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7日是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今年10月10日也是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日，胡适先生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最突出贡献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掀起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所促进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这场运动由于各种因素远没有进行到底，新文化运动的半途而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场“灾难”。这也是关乎世界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的前提，世界主要国家在步入现代文明之时，都对本国语言文字进行了梳理、规范、改革。这个道理十分简单，现代文明就是通过语言交流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避免暴力和战争。而要“交流”必须有好的语言文字作为基础。今天人们对很多问题争论不休，而其中相当多的是由于语言使用不规范造成的。例如我们每天都在说要“依法治国”，要走法制化道路，同时又在强调“政策”的重要性，那么，“法”和“政策”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有“领导”，又有“官吏”、“官员”，这些又如何区分呢？这种现象举不胜举。所以说当前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不从清理语言文字上开始是不会有结果的！今天中国又发展到一个十字路口，如果希望找到今后发展的道路，我们必须首先续写“新文化运动”！

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表面上看是一场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从深层次看他是一场整顿规范汉语言的运动。人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发明了“语言”。人们通过“符号”（文字）把现实中的一切（自然现象、情感、思想等等）转换成“语言”，进行传播。语言是如何实现“现实”与“文字”的相互转换呢？首先要确定有限的“符号”，这在大多数语言文字中就是“字母”，然后这些有限的符号经过“排列组合”成单词、句子、文章，来表达无限复杂丰富的现实世界。中国人比较“聪明”，跳过了“有限符号”这个阶段，直接出现成千上万的“字”，完成了语言文字的基础工作。古汉语没有标点，没有约定的语法，没有规范的格式，甚至常常为了忌讳或其它原因而随便改动“字”的含义，也没有产生新词的约定。汉语的这些缺陷造成在表述“现实”中缺少逻辑性，从作为一种工具来讲，中文是一种既华丽又笨拙的工具。

上个世纪初，西方文化大量渗透到了这个古老的国家，有关语言文字的问题除去“现实”和文字的转换之外，又多出来各种文字之间的相互转换问题。在各种新概念层出不穷情况下，对语言文字的改革要求越来越强烈。当时不少学者对古汉语进行了思考，指出作为语言文字的“工具”，汉字有不少缺点，甚至主张废止汉字，这当然是行不通的。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我们自然只有传承发扬的道理。兼顾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又要发挥语言文字在人类社会的作用，有识之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文从文言文转为白话文，引入了标点符号，引入了语法，引入了大量的新词。从促使文化发展这一点来看，无论对“新文化运动”评价再高，也是不为过的。但可惜的是由于战乱，由于传统文化的惯性，这场文化运动并没有进行完就夭折了，造成了更多的语言文字上的混乱，反而为“语乱天下”推波助澜。

中国古汉语和西方文字的对接是个十分繁杂的工作，需要一大批人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然而传统文化缺少这种“谦让”和“知耻”的精神，而是借助日本文字使用汉字的特点，使大量没有经过认真思考，没有规范界定的概念涌入到中国。五四运动常说的“民主”和“科学”就是被乱用的典型。“民主”是很复杂的一种政治形态，其实质是什么，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实施，又如何与中国国情接轨……，都是很复杂的，难以理解的。说不清的东西正好可以把它“神圣”化，被政治家们拿来作为夺取世俗政权的“幌子”，成了出师之“名”。“科学”和自然现象与工农业技术联系紧密，其成就是具体的，然而其理论同样是复杂的，也是一般人用不着涉及的。但又被一些并不懂得科学本质的人把“科学”用来作为“正确”和“真理”的代名词，成了阻止别人说话的“大棒”，抹杀人类认识上的“多元化”，阻碍了国人对真正“科学”的理解。类似这种对外来语言概念的滥用数不胜数，各种“主义”满天飞也是最明显的例子。造成这种现象一方面是为了迎合政治家们的需要，而究其根本是中国文化，中国语言本质上的问题，是中国文化力量的孱弱，是新文化运动半途而废的结果。

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天下”指的并不是谈“政权”的得失，而是谈天下之“道义”，而构成“道义”的基础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意义的混乱将是真正的“天下大乱”。今天我们续写“新文化运动”，就是要从语言文字的“正本清源”开始。首先我们应当明确语言文字的定位。文明社会是从人与人签订种种“契约”开始的，而语言文字正是这“契约”的基础，是人与人交流的工具，是不可以随意变动，自定规则的。语言文字为政治服务是错误的，它只能减少语言文字的功能，造成社会的混乱。纯洁语言文字，维护它的基本规则，是“读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不是听“指挥刀”的指挥。正确使用语言文字应当是知识分子真正应当守住的“底线”，随意使用或是讲授自己也搞不清楚的语言概念要认识到是不道德的。对一些抽象的社会政治词语要勇于说出“我不懂”，“请不要随便使用”。

第二点是应当梳理人文社会学科方面“外来用语”和“旧词新用”的“新概念”，厘清这些概念的“内涵”。对一些梳理不清的概念不能用于判断、政策、法律等强制性话语中。不能让“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现象一再重演。例如“封建”一词就应当恢复其原本意义，多年错误的使用如何更正都需要认真研究一番，晓之于天下，不能让“混乱”继续下去。

第三点应当改革语文教学，编写从小学到大学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语文新课本。这些似乎是大师们不屑一顾的。当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先生在其晚年反思自己的一生后，就决定编写语文课本来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这也是今天发展中国文化，提高教育质量，最最紧迫和重要的工作了。对于这方面提出三点建议：

a) 要把语文首先看成是传情达意的“技术”课，简单说就是学习如何把“现实”转换成文字；如何从文字中看到“现实”。语文教学是对一种“工具”的学习和熟练的过程，并不是关注这个“工具”去做什么。我们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点才可能搞好语文教学，语文课本应是什么样子也就一清二楚了。真正应当成为语文教科书的首先是字典、词典；继而是公认的“百科全书”。这样去学习显然枯燥而不符合教育规律，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通过选“范文”来学语文，就要注意我们学习的是范文“如何表达”，而不是范文“表达了什么”。人们常利用范文来进行道德说教，这是难免的，但不能“反客为主”，尤其应当注意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思想课”。语文教学脱离政治影响将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要从编写出高质量课本开始。

b)汉语有比较强的修辞能力，能表达出丰富的情感，这些是汉语的优点，是它华丽的地方，也是中国古汉语给世界留下的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对中国传统文化，人们常提到的是唐诗、宋词、元曲，是戏曲、散文，唯独没有系统的，逻辑脉络清晰的思想学术长篇著作。要认识到重视语言的“华丽”，是对语言作用的异化。把原本传情达意的语言，讨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语言，真正变成了“文字游戏”，最多是拿去充填精神的空虚，去起到对人精神的“安慰”、“兴奋”作用。这种现象降低了语言文字对社会的控制作用，正因为诸多现实的社会矛盾没有了用“语言”去解决的机会，只好去靠暴力，靠“胜王败寇”的丛林法则。这种语言的“异化”也导致语文教学方向的失缺，造成语文教学的低效后果。鉴于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将这一部分内容从语文教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美学”教育的一部分，集中力量搞好真正的语文教学。

c) “讲理”或者“不讲理”都是语言现象，语文教科书应当把“如何讲理”写进教材。讲理的过程也就是逻辑推导的过程，形式逻辑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同样也是语言科学的基础。语言的基础是“词语”，每一个词语都有属性，也就是“概念的内涵”，同时一个概念也表现了符合属性的具体“现实”，也就是“概念的外延”。形式逻辑在小学初中去直接讲述是不容易让学生接受的，在高中阶段可以直接讲述这方面的基础知识。要把如何思辨、辩论、演说作为语文的内容。例如你在说明一个问题时，必须先要定义清楚你所使用的概念，讲清楚概念的“内涵”；当你和别人争论时，首先要检查对共同使用的概念的内涵认识是否一致，如果争论双方达不成对概念的共识，应当放弃使用这个概念。如果对重要概念即达不成共识，又要坚持使用，则应当放弃争论，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滥用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来强词夺理现象十分普遍，其反映出的是语文教育的欠缺，补上这一课，对于澄清人们思维的混乱是十分必要的。

本人并不是语言学的专家，但规范汉语的使用是很需要的事情，在如何续写新文化运动上也只能做到“抛砖引玉”。中国对今后如何发展众说纷纭，在相当多的争论中都凸现了语言文字的问题。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吃够了“语乱天下”的苦头，今天我们不是讨论是否“继续革命”的问题，而是如何这续写的“新文化运动”才是值得我们每个关心国家前途的人，每一个渴望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之路的人，每一个从事教育的工作者，最值得研讨的问题。胡适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这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呼吁中国的“读书人”都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续写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