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其领导人最大的特征就是将个人崇拜当做一种统领大众的方式，这种卡斯里玛式的人物，所能得到的满足之最大可能是民众对其的欢呼。这样的一个时代，在中国也同样发生过，当伟大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去世后，出现的却是整个中国的哭天喊地，地动山摇，这样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给领导人，或者说是领导阶级（既得利益集团）留下的是一种将权力无限的渗透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机会，于此权力就成为了一种强行控制社会的工具。（因篇幅原因，在此就不多言）
而在如今的朝鲜人民共和国，《信息时报》于十二月十六日报道：平壤年轻人排队修剪“金正恩的发型”。其中，有网友如此言到：朝鲜人民的确很时尚，或者是这个胖子的手表不错（配图中有金正恩戴的手表），更是有一些左派分子将此上升于一种政治高度说，为这种行为欢呼与赞赏。笔者浏览了此条热点新闻后的数十页评论，很多都是对这样一种行为表示反感。或许结合我们自身，以“五十步笑百步”（看了这条评论之后的感想）的评论者“不计其数”。的确，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历史中，也曾经发生了昏天暗地的“个人崇拜所导致的悲剧”。我们因此而胆怯与后怕，我们因此而心虑与警言。对于朝鲜人民的做法，确切的说，对于平壤人民的做法，我们的理解与嘲笑，都是站立在历史的背景之下所作出的集体情绪的表达与反应。而这样的一种表达，更多的是在讽刺权力的集中所闹出来的“笑话”。只是，不同的社会阶段，在同样的意识形态之下，所导致出来的情绪之结果截然不同，他们毕竟是封锁了几十年，依然巍巍不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在表达对这样一种统治形式的赞扬吗？不然，这是一种国民的，以嘲笑作为的反抗。
再回到这件事情本身来。金正恩之所以被膜拜，连发型都可以如此的被推崇，其背后无不是一个“体制”式的东西作为支撑，而后再以权力最大化作为符号为基点，以模仿领导人为无限光荣的朝鲜国民，其所要达到的就是“自我内心的缺失感”。一种对自我权利得不到切实尊重的缺失感，且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种模仿才能获得。或者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政治明星往往也会得到社会的推崇，比如原先毛泽东的一个手势，这就是一种符号化的东西，以这样的一个符号来预示权力最大化（集权主义）。所以说，金正恩被作为下一位朝鲜接班人（世袭制），这样的一个膜拜过程也同时从侧面反映了：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国民。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有选择自己是“谁”的权力，只是，这种' “谁”的背后到底是“你自己”还是一个被塑造的“你自己”。如果是前者，那么你就是你自己，一个有着人格与权利的个体，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是一种权力将你圈入一个“集体”之中，从而丧失自我的部分主观意识。由此，当最高权力者失范的时候，集体就跟着狂欢。文革亦是如此。这种没有限制的权力，所导致的灾难与所产生的社会管理效率成为了一对孪生姐妹，到底我们是需要一个权力与权力，民意与权力的相互制衡，才能确保我们不至于流入那悲痛的过去。
由此可见，学着修剪“金正恩发型”虽然是一个看似小小的事情，但是可以从根本上反应出一个国家国民对于这个国家元首的“态度”，更是对这个体制之内的政治架构的态度。这样的举动，在如今看来，也是“不入流”的。因为，《时代周刊》所评选的“阿拉伯之春”与“阿拉伯之秋”，已经昭示了很多东西。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