梓之”。然而《八线表》《表度说》均未见续梓，不知其稿本或抄本是否尚存于天壤间。道光十四年（1834），云间徐氏又重新刊印五集本。
徐朝俊及其著作在西学东渐史上恰承前启后：从晚清西学东渐观之，他完全配得上学界所奉“近代科技先驱”称号，但从明清西学东渐的整部历史观之，他更近乎旧西学的总结者，因《高厚蒙求》至少具有四大特色：
首先，徐朝俊广泛汇辑与整合旧西学知识，使《高厚蒙求》成为天文历算、机械制造及域外史地的集成之作。他虽是极少数关注到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1793年访华并记录其事的中国人，但作为地方文人，他难以接触到马戛尔尼、马礼逊等新来华西人，因此其西学知识均来自旧西学体系。他既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爱好藏书、刻书，虽生活在禁教最严厉的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却大量收藏与阅读旧西学文献，包括未刊作品。《高厚蒙求》中明确注明出处的旧西学文献达12种，含《御制数理精蕴》、李之藻辑《天学初函》、李之藻《浑盖通宪图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测食》、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天问略》、汤若望《远镜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天文历法书、王应遴（?—1645）《经天该》、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舆格致略说》、朱注天文历法书和汤若望《恒星出没表》（参见表1）。而《高厚蒙求》所附《黄道中西合图》，徐朝俊虽未注明所参考的汉文西学文献，但基本可确定仿自戴进贤（Ignaz K?gler，1680—1746）《黄道总星图》（1723）。又徐朝俊之子徐炳枢称，徐朝俊曾“校定《表度说》一册”，但因徐炳枢缺乏财力，未能刊刻。《表度说》为熊三拔口授，周子愚、卓尔康笔记，成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徐朝俊或根据实测数据，对其进行了校定。另据学者考订，《高厚蒙求》第三集《日晷图法》中“日晷制法”，很可能源于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口译、孙元化（1581—1632）笔受的《日晷图法》抄本；《高厚蒙求》第三集《星月测时图法》中“造星晷法”“造月晷法”，则与汤若望校、朱补的《日晷图法》中所附“月晷”“星晷”，“从图形和用法上看都基本相同”，很可能参考了该书。而庞、汤二书均未付梓，并罕有抄本存世。
在徐朝俊活跃的乾嘉道时期，对汉文西学文献收藏之丰、阅读之勤，时人鲜有能与他匹敌者。相较当时盛行的、以阮元（1764—1849）为首的“西学中源”说，徐朝俊对传教士及其著作则充满了温情与敬意。例如他称，嘉庆元年（1796）“春夏间，偶检泰西汤若望《恒星出没表》，与列星较对，舛错甚多，此非作者之讹，传写之误也”。又如罗士琳（1789—1853）《畴人传续编》评价徐朝俊道：“所著论皆捃摭成说，随人步趋。尤论五大洲及附载海族、海状、海舶、海道、海产诸说，亦悉本利氏《乾坤体义》，荒远无凭，不足取也。”罗士琳所批评的“论五大洲及附载海族、海状、海舶、海道、海产诸说”，乃指《高厚蒙求》第二集《海域大观》，徐朝俊《海域大观序》称：“吾人戴高履厚，曾沧海一粟之不如，苟第执拘墟之见，则即中国中人物各异，风气各殊，以此语彼，且有未肯尽信者，何论化外之怪怪奇奇？……兹所辑者，第据《职方外纪》及《坤舆格致》《台郡杂志》诸书，薙其理所未可尽信者，采辑成编，聊广闻见。”罗士琳对徐朝俊随传教士“步趋”颇为不满，并将“五大洲”诸说视为“荒远无凭”，而这恰是徐朝俊所指“拘墟之见”。徐朝俊认为：“师承参错，何止中西？但学者苟取众说而折衷其是，既不得是古而非今，又安可是今而废古？”徐朝俊的家学与藏书，加上这种不以中西、古今为是非标准的开放态度，成就了《高厚蒙求》。
其次，徐朝俊借助制器与实测，将西学付诸实践，使《高厚蒙求》富于应用性。制器方面，他认为“天文历算之学，有其书又必有其器”，不懂得制器则难以真正透悟西学。他曾亲自制造自鸣钟及各种天文仪器，并将制作之法图文并茂地撰入《高厚蒙求》。例如陈锦洢赞赏道：“丙戌（按：道光六年，1826年）春，余自都入蜀，于成都市中购得华亭徐先生《自鸣钟表图说》一册，翻阅再四，见其于作法、修法、用法，靡不燎〔瞭〕如指掌。……自时厥后，凡吾家钟表机轴，偶有损坏，皆手自修理，毋庸假手他人矣。”足见徐朝俊之书可操作性很强，而且流通范围已远至四川等地。实测方面，徐朝俊自称：“余所谈天，全凭实测。”此乃他治学之道的自我总结。《高厚蒙求》第三至五集包含大量实测数据，他通过实测丰富并深化了固有的西学知识。
再次，徐朝俊将西学知识与地方社会相结合，徐朝俊及其家族的在地性前文已多有论及，《高厚蒙求》也颇具地方特色。例如该书解释了松江府城与周边地区潮汐时刻的差异，并测量了各时节松江北极出地的圆影、直影和倒影，这与传教士著作多以北京等为中心不同，是一种西学知识的在地形态。作为地方文人，徐朝俊通过制器、著述与讲授等，促进了西学知识的扩散与下渗，可谓西学的深层次本土化。
最后，徐朝俊还将外来的西学知识进行了更适合中国读者的通俗化改编。《高厚蒙求》书名中“蒙求”二字，已足见其用心。该书图文并茂，例如他为方便读者认识天星，专门绘制了《黄道中西合图》，作为《高厚蒙求》附录，他指出：“汉唐以前学士大夫，类皆洞晓天文，洎乎司天专属一家，而究心此道者遂鲜。江左素称才薮，于天学独缺师承，此无他：心畏其难，故讲贯少而肄业恒不及焉。”因此，他“作此《黄道中西合图》，创坊刻旧本所未有，学者第以歌（按：指步天歌、经天该）按图，按图求象”。读者可以一目了然，易于掌握。《高厚蒙求》的简明性，使该书在晚清时期一度成为有经世之志的中国人认识世界、研习西学的阶梯。
三、 二类西学文献的概念及其知识史意义
书籍是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达恩顿（Robert Darnton）曾提出著名的书籍循环交流模型（Communication Circuit），将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作者视为一个环形的循环交流，关注书籍生产流通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影响，使书籍史研究摆脱了简单的“作者—读者”模式，深化了学界对知识传播过程的理解。由于书籍及其所承载的知识有时并非作为整体进行直接传播，因此仅关注书籍自身的生产流通存在不少局限。例如丹尼尔·莫奈（Daniel Mornet, 1878—1954）在18世纪私人藏书拍卖目录收集汇总的2万册图书中，只发现了1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社会契约论》，那么《社会契约论》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否被高估？正如达恩顿所指出的，莫奈“忽视了《社会契约论》通俗本，尤其是卢梭《爱弥儿》第五卷内的通俗本，在法国大革命前就是毋庸置疑的畅销书”。因此，研究《社会契约论》的传播史，仅关注《社会契约论》自身的生产流通远远不够。
同理，在明清西学东渐史中，汉文西学文献也存在丰富的层次性。如果将西人独立编译或中西合作编译者视为一类西学文献，则国人在一类西学文献的基础上摘录、吸收、阐发等而形成的作品，可视为二类西学文献，由二类西学文献还可衍生出三类西学文献，以此类推。在明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二类西学文献的影响在某些时期甚至大于一类西学文献。一方面，从出版与流通看，一类西学文献很多是教堂刻本，普通读书人如果和传教士、中国教徒等缺乏接触，则获取相对不易，而二类西学文献同传统书籍在出版与流通上并无分别，受宗教、地域等限制较少；另一方面，从阅读与接受看，由于二类西学文献较一类西学文献进行了更多中国化改造，并将其从原初的外来性、宗教性等的文本与语境中剥离，因此对普通读书人而言，语言及文化的亲缘度常更高，知识传播的阻力相应减小。以西洋医学心、肝、脑“三贵”说为例，范行准注意到：
清季会稽赵彦晖（晴初）见钞本医书《彻剩八编·内镜》有引以智《小识》三贵之文，而谓其说与合信氏《全体新论》、王勋臣《医林改错》略同，皆为医家所当参阅，以目稽胜于悬揣也。（详见《存存斋医话》卷一页十五至八）固亦由衷之论，惜彦晖未知其文本之《小识》，更不知《小识》之文本之《主制群征》也。
换言之，西洋医学知识经历了汤若望《主制群征》→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刘思敬《彻剩八编·内镜》→赵彦晖（1823—1895）《存存斋医话》的层层“转贩”过程，《主制群征》是一类西学文献，后续各书则是二类乃至三类、四类西学文献。无论缺少任何一环，这个知识链条均是不完整的。因此，关注二类西学文献，在知识史上至少有三层意义：
首先，只有意识到二类西学文献的存在，才能避免将二类西学文献误作一类西学文献，而忽略其知识源流。由于各类西学文献常被不加区分地混杂使用，因此厘清知识的层次非常关键。例如《高厚蒙求》，通过梳理其所参考的汉文西学文献，可以避免将该书的原创性过分拔高，从而将其安放于应属的知识传承谱系中。
其次，长期以来，由于哲学史、思想史在西学东渐研究中的强势地位，学界倾向于重视原创性、思想性更高的一类西学文献，而将二类西学文献目为辗转稗贩乃至剽窃之作。实际上，二类西学文献对一类西学文献的节选、改编等，是知识的再生产过程，虽然其水平有高下之别，但无疑融入了二类西学文献编著者的理解与思考。例如《高厚蒙求》即被金华数学家张作楠（1772—1850）目为抄掇之书，他评论《高厚蒙求》“由抄撮而成，于步算本原未能洞彻，抵牾甚多。除《钟表图说》系徐氏专门，无关历学。《海域大观》系摭拾艾儒略、南怀仁、陆次云诸家之书，取盈卷帙。又《经星主占》疑系坊贾羼入，以眩俗眼”。实则并非如此，该书是徐朝俊家族五代人钻研与实践的结晶，是西学在地化的代表。
最后，二类西学文献会影响下一级读者的知识结构。当读者无法直接接触到一类西学文献时，二类西学文献便成为西学信息源，在知识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下文以《高厚蒙求》为例，着重分析此点。
四、 从《瀛环考略》到《瀛环志略》：作为二类西学文献的《高厚蒙求》
《高厚蒙求》是典型的二类西学文献，在当时和后世均颇有影响，并非“后人鲜能重视……仅有道光后期粤东大儒梁廷枏颇有参阅，此外则乏见引申”。尤其在19世纪40年代，正值中国门户初开，一方面有经世之志的读书人对西学需求旺盛；另一方面新西学又输入极少，获取不易，难以满足知识需求。因此，旧西学作为“本土”西学资源，重新回到国人视野，《高厚蒙求》等二类西学文献乘隙填补了当时西学知识的空档。除梁廷枏《海国四说》（1846）曾征引《高厚蒙求》外，更早者，徐继畬在其名著《瀛环志略》的前身《瀛环考略》自序中称：
道光癸卯（按：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闻见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环考略》。未得其详，故名之曰“略”也。
可见《高厚蒙求》是徐继畬撰写《瀛环考略》的主要参考书之一。从这份参考书目看，徐继畬的域外知识来源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新西学，主要来自新教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二是旧西学，来自二类西学文献《高厚蒙求》；三是中国本土的域外知识，《海国闻见录》《西域闻见录》《海岛逸志》均出自清人之手，主要根据行迹等写成。第一层知识虽然最新，但第二、三层知识对中国读书人而言，获取难度更低，文化亲缘度更高，它们构成徐继畬的知识底色，并影响他如何去理解新西学。
具体到《高厚蒙求》，由于与西学渊源颇深，以致徐继畬竟将徐朝俊目为“泰西人”。换言之，他将二类西学文献误为一类西学文献。《瀛环考略》中明确注明出自《高厚蒙求》者共四条，其中第一条简述了欧洲人发现美洲的历史，而后三条均涉及墨瓦蜡尼/泥加（澳大利亚），尤其值得关注。艾儒略《职方外纪》（1623）是旧西学文献中最早详细介绍墨瓦兰（今译麦哲伦，Fern?o de Magalh?es, 1480—1521）环球航行及墨瓦蜡尼/泥加者，《高厚蒙求》的相关内容即转录自《职方外纪》。借助《高厚蒙求》，旧西学知识被再次激活并转贩至《瀛环考略》。
但徐继畬对《瀛环考略》并不满意，他在致山西同乡、地理学家张穆（1805—1849）的信中称：“海图前稿舛陋不足观，数年来于泰西人所刻杂记，得即摘录，其书皆俚不成文，而事迹颇有可采。每与夷官接晤，辄询以西国事，亦多有新闻。”因此，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刻《瀛环志略》时，随着新资料的增加，该书的域外知识来源已变为：
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从徐继畬的新版自序及正文征引书目可知，相较《瀛环考略》，《瀛环志略》的域外知识来源已大幅更新，原《瀛环考略》域外知识来源的三个层次中：新西学的权重越来越高，占据主体地位，以致在新版自序中，徐继畬仅提及新西学，而未再提及第二、三层次的域外知识；中国本土的域外知识，《海国闻见录》《西域闻见录》《海岛逸志》虽然征引的频次已大幅下降，但仍然在列，同时新增了《汉书》《后汉书》《海录》《薄海番域录》等参考书；而旧西学部分则发生较大变化，作为二类西学文献的《高厚蒙求》彻底退场。以关于墨瓦蜡尼/泥加（澳大利亚）的两条记载为例：
从表2可知，此时徐继畬已获观艾儒略《职方外纪》原书，因此一类西学文献《职方外纪》取代了二类西学文献《高厚蒙求》。从《瀛环考略》到《瀛环志略》，《高厚蒙求》从主要参考书到完全退场，虽仅短短四年时间，却生动反映出徐继畬等国人西学知识的演进脉络，以及二类西学文献在知识更替中的承前启后作用。
徐继畬并非孤例，林则徐、曾纪泽均藏有《高厚蒙求》。张之洞《书目答问》将算学家分为“中法”“西法”和“兼用中西法”三类，而徐朝俊被列入“西法”类。此外，嘉庆十年（1805）进士李兆洛（1769—1841）的《赤道经纬恒星图》，郑复光（1780—1853后）的科技著作《费隐与知录》（1842）与《镜镜詅痴》（1847），道光元年（1821）举人俞檀的经学著作《易学管窥》等，均曾征引《高厚蒙求》。
《高厚蒙求》在晚清多次重印，作为旧西学的总结之作，该书在新西学时代仍颇有市场。其中光绪十三年（1887）同文馆聚珍板尤其值得关注，同文馆是晚清培养西学人才的重要机构，表明《高厚蒙求》此时仍被视为重要的西学参考书之一。又如光绪六年（1880）上海扫叶山房在《申报》连续刊登售书广告，其中有“原板《高厚蒙求》，新增西法并图”，则扫叶山房也曾发售《高厚蒙求》，并以“西法”作为宣传卖点。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前后，上海江左书林又于《申报》连续刊登《高厚蒙求》售书广告。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二类西学文献再次高调复出。
《高厚蒙求》还产生了多种衍生文本，可谓三类西学文献。例如吴县王蕴香所编《域外丛书》（1842）和《海外番夷录》（1844），由十部关于域外知识的文献辑录而成，《高厚蒙求摘略》为其中之一。《高厚蒙求摘略》共四叶，内容摘自《高厚蒙求》第二集《海域大观》，主要摘录其中涉及域外动植物者，尤其是“海族”的部分，如“把勒亚鱼”（鲸鱼）、“刺瓦而多”（鳄鱼）等，而这些内容系徐朝俊转录自《职方外纪》。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瑬（1786—1843）《海外番夷录》序称：“近世多博闻强识之士，其著述每长于舆地。……然其书往往详于中国，略于外洋，岂以耳目所不及，遂存而不论欤？方今烽烟告警，有志者抱漆室忧葵之念，存中流击楫之思，外洋舆地不可以弗考也。”鸦片战争后，清朝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冲击，王瑬、王蕴香等有经世之志的读书人，迫切希望认识外部世界，却苦无著述可考。王蕴香虽博闻强识，但仍未能直接获见《职方外纪》等一类西学文献。通过《高厚蒙求》等二类西学文献的转贩，旧西学知识得以间接传播，成为他们应对新变局的重要知识来源。同时，《高厚蒙求》不仅在汉人中颇有影响力，而且还出现了蒙文摘译本，内容主要摘译自《高厚蒙求》初集《天学入门》。
更令人惊异的是，约嘉庆二十三年（1818），竟有人将《高厚蒙求》等抄撮成书，伪托为晚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之作。伪托本题《理法器撮要》，因被汇编入《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在学界流传甚广。《理法器撮要》共三卷，分理卷13篇、法卷3篇和器卷12篇，其中理卷有7篇半抄自《高厚蒙求》，器卷有11篇抄自《高厚蒙求》，而且均是原文照抄，仅粗加删改。这与徐继畬将《高厚蒙求》误为泰西人之作，可谓异曲同工，反映出嘉道时期西学文本和知识的混杂状态。
余 论
梁启超指出：“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但自雍正元年（1723）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学界和外国学界断绝来往已经一百多年了”，“西学中绝”。以汉文西学文献而言，断裂确实存在，例如本文中徐继畬、王蕴香等一度难以直接接触到艾儒略《职方外纪》，只能转手于二类西学文献《高厚蒙求》。又如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所绘汉文世界地图，虽在明末清初时期带来了一定思想冲击，但对姚莹（1785—1853）而言，却是新知。姚莹《康纪行》称：利玛窦世界地图“在内府未出，变乱后，莫知所在；今惟传艾儒略圆图一、方图四，亦曰《万国全图》”。而南怀仁《坤舆全图》，则“莫有究其说者”。再如李之藻《天学初函》，魏源《海国图志》称：“《天学初函》诸书，未之见也。”这些所谓“开眼看世界”者尚且如此，足见西学文本与知识的断裂确实普遍存在。
然而断裂又是相对的。入清以来，薛凤祚（1600—1680）、王锡阐（1628—1682）、梅文鼎、梅瑴成（1681—1764）等一批本土历算学家逐渐崭露头角，他们在借鉴西方历算学的基础上，尝试将中西历算学融会贯通。风气所至，徐朝俊曾祖父、金山卫学生徐怀瀚也开始钻研历算学。乾嘉时期，历算学进一步融为朴学的一部分，其传播虽受到“西学中源”说干扰，却循此进入中国主流学术——经学的脉络，并下渗至地方社会。五代研习西学、西器的徐朝俊家族，即西学在地化的宝贵案例，徐朝俊本人也被誉为“朴学别情”。西学世家与蒙书在地方社会的出现，是西学由外来专门之学迈向本土日用之学的表征之一。
思想既受制于政治、宗教，又独立于政治、宗教，西学在清代中国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在谈思想史的问题的时候，除了注意山峰与山峰之间的风景，还应注意从河谷一直到山峰间的立体图景。”相较《职方外纪》《瀛环志略》等经典文本，作为无名之辈的无名之作，以《高厚蒙求》为代表的二类西学文献犹如两峰间的河谷，并不引人注目。它们虽常被后人贴上“抄撮”等标签，却是新旧西学间的津梁，它们保存和发展了旧西学，培养了部分中国文人对历算、舆地等的学术兴趣。借助血缘与文本等纽带，旧西学在断裂中维持着传承，为新西学的输入奠定了知识基础。
如果说“近代中国一个突出的时代特性是古今中外各种时空因素的多歧互渗”，那么晚清西学东渐的一大特色则是新旧西学的跨时空交错。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有经世之志的中国人开始产生深刻的危机感和认识外部世界的迫切感。但当时中国社会却出现了西学知识的空档，由于新西学文献的数量与流通范围有限，难以满足需求，因此旧西学文献作为中国“本土”的文本与思想资源被调动出来，大量单刻本、丛书本及抄本纷纷涌现。例如金山钱熙祚（1801—1844）辑刻的《指海》（1843）与《守山阁丛书》（1844）两套大型丛书，所收旧西学文献达11种。除一类西学文献，像《高厚蒙求》这样更为本土的二类西学文献，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曾发挥重要的过渡性作用。新旧西学文献及其中的一类、二类西学文献，共同形塑了徐继畬的西学观。晚清士人的西学“知识仓库”中，理应有它们各自的位置。
正如《瀛环志略》稿本与刻本间西学知识来源之变，晚清时期随着新西学的大量输入，旧西学（特别是旧西学中二类西学文献）渐次退场。例如洋务派的冯桂芬已开始讥讽魏源《海国图志》杂取旧西学文献的做法，称《海国图志》“以林文忠公所译《四洲志》为蓝本，不宜转取从前之《职方外纪》《万国全图》等书以补其所无，不几以《春秋》《列国》补《战国策》乎”？认为魏源以旧西学补新西学，导致时代与知识混乱。但西学知识的新陈代谢并非一蹴而就，甚至《高厚蒙求》这样的二类西学文献，光绪年间仍被同文馆、扫叶山房、曾纪泽等所重视。
新旧西学的知识脉络是极其宏大的议题，非一篇小文所能囊括。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刘鸿翱（1778—1849）即将徐继畬《瀛环志略》与南怀仁《坤舆全图》并举，开始构建从旧西学到新西学的知识序列，但中间的一百余年则被跳过。若欲真正改变新旧西学的隔阂状态，必须深入历史的断裂与模糊之处，观察新旧西学间的具体演进路径。本文通过个案研究，完整展示了徐朝俊家族五代研习西学、徐朝俊撰著《高厚蒙求》、徐继畬对《高厚蒙求》的使用与弃置之动态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二类西学文献概念，旨在补全新旧西学间的缺失环节，进而为理解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提供一些本土与地方视角。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