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产物，是我国应对百年变局、把握发展主动权、彰显大国担当的战略选择。随着地缘政治变数加大，世界各国经贸和金融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国际货币体系也出现了重大的调整。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仍然是被低估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之间，仍存在较大的不对称性。在这样的变革时期，人民币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人民币国际化成就为未来发展奠定了怎样的基础？人民币下一步发展需要关注哪些重要的领域？这些问题正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无疑，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利推进将有助于一个新的、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
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就
经过多年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人民币在价值储藏、计价单位和交易媒介这三大主要货币功能的国际使用中均占有一席之地。
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组成货币。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进行了五年一次的审查，这是2016年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以来的首次调整。调整后的结果是维持现有篮子货币构成不变，即仍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构成；提高美元和人民币的权重，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美元权重由41.73%上调至43.38%。同时，欧元、日元和英镑权重分别由30.93%、8.33%和8.09%下调至29.31%、7.59%和7.44%。人民币权重仍保持了第三的位置。由于特别提款权货币权重计算公式中会考虑货币发行国的贸易实力和经济开放度，因此，对人民币而言，这次权重的上调是中国始终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果，也是国际社会对人民币进一步融入国际货币体系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期盼。
在储备货币职能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6年第四季度，各国持有人民币的比重仅为1.08%；而到2022年第四季度，这一比重提高到2.69%，人民币作为各国外汇储备持有额的占比从排名第七位提升至第五位。同期，美元比重从65.36%降到58.36%，但美元仍是各国持有的最主要的外汇储备（图1）。此外，各国央行之间签署的货币互换也具有准储备货币功能。根据《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与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人民币互换安排。
作为全球支付货币，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位次也有显著提升。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对全球支付货币的统计，2010年10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排名为35位；2011年6月，人民币位次快速提升至21位；随后人民币的位次不断上升，到目前稳定在排名第4至第7的位次。从支付额度占比看，2023年4月，人民币的比重为1.93%。
在全球外汇市场中，人民币交易额占总交易额的比重有较大的提升。人民币交易额由2004年的0.1%提升至2019年的4.3%，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交易排名也从第35位上升至第8位。
在清算体系建设方面，2015年10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正式上线运行。2018年5月，CIPS二期系统也上线运行。自运行以来，CIPS的交易参加者数目不断增加，地域覆盖面也不断扩大。截至2023年8月末，CIPS系统共有参与者1467家，其中直接参与者97家，间接参与者1370家。间接参与者中，亚洲1016家（境内564家），欧洲235家，非洲49家，北美洲30家，大洋洲23家，南美洲17家。CIPS的建设和完善提升了人民币跨境交易的便捷程度，其与早期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建立的诸多清算行一道，成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
人民币国际化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不断提升的地位和重要性密切相关，也与中国持续推动金融开放并持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相辅相成
从发展进程看，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建立了良性互动关系。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是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起步阶段。1996年12月，中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款，承诺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随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此次危机期间，港币联系汇率制度遭受投机冲击。在此形势下，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港币稳定，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一举措不仅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也显示出人民币具有区域稳定器的功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也成为中国高速增长的助推剂。2004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银行体系正式获准办理人民币业务。2005年我国实行的汇率制度改革消除币值低估、增强汇率弹性，为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由于边境贸易密切、人员往来频繁，人民币开始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虽然人民币还不能在大多数邻国的银行体系中进行存款和贷款，但当地的货币兑换所和一些钱庄已经开始经营人民币兑换业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政府下决心将境外流通的人民币正式纳入银行系统，以便更准确地掌握人民币境外流动规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带来了机遇。2009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发文提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概念，在学理上讨论单一主权国家货币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自身存在的悖论。这一时期的重要政策调整是2015年8月11实行的汇率制度改革，这次汇改是对人民币自由浮动的一次压力测试。尽管在汇率出现超调后，资本流动管理在短时期收紧，但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更进了一步，这为资本项目开放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可以说，汇率灵活性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2009年至2015年间，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政策推动，放松管制，汇率政策和国内改革政策相配合，这对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大大降低了制度性障碍。经常项目下跨境贸易结算快速增长。当然，这一时期人民币受欢迎，还得益于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资产倍受青睐。
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成为其中唯一的新兴经济体货币，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事件。这一时期，汇率双向浮动加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2016年后，宏观审慎监管从试点向全国铺开，对外资机构负面清单管理趋向常态化。从2020年开始，中国更是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从人民币跨境收付额变化看，经常项目收付额经过2012年至2016年期间的快速上升，2016年进入平台期，2018年又开始稳步回升。资本和金融项目下人民币结算从2017年开始快速增加，人民币资产属性大幅度提升（图2）。过去十多年的发展表明，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市场驱动、国际合作和政策支持。更为根本的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自身持续不懈的改革开放，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保障。
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重点领域
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发展，需要继续以开放消除人民币可兑换性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便利性，提升人民币在能源交易中的地位，促进离岸与在岸市场互动发展，培育人民币使用的第三方市场以及增强人民币锚定货币效应。
第一，以高水平开放消除人民币国际化制度性障碍。相比成熟市场，中国金融开放程度仍然较低。中国持续的金融开放，将不断提升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的可获得性，鼓励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人民币金融资产的交易。尤其是在高水平开放方面，将更加注重规则、标准和制度建设与国际接轨，这将极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接受度。比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人民币金融产品的监管规则与国际金融机构通行的做法相对接，将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在机制和方式等方面与国际通行的操作经验对标，同时兼顾维护金融稳定。这些方面的制度性高水平开放无疑会消除监管政策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稳定市场对人民币的预期，提升人民币市场的可信任度，从而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中国高水平开放将始终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制度性保障。
第二，关注人民币的计价功能。中国在贸易领域的影响力构成了人民币国际使用的真实需求。人民币跨境支付能力的提升主要依托于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比如东盟连续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是东盟国家对人民币的信心增强、人民币使用程度不断提升的重要见证。
贸易计价职能与产业链关系密不可分。尽管美元仍是最主要的贸易计价货币，尤其是美元的定价能力在事实上独立于美国的贸易影响力。但是，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在价值链中，材料加工品的出口商很愿意使用材料加工品进口国的货币进行贸易计价；在价值链终端市场的货币也容易被用作贸易计价货币。这些现象表明本币使用在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中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挖掘。中国进口端用人民币支付更加容易，这是因为中国进口企业具有获得人民币的天然优势，而较大的进口商通常具有议价能力，在进口贸易中用人民币购买外国产品，只要外国出口商愿意接受人民币，人民币跨境交易就很容易达成。但是，出口端用人民币支付则需要外国进口商手中有人民币才可以完成交易。若人民币海外资金规模有限，则会限制人民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使用程度。
在一些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互换安排缓解短期外汇储备压力，但通常适用于单笔交易，没有常设的渠道。政府安排只能起到激活的作用，贸易支付能否做到双向便利以及可持续性，需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以及市场自身形成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机制来达成。
在可预期的未来，伴随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不断试点和推广，中国人民银行展开的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为主要渠道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将为数字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交易活动中发挥支付职能提供广阔的空间。
第三，提高人民币在能源交易中的地位。当前，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从能源战略角度来看，使用人民币计价有助于稳定对外贸易。但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美元仍是主导性的交易货币。然而能源领域货币计价分布需要动态观察，一些新的变化或许会为人民币带来新的机遇。
首先，美国在全球传统能源市场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石油净进口国。但在2022年，美国首次成为石油净出口国。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原油进口幅度下降，原油出口增加，美国对原油进口依赖度不断降低，整体改变了美国石油贸易收支格局。另一方面，美国原油进口来源地也发生了变化。美国能源署的数据显示，美国对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海湾国家的石油依赖程度在2005年达到了峰值，但对自加拿大进口的原油数量持续增加。这是否影响美国对中东地区整体经济和货币的关系，需要进行动态跟踪。与此同时，中东国家在能源货币计价、汇率政策和外汇储备等方面仍保持对美元的高度依赖。
其次，关注能源转型对能源支付体系的影响。石油等传统能源在未来能源市场会淡出。但在新能源领域，目前还看不清货币布局将会出现怎样的确切变化，可以观察到的是新能源交易定价会出现新的竞争。新能源货币的定价能力由多种因素决定，包括货币发行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市场份额、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以及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力等。能源领域的特殊性与地缘政治因素密不可分，自然禀赋稀缺性在能源转型背景下更为突出，争夺市场最初要靠经济和科技实力，货币竞争只是第二回合的较量。
最后，能源计价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石油美元的发展历程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使用人民币进行能源计价过程中，中国进口大国地位提供了天然优势，但必须有辅助手段才能将天然优势变为现实。对此，发展人民币金融市场，引入更多人民币计价的能源金融产品，扩大能源交易渠道，增加市场参与者的数量，提高市场参与的多样性等，对人民币在能源领域提高其定价能力至关重要。
第四，离岸与在岸市场互动发展。离岸市场可分为分离型和混合型两种类型。中国香港一直以来是一个混合型的离岸市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在人民币跨境使用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香港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吸引了离岸人民币交易主体的参与以及交易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香港市场的离岸性质又确保了大陆对资本项目保持有限度的开放，对跨境资金流动风险进行有效的缓冲。实际上，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阶段，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具有类似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欧洲美元市场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马克市场发展的特点，即经济快速增长、境内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以及本币在境外流通规模激增这三个特征并存的局面。
未来香港人民币市场的发展，需要与在岸市场联动。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在岸市场开放试点，包括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首批试点、推动人民币跨境证券投资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试点、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及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等。这些在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将促进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在岸人民币市场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培育人民币市场的基础，扩大人民币交易规模，提高市场参与者的多样性。
第五，提升人民币的载体货币职能。从国际货币职能看，载体货币也就是作为第三方货币，交易一般发生在非居民之间，比如在泰国和新加坡企业之间进行交易，使用的是美元这一第三方货币。通常具有最低交易成本和最大交易规模的货币容易成为载体货币。目前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稳步增加，但其成为第三方交易货币的程度还有待提高。
如何提升人民币的载体货币功能？载体货币由于独立于一国的贸易联系，单靠贸易规模来实现这一职能有一定的局限性。比较而言，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对载体货币职能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金融交易量远远大于贸易交易量，而且金融交易不受地理和空间的限制。这其中，国内的金融结构也是影响载体货币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来说，市场主导或者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要比银行主导或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更容易扩大与金融交易有关的货币职能。美元的例子比较显而易见，因为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典型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欧元区主要是以德国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欧元在刚刚推出的时候，其国际货币地位的提升主要受益于三个因素：欧元固定收益市场的发展，欧元区共同基金和商业票据的极大发展，以及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TARGET）建设。因此，要使人民币成为重要的载体货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提高股权和债券融资在国内金融系统中的比例，建设一个具有较高流动性和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国内资本市场。
第六，增强人民币的锚定货币功能。锚定货币是货币政策框架选择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外汇安排和外汇管制年报》对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框架进行分类统计。其中的一些成员国将汇率作为锚定目标，即汇率锚。在这一安排下，货币当局将汇率维持在预定的水平或范围内，并在必要时通过买入或卖出外汇进行市场干预。汇率锚的采用形式多种多样，有少数货币当局放弃法币主权，采取美元化的安排；一些货币当局将本币固定于美元；还有更多的是采用波段性挂钩制度，或采用爬行挂钩等形式。一个国家是否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锚定或中间目标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经济规模、经济开放度以及贸易依存关系等。从结果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中，采用锚定货币的国家目前占成员国总数的41.7%。其中，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锚定货币，占成员国的20%左右。
从地域看，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在事实上将本国货币钉住美元。由于这样的汇率制度安排，这些国家需要累积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这就为能源交易寻求非美元计价带来问题：比如沙特阿拉伯等国若希望以人民币作为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需要同时改变现有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积极考虑将人民币作为锚定货币。这方面的操作细节如何开展还需要更多的跟踪观察。目前文献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美元、欧元等如何发挥锚定货币的职能方面，而针对人民币作为锚定货币的作用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人民币的发展路径与传统的主导货币发展路径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锚定货币与储备货币两个职能之间的联动关系中，美元和欧元的经验都表明，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的中央银行愿意将汇率钉住人民币，这些央行也需要更多使用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
总之，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仍将取决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是否保持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决于中国高水平开放的不断推进，取决于中国锐意改革发展国内金融市场，取决于中国在重要领域抓住机遇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职能。值得关注的是，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局势正加速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但美元被频繁武器化以及随之产生的“去美元化”进程，将对新的国际货币格局形成起到催发的作用。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形成。在这一进程中，伴随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人民币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