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投资联系不断紧密。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加速，双方在贸易与产业链上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南亚经贸联系的紧密，既体现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加深，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向东南亚的产业转移。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将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
一、中国和东南亚经贸联系日趋紧密
在过去十余年间，中国与东盟双边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持续上升，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也在2020年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2年全年东盟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金额达6.52万亿。
中国与东盟同处的亚太地区经贸一体化程度在近年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在许多领域的一体化水平已经和欧盟较为接近。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21年末发布的《亚太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指数报告》，亚太区域的一体化程度在贸易投资领域有较大提升。在贸易领域，以区域内贸易占比作为衡量指标，亚太地区的区内出口和进口占比分别为59.0%和65.9%，仅略低于欧盟的64.9%和67.7%，高于北美的46.7%和31.9%，也高于其他区域。在直接投资领域，以区内直接投资占比作为衡量指标，亚太地区区内直接投资占比为52%，略低于欧盟的54%，显著高于北美在内的其他区域。
东盟国家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潜在投资目的地。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IU）最新发布的《中国全球投资指数（China Going Global Investment Index）2023》报告，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最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前十名中，东盟国家占据五席，其中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分列前三位，泰国和越南排第五和第六位。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包括稳健的宏观经济环境、具备优势的人口结构和财富结构、充足和多样化的自然与战略资源、相近的文化、价值链上的紧密关联等。根据商务部《202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相关数据，2021年，中国大陆流向亚洲的投资为1291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1.6%，对东盟10国的投资197.3亿美元，占对亚洲投资的15.4%，如果不包括对中国香港的投资，对东盟10国的直接投资占对亚洲投资的73%。2021年直接投资前三大目的国分别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前三大行业分别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对于投资者吸引力的这一视角出发，中国与东盟未来在经贸层面的关系还将进一步紧密。
二、互补和产业转移特征并存
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紧密的背后，存在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双方经贸关系的紧密会否带来产业加速转移，这一问题在中美经贸摩擦 、俄乌冲突、产业链碎片化等背景下更为凸显。事实上，这个问题可能具有两面性，即一方面，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紧密的背后反映出双方的互补性增加，另一方面，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加强、出口的上升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产业转移的部分。
总体来看，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互补性在东盟不同国家有不同特征。从主要东盟国家的情况来看，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互补性主要体现在其作为商业和金融的枢纽，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较好支持作用，无论是在当地开展业务，还是以新加坡作为基地开展东南亚业务，新加坡都是很好的选择；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的互补性主要体现为印尼的关键矿产、相对较大的经济体量、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以内需为导向的广阔的国内市场；马来西亚、泰国是传统东盟制造业发展较领先的国家，越南则是新兴制造业国家，它们在价值链上下游上与中国的互补性较强。
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竞争关系。东盟和中国在出口产品上存在较大的同质性，在第三方市场上呈现竞争关系。例如，以2020年美国进口的前十大逆差产品（2位码）来看，逆差产品主要集中于各类机器设备和机械产品以及服装、鞋类、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也主要是中国和东盟对美出口的关键顺差产品。此外，在大国博弈背景之下，东盟的战略地位也上升，各主要国家均加大力度在东盟开展经济战略部署。
笔者此前曾对中美贸易摩擦时期中国对越南的出口进行了分解，以中越情形来看，二者既具有竞争性也具有互补性。越南作为中国出口目的国的重要性显著上升，目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韩国，但它与中国传统的贸易伙伴并不相同，从竞争视角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冲击和产业链加速转移是中国对越南出口加速的原因，但是产业转移本身早于中美贸易摩擦开始时间，且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主要反映中国自身产业转型升级特征以及越南在国际贸易分工和参与国际贸易规则中所处的有利地位；从互补视角来看，中国向越南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使得中越间在国际分工上的关系更为紧密，中国企业对越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是带来中间品出口上升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传统出口目的国中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价值链国家也有所不同，前者是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为主导的价值链构建 ，而后者则以日韩企业在华投资为主导构建。根据我们的测算，2019年中美经贸摩擦期间，互补效应虽然仍是中越贸易的基础，但中越竞争效应所引致的合计出口规模在所有出口中占比过半。
三、产业转移与货币国际化——机遇与挑战
产业转移对一国货币国际化有何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机遇和挑战两个视角展开。
从机遇来看，如果产业转移是有序的，也就是基于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基于各国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那么这种情况下相对低端的产业向外转移对应的是一国向价值链的上端攀升，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增强。这种有序转移可被视为一国实现的产业升级。从微观机制来看，这意味着企业作为贸易主体的议价能力提升——这种能力也将同时反映在贸易品的计价和支付的货币选择上，从而带来一国货币国际化潜力的提升。更进一步的，货币网络是贸易网络的映射，产业升级将带来一国在全球分工网络中节点重要性的增强，从而在国际分工中具有更加强势的地位，继而带来货币国际地位的提升。
从挑战来看，如果产业转移是无序的，或是超出现有发展阶段的加速转移——例如来自于政策冲击，或是对一国经济前景的不看好，那么产业转移将带来一国贸易竞争力的下降，甚至产业空心化。在这种情况下，产业转移显然对货币国际化不利。此外，还需要关注另一种挑战。即使产业升级顺利，经济体已经处于价值链的上端，最终需求的缺失也还是会使一国的货币国际化存在上限、遇到瓶颈，构成对货币国际化的挑战。从日元国际化后期遇到的问题就部分与此相关。日本虽然在东亚地区的“雁阵模式”中居于上端，但东亚产业链仍主要围绕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建立，而日本本国因为市场规模有限，并不能成为价值链需求端的主要驱动力，大量最终需求并非以日元计价，从而制约了日元国际化的潜力。还需要指出的是，日元国际化时期价值链仍相对简单，因而对于指导当前的货币国际化并不完全适用。全球价值链在近年来的蓬勃发展使分工更为细化，也更加分散于不同国家，在此种情形下，对于载体货币的需求上升——也就是更倾向于选择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货币用于价值链上各个环节，从而降低汇率风险。
四、产业转移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综合上节的分析框架，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日趋紧密、产业转移和升级持续发生、互补和竞争关系并存的背景之下，人民币国际化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
机遇方面，中国与东盟之间紧密的经贸关系总体是反映了产业链的有序转移。从一个较长期的历史情形来看，东亚地区的产业转移遵循雁阵模式，即按照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中国的方式进行产业转移，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部分突破了产业转移的顺序，某种程度上先于一些东盟国家实现了产业升级，因此，当前东亚地区的转移模式更类似于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东盟国家。从中国出口获取的附加值的情况来看，中国在东亚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显著增强了：根据OECD-WTO的TiVA数据库，从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来看，2006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约为73.2%，202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81.3%；从全球视角来看，2006和2020年的比重分别为73.9%和81.6%，也是显著上升的。中国在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上的节点效应也在增强：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在全球价值链供给端的网络中，2016年中国和德国、美国一起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网络节点，而在2005年时，网络核心节点的三国则是美国、德国和日本。从这两个视角出发，人民币国际化具备一定的产业竞争力支持。
但是也需要看到，人民币国际化同样面临着多重挑战：第一重挑战是受全球价值链加速转移重塑的进程以及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博弈等多重因素影响，产业转移面临一定程度的加速压力。由于东南亚国家产业结构、出口产品类别与中国有较多相似之处，产业转移也更多地发生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仍是以我们上面对于越南的国别分析来看，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向越南出口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较大，如果不考虑中美博弈冲击，那么中国对越南出口中竞争效应和互补效应仍能大体相当，但是如果考虑中美博弈的冲击，则竞争效应在中国对越南出口的重要性中超越了互补效应。
第二重挑战是日元国际化在此前面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也即是说，东亚价值链仍然具有显著的以区外需求为导向的特征。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从全球价值链需求侧的网络来看，美国仍然是需求端最核心的价值链节点，牵动和主导着全球价值链，这个特征从2005到2016并没有发生改变，也没有其他国家成为新的需求端关键节点。此外，相较于日元国际化所处的时期，当前全球价值链显然更趋于细分，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的网络效应更加明显，载体货币的粘性更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的突围和当年的日元相比也还面临新挑战。
更进一步的，货币的区域化还与区内金融紧密程度相关联，相较于经贸的紧密程度，亚洲区域内的金融联系仍不足。同样是基于亚洲开发银行2021年末的一体化报告，在证券投资领域的融资来源方面，可以区分区域内外的股权类融资来源和债权类融资来源以衡量区域一体化的水平，亚太地区股权类融资区域内来源的占比约为21%，低于欧盟和北美区域的约58%和40%；在债券类融资区域内来源方面，亚太地区占比约为23%，高于北美区域的约21%，低于欧盟的约72%。
五、应对策略
应对第一重挑战，应注重在产业链转移进程中提升中资企业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推动内外区域的产业链融合，塑造新的产业链节点和生产网络。产业的转移如果是无序的，就将对我国就业乃至产业链的完整度造成负面影响。从中国和东盟当前经贸特征来看，当前的产业转移主要是承接中国部分产业的加工制造环节，尤其是成本调整敏感领域，但对于生产的机械设备等资本品以及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间品仍较依赖从中国的进口。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仍然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保持和提升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是应对来自东南亚竞争的关键。应发挥中国国内区域和资源禀赋多样化的优势，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尽可能把产业留在国内，在这方面应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打造产业转移的国内循环。即便部分产业转出，也尽量让转出部分嵌入中国总体的产业链之中，加强中资企业在其中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形成对我国有利的生产网络。
应对第二重挑战，应进一步扩大开放，提升国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形成以中国最终需求驱动的全球经济新循环格局。从东亚区域来看，区域分工正走向重构。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在“三角贸易”中的角色进一步上移，正逐渐成为中间品主要供应地、最终消费品重要吸收地，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作为最终商品需求来源国的地位。我国广阔的市场和庞大的人口是日本所不具备的优势，从这个意义而言，人民币相较日元有更大潜力。这就需要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速，持续扩大中国经济体量，提升中国在需求端全球价值链上的节点影响力。
从经贸走向金融，是人民币扩大区域影响力的必经之路：
一是持续完善中国与东盟的货币金融合作机制，便利贸易与投资，扩大区域内的本币使用。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清结算方面的网络安排，可以借鉴中印尼本币结算机制（LCS）合作经验，并将其拓展至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之中；开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提供多样化的人民币产品，提升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可得性；包括越南、缅甸在内的东盟国家虽然与我国经贸往来较为密切，但双边货币互换尚待建立，应尽快达成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满足当地涉华企业存在的货币汇兑、支付和汇款等基本需求；推动双边本币直接交易；围绕边境劳务合作产生的支付、汇款等需求，可考虑通过开立可供跨境使用的人民币账户得以解决，同时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使用场景和网络效应。
二是持续提升中国与东盟的金融风险共担机制，完善区域金融安全网。通过经贸价值链往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产业周期联动性上升。例如，2023年以来，我国车企出海泰国、与泰国之间汽车产业链贸易的加强与本轮泰国的汽车产业发展、制造业景气上行紧密相关。过去几年，ICT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调整带来东南亚国家周期的差异，中国的贸易投资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周期同步性上升带来风险共担需求的上升。2023年在东盟10+3框架下，各国对于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提升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可用性的诉求上升，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也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中国和东盟应当加强在10+3框架下的区域金融合作，促进CMIM从承诺出资转为实际出资，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其资金规模，更好地发挥其区域金融安全网的职能；推进CMIM向机制化的方向发展，提升各成员使用CMIM工具的积极性。除了应对流动性问题之外，可探讨在本区域内以本币出资形式建立促进地区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基金，促进区内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金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