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看《水浒》都不忍目睹它的结局，尤其是当这种结局通过电视的形式更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许多人都为英雄们的如花零落嗟叹不已。他们说，梁山没有墓地吗？何必非要把人赶到江南打盟友？本想燕然勒石，封狼居胥的人，最后却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人在欣赏过程中产生的“审美同情”。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文化批判的立场看，这种“同情”又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不论他们最后选择招安，还是维持根据地现状不变，甚至“夺了鸟位”都不会给故宋的老百姓带来幸福和尊严。除非他们能探索出一种比大宋先进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否则，即便是“夺了鸟位”也不过是完成新一轮的改朝换代而已。
一
大约在纪元前十一世纪的时候，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百里之地西岐被探索出来，主要表现为以“礼乐”为核心的一套社会政治新秩序。比如，卦辞上记载的“（王）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就讲的是在周国内部遣散奴隶的事情。“前禽”指以前在战争中捕获的奴隶，“驱失”就是遣散；“不诫”指本土平民不再防备他们逃跑。另外的卦辞还显示，周国的统治者不仅还奴隶以人身自由，而且还改变了原来的土地所有制。“涣其群”指解除了对奴隶的集体拘禁，“涣有丘”指奴隶获得自由后有了地种。武王在阐述这种变革时明确指出“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就是说，如果我仅仅夺取了国家政权（邑）而不改变原来的社会制度（井），对于百姓来说，就等于什么也没干（无丧无得）。既然什么也没干，百姓为什么要拥护我呢？因此，他和父王姬昌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人心归附，诸侯仿效，以致“三分天下有其二”，对以纣王为核心的殷商集团构成了绝对优势，才与八百诸侯会于孟津，誓师讨伐，取得了“周武革命”的最后胜利。周武革命如此，“成汤伐夏”亦如此，都是在旧社会内部，新制度已经探索完成，当它发展到足以撑破旧体制的束缚时，就水到渠成地发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革命。
宋江等人如果能像汤武那样，在梁山上创出一套比当时的文官制度更先进的管理模式，招安的悲剧庶几可以避免。比如，我们可以设想在梁山上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解决山寨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可以让阮氏三雄、张横、张顺等将领担任水利部长，利用八百里水泊，大力发展养鱼业；可以让朱贵朱富兄弟、张青孙二娘夫妇、孙新顾大嫂夫妇、李立、王定六等人在梁山四处开设星级酒店，为过往客商提供吃住玩一体化服务，赚取利润；可以让汤隆、侯健、陶宗旺等能工巧匠专门负责房地产开发和各式用具、船舶、铁器的打造，大力发展制造业；山上也要建一所大学，名字就叫“绿林大学”，校长由吴用担任，贯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之方针；书法家萧让、绘画雕刻大师金大坚、歌唱家乐和分别任书法系、美术系、音乐系主任；全山上下不论男女老幼，凡有学习意向者一律平等对待，学费全免；附属医院院长由神医安道全担任，实行全山免费医疗；其余无专业特长者均编入农垦队，实行军垦；平时为农，战时为兵，打下的粮食除了供山中食用，亦可以由杨志押运，远销到全国各地；全山妇女在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的带领下，要积极响应宋头领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线”运动高潮。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梁山无休止地拦路抢劫、远征“借粮”，还可以让梁山在全国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样板，为其他州县仿效。
在制度建设上实行民主，占领区之州县村寨无条件地实行普选，重大问题一律交付民众“公投”解决。凡十八岁以上之公民不论贤与不肖，均可参与表决。这样，像招安这类事关梁山生死存亡的大事就不能由几个头领说了算。因为招安对宋江、卢俊义、吴用这些高层领导的利诱远比其他人大得多。缘由简单：招安成功后，宋、卢、吴这些“班子成员”有可能进入皇上的视野，但一般头领就未必，底层的小喽啰就更不用提了，因而必须交付“公投”，才能彰显正义。也就是说，“替天行道”不是靠宋江嘴说的，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具体落实，“替天行道”就有可能演变为“替江行道”。因为天虽有道，但天不能言，天的道就存在于人心物理中，如明代思想家王艮说的“百姓日用即道”。
二
现在，我们就以“百姓日用”的“人心物理”对梁山的“公投”作一番预测。
显然，宋江是招安的“核心人物”，吴用也想招安，但他想卖个好价钱，卢俊义也是愿意招安的，这从他最后和燕青的话别中可以看出来。其他原本是朝廷军官，因失陷了军马被宋江裹挟上山的将领，如呼延灼、秦明、关胜、徐宁等人则无非是争个官大官小罢了。如果有可能捞个大官，他们当然愿意；但如果得到的官职比上山前还小，他们多半不愿意。因而在招安的问题上，他们有可能成为“骑墙派”。也就是当招安的时机不成熟，对方给出的价码很低时，他们有可能投“反对票”；反之，即投“赞成票”。事实是，当朝廷第一次派陈太尉上山招安时，恰好是这些原本体制内的军官最先料到结局。林冲道：“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事。”关胜道：“诏书上必然写着些唬吓的言语，来惊我们。”徐宁又道：“来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门下。”实际上朝廷在最后授职时，除了宋江、卢俊义、吴用、关胜等十二员正将勉强算是升迁外，其余偏将都只是得了个虚衔“武奕郎”，另授“诸路都统领”，大概是个“上校旅长”。
以武松、鲁智深为代表的原二龙山将领，再加上黑旋风李逵，构成了梁山上反对招安的“激进派”谱系。武、鲁二人经历大体相似，加上他们自身对朝廷的认识，使他们对招安路线很反感。李逵本是宋江的心腹，但他顽童式的嗜杀性格，加上天生的受不住管束，使他对招安有着近乎本能的抵触。因而每次提到招安，总是这三人站在“反对派”的最前沿。在庆祝梁山英雄排座次的“重阳节联欢晚会”上，由宋江作词、乐和演唱的《满江红》刚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武松便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睁圆怪眼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便把桌子踢得粉碎。鲁智深嚷道：“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后来陈太尉奉旨上山招安，又是李逵扯诏打钦差，鲁智深提着禅杖叫骂，武松掣出双戒刀，引得众人一齐发作，第一次招安就被搅黄了。
六位水军将领也是反对派的中坚力量。其中阮氏三雄原是晁盖旧部，只因晁天王死得早，不得已归了宋江；但在他们身上依然能看到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火烈性格，尤以阮小七的顽劣最为可爱。陈太尉第一次上山时，就是他偷换了朝廷的御酒，旧瓶装假酒，使得招安事败；后来在江南的帮源洞前穿上方腊的龙衣玉带载歌载舞，亦可以看出这个人骨子里的天真烂漫。征方腊后被人诬告夺了官，他心中也暗自喜欢。混江龙李俊和张横张顺兄弟原本是宋系人马，但长年横行江湖的放浪不羁，使他们对招安不感兴趣。后来破辽成功，朝廷不但没有升迁众将，反而禁止他们入城，正是这六位水军将领找到吴用，要他和宋公明商议：“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但宋江听说后，立刻拿出当年在江州吃屎的泼劲来，寻死觅活，他们只好垂泪而散。后来张顺在征方腊时阵亡，张横亦于途中病故，李俊假装中风，带领童威童猛到泰国开辟了一块殖民地，自为国主，快活一生。
技术型干部如书法家萧让、绘画雕刻大师金大坚、歌唱家乐和、神医安道全、兽医皇甫端、职业会计蒋敬、工程师陶宗旺等，倒有可能支持招安。原因简单：这些人靠技术吃饭，而梁山上客户太少，影响他们的生意；但无奈这类人人数太少，左右不了整个“选情”。
人数最多的是底层的喽啰，但底层的喽啰是最不愿意招安的。因为与卢俊义、李应、朱仝这些“大款”，以及秦明、呼延灼、关胜等军分区司令相较，他们上山的目的单纯，就是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顶多再加上“论秤分金银，成套穿衣服”，这些目的在梁山上还有可能实现，至少是部分实现，但招安后成为大宋的现役军人，谁还让你“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论秤分金银”就更别想了，“成套穿衣服”倒有可能，那就是宋军的制服啊。因而，当宋江向全军将士宣布招安，并言明“如不愿去的，就这里报名相辞，我自赍发你等下山”，号令一出，“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剩下还想猛吃猛喝的跟着宋江来到东京，谁知一到陈桥驿，负责后勤的官员就将御赐的“每名军士酒一瓶，肉一斤”，克扣为酒半瓶，肉十两（宋时一斤为十六两）。
大小头领没有办法像喽啰一样挥手自辞去。因为当日在忠义堂上歃血盟誓，大家说好了要“吉凶相救，患难相扶”的。但在征方腊回京后，好多人却选择了离开，即“用脚投票”。其中公孙胜破辽后即离开宋江，鲁达在浙江坐化，武松半路出家，燕青不告而别，李俊带着童威童猛移民到了泰国，连宋江的心腹戴宗也纳还了官诰，到泰安州岳庙里做了道士。阮小七被“双开”，回到了石碣村，“心中也自欢喜”。柴进推称风疾，再回横海郡为民。李应也挂印归田，带着职业经理杜兴，复还独龙冈，仍当他的大款去了。宋江的兄弟宋清也还乡务农。邹润不愿为官，亦回登云山而去。蔡庆回北京为民。裴宣自与杨林商议，一起回饮马川求闲快活了罢。蒋敬思乡情切，辞官回潭州老家而去。朱武拜樊瑞为师学习道法，两人做了全真先生。穆春重回揭阳镇乡中，乐为庶民。大家知道，梁山共有108条好汉，除去阵亡、于路病故、早先留用京师的74位，宋江活着带回来的共34名，但上述以各种理由辞官的就有21人，占生还人数的61%。如此高的比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跟着你宋江出生入死，是因为我不愿违背当初的誓言，但你说的“尽忠显义，光宗耀祖”我实在不感兴趣，就像公孙胜在辞行时说的：“若是小道半途撇了仁兄，便是贫道寡情薄意。今来仁兄功成名遂，此去非贫道所趋。”宋江无言以对。
可以想见，如果将招安大事付诸“公投”，那么宋头领必败无疑。他深知招安路线不得人心，因而不用说“全山公投”，就是在以他为核心的由108位代表组成的“中委会”和36位代表组成的“中常委”会上都不敢让每个人表决，连个举拳头的过场都没有走。只是在“重阳节联欢晚会”上以唱红歌的形式试探了一下，就遭到李逵等人的激烈反对。他喝令左右把李逵“斩讫报来”，继而假装酒醒潸然泪下；对武松、鲁智深则温言相劝，说他想改邪归正，目的是让众兄弟都成为国家臣子，别无他意；后来又竭力拉拢一些朝廷降将，不同意见就这样被雪藏起来。宋江的主张就成了梁山的主张，众兄弟只能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三
这就是梁山，这就是宋江。从组织军队和官府抗衡的现象上看，它和赵宋似乎是势不两立的；但从深层的心里结构上看，二者又是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你看宋江还未“杀到东京”，就用童谣为自己大造舆论，又以还道村遇九天玄女，忠义堂出石碣天文等装神弄鬼的手段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奉天承运”的“星主”，刚坐上头把交椅，就在忠义堂外大插飞龙飞虎、飞熊飞豹旗，这做派哪像一个黑社会老大的阴谋上位，简直就是历任皇帝登基的彩排。因而，我们用不着对梁山的悲剧过于惋惜，因为无论最后他们怎样选择，都不会使老百姓得到幸福。李逵动不动就叫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并让宋江做皇帝，吴用做丞相，他们都做大将军。其实他做大将军能比高俅好到哪里呢？吴用做丞相又比蔡京正派多少呢？宋江就更不用说了。为赚卢俊义上山，竟把人家害得家破人亡；为拉朱仝入伙，又亲自策划将一个四岁小男孩“劈做两半”；为让秦明死心塌地跟他走，竟把秦明一家老小杀光不算，还让士兵扮作秦明，把青州城外“数百人家”的房屋烧作白地，人口屠戮净尽。他当皇帝，能比那个挖了地道往烟花路上走的风流天子好？我看未必。
梁山就是梁山，宋江就是宋江。梁山如果能成为民主法治的试验田，梁山就不叫梁山；宋江如果能成为尊重生命、捍卫人权的急先锋，宋江就不是宋江。宋江之所以是宋江，就在于他不管手下有多少兵马，打过多少胜仗，拥有多少粉丝，在心理结构上他永远是那个郓城县的鄙猥小吏。他脑子里不可能产生比升官更美妙的想象。
宽泛点说，也不光是宋江，这种漠视生命，不尊重个人选择，甚至强行改变他人立场的“专制人格”在每个中国人身上都存在着。尽管面积有大小，程度有强弱，但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梁山。对一个家长而言，家庭就是他的梁山；对一个族长而言，家族就是他的梁山；对于一个县令而言，县境就是他的梁山；对于一个国王而言，国家就是他的梁山。只要这种“专制人格”不变，不管他是用“忠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作为包装，宋江就永远是这样的宋江，梁山就永远是这样的梁山，中国也永远是这样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