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尝试遵守国际规则，世界舆论渐从中国威胁论转向中国责任论。

前些日子，北京庆祝了「中国入世十年」。我在首都感受氛围，其舆论整体上为积极，称「入世促进了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利益融为一体」。入世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国际合作上承担进一步的责任，适应并尊重国际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入世十年正意味着中国不断在挑战与机遇之间寻找合理平衡点的旅程。

中国怎么走下一个十年？欧洲、日本、美国等是否在不远的未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复杂交替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如何坚定不移地追求「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中国能否走出简单的经济大国之地位，逐渐掌握能?获得国际社会尊重的政治话语权，以及吸引各国公民认同的文化软实力？

在这里，我试图回顾这些年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产生的认知变迁，进一步摸索中国与国际社会相互认同与合作的前景。

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发生着变迁。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西方各国感到诧异，以经济制裁的方式对中国执政党提出了质疑与抗议。几乎所有外国政府和媒体，甚至普通百姓都几乎没有例外地迷信「中国崩溃论」，认为社会主义的统治方式缺乏可行性，如此矛盾的政治体制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短期内会发生相应的演变，并做好准备。

推崇民主主义或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家们甚至试图「推动」其崩溃过程。就像二战刚结束，冷战开始的那一刻把苏联视为「假想敌」一样，冷战刚解体的那一刻也把中国视为「假想敌」，拿着冷战思维去追求自身利益。甚么是美国战略家们的利益？他们是「民主和评论」的忠实追随者，从历史的脉络推论一个结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

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还通过邓小平南巡讲话，高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史无前例的「政经复合体」克服了来自西方的制裁措施，随后发挥其体制优势，挺住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浪潮的深化与普及中，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做出了特殊贡献。

身经百战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似乎放弃主动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策略，接下来开始宣传「中国威胁论」。认为冷战后依然保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还占着「市场经济」这一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之便宜的中国，其发展对西方带来威胁，有必要进行「遏制」。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崩溃论」似乎失去了市场。二零零一年七月中国申奥成功，奥运会不仅意味着中国下决心迈向大国，还试图证明，社会主义体制也可以容纳世界的和平盛典，「姓社」与「姓资」不是水火不容，而是可以沟通的。这是中国举办奥运和世博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我不是敌人，想跟你们一起发展的」，中共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并高调挂在来京外国游客必访地——万里长城的高处上。

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五年，「中国威胁论」仍有市场。二零零五年四月，中国国内——成都、广州、北京、沈阳、上海等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部分人民用暴力的方式对日本大使馆、餐厅等建筑打砸抢烧，警察却不阻止，实际上默认了其进行。另外中国民众对大使馆这一「主权圣地」行使暴力明显属于违反了国际法，对此，中国政府默认。当时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向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提出了抗议，指出必须道歉与赔偿。

中国政府则拿出自己的逻辑，李肇星说出大家在中国公共外交上很熟悉的言词：「造成这一后果的一切责任不在中方，而在日方。」后来，中国外交部和宣传部等部门召集专家学者，比如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把他们派遣到全国高校演讲「中日关系如何重要，爱国主义情绪要合法、理性地表达」。中国政府也确实意识到国家形象的重要性，并逐渐把它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

世界明白「中国特色」确实很独特，与以往的统治方式截然不同。但人们渐渐地澄清一条逻辑：与其去遏制中国，并把它看作威胁，不如务实与它打交道，并利用其经济发展与体制缝隙的机缘。

令中国成功融入国际舆论的关键人物竟然来自美国。他叫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现任世界银行第十一任行长。他二零零二年四月、二零零三年二月、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应邀访华；二零零五年七月底来华进行首届「中美战略对话」；二零零五年九月，佐利克在美中关系方面提出了「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主张美国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密不可分，分享着前所未有的共同利益。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的那一刻，国际对华舆论从「中国威胁论」转向了「中国责任论」。

与美国战略思想家同样身经百战的中国共产党，趁机提出「中国应该扮演负责任的大国」的说法。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