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政治激进化对中国可能是一个噩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0 次 更新时间:2012-01-12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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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南巡讲话20周年,期待改革有新突破

2012年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一个是美国总统大选。国际社会都在看中美政策会有怎样的连续性和变化。可以说,十八大对中国的持续崛起意义重大。目前中国有关经济转型、科学发展观等发展目标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已经确定,这些政策不会大变,关键是怎么执行,怎样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主要是进行经济改革,但经济改革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从2002年十六大开始,我们开始提经济转型、科学发展观,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橄榄型社会等等,中国改革也随之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些概念表述不同,但其实都表达一个意思——中国需要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如何找到社会改革突破口?这里可以作一些历史比较。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整个80年代都在实验,但一直没有突破口。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找到了突破口。而从2002年提出来开始的社会改革,到现在内容也在不断丰富,目标逐渐明确,比如社会低保、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保障房建设也开始慢慢做。社会改革正如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一样,能做的也开始做了,但缺少一个重大的突破口,将社会改革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年是南巡讲话20周年,十八大后能否找到改革的突破口,这是国内外最期待的事情。

所谓的突破口就是说,任何改革不可能全面推进,全线推进,只可能在某点突破。1992年南巡讲话后所产生的突破口有几个:1994年的税制改革,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以及后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这些都构成了目前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这些制度都已建立,大的经济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已没有了,当然它们仍需进一步完善。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和国企的改革还要深化。

我认为,未来主要突破口应该在社会改革上寻找。社会改革包括几个方面,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房等。所有这些全面推进也是很难的,其中一两个方面有突破口就很不错。这些社会制度如果建不好,消费社会、内需型经济就难以形成。不过,我并不赞同中国建设福利社会,因为中国还没有全面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谈欧洲式的社会福利并不现实,也往往误入歧途。等到中国到了中上收入阶段,福利社会才会有可能。但是,中国必须确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需要庞大的中产阶级

围绕社会改革,未来中国要做三个方面的事情:一个是社会制度建设,一个是深化经济改革,做好经济转型,转向内需社会,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止社会激进化。做好第一点是做好后两点的基础。目前中国社会的抗议、群体性事件很多。如果社会制度建设不好,社会很容易激进化。靠所谓的维稳、社会管理和强力机构等,远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激进化的问题。维稳的做法是防守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经常用钱买稳定,结果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用钱买稳定是最差的,还是要走到民主法制的道路上来。

中国前不久将贫困线提高了,增加了1亿多贫困人口,表明社会还很贫穷,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稳定的社会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和谐社会、橄榄型社会都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受到挤压的话,社会就不会稳定。这在西方也一样。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欧债危机引起的大量社会抗议,很大程度上因为中产阶级受到挤压,所以社会不高兴。

中国社会要稳定,就需要逐渐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从亚洲四小龙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途径只有一条:在做好这些基本社会制度建设的同时,逐渐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比如上世纪60年代日本有工资倍增计划和终身雇佣制,台湾、香港等地则有扶持中小企业的计划和社会保障。它们花了20多年就培育了一个庞大中产阶级。中国大陆现在做得比较迟,但并不是建立不起来。中国的收入分配要做到公平,就需要做好劳动保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提防政治改革激进化

中国社会蛋糕分配不公现象很严重。但不能把社会改革简单理解为分蛋糕。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以更公平的方式分蛋糕。简言之,就是以更公平的方式做大蛋糕。目前经济改革深化不下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改革跟不上。

社会主义是欧洲的产物,如果欧洲没有社会主义运动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欧洲社会制度。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拯救了市场经济,也拯救了资本主义。苏联消灭了市场经济后走了一条贫穷社会主义之路,所以走不下去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是既有经济发展,也有社会公平的。因此,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做好社会制度的建设。

中国的崛起能否持续,取决于国内,取决于中国能否做好经济转型,把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好。国际环境对中国是不利的,美欧危机不是两三年就能走出来的,需要很长时期,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目前欧美也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需要结构转型。欧美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来应付解决危机,问题是欧美现在产生不了强有力的政府。很多问题西方自己调整不了,就怪发展中国家,怪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要在政治上找改革的突破口,很容易出现政治激进化现象。有些人动不动就说,改革进行不下去,要搞政治改革,似乎政治改革可以解决一切。政治改革当然要进行,但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政治激进化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噩梦。如果能在社会改革上找到突破口,那么中国社会稳定就有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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