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于不同人性论的两种社会制度
被视为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方国家，与号称社会主义阵营的苏东及中国大陆等国家，其基本社会制度，首先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人性论基础之上。
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实际建立在所谓"经济人"假设之上。"经济人"（economic man）又称"理性-经济人"、"实利人"或"唯利人"。这种假设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见诸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的一段文字："……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后来纳索·威廉·西尼尔定量地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之后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由帕累托将"经济人"这个专有名词引入经济学。它假设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是为了得到经济报酬，并且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属于经济人理性行为。
与此相关联但又有所区别，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实际建立在所谓"人性恶"的假设之上。《联邦党人文集》中有段出自汉密尔顿或麦迪逊之手的文字，对此表达得相当典型："……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端，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后来美国学者评论道，支撑美国建国理论的信念与观点是："由于人是一种难以改变的自私的生物……建国者只能依赖以恶制恶"。根据罗伯特·达尔的概括，麦迪逊民主理论的中心观点是："如果不受到外部制约的限制，任何既定的个人或个人群体都将对他人施加暴政"。而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名言则早已广为人知："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所以在西方政治学中，政府一直被当成一种"必要的邪恶"。所有这些论点都植根于西方社会对于人性所持的怀疑态度和道德自律的不信任，这种看法、信念和情绪在西方社会中是根深蒂固和极为普遍的。
由第一个人性假设，即所谓"经济人"假设，可以引申或推导出关于经济制度的确立原则：保护私有财产，并制定相应的产权制度与交易规则，从而为个人旨在追求财富与利益的经济活动提供法律保障，此即市场经济。
由第二个人性假设，即所谓"人性恶"假设，可以引申或推导出关于政治制度的确立原则：限制权力，并制定可以合理分割、能够相互制衡和便于有效监督的宪法制度，从而使权力的存在与设置，尽可能避免发生某些权力腐败、以权谋私、滥用权力和侵犯人权等种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与结果，此即宪政民主。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高度发达与内在矛盾作用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出现，必将同时伴之以社会成员高度的思想道德觉悟，并且势必以如此良善的品德作为奠定如此先进的社会制度型态的人性基础。从人性论的角度看，这种学说实质上包含有性善论的因素。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问世之前，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种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早已流传于欧洲各地多年，并吸引一些信徒参与持续时间或长或短的社会实验活动。但在当时，作为一种社会试验，这些活动仅由极少数社会成员或某些个别志愿团体，完全本着自主决定、自愿参加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进行组织，并非强加于人，更非凭借国家暴力机器将其强加于整个社会。而作为一种加以系统论证的社会学说，马克思预言的社会制度型态属于未来，无论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否实现，总之并非现实。因此，一个人是否赞成或相信这种社会学说，属于一个信仰问题。
人性是否能够最终发展到那种良善状态，迄今也不是一个可以实证的科学问题。因此，一个人是否赞成或相信这种近似性善论的人性论，可以说属于一个信念问题。
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人们对于社会制度的信念与构想，以及对于某种社会制度的评价，包括其资本主义观或社会主义观，部分取决于他持有何种人性论。
人性到底是善是恶，或者性善论与性恶论究竟孰是孰非，既属于一个哲学问题，也属于一个经验问题。这是一个在历史上长久聚讼纷纭的问题，也是一个迄今依然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人无论持有其中哪一种论点，在现实与经验中，都能够找到有利于自己或支持自己的若干证据，同时对立的一方也不难找到某些反证。最终某个人持有何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变成为一个信念问题。探明或解答这个问题，并非十分紧要。但是，以哪种人性论为指导设计社会制度，或者基于哪种人性假设确立社会制度，则至关重要。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导论"中断言："人性本恶这一基督教的教义，比其他教义说人性本善要高明些。"池田大作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从性恶说的观点来看，应该从外界来约束人性；而性善说则极力排斥外界的约束，强调听其自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一书中曾援引伯克 "以英雄的品德为基础的人类制度，必定有一个脆弱的或堕落的上层建筑"之语后评论道："这是极有见地的。"
二、旨在巩固所有制结构变革的文革
20世纪美国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于1971年3至4月间在意大利各地作了题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公开演讲，对其时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的文化大革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防止倒退到资本主义的伟大创举。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徒，他从生活于其中的普遍的社会信念，即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人性论出发，为文革所作的诠释与辩护，对于人们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动机，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其中有关的主要论点如下：
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或称空想社会主义，总是以失败告终，"它们不但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人性，反倒加固了认为人性毕竟是无法改变的典型资产阶级观点"。
"…….资本家和那些满脑子资本主义观点和价值准则的人是既不愿意要这样一个社会，也不能够建立并管理这样一个社会的。他们资产阶级人性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总和是水火不相容的。谁要是想把这两者揉在一起，那他从一开始便注定非失败不可：不是资产阶级人性被迫改造为社会主义人性，便是社会主义关系被迫改造为资产阶级关系。"
"……资产阶级人性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结构内为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得强大到足以向封建主义挑战并战胜封建主义时，就不存在倒退回封建主义的实际可能性。……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人性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结构内而只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在足够的广度和深度上产生社会主义人性，以使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可能呢？要是不具备那种人的素质（只有它才能使社会关系有意义），就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关系，除了名义上能够存在之外，还能在实际上存在，那可完全是幻想。"
斯威齐分别以苏联和中国为例证加以对比，阐明毛发动文革的重要意义：
"俄国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积极方面虽无甚可借鉴之处，它却为下列事实提供了铁证：不可能把真正社会主义的内容灌注进诸如生产资料国有化、全面的计划经济之类的貌似社会主义的形式中去，除非在实行这些过程的同时还造就社会主义的人。苏联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孜孜不倦地提倡的那种认为提高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会自然而然地培育社会主义觉悟的思想，是毫不足取的。这种思想已由苏联的（以及美国的！）经验证明为无稽之谈。"
"……任何法律制度--从最广泛的含义来运用这个词汇，把财产关系的制度也包括在内--都无法控制人们的行为，除非这种法律制度同其治理下的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人性能协调一致。这一条件在苏联显然尚不具备。"
与此适成对照，由于毛泽东本人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比列宁持续得时间更为长久，从而使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比苏联更幸运："……当问题涉及到改变人性的时候…..毛泽东对这一点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在引述了毛泽东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刻所言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之语后，斯威齐的演讲以如下语句结尾：
"马克思说，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改变人性的历史。毛泽东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正是：即使在推翻了阶级统治之后，改变人性的这一正面任务也永远不会停止。"
保罗·斯威齐的以上观点，对于人们洞悉文革的动因，乃至深入探究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可谓大有帮助。这里需要把握至少两个关键词：所有制结构和人性论。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并非系自然演化而来，而是强大的政治势力通过高压、强制乃至暴力手段强加于社会的。它与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区别，首先在于财产所有制不同，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权力机构与规模发生的变化和扩张。
第一个问题属于经济领域，第二个问题属于政治领域。要想弄明白这种新型的社会制度的运转何以可能，就必须先清楚它誓言取代的所谓旧式的社会制度的运转原理。
如前所述，作为经济制度，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受到所谓"经济人"逐利动机的支配与驱使；作为政治制度，西方民主国家的权力结构，则由基于所谓"人性恶"而设定的相互制约与广泛监督的原则所确立。而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社会共同体，所谓社会主义制度被强制建立以后，在以上两个方面，即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其工作原理与运行机制，都需要寻求新的思路并以新的方式加以重建。
显然，一个社会的财产所有制结构，一旦由传统的私人所有制被强行变革为所谓集体所有制或所谓全民所有制，必须伴之以支配原有经济社会活动的传统动力源的更新，即需要使个人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驱动机制实现转变，否则该经济社会共同体必将由于缺乏效率与活力而无法维持长久。这就势必对于人性提出新的要求，使之发生适应新型财产制度和生产关系要求的相应变革，由过去纯为自私自利动机支配的所谓卑鄙小人，彻底转变为大公无私的品德高尚之人。因此，把人们塑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代新人，对于维持和稳固社会主义制度至关重要。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或者完成不了这项任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构想就必然落空。这就是财产所有制发生社会变革的逻辑规定：传统生产关系的变革若想获得成功，必须首先以人性的变革为条件，并且始终以人性的变革为基础。简言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实践不可能获得成功，除非它在改变人性上能够获得成功。
对于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乃至共产主义理想为己任和负有如此历史使命的革命家来说，这里遇到了真正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任何个人，而是人性本身。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出自人性的那些顽固表现，对其政治构想的推进和实现，不能不构成一种巨大的妨碍与制约。毛泽东对此处境，并不缺少足够的自觉，例如他坦言："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1955）后来在讲话提纲中又写道："六亿人口；小资产大王国，顽强地表现自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长期耐心的教育。""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最后在文革期间也承认："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1968.10）其实，早在1919年，列宁就认识到："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而且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20年，列宁又痛乎言之："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来毛泽东对此深有同感，晚年特别又一次提起上述列宁的最后这句话，承认这种现象同时也发生在包括工人阶级、党员和无产阶级等等在内的部分所谓先进分子乃至先锋队身上，并且进一步告诫："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1975.2）
不过，对于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来说，关于人性论的传统观念与思想认识，似乎并不成为一个问题，至少不属于某种特别困难以至于对付不了的问题。因为《共产党宣言》已豪迈地宣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毫无疑问，需要与之"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的所谓"传统的观念"，自然也包括传统的人性论。例如列宁就在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那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这意味着如果不得已，诉诸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政治高压与行政强制就成为必要。这与后来毛泽东所持的观点完全一致。
其实，如果剥除裹在若干政治术语或名词上的意识形态外衣，可以发现，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所谓资产阶级，不过属于所谓"经济人"假设而已，正如所谓无产阶级思想，或者所谓无产阶级，不过即所谓"道德人"假设而已；因此，相应地，所谓阶级斗争，以及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道路斗争或路线斗争，不过是两种对立的人性论在思想认识上与政治观念上的反映，或者说，是更具主导作用的或更具普遍性质的人性表现与力图改造之的政治努力所发生的现实冲突。而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思想要求或政治号召，正是对于所谓"经济人"表现发起的道德审判与政治狙击。
不难发现，由于人性在现实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毛泽东推动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想与实践，一开始便注定落入四面树敌的不利境地，受到来自社会上下的思想夹攻与政治夹攻，因此势必需要在多条战线同时作战。这种奋战其实并非始于文革，而是早自五十年代初以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请注意毛的如下种种论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949.6）这里忧虑的对象还只限于农民群众；"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1953.6）这里责备的主要对象显然是党内领导干部； "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1957.3）这里斥责的对象无疑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1955）还有："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1957.2）这里责难的对象进而发展到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既有领导干部，也有知识分子，还有一般群众，但主要对象是前者，因为他们是实施和完成这种思想改造任务的凭借力量； "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1964.7）这里的警告对象还限于权力顶层中的个别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965.9）以及："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1967.7）这里的矛头则进一步指向了整个权力中枢。
所以毫不奇怪，毛合乎逻辑地得出如下种种论断： "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1955）这是完全针对农民群众的；"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知识分子……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1957.3）还有："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转变，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1957.3）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1958）这是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中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1955） 他在审阅一份文稿时特意写了如下批语："在讲社会主义的地方都加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等字为宜，以区别人的改造尚未完成"（1957.6）还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1959.8）这是针对整个社会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1967.11）还有： "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1976.3）这是针对领导干部与党员队伍的。
还可以发现，毛泽东早就认识到，即使竭尽全力，要想彻底改变人性，亦即使人们完成思想上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最终能否取得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对此他并不十分自信，更不盲目乐观，而是言之谆谆，乃至忧心忡忡。他提醒："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1953.6）以及："……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1957.2）还指出："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1963.6）其认识不可谓不清醒。
于是他对此一再申明，并反复告诫，例如："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957.2）还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1957.3）以及："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斗争，那就是错误的。"（1957.3）他还在文章中写道："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57.7）并且在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时，特意为其加写了如下段落："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1957.9）几天后又在讲话中进一步阐明："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是对的，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1957.9）这些只是1957年间的言论，那时离正式发动文革还有八、九年之久。
后来，毛泽东继续沿着这个认识轨迹前进，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其关于这一社会理论与政治思想的文字表述，例如："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1962.8、9）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1963.6）还有："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1964.7） 以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经济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1964.7）以及："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1965.1）对于党和国家来说，这真可谓"战斗正未有穷期"。
有鉴于此，像列宁的观点一样，对于社会上由此出现的某种恢复传统经济生产组织方式的苗头和表现，以及某些抗拒思想改造的行为与反抗活动，他也得出必须实行镇压和诉诸暴力的结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1962.1）"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1964.7）可想而知，这一步显然是势所必至的事情。以上这些还是1960年代初期的言论，那时离正式发动文革还有一到四年的时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这些主要观点与论断，远在五十年代初即已形成，并且一以贯之，并非始于其起意发动文革之时，也同后来文革期间发表的诸种言论的要旨完全一致。因此，与其说它们是表明毛陷于极左主义或激进主义政治误区的表现，不如说它们是印证发动文革必要性的逻辑思维论据；与其说它们是庸人自扰或杞人忧天，不如说它们是真知灼见与不刊之论。要想理解这些，只要把上述论断中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词汇，按照人性论的认识观念加以语言学转换即可。在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上的这项概念重整和词汇变换工作之后，人们就会发现，与那些始终追随他投身于武装斗争等暴力活动，尤其是献身于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事业的所有同志们相比，他确实有先见之明。可以说，正由于他始终站得高，所以他总是看得远。
还在离文革正式发动前七、八年，毛泽东围绕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的一些谈话，也颇值得注意。他本来似乎是抱着求教的初衷和虚心学习的态度去阅读这部教科书的，结果大失所望，并且相当反感，从而为后来中苏两党之间爆发论战埋下了某些思想与情绪的种子。他指责"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1958）
显然，对毛来说，如果在人性表现面前俯首听命，妥协退让，默许人们屈从于所谓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支配与牵制，听任党内领导干部对此人性表现纷纷放弃斗争，转而改变态度以被动顺应之，乃至设法去主动迎合之，那就无异于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功败垂成。而放弃社会主义信仰，那就意味着其奋斗终生的政治事业前功尽弃。作为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不甘心落下这种败局，经过反复思量，终于下定决心，鼓起巨大的政治勇气，不惜甘冒"跌得粉碎"的政治风险，发起一场旨在挑战人性的战斗。这一壮举，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出自毛泽东笔下的如下一段文字，已经把发动文革的根本动机，包括目的、对象、重点和方式，完全交代得一清二楚： "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他还在别处进一步阐明其目标与重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9）在这里，以人性论与所有制结构这两个关键词观照之，毛发动文革思路的逻辑性，就变会得昭然若揭：对象--第一是屈从于人性现实而被迫借助于或乞灵于个人物质利益驱动机制的党内领导干部，第二是未能成功完成思想改造即人性改造的知识分子，以及人们普遍表现出来的"经济人"人性倾向；重点--即上述首要对象，因为他们属于主导性的社会政治力量；方式--抛弃此前形成的那些无助于甚或有碍于实现人性改造的教育内容与教育制度，以及文学艺术形式，代之以有利于或有助于人性重塑的革命化的革新形式，从而在所有制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后，使所有其他非经济性的社会领域实现与之配套的适应性转变；目的--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社会制度，使之保持效率与活力。
在毛那里，投入一场不同于此前国共两党之间军事斗争形式的新的斗争，亦即其向人性发起的挑战之举，前后有两种语言措辞不同、但精神实质完全一致的表述方式。在文革之前的委婉说法是：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时期，尤其是这样。"（1955）"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958.1）在文革期间的直率说法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1966.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1967.1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1968.4）
通过以上对毛泽东有关主要思想线索的粗略勾勒，人们就会明白和理解，他何以在文革之前就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反复告诫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2.9）"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3.2） "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1963.5）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1964.7），何以又不顾党内多数同僚反对，违背党内主流意见，一开始公然通过密谋与暗中策划，设法避开那些原先被其指派而处于一线工作的所有高级领导人，一意孤行地发动文革，努力将其进一步付诸实施，以至临终前依然对其在党内曾经遇到过的那些反对意见、抵触情绪和异议耿耿于怀："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林彪……熄灭了吗？"（1976.4）也会明白，他何以于文革之初进一步明确重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1966.5）并且还会明白，他何以晚年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这个理论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显然，此处所谓"革命"，即"思想革命"，或者"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亦即人性革命，或者改变人性。
发动文革后，他坦率地承认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967.2）后来他还解释说："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是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叫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到工厂、机关、学校。"（1969.4）同时又感慨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1969.4）对于那种乞灵于个人物质利益驱动机制，或者变相去这样做的政策与方法，其最终结果究竟如何，他洞若观火。所以，只要着眼于其维护这种新型的所有制结构，亦即维护这个经济社会制度的基础的目的，并且看到其意在保持这个前提条件下，设法提高个人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以保持这种新型的经济社会共同体的效率与活力，就可以充分理解他何以必须发动文革，何以坚信和断言："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968.10）可以说，当他得出这些结论的时候，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堪称深谋远虑，也是有根据的，乃至是有道理的，并且完全合乎逻辑，决非心血来潮、任性冲动或丧失理智。至于这样做是否可取，后果如何，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另外，从权力机构运行的角度看，作为政治制度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奉行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基于人性恶而设定的政府分权与限权原则，而是实行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完全摒弃了分权、限权与监督的制度设计原则，所以难以避免权力腐败的结局。有鉴于此，亟待找到某种办法，既不违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原则与制度结构，又能够有效地对付各级官僚以权谋私、权力腐败及享受特权等现象的发生，以防止党出现腐化变质。应当说，对于缺乏现代政治素养或拒绝遵循现代政治原则行事的政治领袖来说，作出这样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作出这样的举动则需要巨大的决心与非凡的勇气。而发动文革，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官僚机构里的那些官僚队伍，以达到对其进行制约、监督与威慑的目的，则不失为某种政治选择或尝试，现在看来也证明其确实具有某些效力。文革后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毛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姑且不论此处邓对于毛"对情况估计错了"的评价准确与否，后来的领导人，包括邓，即使在发现情况变得越发严重之后，有谁敢于像毛那样，在设法解决问题上能够展现出如此巨大的政治勇气与政治魄力？仅此而论，毛就把自己与其身后的那些权力继承人远远地区别开来，使之相形见绌，乃至望尘莫及。
至于毛所致力于解决的所谓官僚体制其它问题，有一些是属于现代社会管理中固有的甚或必要的，有一些是源于其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结构所必然导致的，还有一些则是出于其坚持原教旨主义的政治信念而判定、但却符合经济让步政策发展的逻辑结果的。在第一层意义上，他的目的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必要；在第二层意义上，他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收扬汤止沸之效；在第三层意义上，他的做法则是完全有害的。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写道："我这个人不能想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组织能采取不是一种庞大而包罗万象的官僚机构的任何形式。我能够想象的每一种其他可能形式必将招失败和垮台。"他还认为："官僚政治对现代经济发展也是不可避免的补充，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它比任何时候更为重要。但认识全盘官僚化的不可避免性并不能解决由官僚化引起的问题。"他承认："避免消极作用是困难的，没有克服消极面的简单药方。"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写道："官僚主义化是一切复杂社会中的问题，害怕官僚科层制成为整个社会和大组织里的新管理阶级，一直在折磨着社会主义的和乌托邦主义的作家们的希望。"戴维·毕瑟姆则在《官僚制》中写道："根据韦伯的观点，官僚结构的统治，源自于在计划经济中其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以及在缺乏抗衡力量的情况下，随着这一功能而自然增长的权力和特权。……根据韦伯的观点……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制政府形成了对个人主义的威胁，但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官僚统治才能得以避免。"
其实，如上所述，从现代政治学的观点看，某些领导干部出现腐败与腐化现象，乃是权力失去限制、制约与监督的人性表现与必然结果，至于所谓官僚主义盛行和存在特权现象，不过是权力高度集中及其带来的官本位的结果；而某些领导干部为激发劳动热情或调动生产积极性而允许或采取恢复传统的生产组织方法的主张与举动，则是对人性表现让步或妥协的明智与务实的做法。毛把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一律斥之为"修正主义"或"变修"，不过反映了他对于西方社会的制度文明存在深刻的政治偏见。
确实，如果按照那些对人性表现让步或妥协的开明政策或务实做法行事，结果势必逐步侵蚀进而严重危害业已建立起来的新型的财产所有制结构，最终不可避免地危及这个经济社会共同体本身的存在，导致其政治事业功亏一篑。所以他一再特别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1957.3）"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1964.8）这表明他比其他人能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政策退让势必会对这种经济社会共同体带来的后果，所以与那些对他的看法不理解、有异议乃至持反对态度的政治伙伴及下属相比，他富有社会洞察力或政治远见；但是，毛不接受人性顽固难变的观点，坚持继续战斗，所以与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僚及下属相比，他陷于不切实际的空想之中。
可以发现，在掌握政权之后，在实行一党专政和权力不受限制与制约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政治高压措施和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迫使民众将其全部生产资料和部分私有财产交由集体控制，划归国家统一支配，这一步能够办到，或者不难办到；然而接下来，下一步，希望和要求民众在这个经济社会共同体中仍然保持原有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不变，避免出现消极怠工的普遍现象，以致降低这个经济社会共同体的效率与活力，这就不能办到，或者难以办到。换句话说，让人们交出手中的财产充公，这个可以做到，只要诉诸政治高压即可，无论人们多么不情愿，那也别无选择，只得乖乖屈从；但是，想让人们此后在集体性的生产与社会活动中继续保持以往的干劲和积极性，这个难以做到，因为这是超出权力支配范围或政治能量力所不及的事情，即使诉诸政治高压也无济于事，除非人们真正转变思想、感情和态度并付诸行动。这就是毛泽东走到这一步，即在其力主强行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继而发动所谓大跃进，以及进而建立人民公社制度之后，一句话，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工作完成以后，当时所需要面对和必须正视的问题。
这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个难题如果不解决，他就往前走不下去；而放弃战斗，诱之以利，即诉诸人的自利之心，乞灵于个人物质利益驱动机制，势必同财产共有的所有制经济结构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从而迫使他从此前克服重重政治阻力和社会阻力，以及种种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好不容易取得的经济社会变革进展上实行退却。此举无疑意味着他得承认政治失败，并且把已经决意迈出去的步子收回来，从当时奋力战斗顽强推进的制度战线上实行大幅度退缩，让以前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然而其意义并不止于此。他还得进一步承认，他志在变革国家与社会的经济社会构想存在根本缺陷，乃至他毕生追求与献身的理想信仰和政治事业都有破绽。而一旦承认这些，那将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精神上都会对他构成致命的打击。所以，他绝对不会接受这种结果，绝对不会甘于低头认输。否则他就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或者邓小平了。
显然，在毛看来，如果屈从人性现实而作出退让，那就等于承认共产主义信仰是可疑的，所以那些人充其量属于革命的同路人，并非真正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社会主义者；而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如果既信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又对于改变人性缺乏信心，那就表明，要么其政治信仰是可疑的，要么其矛盾抵牾，思想混乱。显然，如果从逻辑一贯性上判断，毛更正确一些：一个人，要么屈从于现实的人性状态而抛弃共产主义信仰，要么努力挑战现实的人性表现而继续维护原来的政治信仰，二者必居其一，此外别无选择。
弄明白上述社会制度运转原理，就会明白，毛泽东何以自始至终就对刘邓等人那种通过借助于或乞灵于个人物质利益驱动机制而走出经济社会困境的主张与做法深恶痛绝，绝不容忍；就会明白，他何以晚年不惜打破既成政治秩序，公然执意冒险发动文革；就会明白，他何以临终前念念不忘强调文革的重要性，以至于将其视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不明此理，就不明白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什么，就不明白毛发动文革究竟为什么。那些自作聪明地讥笑毛由于居功自傲而犯糊涂的人自己才是糊涂虫，那些自以为是地批评毛因为主观武断而出现失误的人自己才判断错误，那些不明就里断定毛具有"反智主义"倾向的局外人才缺乏头脑。毛比所有这些人看问题，都要更加清醒得多，更加深刻得多，更加高明得多。毛当然自有他的问题。但他犯的错误既不是主观，也不是武断，更不是糊涂或者所谓"反智"，而是挑战人性。这才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悲剧的实质意义。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挑战人性之举，其实无异于堂·吉诃德先生挑战风车之举。毛泽东就是二十世纪的堂吉诃德，也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具堂吉诃德式行为特征的重要人物。不过，作为一名浪漫骑士，堂吉诃德纯属小说中虚构的角色，其举动虽然荒唐可笑，但除了自作自受或自取其辱，对他人带来的现实危害性很小，反而令人捧腹解颐；而作为一位政治领袖，毛泽东却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其举动的社会后果截然不同，他在社会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场悲剧，一场把国家和民族推向灾难深渊的人间悲剧。
如果说，毛晚年发表的这段话，即："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1975.2）表明二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经验，已经迫使他不得不承认现实，乃至承认失败，因而多少包含有某种失望、苦闷和焦虑情绪，那么，另外一些谈话，即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975.2）还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1975.2）以及："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1976.6）等等，则明显流露出和反映了他的某种倦怠、无奈和沮丧心理。这些就是毛在生命最后阶段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实践表明，改变人性的企图与尝试，除了铺就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其结果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大陆"文革"的破产，为此提供了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因为使人置身于何种处境是一回事，要他的精神状态如何又是另一回事。然而，后来苏联与东欧或解体或易帜，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毛的政治远虑提供了佐证，表明如果不像他那样，设法在政治上积极主动地采取某种旨在改变人性的特别举措或步骤，一种基于特殊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实验或推进，究竟能够走出多远，或者走得多久。
三、企图回避人性论问题的改革
为了走出毛泽东时代已经陷入的经济社会制度困境，必须另寻出路。这就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面临的首要时代课题。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邓于1981年5月18日在与外国人谈话时曾经讲过，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生产力的发展。
其实，前此25年，毛泽东即申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前此17年，他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前此15年，他又为文革"十六条" 加写了如下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而且前此5年，即邓再次被赶下台之前不久，《人民日报》于1976年2月15日发表以该报记者名义采写的题为《批判唯生产力论--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步步深入》的报道，文中驳斥道："我们党从来重视经济工作。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积极发展生产，就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污蔑我们不抓生产，不搞科研，不要四个现代化……""你们要把我国'化'向何处？按照你们修正主义那一套，只能'化'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所以，我们同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的分歧，决不是要不要抓生产、要不要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坚持什么路线抓生产、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而邓去世6年后，由官方编修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重视生产斗争，但他更重视阶级斗争。他认为，人们的精神面貌振奋不起来，还是搞不好生产。多年来，他形成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抓革命，来振奋人们的精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推动生产的发展。这就是他常说的'抓革命，促生产'。""他不是不要生产，更不是要搞乱生产，而是主张首先抓好'革命'，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认为抓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就会上去。正如他对'十六条'修改的那句话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在'十六条'中，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而曾贵为文革显要的王力在回忆录中说得更直白："'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毛主席说是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由此可见，邓小平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和认识，实际上是未经深思熟虑的，显得相当肤浅、粗疏与隔膜，乃至矛盾、含混与模糊。所以一方面，他认为："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物质刺激。"（《邓小平年谱》，1978.9.20）"过去的经济体制调动不了积极性，农村因为进行了改革，才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 1986.5.20）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到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好，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好？只要我们的工作搞得好，按经济规律搞建设，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1979.3.27）"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最大的阶级斗争。有的人说社会主义不如西方好，如果那样，这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四人帮'的社会主义。"（1979.7.28）
如果说，以上这些观点发表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或不同场合，由于针对的情况不同，侧重点有所不同，难免不统一，所以情有可原，不足深责，那么，即使在同一篇讲话中，也可以发现他发表的有关论点，同样不无前后矛盾、相互抵牾与彼此纠结之处。例如邓在1980年8月所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著名讲话中，一方面认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 "在思想政治方面……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这些错误思想，绝对不能让它们流行。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以及"必须……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加以"批判"；可是，另一方面又认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
正是由于在事关经济社会制度构建问题的思想认识上存在如上漏洞和缺陷，所以，一方面，他曾经断言："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么，我们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1985.1） 还有："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1985.3）以及："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985.5）等等，另一方面，后来事实的发展与变化，迫使他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1993.9）显然，正是由于他主导和推动的经济政策的作用，经济社会发展与变化过程的原理和法则开始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并且迫使那些一开始认识不到或者不承认它们的人们，包括邓本人，终于放弃和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
这种结果还只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方面，由于他对毛关于权力问题的担忧和远虑，同样缺乏足够深刻的领悟，从而疏于乃至忽视努力设法及时对权力结构与政治制度加以根本改革，致使其后果表现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他很快就认识到结果不妙："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986.1）即使如此，由于终其一生未能突破思想方面的模糊认识和政治方面的局限，他对此结果仍然一筹莫展，徒唤奈何。现在看来，当时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出现的这类不良现象，同他去世之后愈演愈烈的恶化结果相比，其实微不足道，甚至简直算得上清廉和太平。以此推断，时至今日，国家政治风气与社会道德败坏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这个不幸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结果，必定是为他生前所无法想象、更难以接受的。
毛去世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改革始自农村，并非偶然，因为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导致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问题最为突出，农业生产形势也最为严峻，以至于当局为满足国内人民的基本生理需求和物质生活需要而大伤脑筋。个别地方农民自发组织承包耕地的冒险举动无疑表明，那种强加于社会的共有的财产所有制结构，对个人劳动与生产热情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构成了何等严重的抑制与挫伤。这种结果也表明，无论政治的力量多么强大有力，也无力在改变人性的努力过程中，取得足够程度的进展，以适应抛弃传统经济制度后所建立的所有制结构对动力源泉的要求。
可以发现，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中共原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构想遇到挫折后，在实用主义思想指导下发生的某种被动调整。这种情况在60年前的另一个国家也曾经发生过，1921年初苏俄在列宁主导下一度短暂实行过所谓 "新经济政策"，实际就意味着被迫对"经济人"这一人性表现作出让步和妥协。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在邓小平等改革派人士主导下推动的农村改革，即取消人民公社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是如此。但是，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不仅明显缺乏现代经济理论基础与现代经济理论指导，而且始终回避从人性论的角度，对共有的财产所有制结构加以改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进行充分论证。
无论如何，放弃确立于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等于事实上放弃了强制改造人性的努力，从而放弃了对于那个由毛主导构建的经济社会制度所立足的人性要求的坚持，亦即放弃了社会主义思想或社会主义学说的人性论基础，不管这个结果一开始是否能够被明确地意识到。
如前所述，对于这种人性论在新型社会制度构建中所具有的基础地位和支点性质，毛比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甚至包括列宁，其认识都更加到位，其要义有二：一是性本善，或性可善；二是欲实现人性塑造，或者欲完成人性改造，必须在思想上与政治上开展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也就是说，改变人性，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只要反复诉诸政治运动即可，否则新型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构建工作根本无从谈起，已经强行建立起来的经济社会共同体的运转也缺乏可持续性，最终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里回溯中国历史，可以发现，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构建实验，其赖以实现的人性论基础成分，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那部分，即自孔孟以来发展到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以至颜李学派，其间所展现的源远流长的心性论发展脉络，竟然发生了意外的融汇与贯通，实现了奇妙的对接和统一。例如，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揭橥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在毛这里的现代版是所谓"兴无灭资"或"斗私批修"；在彼处的所谓"义利之辨"，在此处即是所谓"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 在彼处的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此处即是所谓"拒腐蚀，永不沾"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就此而论，不要轻易被文革期间提出的所谓破"四旧"的政治口号，以及对于传统文化展开的某些强烈的政治批判等表象所迷惑，从而轻信后来流行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由此而不幸发生中断之类的笼统说法。此类表现和情况极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有些诚然如此，有些纯属假象，有些其实不然，例如发生个人崇拜现象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还有对于所谓法家专制政治的推崇，以及禁欲主义文化表现，特别是对于作为宋明理学要义，即严酷的道德戒律和特殊的道德要求的呼应、回归与升级，即是例证。可以说，透过意识形态说辞的层层油彩和重重外衣，在文革口号中依然可以分明看到隐然闪现于其中的主流文化传统的影子，特别是宋明理学复活的影子。不过这是它的升级版，因为对于人性的要求，在这里已经不再满足于学究讲学议论或停留在一般性的社会倡导上，而是变成了国家意志，公然凭借政治高压与行政手段，开动国家机器并动用全部社会资源，把历史上道学家们的那些道德主张与道德诉求转化为现代政治纲领并付诸实施。
因此，从社会制度构建的角度来看，放弃确立于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可谓关系重大，非同小可。此举是一个现实意义重大的政治转变，但囿于观念禁忌，这个变化的性质，始终未能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获得进一步明确，也未能对既有的那种经济社会制度赖以确立的人性论基础成分认真加以清理，并且缺乏某种关于社会制度建设的系统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支持，从而为确立制度变革的指导原则寻求新的人性论依据。这个政治转变过程也并非起于邓小平，而是始自华国锋。所以不难发现，国家经济社会制度的改革，由于一直依照后来邓小平概括的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方式行事，完全受到实用主义思想支配，并且始终坚持"不争论"，即不允许人们对此政策变化进行深入思考和展开讨论，拒绝和回避争论，因而始终明显缺乏足够的理论自觉与基本的理论支持，以致较之于毛泽东时代在推进新制度建设的革命过程中，曾经表现得何等意气风发，慷慨激昂，豪情万丈，气势如虹，后毛泽东时代对于这个制度的改革过程，则明显表现得相当迟疑犹豫，顾虑重重，首鼠两端，畏葸不前。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这艘经济社会巨轮转舵，是在人性波涛的汹涌冲击与持续激荡之下，为了顺应人性压力的推动，被迫对前进航向作出的某种有限调整。但是，掌舵的权力之手，其结构却依旧被置于另外一种人性假设的原则支配之下。从人性论的角度看，后毛泽东时代的当局，在驾驭社会与国家巨轮时，实际上对关于人性问题的认识尚未足以实现观念更新，从而真正形成明确的与确切的信念，而是在认识上困惑，在思想上迷茫，在理论上含糊其辞的情况下，被动性地逐步偏离由毛设定的航道，驶入一片未知的海域，开始了新的航行冒险。
自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改革之路已经走过37个年头之久。迄今为止，作为改革的成果，国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主要体现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则乏善可陈，甚至日益败坏。究其原因，经济领域主要得益于经济体制依照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原理发生了某种变革，而政治领域则由于政治体制始终未能依照基于"人性恶"假设的原理加以改革而积弊日深。即使在经济领域，由于改革远未彻底，并且由于病态的权力结构的作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形势也受到日益严重的制约与危害，加之权力败坏对于其他社会领域造成的侵害愈演愈烈，致使当前社会危机四伏，国家局势变得空前严峻。
可以分别考察一下国家当今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现状。
经济体制：属于半截子市场经济。如所周知，形成市场经济制度需要至少两个基础条件：一是具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二是国家严格实行法治。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国家制定出台了《物权法》，在保护私有财产问题上朝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总起来看依然欠缺界定清晰、归属明确的产权制度，致使个人财产权利仍然缺乏有效的和有力的法律保障。最突出的表现是，作为农民重要财产和主要收入来源的土地尚未获得确权，不能发生自主交易和进入流通环节，从而使生产要素市场出现重大残缺。就第二个方面而言，由于权力缺乏制度性的限制、制约与有效监督，社会舆论不独立，政党组织权力实际上统摄国家机关与社会事务，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人治而非法治，盛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行为并未完全退出经济领域，行政主导一直发挥强势作用，以致经济活动时常受到行政干预与政治干涉，以及其他非经济性因素的制约，结果对市场经济的培育生长和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政治体制：权力垄断与不受限制和制约的状况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权力全面支配和完全统摄所有社会活动、社会生活与社会事务的极权主义社会政治局面发生了很大改观，人们从事日常生产活动、选择个人生活方式或进行职业迁徙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但是权力垄断的政治状况不变，权力不受限制和制约的制度状况不变，社会舆论不开放、不独立，以及宪法权利停留于纸面上的社会状况不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必要性，现在已经被充分认识到，并且在口头上得到公开承认，但是国家政治制度改革迄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当局对于政治制度变革的构想依然空洞和空泛，改革遥遥无期，既缺乏路线图也缺乏时间表。
其实，作为改革开放的所谓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与缺陷，早已有所察觉和认识，例如在发表于1980年8月的那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他曾经明确承认："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而"……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时隔不到6年，他又强调过两三次，诸如： "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文选》，1986.6）"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986.6）"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1986.9）等等。但是很可惜，在他那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局限于任职年龄、人事布局和工作分工之类事务性问题的范围内，旨在排除对其自行其是构成妨碍或制约的阻力，不但未能扩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反而连毛泽东时代宪法规定的某种有限的民主形式，即所谓"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也加以取消，致使邓小平时代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权利落空，形同虚设，这与重塑权力结构应当依循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恰恰背道而驰。更为不幸的是，他极力反对借鉴那种已经被西方社会历史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不能搞西方那一套。"（1987.6）这种固步自封的做法无异于画地为牢，直接为政治制度改革设置了思想、理论与政治禁区，其结果使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被完好如初地保留下来，继续妨碍和危害经济社会发展。即使后来其显示出来的种种弊端愈演愈烈，及后果的严重性和广泛性与日俱增，以致于至今无人不晓，政治改革也依旧裹足不前，无法依照基于"人性恶"假设的社会制度构建原则得以向前推进。
如前所述，毛泽东冒险发动文革的方式和手段，以及部分意图，即在于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把持各级官僚机构的官僚队伍，以达到对其进行制约、监督与威慑的目的，并且确实也发生了一定的效力。无论如何，这种通过社会动员而形成的相当广泛的政治参与，在形式上多少包含有某种现代民主政治的成分，尽管其由于存在严重缺陷而大大削弱了其中的民主性意义。正是由于这一点，即由于毛泽东时代大众政治参与在形式上曾经一度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实现，在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后邓小平时代造成了权力失控愈演愈烈，以至社会被压迫得几近窒息的严重后果之后，在公民的民主权利实际上付诸阙如和政治参与大门被关闭的现实情况下，在那些由于长期以来受尽折磨与煎熬而陷于绝望的人们中间，和那些一直挣扎于苦难处境而找不到出路的人们中间，以及那些正苦于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而看不到希望的人们中间，总之在那些由于权力失控和权力作祟而不幸沦为牺牲品或受害者的人们中间，近年来出现了某种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热潮，以至目前社会上竟然刮起一股为文革翻案之风。这种社会政治思潮和现象的出现与流行，当然有相当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与现实根据，需要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并展开讨论，不应当对此不屑一顾，或者嗤之以鼻，但是无论如何，假如企求摆脱本质上源于权力失控和权力作祟而使民众陷于的恶劣社会处境，便盼望、呼唤和吁求恢复文革，这就不幸陷于了一个思想上与认识上的误区。
如所周知，文革运动的主要斗争矛头，特别是在其初期，确实指向所谓"当权派"，但是，在这些被列为首要打击对象的掌权者身上，贴有一个鲜明的政治标签，即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才是运动的初衷和首要目的。忘记或者忽略了作为文革打击对象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短语中的定语，就会对文革的认识与理解出现重大偏差乃至根本错误，以致抓不住问题的要害，从而掩盖了运动的实质。不错，文革中起先遭到整肃而后被赶下台的那些人，确实曾经属于所谓"当权派"，但他们之所以在政治上失势和失去权力，绝大多数并非由于其犯有其他错误或存在其他过失，比如滥权、专权或擅权，以及发生某种以权谋私等权力腐败行为或享受特权现象，而主要是因为其实行某种本质上在于对"经济人"表现让步与妥协的开明政策。这种有限的政策调整，完全是适应和尊重群众在改变生产组织方式问题上所表达的强烈意愿及反复要求的结果，并在当时广为群众称道、拥护和欢迎，现在看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如果撇开长久看来它们对于维护那个经济社会共同体造成的后果不论的话。如今时过境迁，在那些当年曾经深受政策嘉惠的受益者群体及其后裔们中间，如果居然出现某种翻脸不认账和不领情的现象，竟至于认为那些做法开明的领导干部当年理应为此遭受政治打击并付出政治代价，以致罪有应得，那就是某种忘恩负义的不道德表现。对于那些怀念文革以至企求为文革翻案的社会人士和底层民众来说，这种结果肯定既不符合他们的本意也不代表他们的真实意图。因此，一定要分清并务必记住，那些人之所以倒霉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政治表现，而不是由于其落难前的政治身份，即其是所谓"当权派"，这才是作为文革运动重点的问题所在。今天，如果人们只是出于某种社会正义感，而期望或者乐于看到现在的当权者们统统倒霉落难，以解心头之恨，或者为国除害，以致于不去追问和弄清文革之初某些所谓"当权派"何故落得如此下场，那就是不问本质，只看表象，或者不管原因，只看结果，从而可悲地在政治上陷于迷误。
可以说，文革期间政治上失势或落难的那部分掌权者，无论在上层、中层还是基层，基本上属于权力机构中少数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或者某个方面真正掌握和决定社会管理事务和经济政策调整大权的领导人，而非其中的一般干部或普通工作人员；后者如果不去积极追随或维护前者，一般不会受到政治追究或组织处理，因为他们在决定经济社会变化局面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与此不同，现在引起社会公愤的根本原因与主要对象，既非当前所实行的旨在顺应"经济人"倾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即业已确立的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与变革过程，也非那些掌握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决定权的部分领导人，而在于那些支配经济社会秩序和主宰社会事务与政治法律活动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机构，以及充斥于各级官僚机构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吏队伍。不难发现，在这个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和权力因而通吃一切的社会结构中，由于权力失控，权力专横跋扈、肆无忌惮、为非作歹和为所欲为的现象，权力腐败现象，享受特权现象，裙带关系现象，官本位现象和等级制现象，以及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正在愈演愈烈，结果导致人心日非，世风日下，社会道德伦理急剧败坏、堕落和沦丧，演化成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致使国家当前正陷于难以自拔的艰难困境和岌岌可危的险恶局面。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那些伴随权力失控而发生的严重问题，而非由于那个发生适应人性要求的经济变革过程，才是造成社会全面危机的根本原因。否则，就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安徽凤阳县小岗村部分村民当年暗中所做的那种冒险举动的现实原因和经济意义，以及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陆农村土地改革政策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的历史事实。因此，必须把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即把由于不得不适应那个"经济人"表现而迈出的经济体制变革步子所带来的变化，同由于保留那个违背基于"人性恶"假设的权力设置原则的原始权力结构及其长期存在所导致的问题区别开来，这一点至关重要。不明白这个区别，或者把二者混为一谈，显然是对现代经济学原理与现代政治学常识的无知。对于那些尚未脱离这种社会知识学上的蒙昧状态的人们来说，似乎只要你痛恨或憎恶那群早已冷漠地脱离群众，并且可恶地欺压群众，乃至公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队伍，你就无法不怀念毛主席，无法不在感情上亲近他，在心理上敬爱他，乃至在精神上崇拜他，无法不完全赞成并衷心拥护他当年在文革期间通过发动群众，对那群盘踞在或寄生于官僚机构中的老爷们、恶少们和大大小小的寄生虫所发起的摧毁性的政治打击，并且期盼、渴望和呼唤再来一次文革，好把当今那些作为新生代官僚而在政治舞台上常常神气活现地活动或者屡屡道貌岸然地表演的现代"当权派"赶下台，也把那些惯于仗势欺人的走狗们和动辄张牙舞爪的喽啰们一并扫除，乃至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感情与情绪，显然不乏正当根据，因此可以理解，甚至应当尊重，这些无论如何不能加以否认或者受到漠视，否则就是缺乏基本的道义立场；但是它们在思想上和认识上无疑属于一种错乱表现，这一点同样不能否认，并且必须特别加以申明、提醒和强调，否则就是不负责任地把民众的社会正义感、政治参与热情和人民的公正诉求导入政治歧途，重蹈历史的覆辙。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在这里也需要略加辨明和澄清。当某些人心中油然升起怀念所谓毛泽东时代之情的时候，可以推想，他们所怀念的，决不是那个时代物质生活的贫困，或者经济状况的困窘，而是怀念那个时代的所谓社会平等，所谓政治参与，或者所谓良好的社会风气，以及未被严重破坏的自然生态与自然环境，也就是说，受到怀念的主要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与处境，而不是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与处境。即使如此，他们的记忆由于作了选择性处理，往往也很成问题，因为他们忽略了存在于那个时代的更加严重的政治不平等与政治歧视，例如通过划分阶级成份或家庭出身，作为确定社会职业、劳动分工、入党、提升及某种社会地位的重要条件和主要依据，并且忽略了那个时代政治参与受到附加条件的严厉限制，即只有在效忠于而非背离于政党组织乃至政党领袖个人的前提下，才可以被准许拥有这种权利和自由。除了自然生态与自然环境方面之外，他们对于那个时代其他方面的怀念，也都存在不少类似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不管这些情绪与记忆，还存在多少需要理清和有待澄清的混乱与迷糊之处，它们却反映了和表明了一个普遍的心理事实，即在决定人生幸福指数的诸种因素中，在某种生存情况下，精神处境常常比生活处境重要，文化生活常常比物质生活重要，道德状况常常比经济状况重要。这是在治理国家和服务于社会时，无论如何不应当忽视或轻视的重要一点。
毛与邓二人晚年吐露的心声，颇为耐人寻味，值得分别择其要点，最后再回放一遍，并对比一下，权且作为回顾和总结，以便于人们加深对本文主旨和论点的认识与理解。当毛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以及"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的时候，等于间接地承认了，他对于传统经济社会制度进行革命的构想与奋斗是不成功的，乃至是失败的，结果为国家留下了一个半拉子工程；当邓不得不承认，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的时候，验之于其先前所言"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之语，以及当年所言"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之语，等于直接承认了，他对于那个毛遗留下来的经济社会制度加以改革的企图与努力同样是不成功的，乃至是失败的，结果又为国家留下了一个新的半拉子工程。正是由于毛与邓二人通过政治接力，为当代中国社会打上的历史烙印和留下的政治遗产，最终构成为和奠定了当前国家、社会和人民赖以立足、维持与活动的制度环境和现实处境。他们二人双双落败于那个基于人性表现的社会原理与历史法则之手，并不奇怪，但失败的意义有不同：一个是由于对人性发起挑战而遭到挫败，一个是由于对人性态度暧昧而遭到挫败；一个在发起变革人性的战斗时，对于这个政治举动的现实意义有足够的自觉和清醒的认识，一个在作出顺应人性的妥协时，对于这个政治转变的必然结果缺乏准确的思想判断和相应的心理准备。这是二人后半期政治生涯之行为表现的意义区别和不同之处，但是其政治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的结果则是一致的和共同的。所谓"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或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殆此谓欤？
可以发现，由于解放思想，逐步突破毛生前在经济方面设定的禁区，摆脱了人性的枷锁，解除了国民的精神束缚，激发了人们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繁荣和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使中国大陆的物质文化状况和经济社会局面获得了极大的改观，这些结果已经由最近30余年来的改革历史所证明；可以断言，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突破邓生前在政治方面设定的禁区，为权力套上枷锁，使之驯服，不再继续阻碍、拖累和危害社会，以充分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利，切实保障人权，提高公民的政治自由与人格尊严，人们的精神面貌必将焕然一新，社会道德水平和国民文明程度必定会发生空前的变化与提升，并且会促使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这些结果必将在未来获得证明。
由此可见，继续努力摆脱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所陷入的经济社会制度困境，特别是设法尽快走出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所陷入的政治制度困境，是后邓小平时代中国大陆面临的首要时代课题，也是中华民族继续生存繁衍和立足于世的唯一出路。对于当今生活于大陆的中国人来说，设法解决这个攸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课题，既是历史使命，也是政治责任，更是道德义务。因此，在当前，乃至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有志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们，那些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以及那些希望造福于国家和人民的人们，都应当致力于此，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部分引文出处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