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社会的发展，却也必然要超越韩寒所认识的实然世界的。韩寒是在说民主的，但是实质上，是民主说韩寒，是民主的社会历史趋势，借由韩寒等鲜活的生命个体形式，来为自己开辟历史路径。我以为，不能从自由、平等、公正等抽象的东西来谈论民主。因为正如韩寒的《要自由》中所明确表述的，自由，是因人而异的，也因职业而异的。因而，我赞同韩寒的观点，即“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而在民主草根的自由范围里，我的民主、我的自由，不只在键盘的书斋中，也在面包的现实中，捍卫贺卫方、韩寒、于建嵘等公共良知，森林啄木鸟的言说、写作、出版等的自由。
韩寒的《说民主》，其实是《谈革命》的补充说明。即补充说明其观点，在当前中国，革命“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理由除了民众的素质低，党员及其亲戚的力量、数量庞大外，在《说民主》一文中，韩寒还明确地给出了一个理由，即“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反向墙头草功能，其实是对《谈革命》中这段话——“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的经典概括。（以下引号中的文字，均摘自韩寒的《说民主》）
正如一网民所说，韩寒是真诚的，他如《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社会的现实在他的“常识”里得到很好的揭露。但是社会的发展，却也是必然要超越韩寒所认识的实然世界的。韩寒是在说民主的，但是实质上，是民主说韩寒，是民主的社会历史趋势，借由韩寒等鲜活的生命个体形式，来为自己开辟历史路径。韩寒所描述的民主，因为看不到或者弱化民主应然的一面，以至于他的民主，不仅低估了文人（知识分子）的导向功能，也消极地看待现在民众的素质水平及其基础上的变革力量。也正因此，韩寒的民主，既不寄希望于民众，也不寄希望于政府。因而，韩寒持有的是“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这一实然主义立场。这朴素的洞见，因为看不见民主应然的纬度，所以他也就看不到民众争取民主，自我增量民主的历史进程。
我以为，不能从自由、平等、公正等抽象的东西来谈论民主。民主就它走过的历史足迹看来，反而越是在社会历史的早期，比如古罗马时期，甚至原始部落，民主越能接近今天所谈到的主题：表达利益诉求的自由。民主的历史进程，它的内在驱动力，首先不是什么精神的或者抽象的价值，而是生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的需要，即物质的或经济的利益。乌坎事件，和被翻页过去的类似事件一样，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利益之争必然走向民主这一点。虽然乌坎事件，在中国当前还是偶然性的，但是这个偶然性的频繁“发作”，从某种意义上，揭示了中国式的民主道路的到来。我在《“乌坎事件”的合理性？》一文中，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民主的精神正在逐步地找到了它的民主的肉体。这一点，与民众的素质低还是高，没有本质的联系。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民主，已经在经济领域广泛地获得它的社会基础，即每一个人一般地都是自由的经济人。但是大多数民众的生存发展空间，在相对GDP的高速增长时，正如自车的速度，相对宝马的速度一样，与时俱进地显示出差距的扩大化，使得民众的民主意识由经济领域跨越到了政治领域。但是这个跨越，就当前而言，还是蹒跚学步时期。这一点在韩寒实然的视界里，是清晰可见的。但是韩寒的“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这一判断，只是揭示了民主发展过程的一方面。我们不能说，一个婴儿的四肢柔软并不妨碍他（她）走路的到来，但是决定了它走路到来以后的质量。婴儿的四肢柔软，是实然的，但是我们应当同时看到他（她）的应然，即其在爬、摔、滚打中健硕了自己的四肢，学会了自己走路。恰恰相反，国民素质低，恰恰需要在爬、摔、滚打中，自我提升，自我增量，从而使得低素质基础上的“民主”，生成较为稳健的民主。国民的低素质，决定不了民主未来的质量。决定民主质量的是，每一个人内在的发展需要，首先是经济利益的需要，是社会财富分配要考虑我自身的需要。
社会秩序，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人的本质力量，是生成发展的，因而作为社会秩序的具体形式，如制度体制，必然需要处于不断的改革完善之中。这一点，在韩寒那里，是这样表述了，“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即便是“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这么个数量，也只是中国人口的1/4。但问题不在于此，而是韩寒的表述，模糊了政党、人民和宪政的关系。这种模糊，从根本上而言，并不支持韩寒所期待的改良主义模式。我简要的理由是，中国民主的出路是，社会民主诉求的倒逼，以及政府阳光元素的自我抗争。首先，政党是一个党员组成的集合，然后才是党员协作的有机整体。由于既得利益的关系，政党之内，是可以区分为两大基本元素之争的。我把坚持执政为民的政党精神的党员称之为阳光元素，而其反面是阴暗元素（参见拙文《顶层设计：定位突破之口，开辟力量之源》，爱思想网）。当然这种区分是粗陋的，但是这种区分简化了政府内部利益之争、权力之争的官员成分划分的表述。其次，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民主，一般都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构成的框架中谈论的。就中国当前政党主导的政治改革而言，我们不能寄予政府太多的希望。我并不否认，政府中阳光元素的自我抗争的可能性胜利，而是希望社会民主的广泛参与，以确保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良性推行。另一方面，即便是健全的法律体系，而政党却依然凌驾其上，那么依法治国也只是口号罢了。因而，我的观点是，中国民主的突破口，不是政党的自我反省，也不是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的觉醒，即便他们现在如韩寒所觉得的素质低下以及其中两亿五千万还不能使用互联网。但我依然相信，这样的一个群体在可预见的未来，10年或20年，将铸就中国的民主特色。这一点，它粗陋的版本，乌坎事件，已经给了社会某种信心和力量。
就韩寒的改良主义看来，中国民主制度的改革，还得依靠政府的主导或者“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但是就我的改良主义看来，中国的民主道路应该这样来看待，即社会民主的增量，从而倒逼（自发的、惰性的）政府民主的增量，从而是政府自觉地增量自身的民主。就中国目前的民主实现路径而言，社会民主与党内民主的关系，正如暗室与蜡烛的关系一样，韩寒以为如果蜡烛不点亮的话，暗室是光明不起来的（这是韩寒之所以“但遗憾的是”的原因）；而我认为，如果暗室的窗口都打开了，阳光自然进来，蜡烛都成了多余，或者只作为黑夜来临时的备用。而现在中国，可以打开窗户的手，可能就有13亿双（当然，这里完全可以扣去不想打开自我民主窗户的人）。而当前的中国，希望在于暗室正处于瓦解之中，但是韩寒却因为只看见了暗室瓦解的不堪，如素质低、社会分裂等，而不看见暗室瓦解中的新生。
最后，正如韩寒的《要自由》中，所明确表述的，自由，是因人而异的，也因职业而异的。因而，我赞同韩寒的观点，即“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而在我的民主草根的自由范围里，我的自由之一是，不只在键盘上，也在面包的现实中，捍卫贺卫方、韩寒、于建嵘等公共良知，森林啄木鸟的言说、写作、出版等的自由。他们只要秉持公共良知，那么韩寒的“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的独白，将是这样的配乐：“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