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中，甲骨学“四堂”的名气无人不晓。唐兰先生对四堂的评价是：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这四堂基本上代表了一九四九年之前甲骨学研究的历程与成绩，他们的学术贡献及地位亦在伯仲之间，难以权衡出个高低轻重。但若从甲骨学学科理论与体系建设这一角度而论，董作宾先生出力尤多。如果没有他在科学发掘甲骨文与断代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甲骨学这一崭新的学科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从金石学古老的母体中脱胎出来。近读《甲骨学五十年》（以下简称《五十年》），此种感触尤深。
殷墟甲骨文发现于一八九九年，甲骨学可以说也是诞生于这一年。至一九四九年，这门学科恰恰走过五十年。这五十载中近半的时间，即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年，是彦堂先生亲身经历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十年发掘（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二十年研究（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以他对甲骨学的参与之深与挚爱之切，《五十年》的著述势在必行。这本书先是以若干篇文章的形式陆续发表在台湾《大陆杂志》第一卷三、四、六、九、十期,第三卷九至十一期（一九五○年八月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后与《甲骨文材料的总估计》（《大陆杂志》第六卷十二期，一九五三年六月）合成一册单行本，由台湾艺文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出版。
《五十年》与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一书写法相近，都是结合着作者本人学术活动的经历侃侃而谈，书里书外弥漫着一种“使君元是此中人”的意境。胡书着重介绍甲骨文的流传与搜求，董书意在检讨甲骨学的研究与进程；胡书长于讲述，董书偏向讨论，相得益彰。有人若想了解殷墟甲骨文发现与研究前五十年的情况，这二书当列参考书目的榜首。治甲骨论著目录之学与学术史的学者，大都重视《五十年》这册精要的小书，宣传的文字已有不少，对书中最主要的贡献也有介绍，如彦堂先生对甲骨学五十年发展与各阶段研究特点的总结、对甲骨文在殷墟地下“存储”、“埋藏”、“散佚”、“废弃”四种情况之推测、将甲骨文片数保守估计为十万片上下等等。但我觉得彦堂先生融十年发掘、二十年研究经验在此薄薄一帙之中，字里行间中隐微的卓识很多，很想再谈一点读后的浅见。
《五十年》对一九四九年前的甲骨学研究史总结得准确到位又富于己见。彦堂先生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九二八年科学发掘殷墟为界，把五十年的甲骨学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将前期的研究概括为“字句的考释”、“篇章的通读”，将后期的研究概括为“分期的研究”、“分派的研究”。我们知道，他所说的甲骨学前期即一八九九至一九二七年。在这段时间里，学者们是坐在书斋里进行研究的，所凭借的甲骨文材料是经小屯村民私掘后、假古董商之手而来。这种学问依然未脱金石学的老路，虽然在材料的收集刊布、文字考释、证经考史上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缺点在于所依据的商代后期数万片甲骨文基本上混沌一团，既来路不明，又时代不清，科学细致的研究工作无从提起，武丁以后的商史真相和细节仍如梦幻。而从一九二八年开始的后期研究，则是以科学发掘殷墟为象征，利用考古手段得来的第一手甲骨文材料（特别是通过科学考古手段获得的比较完整的龟版）建立了甲骨断代体系，终于使甲骨学发展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具有一整套术语、理论与严格规范的学科。因此，彦堂先生的前后期、四阶段的总结是切准了甲骨学五十年的脉搏。不过，他的这个总结也很明显地具有史语所的特色，那就是“史料即史学”。从史家的角度看，彦堂先生的总结是站在历史文献整理的立场上而发的，较难反映出一些论史之作如观堂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鼎堂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名篇名著的地位。虽然如此，彦堂先生的这个立场却很符合甲骨学发展初期和前期的现状。那时识字是最重要的工作，断代又刚从一片混沌中理出个头绪，一般学者要利用甲骨文为材料研究殷商史，在字句释读、甲骨分期方面未必有个人的治学心得。曲解文字、简单比附经籍，或将盘庚以后的商代后期二百七十三年混为一块做平面研究的弊病在所难免。彦堂先生觉得研究、通说、评论之类，“实在讲起来，其中荒唐乖谬的学说，占着多数，抄袭剽窃的文章，也不为少”，倒也是公允之论。由此看来，甲骨学前五十年发展的主线，确在彦堂先生所概括的释读和分期这类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上;而今天治甲骨学的学者则多把眼光投向史的研究、语法的分析等第二层次的工作。
《五十年》总结的功夫虽然精彩，但我以为最值一读之处实在于彦堂先生对自己《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以下简称《研究例》）的补葺和反思。
众所周知，彦堂先生一生的学术贡献，举其大端，以甲骨文断代最为显赫。屈万里先生评价彦堂的成绩：一是发现了“贞人”，二是将甲骨文分为五期，三是恢复了殷历。其中第一项“贞人”实为彦堂先生甲骨文断代的核心，亦可归入分期成绩之中。第三项即《殷历谱》的著作，对于这一点，李济先生的评价也很高，但这一本书虽然开创了系统研究殷历的先河，结论却未能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地位也较彦堂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不免略逊一筹。
彦堂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在一九二八年第一次试掘殷墟甲骨文时就已酝酿。当时在洹水南岸、村北、村中开了三个坑，所得甲骨文字各不相同，他便联想可能是时代不同所致，但到底如何断代却无法着手。到一九二九年第三次殷墟发掘期间，于十二月十二日，在村北大连坑南段的一个长方坑内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是四块比较完整的刻有卜辞的龟腹甲。四版之上全是卜旬的记录，从第一年的十月癸酉至第二年五月癸亥连续九个月（包括第一年末置闰的十三月）共存二十一条卜辞，辞例为“干支卜，某贞：旬无祸？”卜下贞上的“某”计有争、宾、率、、、等六个不同的字，共出现十九例。彦堂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卜下贞上的字绝非前人所说的地名、官名或卜问的事类，乃是人名，具体说就是史官的名字，并命之曰“贞人”。他想在同一版上连续九个月轮流卜旬的贞人必定同时生存着，根据与贞人有关的先王称谓等标准就可确定他们活动的时代。解决甲骨文断代难题的钥匙就这样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完整龟版找到了。彦堂先生受了这个发现的激励，遂翻检从前著录及科学发掘的甲骨文材料，将见于同版的贞人搜集在一起作为“贞人集团”，再按照称谓等项标准，定出它们的先后时代。研究的结果写成一九三三年发表的《研究例》这一揭开甲骨学研究新篇章的名著。在《研究例》中，彦堂先生提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并将甲骨文划分为五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为第一期，祖庚、祖甲为第二期，廪辛、康丁为第三期，武乙、文武丁为第四期，帝乙、帝辛为第五期。这个成就真是前所未有，后无来者。彦堂先生谈及断代工作时非常强调自己的方法与考古发掘工作有关，他说从前私人发掘甲骨文常把完整的甲、骨弄碎，特别是龟版，几乎连一个全的也没有，根据这样的材料是无法发现贞人的。所以，是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促成了彦堂先生的成就，促成了甲骨学从金石学之蛹内的向外蜕变。
彦堂先生的五期说使后学受惠颇深。但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一个小问题——彦堂先生对他学说的补葺和修正。《五十年》里如下的文字不可小觑。
五十年来的甲骨文字研究，现在可以说略得门径，也可以说是初登程途，全部整理与研究的结果，尚须远有所待。近二十年，继断代研究法，做实地分期研究工作，才觉得分为五期的办法，犹甚粗疏，所谓“十个标准”，当时是以“贞人”为主干的，因而把祖庚祖甲兄弟，列为第二期，及至仔细研究之后，才发现了祖庚祖甲两王的卜辞，“贞人”固多相同，而表现在卜辞中的历法、字形、祀典、事类，则大有差异，所以以前者为标准，祖庚应属于第二期，以后者为标准，祖庚应属于第一期。又当时以“贞”是“卜问”，贞上的人名即代王卜问事情之人，称为“贞人”，后来发现在武乙文武丁时代，原应列入第四期的卜辞中，有许多省去了“贞”字，但卜字下的人名，仍是“贞人”。又因为“称谓”和“字形”的关系，分期时往往把第四期卜辞混入第一期。这都是最初分期研究的缺点，应该加以补正的。（142页）
这些话足见彦堂先生在《研究例》发表后的近二十年时间，一直力图修订五期说。他特别指出：一九三三年的甲骨文断代标准是以“贞人”为主干的，后来体会到历法、字形、祀典、事类也很重要；五期只是约略的分法，还较粗疏；第一期不能只限于武丁，还应包括祖庚；原定第二期内祖庚时的卜辞更接近于武丁时的风格;从前混入第一期的卜辞应属第四期;第四期的复杂困难，远在一、二、三、五期之上。这些思想都反映了彦堂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到达了新的境界，很值得甲骨学后学参考体会。
由于彦堂先生一九三三年发表的《研究例》洋洋十万余言，被视为甲骨学史上绝对经典之作，故而继承五期说衣钵和另立新说的学者在谈及彦堂先生甲骨文断代的成绩时，都援引此文评说功过。我开列出《五十年》在分期上的新见，是想让大家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彦堂先生本人并非抱着五期分法不变，他是想把迁殷后每一王的卜辞都分辨出来。时至今日，甲骨文断代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的成绩，分类和断代也进一步细致化。如果我们还枯守着彦堂先生都以为“粗疏”的五期说，奉为不可更变的金科玉律，反倒是违反他断代思想的基本原则。反过来，提出新说的学者在评价前人成果时，若误把五期说当作彦堂先生断代成就的最高峰，也是一种粗疏的行为，不免有些孤陋了。
其次，彦堂先生的五期说的基础，是以贞人关系将甲骨文分类，然后再以称谓等标准定出各类的时代，最后得到五期。这里面的一、二、三、五期都是完全建立在各个“贞人集团”上，即按贞人分出的几类。所以他的方法，本质上还是先分类、后断代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彦堂先生的五期都未限于一个王世，后来更觉得一、二期在时代上有了一个重合的部分——祖庚之世。有人觉得五期说在断代上有一刀切的弊病，至此也可少歇了。在彦堂先生之后，陈梦家、李学勤诸位先生进一步把殷墟甲骨文分为细密的若干组，而林先生更提出处于二组之间过渡位置上的“间组”概念，我们因此有了一个王世存在多类甲骨文的认识。这的确是彦堂先生所未仔细考虑过的问题。但他也明白地指出了第一期包括祖庚，也即是说祖庚之世有第一期（宾组）、第二期（出组）两种甲骨文。他断代思想上的此一发展是很值得大家重视的。
再次，彦堂先生说第四期最为复杂困难，成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他花费了很多功夫从第一期中找出来的那部分第四期卜辞（即文武丁卜辞），现在又由学者重新归入到武丁时代了。这些被称为“组”、“子组”、“午组”的卜辞的断代问题最终由一九七三年小屯南地发掘出的地层关系澄清，说明以甲骨文分期研究必然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而进步。而原定在第四期的甲骨文，到底属于哪些王世？而哪些殷墟甲骨文的时代在武乙、文丁之世？到今天，仍是聚讼不休、亟须解决的问题。最近二三十年，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历组”卜辞的时代。所谓“历组”，并非一个“贞人组”，而是主要根据字体标准定出的一个组。此组卜辞只有一个贞人“历”，他出现的次数也很少。这类卜辞占着原第四期的大部分，如果按着新说将它们提前到武丁、祖庚之世，基本上就把第四期抽空了。为解决这个问题，持新说的学者又拿另一类完全不见“贞人”的“无名组”来填充空当。
第四期断代反复难定的关键，主要是贞人太少所致，不能通过贞人同版关系将一批甲骨文材料系联起来后再利用较丰富的材料断代。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走两条路。最首要的出路还是积极进行考古工作，找到令人信服的地层、甲骨文材料。另外，要断定没有贞人或贞人极少的卜辞的时代，应从它的内容上去寻解决的办法。把历组的时代向前提的学者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主要证据就是该组中的人名、事类与原第一期有很多重复。虽然持旧说的学者提出“异代同名”来反对，但历组人名、事类大部分只与原第一期相同，很少重见于其他期、其他组，这个现象不是异代同名所能解释的。而且，如果异代同名说成立，贞人会不会异代同名？以贞人关系为基础的原五期说要不要再做全面的检讨？这大概是不必要的。总之，彦堂先生以为最难以断定的第四期甲骨文的时代，今天虽还没有彻底解决，但这方面的研究已大大深入和进步了，颇可以告慰他了。
《五十年》对一九三三年《研究例》的十项标准逐一做了补充和反思，如在贞人一项下增补、修订各期贞人等等，这里不再详细介绍，治甲骨学史、甲骨文断代的学者，也不妨把这些补充和反思看作《研究例》的一个小小的续篇，千万不要把它轻轻地忽视了。
彦堂先生最后把他的甲骨学研究从分期推向了分派，即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武乙、文武丁为旧派，祖甲、廪辛、康丁、帝乙、帝辛为新派。由于学术界普遍认为他认定的文武丁卜辞的时代应改在武丁之世，分派观点现在已很受冷落。但我觉得，分派思想的结论虽不必袭用，但其中反映的重视卜辞内容的研究方法以及纵向考察商代后期文化制度演进的眼光还是值得肯定的。彦堂先生指出各期甲骨文中所见的祀典、历法、文字、卜事不同，并由此构拟出商代后期历史发展的脉络。这对于目前治商史和甲骨学的人还是很有裨益的。因此，从分期走向分派，是彦堂先生甲骨学研究上的一个进步，有些学者对分派说摒弃不睬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彦堂先生之著《五十年》，是在长期艰苦的考古发掘、学术探索之后而为之，正如牛食草而产乳，可滋养后学之处甚多。在即将停箸之时，笔者想抄录一段彦堂先生自己对甲骨学“四堂”的看法。他说：
唐兰氏所称，……自然是切实持平之论，非夸张阿好之谈。不过甲骨学得有今日，实出于各国多数学者的共同努力，集千狐之腋以成裘，绝不是少数人所应该自己矜伐的。
这短短数言，是《五十年》中最令人感动的文字，愿与读者诸君共享！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