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中国把握住了人民币走出去的契机，大力度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对国际空间的拓展，必须把握节奏，按照总体目标与规划，配合国家战略整体推进。
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通过放松管制、推进政府间货币互换协议等方式大力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香港离岸市场建设、人民币回流渠道建设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截至2011年8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达609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在2010年底时只有3149亿元，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底则不足600亿元，两年多时间已经增长了10倍。与香港人民币存款市场发展相吻合的是香港人民币资产市场的发展。截止8月份，2011年在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总额已超过700亿元人民币，年内可能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央行还推出了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FDI）政策。在汇率方面，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CNH）和无本金交割市场（NDF）均交投活跃。
此外，中国央行力推的人民币贸易项下跨境结算规模也大幅发展。2011 年上半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达到9575.7亿元，同比增长13.3倍。业界担心的出口收款、进口付款比例也收缩至1:2.9，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口与出口不平衡的状况有所改善。
综合来看，可以说，在跨境人民币结算以及推进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等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所谓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使人民币逐步成为贸易和资本项下的结算货币、金融交易项下的计价货币、国际储备项下的核心货币。这是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均需要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短期内不应有过高奢望，更不能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从当前国内外局势来看，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环境与2008年已经完全不同，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人民币国际化的方略。
从外部环境来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众多人士以百年危机的逻辑判定，美国用全球的资金流入支持其本国国民消费的模式将难以为继，美国将被迫放弃这一模式，其表现将是美元货币地位下降甚至大幅贬值，以及美国再工业化。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2010年5月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避险资金仍然青睐美国和美元市场。从短期看，美国模式仍然可以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和军事优势仍使其有能力维持这一模式。这意味着，美国将继续维持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继续享有货币垄断霸权地位。实际上，美元指数一直没有跌破2008年危机时所创造的70点低位，反而是在欧债危机频频爆发的背景之下多轮上涨，即便在2011年8月标普下调美国国债长期评级之后也不例外。
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符合美国的国家战略，这也意味着美国有充足的动力遏制其他货币的崛起。美国已经把中国锁定为下一代战略竞争者，采取遏制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符合其利益。事实上，美国遏制人民币国际化的方略已经启动。自2008年危机之后，原本太平的东亚地缘政治局势突变。2010年3月的天安舰事件、11月的延坪岛炮击事件，让韩国和日本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政治合作，东北亚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已经举步维艰；此外，美国还高调介入南海问题，频频发表新论。菲律宾、越南甚至日本、印度均入局南海问题，使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蒙上了阴影。
众所周知，从中国的贸易格局来看，中国对于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这有利于人民币对外输出。东亚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天然阵地，更是构建人民币货币区的必经之地。但是，美国主导的东亚地缘政治变局，事实上阻挡了人民币在东亚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国际化的进程。
从内部环境来看，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一枝独秀，这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强势，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但是进入当下，房地产、民间融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问题此起彼伏，在全球经济增长停滞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放缓。如果此时大幅度放开资本项下管制，非常容易被国际投机资本乘虚而入，催生外生性经济金融危机。目前，海外（尤其是香港市场）已经形成了人民币贬值预期。2011年10月初，CNH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价格急贬，最高至6.56，而此时境内汇率仅为6.36，差距之大令人咋舌。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俗称“点心债”）市场也出现了猛烈的下跌。
目前，美国至少有两个策略选项：一是直接推动海外人民币贬值，引导国内海量外资变现退出，引爆国内经济泡沫，催生国内经济危机；二是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升值，借助中国政府“换届经济”的效应，再一次推高房市，将中国经济泡沫的势能拉到一个新的高度，之后再突然引导人民币贬值，造成更大能量的经济危机。前者的效应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者的效应则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日本，均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深度伤害。
在这种内外新局之下，人民币如果进一步大幅放开，无疑会使海外政治经济势力做空中国的杠杆进一步放大。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节奏应做出主动调整，由侧重于进攻转换为侧重于防守，等一等、缓一缓、看一看方为上策。
美欧演绎仍将给人民币国际化以机会
等一等、缓一缓、看一看，并不意味着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看淡。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仍将是大势所趋，人民币国际化的前途依然光明。这源于三个基本判断。
其一，美国模式终将瓦解。目前美国还能维持其固有模式，是源于它相对于欧洲、日本等国的“比差效应”，美国只是相对实力上升，并非绝对实力增强。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当美国绝对实力下降、实体经济虚弱时，源源不断流入其国内的货币不再是“蜂蜜”，而是“毒药”，只会在虚拟经济层面催生一个又一个的泡沫，而泡沫扩大到一定程度必然要破灭。为救助本轮金融危机，美国和全球各国注入了海量货币，目前这些货币大部分已经蛰伏于美国市场，暂时处于“休眠状态”，一旦美国模式重新启动，这些复活的“甲士”便会迅速重启逐利的基因，推动新形式金融泡沫的复活，酿成新一轮更惨烈的危机。因此，在美国绝对实力下降的大历史背景下，美国虽寄望于重温旧梦，但无奈时过境迁，美梦无法长久。
其二，欧元区将长期动荡。欧元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统一。在经济层面，欧元区形成了货币联盟，共同使用欧元。但在社会治理结构层面，却是各个国家各自为政，各国拥有独立的议会、政府、财政、外交、甚至军事力量。即经济层面是一个共同体，政治层面却是若干独立政体。目前看，这一基本矛盾在中短期内无解。欧元区经济与政治的不协调将长期存在，欧元动荡将长期存在。
其三，国际货币体系终将浴火重生。现存的（以美元为主导的）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性矛盾已经无法调和：美国实际履行了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责，但其货币政策却只关注美国自身，在全球与美国的经济周期相背时，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逆向效应”只会破坏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构建以多元本位货币为基础的新一代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也已经成为除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的共识。尽管新一代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会历经磨难，但终将在反复经历金融危机、美国绝对实力螺旋式下降的大的历史潮流中获得新生。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个战略机遇期必将来到，且不会太远。
调整节奏不是什么都不做
做好防守、调整节奏，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人民币国际化大方略依然有重要的基础工作需要夯实。未来可以继续围绕构建“亚洲人民币市场”这一中心目标前进。首先，应继续推进人民币贸易项下跨境结算、边贸人民币现钞往来等工作，使在亚洲区域流通的人民币达到更高的数量级。其次，对于资本项下，在总量额度控制的前提下，推动人民币双向流动，建设人民币回流渠道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已经推进了人民币FDI机制，此前市场热议的境外人民币通过在港中资证券及基金公司投资A股市场（小QFII）等政策也可以成为政策选项，但都应以额度管理为前提。再次，人民币国际化将与中国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相伴相生。应继续支持中国银行业到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亚洲地区开展业务，尤其是开展人民币的同业清算和离岸贷款业务，推动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形成自我派生机制，“亚洲人民币市场”可以在海外自我造血、自我生根。最后，在政府层面，尤其是央行层面，应继续推进货币互换、清迈协议多边化等工作。这些工作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性工作，在防守期应加紧推进，为下一阶段奠定坚实的基础。
向西：开辟人民币国际化新战场
向东南亚发展的“人民币东盟战略”很容易受到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干扰，人民币国际化方略还应该向西，在另一个方向上开辟“第二战场”，推动东西两翼互补发展。
在西向上，有俄罗斯、中亚、中东等国家，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石油等初级品，并出口工业品。这一地区的主要国家均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或者观察员国。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中国加强能源进口陆上通道建设，中国与西部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正在加深，有地区也已经提出了面向西部周边国家的开放战略。
事实上，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目前，中国央行已经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蒙古等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其中，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为上合组织成员国，蒙古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白俄罗斯为上合组织和平伙伴国。而俄罗斯本身也有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动卢布成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强烈愿望。
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元成为全球核心货币，在于石油等资源品以美元计价，美元是某种程度上的“石油本位币”，因而成为全球本位币。在中国的西向周边，俄罗斯、中亚、中东地区均是全球主要的石油出口国，而中国本身是全球最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双方具有强烈的经济互补性。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向西突破石油国家，与卢布等西向国家的货币一道成为主要石油计价和结算货币，就能极大地提升人民币的货币地位，构建起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战场。
因此，在东盟之外，向西开辟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战场”，将是当前人民币新“防守”方略里的“进攻”策略，也符合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战略构想。
（作者：中信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