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全球产业链呈现出明显的重构趋势：中美之间的直接联系减弱，但间接联系在明显修复甚至有增强趋势。
这得益于中国对其他中间国家的出口上升、中资企业在中间国家的产业布局增加，以及美国最终需求转向这些中间国家。所以，中间国家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在上升，同时对美国的出口依赖也在上升。
在这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之下，人民币和美元对中间国家的影响力可能同时表现出上升，但也存在此消彼长的可能性。笔者从该角度进行观察，并指出产业链重构给人民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美贸易的直接联系减弱间接联系增强
近年来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持续下降。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数据，2017年中国在美国全部货物进口中的占比为21.6%，2022年下降至16.6%，2023年1—10月该占比进一步降至13.9%。2023年以来，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被墨西哥、加拿大赶超，成为美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国。
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地位确实有所弱化，但从全球来看，中国出口的份额仍然保持稳定，甚至出现上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2022年中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为14.4%，较中美经贸摩擦之前的2017年还上升了1.7个百分点。2023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虽然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是出口形势仍然好于周边的韩国、越南等经济体。2023年中国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仍然可能保持稳定甚至偏强。因此，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并未改变。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17—202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仅增长1/3，从4300多亿美元上升到5800多亿美元。同期，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增长了约40%，对欧元区的出口也增长了70%，对东盟的出口更是增加了将近1倍，从2800亿美元上升到5700亿美元。可见，中国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出口显著增长，巩固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
这也表明，伴随着中国企业的海外布局过程，中国与东盟等中间国家的生产网络联系在不断增强。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在中美之间直接关系弱化的同时，两者间接联系（即增加值口径）仍然稳定。
这点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基于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得到，2017年美国货物进口的增加值当中，中国占比为21.7%，2018年受到双边经贸摩擦的影响，该比值下降至17.7%，但是在2022年又恢复到了21.0%[1]。可见，中美直接联系减弱的同时，间接联系实际上得到了修复，甚至恢复到了接近2017年的占比水平。
产业链重构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机遇：中国生产网络在扩展
关于货币交易网络和国际分工网络的关系，徐奇渊和李婧（2008）进行了阐述[2]。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三种网络关系：
最顶层的是货币交易网络，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对应于其货币交易网络的大小。
中间层是国际商品的交易网络，正是因为有了对应的商品交易，才会有对应的货币支付结算以及对冲汇率风险等各种衍生金融交易。
最底层是国际生产网络、国际分工网络，有了特定的分工格局，就有了对应的商品交易网络。
一旦形成了最底层的国际分工格局，在中间层就有对应的全球贸易体系，在最上层就有对应的货币、金融交易需求。这意味着，当底层全球产业链发生重构，对应的商品交易网络和金融交易网络都会发生相应的系统变化，当然三层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能存在一个明显的时滞或者惯性。
回到前文讨论的问题，在经济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重构，此时东盟等经济体作为中间缓冲地带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发挥了桥梁的作用。东盟在其供给端（进口渠道）与中国、在其需求端（出口渠道）与美国的经贸联系同时增强。如果中国国内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保持良好势头，那么中国与东盟之间有望实现错位竞争、良性竞争的发展关系。随着东盟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影响力将进一步在区域得到拓展，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区域化的发展空间。
当然，由于中间国家在供给端增加了对中国依赖的同时，在需求端增加了对美国的依赖，人民币和美元对中间国家的影响力可能同时表现出上升。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2018年初的中美经贸摩擦之前，国际支付当中美元、人民币的占比分别为40%左右、1.7%左右，而到了2023年12月，两者占比分别上升到了47.5%、4.1%（见图）。其中人民币占比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拉升了2.4个百分点，而美元占比则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其上升幅度更大，达到了7.7个百分点。
这其中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干扰因素，比如美元金融周期、全球经济周期、乌克兰危机等等，但是全球产业链重构显然是其中更具有趋势性的长期影响因素。
产业链重构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挑战：“三角贸易”的潜在制约
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中间国家在需求端与美国等经济体的关系将更为密切。特别是东盟这样的国家，其在承接中国产业迁出的同时，在出口端与美国等经济体的联系更为密切了。历史上，日本产业链迁出的结果是形成了“三角贸易”，后来日本经济学家也观察到，这种“三角贸易”实际上成为制约日元国际化的一个结构性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要注意吸取当年日元国际化当中“三角贸易”的教训。
举例来说，当年日本也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减少日美经贸摩擦的压力，将工厂转移到中间国家（比如说泰国），但泰国工厂最终还是要将产品卖给美国。而泰国企业缺乏定价权，美国企业往往选择以美元来计价和结算。
同时，由于泰国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没有一个具有充分流动性的外汇衍生品市场，无法进行汇率风险对冲交易，所以从日本母公司的角度来看，只能把对冲汇率风险的交易交给在东京的总部来做。为了减少汇率风险，日本母公司与泰国子公司的交易也会以美元计价和支付。
在日本公司的这种内部安排下，所有汇率风险都转移到了东京金融市场，从公司角度来看这样的举措最有效率，也最经济。但从宏观角度来看，日元的国际使用受到了明显的抑制，日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面临玻璃天花板。上述案例表明，日本-泰国-美国这种三角形分工格局决定了对应的“三角贸易”，并进一步使得日元国际化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从过去多年的情况来看，我国产业链外迁的过程中也已经呈现出了一定的“三角贸易”特征。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联系减弱，但间接联系增强。而这种“三角贸易”特征可能会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一定的潜在制约。
因此，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投资、中间品贸易联系在加强，跨境使用人民币的可能性在上升；另一方面，“三角贸易”这种结构性问题可能对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产生一定的制约。
总体上，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要扬长避短、顺势而为，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驱动力，减少对“三角贸易”的过度依赖。从这个角度来看，扩大内需的战略非常关键，一定要发挥好我国超大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我国的市场规模优势十分突出，保持这个优势要求其必须保持相当的经济增速。
同时从区域一体化的视角来看，与北美、欧洲相比，当前东亚地区对于外需的依赖度过高。日元国际化的经验和教训也提醒我们，不但要从我国自身视角来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需要在亚洲区域推动形成供-求循环的国际区域循环网络，使得亚洲区域的经济循环体系更加具有闭环特征，这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也有助于推动区域内国家货币的更多使用，为区域的货币金融合作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图片
注：
[1] 马盈盈，根据截至2022年的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ADB-MRIO）进行的计算。
[2] 徐奇渊、李婧，《国际分工体系视角的货币国际化:美元和日元的典型事实》，《世界经济》，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