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视察时指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这些话语深刻揭示了殷商甲骨文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及其重大意义。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明的这“五个突出特性”是从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各种文化元素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可以用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元素来验证。殷墟甲骨文是中华民族早期的重要文化事项，殷墟甲骨上的语言文字及其记载的文化内容，也充分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全面阐发甲骨文文明特性，打造甲骨文文化高地，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大意义。
源远流长的连续性
殷墟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殷商王室的档案，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和真实文献记录。由甲骨文的成熟性和系统性可以推知，甲骨文之前必然还有更久远的文字和文献之源。甲骨文中有用绳子编联竹简的“册”字，还有把书册郑重存放在台案上的“典”字，说明商代有很多典籍，其中应该有不少是前代传承下来的。对商代早期和夏代的考古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大量陶器符号和岩石符号，也证明殷墟甲骨文不是凭空产生的。而自殷墟甲骨文以来，汉字面貌虽经多次嬗变，记录的语言和文献文体也古今有别，但汉字汉语汉文都是传承性的渐变和与时俱进的优化，没有出现过彻底推翻前代语言文字和典籍文献的情况。从甲骨文以来，中国的文脉从未间断，甲骨文奠定的汉字系统是传统所言世界四大古典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圣书文字、古印度印章文字、古中国甲骨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仍被继续使用的文字。殷墟甲骨文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以甲骨文为基础的汉字为什么能持续流传至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汉字和汉语、汉字与中国文化是交融在一起的，汉字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汉字可以改革，可以改良优化，但绝不会灭亡，也绝不能废除。每当汉字使用出现困难时，人们不是推翻或否定原有系统，而是因势利导、改革改良，使其在基因相承的前提下更加适应时代需要。如秦代的“书同文”解决的是战国用字混乱问题，采用的方法只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汉代“隶变”的动因是提高书写速度，主要通过书写技法来改善，变线条为笔画、变圆转为方折；近现代的汉字简化主要是解决学习繁难问题，只是通过部分字的笔画减省和字种合并来减轻学习负担，而且简化字80%以上是自身演变的结果，并非突然的全盘改造或替换。汉字在渐变改良中保持了基本性质、结构规则和使用规律不变，所以始终适应着社会的发展，也促动着文明的进步。这种在继承基础上的优化追求，既是汉字生命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体现。
构造巧妙的创新性
殷墟甲骨文虽然渊源有自，但自足的系统和完善的功能体现出民族文化的原创精神。特别是汉字形体的构造，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推陈出新，孳乳繁衍，每个字都蕴含着古代丰富的文化元素和先民独特的创造智慧。
汉字创造是一个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的过程。根据造字取形的来源，汉字构造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依类象形”“无中生有”，属从无到有的初文原创阶段。这包括直接描摹客观事物的外形共象、人为规定标志符号、用陪衬符号帮助主体符号表现词义、借助相关事物形象或创设意境表现词义、用规定符号区别近似象形符号或指示事物的相对位置等具体方法。第二个阶段是“形声相益”“孳乳浸多”，即根据已有字形的音义进行组合或变异而构造新字的滋生发展阶段。这包括音符与音符的组合、义符与义符的组合、义符与音符的组合、义符或音符与形符或标志性符号的组合等。造字方法的灵活多样，体现了先民从多角度、多方位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智慧。通过分析汉字的构造思路，后人可以体会先民造字时的特征区别意识、主次配合意识、体用相关意识、场景动静意识、类别归纳意识、时空方位意识、数量多寡意识等。而这些创造方法和创新意识在甲骨文的构形中都有所体现，并且传承延伸到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后世创新活动的智慧宝库和智慧源泉。
作为炎黄子孙，不但要学好汉字，还要深入挖掘汉字中蕴含的丰富创造智慧，使之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素材，让中华智慧深入精神骨髓中，汲取创新活动的营养和灵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数千年历史变迁而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正是得益于其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文以载道的统一性
甲骨文是商代王朝的通用文字，记载的主要内容是商朝王室的行事占卜及商王朝与臣属各部族和藩属各邦国的各种关系。其中所展现的商王朝气象，奠定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统一性的基本格局。
从甲骨文到金文、籀文、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汉字始终属于以形表意的文字系统，读音不是很重要，所以具有超越方言分歧的功能，不同方言区可以共用汉字。并且，汉字也具有跨文化沟通的功能，成为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纽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除了少数短期的分裂外，大一统是常态和主流，也是历史的必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着能够沟通方言、跨民族使用的表意文字体系——汉字。汉字的纽带维系作用，将全国各地、各民族团结为一家，促成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文化认同是心理建构，是各民族对共同价值观的自我肯定和传承。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和睦之魂，是文明统一性的基础和保障。决定文化认同的因素由长期的历史经验和知识积淀而成。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通用语言文字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尽管甲骨文的创造和使用主要掌握在商王室及巫史手里，但在历史长河中，甲骨文发展成了“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通用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汉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纽带。
从甲骨文开始的汉字是中华民族主要的交流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要素和鲜明标志。“文以载道”，汉字包含和负载的文化因素，经过历史的淬炼和积累，已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维系中国各地区、各民族乃至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并化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巨大凝聚力。所以，汉字的文化认同作用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高度一致，维护汉字的健康发展也是在践行维护中华民族统一和文明延续的历史使命。
有容乃大的包容性
甲骨文的记载形式虽然大都是卜辞，只有少量记事刻辞，但涉及的内容却包罗万象。其中不仅反映了商王朝的宗亲世系、政体礼制、祭祀教育、战争征伐、家庭婚姻、身份称谓、饮食起居、生老病死，以及当时社会的交通建筑、天文地理、农业手工、器皿物件、动物植物等，还有不同部族、不同邦国、不同来源的不同文化现象。据考古资料显示，距今4000年前后，来自西亚、中亚的栽培作物小麦、驯化动物牛羊马等经丝绸之路先后传入中原地区，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生产力的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都起到促进作用，甲骨文的“马”“牛”“羊”“车”“麦”等字词显然受到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就甲骨文字本身而言，也是积累融合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各种形体而逐渐完善的，所以远古时期的许多陶器符号和岩画符号被直接吸收或略加改造而进入了甲骨文系统。可见，甲骨文所展示的殷商文字和文化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这种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从甲骨文开始就刻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内涵丰富且活力永在的源泉。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点，对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在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中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和而不同的和平性
甲骨文中有“龢”字，由“龠”和“禾”两个构件组成，表示的是音乐和谐。此后，该字由音乐的和谐扩展到饮食的和谐，构字从“皿”“禾”声作“盉”，见于西周金文，饮食调和也是各种原料佐料和各种味道的配合。春秋金文又出现从“口”“禾”声表示人声应和的“和”，和声也是跟原声的一种配合。音乐之“龢”，饮食之“盉”，人声之“和”，这些都从表示嘉谷的“禾”得声，和谐是它们共同的语义基因，后来都用笔画最简单的“和”字表示。
在甲骨卜辞中，“龢”字主要用作祭名，就是用“龢”这种乐器来帮助祭祀。音乐不仅用于祭祀，也用于宴享和各种礼仪场合。因为古人认为，和谐的音乐能够沟通人与祖先神灵，也能协调人与人、民族与部落、王朝与邦国之间的关系。古人通过对各种事物互补相成、和谐相处的认识，形成了和谐的观念，并移之于人类社会，认为人与人、事与事彼此配合，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才是和谐社会。可见，“和”的本质是彼此不同而能相互配合，当然也包括自然的顺应一致。
从甲骨文开始形成的和谐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人文品格。和谐推广到国与国之间，就可称为“和平”。中华文明不只是追求个人和悦、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也希望国际和平、世界和平。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根植于悠久的历史，融化于民族的血液，表现在语言文字、思想文化、社会体制、行为准则的方方面面。这种和平性不仅在古代能“协和万邦”，也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和未来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不断追求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坚持合作共赢而不搞对抗制裁。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本性，也是世界人民的希望。
（作者系国家语委科研基地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郑州大学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