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追赶-危机-变革角度，看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如同国内市场交易需要货币降低交易费用一样，国际交换需要国际交易媒介作为基础条件，需要国际货币计价、支付、清偿、储值等媒介性功能正常发挥作用，相关规则、机构、运行机制等制度安排的总和构成所谓国际货币体系。特定国际货币体系至少需回答三个问题：一是不同国家货币之间兑换比率即汇率形成机制和调整规则，二是采用何种调节机制应对特定国家或经济体的国际收支失衡，三是储备资产选择即储备货币安排问题。
从历史看，近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多次演变。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英镑占据特殊地位的金本位（gold standard）国际货币体系，战后被美元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金汇兑本位（gold exchange standard）体系取代，新体制也称为布雷顿森林1.0版国际货币体系；上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形成的美元仍占主导地位的信用本位制（fiduciary standard）体系或牙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则是目前国际社会谋求改革的对象。在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大国经济追赶引发危机与变革，贯穿近现代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整个过程。
金本位体系以其独特方式回答上述三问题。一是以金银相对价格作为计价基础，以金银天然单位作为价值衡量单位，并由此决定各国货币兑换比率即汇率。二是贸易顺差（逆差）派生货币黄金流入（流出），通过物价上涨（下降）和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贬值），自发调节国际收支达致平衡。三是以黄金作为基础储备资产，英镑等大国货币作为流动性较高的主要储备资产。19世纪后期，英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产能、航运能力、金融市场、军事实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在当时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估计1860-1914年世界贸易中约有六成采用英镑报价和结算，英镑在外汇储备资产中占一半以上份额。
两大基本经济因素推动金本位-英镑时代谢幕。首先是黄金作为本位货币的供给数量难以满足实际经济增长要求：估计世界黄金存量在1850-1910年间增长幅度，只有同期全球GDP增长估计幅度的四成出头。金本位全盛时期英美近一半年份通货紧缩，显示作为本位货币的黄金数量供给扩张不足制约了经济增长。
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赶超英国推动原有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数据显示，美国南北战争后经济起飞，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分别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超过英国，二战结束时分别是英国的4.7倍和1.7倍。1870年美国出口规模不到英国1/3，但是一战期间超过英国，二战期间是英国的十倍。1914年美国境外投资总额35亿美元，不到英国同一指标的两成；二战中英国国外资产因支付战争债务丧失殆尽，1950年美国有500亿净国际投资头寸，相当于同年英国GDP的1.57倍。美国官方黄金储备从1900年不到2000万盎司增长到1945年6-7亿盎司，占世界份额达七成。经济优势加上二战中历练的超强军事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为美国主导创建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金汇兑本位制，对上述三大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一是通过“35美元/1盎司黄金”使美元与黄金挂钩，同时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汇率，由此形成参与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制。二是IMF调节和救助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短期流动性困难和危机，对成员国的结构性失衡可通过改变汇率平价调节。三是美元和黄金贵金属同时作为储备资产。与当时美国独步全球的地位相适应，这个国际货币体系形态从里到外都彰显了美元霸权。
然而随着战后国际经济格局快速变化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1.0版的内在缺陷，该体系运行不久就因为维持“35美元/1盎司黄金”平价困难面临危机频发局面，并在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美国被迫关闭黄金兑换窗口而归于解体。促成这个历史变局有诸多直接原因，包括美国过于扩张的宏观政策、战后显着通胀及其国际收支变化等等，然而深层根源则是欧日等国经济对美国持续追赶，改变战后国际经济相对竞争力格局，从而引入动摇和颠覆该体系的不稳定力量。
数据显示，1950-1970年间，法国、德国、日本GDP累计增速是美国累计增速的1.59倍、2.83倍和6.2倍，三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别是同期美国的1.69、2.05和4.53倍，出口累计增速更分别是1.58、3.98和14.9倍。美国贸易盈余和经常账户顺差趋势性下降，货物贸易在60年代末出现逆差，国际收支总赤字意味着全球美元流动性过度供给和黄金储备减少，使得尼克松政府不得不退出黄金平价兑换窗口并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1.0版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运行机制呈现多元化特点：汇率安排上，发达国家较多实行浮动汇率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较多采取有管理浮动或钉住汇率制。在失衡应对机制方面，汇率变量和宏观政策从不同角度发挥调节作用，同时IMF参与危机救助和稳定性监测协调。最后在储备资产方面美元维持最大储备货币地位，其它主要货币如欧元（包括前欧元时代的马克和法郎）、英镑、日元、近年人民币等，都不同程度承担储备资产功能。与布雷顿森林1.0版比较，当代体系下美国反而能更灵活利用美元特权获取经济和战略利益。
2008年美国华尔街引爆国际金融危机，集中体现美元主导的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矛盾与不可持续性。促成危机爆发的诸多因素中，其它国家经济追赶与美国相对竞争力趋势性下降仍是基本原因。过去半个世纪前后，国际经济追赶大体经历两阶段演变。70-80年代美国继续面临来自日本、西欧以及东亚四小追赶压力，总体处于被动态势，表现为1970年代持续通胀和80年代外部失衡压力。然而90年代互联网产业技术革命发生，凭藉在前沿创新、企业体制、资本市场等方面综合条件，美国经济再现繁荣并加大了对欧日的领先优势。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呈现新一波前所未有的国际追赶，这次中国、印度等一批新兴经济体成为追赶主角。尤其是新世纪初中国经济的超预期追赶，快速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伴随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前所未有上升，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客观上有义务吸收外国经常账户顺差及国民储蓄输出，由此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加上华尔街“金融创新”能力，提供了次贷危机爆发的“完美风暴”条件。最近十几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持续追赶，使得支持美元霸权的经济基础相对优势进一步减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要性被越来越广泛认知。
二、比较几种改革路径人民币国际化是占优策略
国际金融危机彰显了当代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弊端重重，激活了国内外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广泛讨论。各方提出的多种思路和方案中，除了近年侧重从区块链技术角度讨论的数字货币选项，另外主要有四种思路影响较大：“回归金本位”“世界元”“东亚区域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
不同改革思路各有优点和局限，它们之间也并非相互排斥，然而基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常识逻辑与历史经验，比较不同选择所需现实条件，着眼中国经济追赶改变当代全球经济格局的特殊地位，笔者认为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改革是比较现实和有效的选择，从中国经济现代化角度看也是占优策略选择。
诚然，金本位货币体系有其天然优点，然而回归金本位则缺乏现实可行性。金本位优点包括基础本位货币发行量受到黄金供给客观制约，天然有利于制衡货币过度供给与防范恶性通胀风险。其次是金本位暗含的正常条件下各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有助于给经济成长提供比较稳定的汇率环境。另外黄金货币本位提供了一种最基础性的储备资产，避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资产可能产生的过度特权问题。因而在讨论现实国际货币体系弊端与改革必要性时，人们自然会向金本位的历史背影投去怀念的目光。
然而金本位也有其内在局限性，当年大萧条背景下主要经济体先后退出金本位就是其局限性倒逼的结果。在供给条件给定背景下，基础货币供给趋势性相对短缺引入通货紧缩压力，不仅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制约，还会通过“债务-通货紧缩”和“金融加速器”效应诱致或加剧经济衰退。在通货紧缩与总需求不足背景下，各国倾向于通过竞争性贬值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增加国际经济陷入以邻为壑的“囚犯困境”风险。冷静思考金本位当年退出主导国际货币的历史经验，可见回归金本位难以成为现实改革的主要选项。
其次，全球性超主权货币或世界元的解决方案，在理论上最优，然而在真实世界遥不可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因而自然可设想终极目标是要基于国际社会普遍和深入的合作，建立一种或可称作世界元的全球单一超主权货币，从而一劳永逸地改变金本位或特定主权货币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派生的缺憾及其被用来谋取主导国家私利的弊端。这不仅符合“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货币”的常识理念，在逻辑上也便于较好解决历史和现实国际货币体系运行中的挑战性问题。
现实讨论构建超主权信用货币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可追溯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与几十种商品和黄金挂钩的Bancor方案。然而由凯恩斯主持设计、代表英国政府提出的这个具有世界货币特征的方案未被采用，而是在美国主导下创建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上世纪60年代末IMF创设特殊提款权（SDR），第一次在国际组织超主权信用基础上形成新的储备资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提出不同方案，探讨扩大SDR发行规模并拓展其利用范围，使其逐步发展为全球性超主权货币。为应对新冠疫情时期一些国家外部收支困难和主权债务风险， 2021年IMF批准分配了6500亿美元SDR，使其作为补充储备资产功能进一步增加。
世界货币研究设计具有重要意义，SDR创建和使用代表了这方面的积极尝试探索。然而要想通过世界元来实质性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目前前景仍晦暗不清。如SDR目前总额9430亿美元，仍不到近年全球外汇储备近12万亿美元的十二分之一。更为关键的是，SDR不具有通常市场交易场合的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功能，因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让SDR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流砥柱更是可望难及。考虑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制度条件差异，与经济学的最优货币区条件相距甚远；再看目前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逆全球化因素增长，多边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矛盾趋于复杂，要在普遍共识基础上形成有能力发行和管理世界元的全球中央银行，难度或许不小于实现人类大规模外星移民构想。
当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解决多边经济金融治理领域现实问题的务实努力，与实现世界单一货币遥远理想不无交集。例如IMF作为最重要的多边国际货币金融治理机构，对任何一种创建未来世界元的设计方案都会发挥显著作用，因而根据现实形势需要逐步扩充IMF资源规模，创新和改进IMF运行方式，特别是重视发挥新兴经济体的建设性作用，对实现世界货币远景理想也有积极意义。扩大SDR规模和提升其功能，也是构思未来全球非主权货币的可能路径之一。2009年时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有关文章曾指出，国币货币体系改革需“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②。时至今日，这个原则仍值得遵循。
另一种非主权货币改革方案，则设想由一组地缘相近的国家，在满足必要经济和政治条件基础上创建区域货币，并由此撬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欧洲战后推进经济政治一体化并成功创建欧元，做出富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验。不过由于多重原因欧元看来也未能实质性改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积弊。
鉴于战后东亚经济发展释放巨大活力并伴随全球影响力持续上升，上世纪末东亚金融危机期间就有域内国家提出创设东亚区域货币即亚元的方案，此后通过创设亚元满足区域发展需求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相关领域学术和政策讨论的经常涉及话题。
过去大半个世纪东亚经济追赶伴随区域经济整合度提升，然而早期较长时间东亚经济一体化主要由市场自发力量推动，缺少欧洲经济一体化伴随的区域内制度性合作，形成所谓“区域化而没有区域主义”的特点。这一局面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发生重要转变，此后东亚区域主义潮流涌动并趋于加强。域内国家创建了10+3常态化对话机制，形成多个双边自贸区，在此基础上以域内国家为主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金融货币合作方面建立了区域内国家之间的清迈货币协议，后来发展为清迈货币协议多边化机制，并建立“东亚（10+3）宏观经济办公室（AMRO）”，动态监测成员国宏观经济并推进政策协调。
不过由于多方面结构性困难，东亚货币合作推进明显不如预期。与战后欧洲一体化层层递进不断深入比较，东亚区域一体化推进节奏明显较为缓慢。目前区域内宏观经济一体化程度，与上世纪末欧盟筹备创建欧元时期比较仍有显着差距。制约东亚制度性合作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区域内国家的政治关系特点和历史遗留问题。如中日两个大国互信不足，朝鲜半岛内部局势持续紧张，一些域内邻国之间领土争端有待解决等等。另外在大国竞争与全球性地缘政治关系趋于复杂的环境下，某些域内国家与美西方的盟国关系，也给区域内深化制度性合作投下阴影。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巨大潜力，然而其发展过程很可能是漫长曲折的。
最后，做大做强人民币是中国的占优策略。超主权货币理论优点与现实局限的反差，提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主权货币的演化竞争，大概率仍是影响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趋势的关键因素。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并逐步改进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限和弊端，可能是一条比较现实的演化之路。过去十几年这个演变过程已经全方位展开并且取得初步成效，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最为深刻的构成部分。
人民币国际化的复杂历史进程，可简单归结为人民币由早先仅仅在国内使用的货币身份，逐步转化为国际范围广泛自由使用的货币。为此要满足两方面条件：一方面要满足国内制度和政策许可意义上的国际自由使用条件。为此就要逐步减少和最终放开对本币国际自由使用的体制政策人为限制，涉及汇率市场化、经常与资本项目开放、利率市场化与金融准入放开等广泛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开放内容。
另一方面，要满足本币在国际交易场合实际上广泛自由使用的条件，这不仅取决于本币发行国意愿，而且要被国外交易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自愿接受和利用，这方面条件满足程度可利用一组该货币在国际交易不同场合实际使用相对规模指标来观察。条件2以条件1作为前提，达到条件2除货币发行国需具备足够的经济体量、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外，还与该国的全球治理参与度、国际被接受程度与美誉度有关。
因而，人民币实现双重意义上国际自由使用的过程，是中国经济逐步成长为发达经济体的进程，也是中国谋求实现现代化的进程。由于长期发展与现代化目标，与人民币国际化所需国内外条件具有高度耦合性，因而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际治理改革，不仅是比较务实有效的选择，也是中国的占优策略选择。它要求中国在经济持续追赶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升国际影响力并逐步积累管理主要国际货币所需特殊能力，同时也要针对国内经济运行出现的阶段性失衡进行动态调整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三、供强需弱背景下我国经济再平衡的全球影响
中国经济一段时期以来的运行特点，是供给能力扩张较为强劲与需求增长偏弱并存的“供强需弱”态势。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激励与有利政策环境支撑，经济供给侧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传统和新兴制造业及工业部门，都整体表现出活跃的产业升级能力，并拥有比较充足强大的产能，彰显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优势与乐观前景。然而近年总需求增长持续偏弱，伴随间歇性增长下行压力，一般物价较低位运行，青年就业压力上升，本币实际汇率走弱，各类金融风险挥之不去，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在新兴产业与供给侧活力彰显背景下，需求端困难、市场主体信心不足与预期转弱互动交织，经济运行呈现“好得很”与“难得很”并存的矛盾格局。
从国内外经验看，宏观经济短期或周期性总需求不足现象时常发生并不足为奇，然而目前形势特点是上述供强需弱格局持续时间明显偏长。观察每年底和年初决策层对经济形势分析判断可见，至少从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有效需求不足”成为高层评估经济现实困难时频频出现的关键词，折射需求相对偏弱延续时间显着超过我国宏观经济历史的类似周期阶段。
新形势下总需求持续偏弱现象存在多元复杂根源。除了疫情大流行冲击及其“疤痕效应”特殊因素外，近年某些宏观与监管政策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对需求端产生不同程度影响。从较长期背景观察，我国货币、金融、尤其是财政政策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作用仍有待充分发挥。根植于经济体制内在精神与长期取向，中国公共资源长期主要投向培育和提升供给侧技术进步与生产能力，对推动生产力发展与成就上述“供强”格局作用凸显；然而就提升需求尤其是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而言，在政策方针层面虽也一直关注重视，资源分配投入的规模则明显较小和力度相对不足。
“供强需弱”格局派生近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现实特点：一是从总量供求关系看需求偏弱是主要矛盾，二是从需求结构看内需偏弱是主要矛盾，三是从内需结构看居民消费偏弱是主要矛盾。考虑供强需弱格局的复杂原因，上述矛盾关系短期内或难以自发缓和消亡，亟需政策部门在厘清形势基础上通过系统治理加以调节修复。实现经济再平衡需统筹远近和多策并举：宏观政策需增加提振需求特别是扶持居民消费力度，充分发挥宏调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功能；从中长期看，需适度逐步减少公共资源对供给产能的投入或补贴规模，更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微观主体自身力量推动创新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要深化中国新时期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大对城乡低收入居民社会保障力度，通过两个五年规划期前后的持续努力，较大幅度提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中国经济“供强需弱”矛盾及其再平衡要求，与人民币国际化至少有两点关联。产业结构升级与整体经济实力提升，尤其是诸多制造业部门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加上其它领域优势与大国影响力，使得通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来改革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成为现实重要选项之一。2008年以华尔街为震中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引发各方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议题的广泛关注。过去十几年中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该进程对改革完善当代全球货币金融治理架构的积极意义，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知与肯定。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经济需求端增长偏弱及其背景成因，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更加顺利稳健推进，也不利于更有效制约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过度特权”冲动。在本币境外债权难以大规模扩容背景下，消费偏弱通过顺差增长向外输出储蓄，边际上反而派生某种维系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事与愿违效果。近年实际汇率走弱伴随阶段性的逆向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需求不足环境下市场主体信心不足与预期偏弱影响国际收支，对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所需的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产生牵制作用。中国生产力发展与供给侧跃迁蓄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厚潜能，需补齐有效需求不足短板才能通过供求循环互动和充分就业增长得到有效释放。
过去十几年人民币国际化，经过最初推进、中间调整和近年重启等多阶段演进，在很多方面取得重要成效。2016年人民币正式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上述进程取得阶段性成就的标志性事件。近年地缘政治关系矛盾加剧与国际社会去美元化呼声增强，中国针对现实形势调整策略，积极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显着提升经济和金融开放水平，倡导普及中国国际支付系统（CIPS）使用，拓展本币互换范围和规模，扩容国际投资人民币标的资产，扩大人民币国际融资规模……。新一波人民币国际化系统发力多有斩获，显示其现实活力与巨大潜力。
不过冷静观察可见，目前进展成就仍然还是初步的。近年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实施货币武器化制裁手段特殊环境下，中国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明显成效，然而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常规指标水平与主要国际货币比较仍有相当大差距，个别指标近来还有所回落或低于历史水平。从储备资产币种占比指标看，2015年以来的去美元化趋势也在去年止跌回升出现小幅反向变化，显示既有国际货币体系承受冲击的特有韧性。重大历史演进过程必然会历经艰辛曲折起伏，需长期持续努力积蓄能量，然而现实提示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某些结构性困难制约，仍需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方法寻求突破。
纵观近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产生演变，国际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决定的“追赶、危机、变革”链条是基本驱动逻辑，中国经济追赶与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合规律现象。然而不同于其它领域经贸格局变化形态，国际货币体系变革进程具有深刻特异的反直觉特点：新旧替代不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问题不在于原有储备货币表现怎么糟，而在于新兴货币实现替代能否行；焦点不在于去美元化，而在于新兴货币如何练好内功具备替代能力。国际货币特有网络效应派生其自加强、自稳定的机制性力量，决定了其变革进程相对其它国际经贸领域更有滞后性或非线性。
按中国民间说法，老人寿命80岁后下一节点是88岁“米寿”之年。80年前创建的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如还有“米寿”应在2032年，对应中国2035年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进程的收官阶段。届时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会继续维系目前已经功能失序的前危机状态，还是会通过人民币国际化长足进步与国际社会相关合作努力取得显着改革进展？哪一种前景胜出关键在于中国能否通过新一轮更为深刻的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在破除束缚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制约因素方面取得突破，包括能否通过系统调整就宏观经济再平衡取得实质性进展。
基金项目：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40040）。
注释：
①本文依据第一作者在全球经济治理五十人论坛2024年4月27日“布雷顿森林体系80周年：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展望”杭州会议演讲内容拓展而成。
②《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2009年3月23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潘松李江助理研究员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8月号，总第320期，P10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