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圣诞节，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晚上7点32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红旗被缓缓降下，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场社会主义实验以如此惨淡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苏联的瓦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独霸局面的到来。在以往的历史上，一个如此庞大的强权的坠落、国际格局如此巨大的变化，通常都有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忠于旧强权的力量不愿退出历史舞台，造成旷日持久的流血和战争。但苏联解体的最大特点是悄无声息——不仅是民众，将近2000万苏共党员平静(甚至也许愉快地)接受了现实。一些原苏联成员国爆发了战争或内战，但这些战火都与是否维护“社会主义”无关，只与民族或教派利益有关。
这也许不像是一个大国的覆灭方式，但它就是发生了。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西方分析家倾向于认为，苏联的体制是脆弱的，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但事实上，苏联在历史上遇到过比1991年严重得多的挑战，并都得到了成功应对。例如二战期间的德国入侵，当时苏联执政党证明了它解决危机的能力，以及它享有的民众支持。20世纪中期，苏联实现过高速的经济增长，也曾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视为一种新的积极力量——也就是说，曾经拥有过自己的“软实力”。但在1991年，这些“软”、“硬”实力似乎都消失了，它似乎被无情地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而苏联的解体，也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谜题。
苏联解体也在中国激起了巨大的震荡。当时正在上中学的我还记得课本中的话，大意是：“这只是资本主义的短暂复辟，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但后来，政府就渐渐不大用“复辟”这个词来形容1991年的变化了，而更喜欢用苏联“解体”这个相对中性的称谓。英语世界里更喜欢用的是“崩溃”(collapse)或“覆亡”(fall),而不是解体(disintegration)。在中国，措辞是很讲究的，这或许意味着，政府也已接受了社会主义苏联一去不复返这一现实，不再试图为其“招魂”。
中国对于苏联一直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态。虽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苏联解体对中国未必不是好事，但中国执政党(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对于苏共的衰落，也难免有些“物伤其类”的感触。因此苏联解体在中国一度得到了激烈讨论，最主要的讨论话题是：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很多人在讨论时其实是把命题换成了“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的原因是什么?”例如有人就把更多的言论自由列入其中，从而得出言论不应开放的结论。)
中国学者对“原因”的痴迷所反映的思维方式是，从一种线性进步史观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是一种更优越的社会形态，所以苏联解体是一个反常的、从而需要解释的事件。为了让解释与他们信奉的原理相一致，他们就发展出了两种理论：一种认为，苏联的体制没有问题，苏联的解体是由于出了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西方“和平演变”等偶然、外部性的因素;另一种认为，苏联解体的主因确实是内部的体制问题，但“斯大林模式”只是代表一种错误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解体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失败。
中国学者陆南泉如此总结中国国内对“原因”的讨论：最开始的时候，受到1991年剧变的震撼，大多数人认为苏联瓦解主要是外部“和平演变”导致的;之后的几年里，人们开始讨论内部原因，如苏联在民族、体制、经济、外交等领域犯的错误;第三阶段，从1996年开始，开始探寻深层次的根本原因，认为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后来，俄罗斯总统普京2000年上台前夕在演讲《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的一番话，在中国学界得到了广泛引用。普京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走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由于普京在中国一向被描述为一个希望恢复苏联时代大国地位的强硬人物，他对苏联体制也如此贬斥，那些从一开始就批评苏联体制的人就得到了鼓舞。但当然，普京的话也代表了俄国统治阶层目前对苏联时代的普遍看法——那是一个不能回去的时代。
但是，总体上来看，对大的“原因”的探寻有时是徒劳无功，甚至没有意义的。比如，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对300多年前中国明王朝的覆灭原因做不同的解释：可以归因于专制皇权，可以归因于政治腐化，可以归因于军事组织机制的缺陷，可以归因于万历、天启或崇祯之中的任何一朝，也可以归因于广泛的自然灾害和疫病，甚至可以说是因为崇祯皇帝非常不幸地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小冰川期”。而且，这些解释都可能是站得住脚的。只有在具体到每个单个的原因并探究其细节的时候，讨论才是有意义的(例如在政治、军事、科学的意义上)。笼统的“原因”总结，很多时候不过是我们对自己期望相信的东西的一种确认而已。
在中国，对大的“原因”的探寻导致对苏联解体问题的探讨意识形态化：大家关心的不是具体的历史进程，而是这件事对意识形态判断的证明价值。例如在“左派”看来，西方在苏联解体之后对俄罗斯的步步紧逼反映了西方固有的“亡我之心”，甚至认为苏联解体也是其导演的阴谋。在“右派”看来，苏联解体证明“极权”、“专制”的必然崩溃和“民主”的必胜，而1991年之后俄罗斯遭遇的一些真实的问题，例如经济下滑、寡头兴起、民众的贫困、国际地位的跌落等，则被解读为转型所必须付出的牺牲，甚至被否认为问题。于是，在苏联解体及其后续发展这件事上，在中国国内通常能读到的都是，人们在迫不及待地试图论证，试图得出结论，试图总结它对中国的教训，而具体的历史过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还原，或者说，在还原过程中夹杂着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从而让我们对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总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当然这也许是一个普遍问题，而不为中国独有。在西方，当人们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也许流行的看法是，苏联解体证明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确切地说是苏式共产主义)的不合时宜——到此为止。但近年来也有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不能将当时的事态变化简单化为一些俄罗斯人期待民主与市场经济，而守旧者加以阻挠。真实的情况可能是，由于苏共长期的集权统治，由于公民社会受到的打压，一些利益集团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资源，拥有无法受到制衡的左右政策的实力，足以在任何经济或政治体制转变时保障自身利益并牺牲民众的利益，甚至，也许苏共的垮台能让他们更方便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毫无疑问，当年的苏联变局就与今天的中国有更大的相关度了。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近20年来的俄罗斯历史，还有很多资源可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证明“民主”或“市场经济”的价值。
从大的角度看，一直以来，俄罗斯研究在中国并非显学，一方面因为中俄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交恶，双方民间交流不足，相互认识不够，另一方面，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又有师法欧美的心态，于俄罗斯经验不甚推重。但俄罗斯的历史与现状与中国有很大的契合度。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政府与官僚系统的组织方式，中国的教育体制、经济发展方式等，都带有很强烈的苏式社会主义的基因，有些是我们不觉察的，甚至有些是我们不愿承认的。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转型过程，是我们考察自身的一面镜子。但严肃考察的前提也许是，突破苏联解体“是好还是坏”的思维框架，重建我们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俄罗斯的历史叙事。（摘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