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在最新随笔集《大大的芜菁与艰难的鳄梨》（2011年7月，Magazine House出版社）的序言里写道，“当集中写小说时，我是不写随笔的，因为注意力会分散，要把行走中寻找到的素材专门地献给小说。写完小说，休息片刻的期间，就可以着手写随笔了，把在小说里没用上的素材作为随笔的切入点。”

他的写作生活很有规律，始终保持着距离的关怀。相信自律之力量的他是不轻易被外界的杂音所干扰的，既不失去对社会的关心，也与容易陷入浮躁的大众拉开距离。亚里士多德称，无论如何，“人是社会的动物”，村上似乎深知，并体会这一点，虽然我也相信，他也不可能一开始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节奏与生活方式。

这位热爱旅游，上学期间结婚，从爵士乐餐吧老板走向文坛的作家，同时也是跑步家。1949年出生的他，当作家时有30岁，开始跑步则是1982年的时候，坦率说，不早。

村上把写作与跑步视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并把两者之关系进化到人生的高度。他曾在公开发表的文字里专门提到过自己逝世之际希望刻在墓碑上的三句话，只是需要三句话：跑了，写了，活了。

2003年来中国之前嫌弃汉字的我，当初对学习中文感到极为不安与恐惧。所以，还是努力了一下，把能用的办法全用到接触汉语的时间与空间里去。提高水平的速度基本与我预想一致，差也差不到哪去，好也好不到哪去。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东西？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

朋友给我介绍一些杂志、报纸的编辑，让我写一写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真正开始写作大概是2008年上半年，我开了博客，还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开了专栏“第三眼”。当时我刚过23岁的生日。

现在翻一翻这些年积淀的文字，心情复杂，令人感慨。

我在第一篇专栏“第三双眼为何重要？”（2008年6月20日）里写道：

“我是一个日本人，但我从今天开始，要用我的母语之外的语言──中文，为一个英国报纸的中文网写专栏。这件事本身，似乎也只有在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中才会发生。为FT中文网写专栏，我会力图提供英国人、中国人之外的第三者的视角，况且这个第三者不是一般的第三者，而是一个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我愿意跟中国人、英国人、日本人以及所有能够读到我的文章的人一起思考中国问题。”

它是曾经的决心，也是难忘的初衷。

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曾为我处女作《以谁为师——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2009年6月，东方出版社）写了个推荐语：

“加藤嘉一在FT中文网的地位很独特：一位日本人，留学北京、移居中国，用中文为一份国际英文报纸的中文网写专栏，观察转型中的中国，这种情形大概只有在全球化的时代才能出现。中国人开始越来越习惯外国人对中国‘品头论足'，这是中国社会与国民性的进步。”

我这个人很喜欢“时代”、“命运”、“社会”、“进步”等抽象概念，潜移默化地把自己投放在时代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并重塑自我认同感。

后来，我始终努力把自己围绕中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写在“第三眼”里，坚持日本人的视角，尽量用中文理清思路，尊重国际语境中的普世价值，每周写一篇，基本不停止。FT的责编是我的大学同学，很有默契，节奏清晰。

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勤奋的。前年逝世的父亲临走之前与我说过，“嘉一，勤奋是你唯一的才华，不勤奋，你什么也不是了，就被社会遗忘了。”

我很疯狂，膨胀，失控。

毕竟是人，有状态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顺其自然”是我来到中国以后学到的谋生方式，对一个人深造自我来说还是充满启蒙意义的。不过，这些年，我很忽略“自然状态”：写不出来也得写得出来，强迫自己，恐吓自己，勉强自己。

或许，这也反映着日本人的民族特性。“菊与刀”这一说法实在巧妙，日本人就是喜欢玩儿两个极端。

197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先生写了《Japan As No.1》（日本第一）的前后，日本人很自信，很骄傲。我问了分别从事制造业、银行业、官方工作的三位长辈，“70、80年代，您活在在高速增长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他们与我分享的感想是一样的，“当时以为我们永远往上成长，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没有想到……”

泡沫崩溃了。

如今，我还是坚持着。用中文、日文、英文，一个月平均写25篇专栏，三者的比例大约是10、10、5篇，同时在写3-5本中日英文的专著。这些写作还是我整个工作的一半左右。我还要讲课，调研，做政策咨询，做电视节目，还要跑步。

为什么同时要做这么多，明知效果会变差，自己会变得疲倦。是与我是个日本人有关吗？是因为日本人天生就是工作狂的原因吗？

不见得。我很嫉妒村上春树的自律与放松，自信与理性，自由与孤高。

刚过28岁的生日，我的人生也经历过不少波折。不过，此刻的状态简直陷入了谷底，脑子动不好，跑步跑不好，写字写不好。

着急，迷茫，混乱的我，这几个月向长辈们请教了一下。

问外资银行、咨询行业的长辈，“您有脑子不动的时候吗？”他们一律回答说，

“有”；

问长跑界的长辈，“您有跑不动的时候吗？”他们一律回答说，“有”；

问与我一起在FT中文网担任专栏作家的前辈们，“您有写不出来的时候吗？”，有人说“没有”，有人说“题目要想很多”，有人说“有”，有人说“基本写不出来”。

我上次在正在教书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咖啡厅与我在北大国际关系读书期间的最好的朋友商量了一下，“三种语言写作很令人疲倦，你觉得，我这样做是有意义的吗？”

他想了一下，看着我说，“很有意义的，你坚持吧。”

把脑子变成空白，冷静思考一下。

原来，写作对我来说不过是自我表达的途径而已。我一直认为，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与表达空间。写作对我现阶段来说“相对合适”，仅此而已。

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已爱上了写作”，并祈祷，“但愿我能一辈子写下去，无论未来的道路上发生什么，遇到什么”。既然爱上了它，有时也会厌倦，也是天经地义。

我的家乡叫伊豆，它是我人生的起点。我来到陌生的地方，叫北京，它是我成长的起点。我是偶然地离开伊豆，偶然地相遇中文，更偶然地开始运用这门神奇的语言，进行写作。

我已公开承诺过，“不管以后在什么地方，以什么身份，做什么事情，我一定把观察中国和中文写作当做一辈子的事业，努力地完成。”我在上述FT中文网上的第一篇“第三双眼为何重要？”的最后一句里也提及到：“当然，作为一名在华的外国人，我也应该介入中国言论界，促进中国言论多样化的进程。”

我4月底至5月初访问台湾，有一个记者问我，“加藤，你为什么要中文写作，在中国发表言论？”我确认自己在哪里后明确回答说，“动机是清楚的，就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民主。”

我经常对那些动不动就主张“中国不民主“的西方言论人士强调，“中国的崛起也好，衰退也好，这是世界的问题。我们外国人千万不要围观，而需要参与。在中国问题面前，我们务必抱有‘当事者意识（ownership）'。别忘了，假如中国最终崩溃，世界也好不到哪去。”

我该做的，一定会去做，该完成的，一定会去完成。至于做得，完成得离我的初衷有多远，这不是我说了算的，让历史去说就好了。我要坚持的是承担，让世界相信我的存在。

写作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

保持这个状态，想了两个小时，却想不出来。果然状态不好，又浪费了这么长时间。我好恨自己。

这次恐怕要认真而冷静，慎重而勇敢。我最信任的一名老师上次与我聊天时劝告我说，“要坚持的，不能停止。不过，嘉一，这次对你来说恐怕是一次疼痛的转型，或许意味着，伟大的抛弃。”

会坚持下去的，坚持才是力量。

我也慢慢地去感受疼痛的滋味，去寻找抛弃的美味。

2012年5月4日

写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