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至今，呈现出从弱向强、从虚向实、从简向繁、由体系外向体系内、从西方炒作向多元转变等特点。“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客观上有中国发展的因素，但主因归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误读和主观猜忌。中国应坦然面对“中国威胁论”，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解疑释惑，争取国际话语权，努力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和民意基础。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中国外交；公共外交
一、“中国威胁论”的新特点
“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法国拿破仑曾把中国形容成一只沉睡的雄狮。一般认为，“中国威胁论”大体上经历过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世纪的“黄祸论”。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中期以后新中国建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意识形态出发，极端仇视红色政权，渲染“红色威胁”，担心社会主义中国的胜利会在东南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1］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美国等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与前两轮“中国威胁论”相比，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由弱向强转变
最早的“中国威胁论”源于19世纪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当时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英美等国推行海外殖民，同时制造“西优东劣”的观念为殖民行为辩护。在此过程中，基于13世纪蒙古人西进欧洲以来形成的“黄祸”历史记忆，有关中国具有一种东方式“威胁”的观念逐渐形成。［2］“黄祸”被西方视为威胁，并不是因为中国强大，而是因为与居主流地位的西方文明相比，属于不入流的“另类”。
新中国建立后的所谓“红色威胁”，实际上是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宣传，旨在歪曲和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当时国际力量对比“西强东弱”，中国由于多年的战争损耗根本不具备威胁西方的实力。即便冷战结束后抬头的“中国威胁论”，也并非是说中国实力有多强。当时曾一度盛行“中国崩溃论”，表明西方期待中国步苏东剧变的后尘，认为中国“如此之弱”，而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离心力又“如此之强”，以致中国有可能“像苏联那样分崩离析”。这也将“演变成对美国的挑战”，因为中国内乱将引发亚洲其他地区动荡，所以“中国的虚弱可能比强大更危险”［3］。
然而，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威胁论”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许多舆论开始关注并不断提前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的时间。有舆论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导致全球贸易和经济失衡，中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掌握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量资产，具有“核弹”的恐怖威力。
同时，西方舆论宣扬中国大幅增加军费且不透明，大力发展海空等军事力量，给亚太地区均势带来威胁，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军备竞赛。近来中国提出建设海洋强国，引起境外媒体热议。一些日本媒体尤为敏感，认为这是中国进军海洋的宣言，是对钓鱼岛问题的不点名回应。有媒体甚至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是谋求海上霸权，控制国际战略通道。
(二)由虚向实转变
无论“黄祸论”、“红色威胁”，或冷战结束后的“威胁论”，多是对中国未来的主观臆测，有的完全就是虚构、渲染、炒作，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如“人口威胁论”、“文明威胁论”等。这些论调多数强调一种概念、一种可能，比较抽象。然而，进入本世纪，西方舆论主导下的“中国威胁论”由宏观转向具体，即由以往的抽象概念和论述，变成越来越具体的“威胁”。［4］
就“经济威胁论”而言，一些国家感觉到中国发展带来的现实竞争压力，认为中国崛起挤压和危及了它们的利益，中国在抢占世界市场和能源资源，威胁国际能源、资源、食品安全等。中国公民在国内或海外的行为也被指责或过分放大。中国企业“走出去”被视为推行“新殖民主义”，中国投资被指责危及东道国的“国家安全”，正常的海外并购活动常因“威胁论”而受到阻碍。中国移民被指责抬高当地房价。西方舆论还指责中国拥有强大的贸易竞争力和吸引外资的能力，促使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大规模转向中国，造成这些国家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国粮食威胁论”时起时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2012年粮食进口量大幅增加，引发“粮食威胁论”再起。
(三)由简向繁转变
“中国威胁论”传统上主要有“政治威胁论”、“经济威胁论”、“军事威胁论”、“文明威胁论”等，虽然也出现多种形式，但内容不复杂。近些年，有关“中国威胁”的论调层出不穷，名目繁多。除传统“威胁”之外，出现“科技威胁论”、“生态威胁论”、“环境威胁论”、“软实力威胁论”等。
西方舆论宣扬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气候变化的主要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出访澳大利亚前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如果十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方式，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悲惨的境地。［5］
近来，美国、日本和韩国甚至编造中国的尘霾飘洋过海，威胁他们的生存环境。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和质疑，他们不仅担心中国挤占其现实利益，而且担心中国“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中国将可能成为非西方意识形态国家的领袖，从而对西方价值观构成挑战。近来中国推进文化“走出去”，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美国对此已开始警觉并视其为“软实力”的竞争挑战。这表明“文明威胁论”不仅有了实质内容，在领域上也有了新拓展。
在网络、太空等“新边疆”，西方媒体宣扬中国正在形成新挑战。美国、日本等国把“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视为国家安全的“新威胁”，鼓吹“网络威胁论”。
(四)由“体系外挑战”向“体系内主导”转变
西方多年来一直担忧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会挑战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和全方位参与全球化，对现有国际体系发挥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西方也开始认识到中国并非是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的挑战者，也并非要对现有体系采取“推倒重来”的根本改造。
在美国人的眼中，中国近年来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存国际体系的认知已发生明显变化。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指出：“中国已经不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形态，不再认为自己要同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最重要的是中国不相信其未来是要依靠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的成功依赖与现代世界建立全面联系。”［6］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和体系加速演变，未来新兴国家与传统大国围绕国际体系变革的竞争和合作将向深层次推进。西方对“中国威胁”的疑虑和防范也将进一步转向体系内，以维护其主导地位。
(五)由西方炒作向主体多元转变
西方最先炒作“中国威胁论”，之后，由于领土领海主权争端及地缘政治因素，部分周边国家也加入了此行列。多年来，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鼓吹者。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在《诸君》月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被视作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威胁论”始作俑者［7］，但“中国威胁论”真正成为体系是在美国。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论调也开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蔓延。
与西方国家及少数周边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提“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动机是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体现在贸易、投资和资源等方面，其着重点不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在他们看来，中国制造业拥有强大竞争力，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大量外资。由于经济和出口结构相近，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不断拓展，挤占了他们的出口市场，吸引了本该属于他们的资金，延缓了他们的经济发展。
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心，中国资源有限，而生产日益扩大，人口逐年增加，中国终将有一天会因资源紧缺而掠夺他国资源。俄罗斯有学者担忧：“如果中国顺利发展经济，将来成为超级经济大国，那时俄罗斯将会沦为中国的资源附属国，充当中国‘小弟弟’的角色。”［8］
二、“中国威胁论”的本质和根源
“中国威胁论”本质上是一些国家的媒体、智库、政要或政府，借机猜测或炒作中国将对其他国家及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产生重大负面影响，进而将对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安全、现存国际秩序等形成威胁和挑战的一种舆论。
目前，面对中国持续快速发展，西方及国际社会事实上已认识并接受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现实，他们的主要担心不再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威胁，而是实现崛起目标后的威胁，关注重点是中国强大后的战略追求和走向，也就是未来中国向何处去、将如何运用力量？与此相关，他们特别关注中国内外政策的透明度。担心中国强大后将行动大胆，对邻国强加其意志，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将趋于强硬，会使用武力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
“中国威胁论”扩散蔓延，由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促成，而主观因素是主要的。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客观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国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原有国际格局和体系，与各方利益关系都出现新调整。在此调整过程中，中国对外加强全方位合作，同时矛盾和摩擦也在增多。中国企业和人员大规模“走出去”，在海外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围绕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呈升温之势。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内公众越来越关注国际和外交事务。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一些情绪化的言论传播到国外，容易产生误解。有人担心“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民族，迟早会溢出他们的边界，把弱小的种族淹没掉”［9］。
中国快速发展冲击现有国际格局、体系和国际关系，以及由此带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将“中国威胁论”的根源归于中国崛起，或认为是由于中国崛起而造成“中国威胁论”。中国快速发展及其影响是客观存在，至于它是否形成“威胁”属于主观认识判断。
从概念上说，强大不等于威胁，也不必然带来威胁。美国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世界上没有“美国威胁论”。而在外界一些人看来，中国的发展强大却构成“威胁”。这反映了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对中国快速发展及未来走向的误读和主观猜忌。
“中国威胁论”的兴起主要归因于以下方面：首先，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霸权思维在作祟。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科技和经济发展等方面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长期形成了一种优越感。他们在占据世界主导权的同时，坚持自己的中心地位，不情愿接受非西方国家与他们平起平坐乃至超越他们。作为当今世界仍坚持社会主义、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快速发展是西方不愿看到、也不愿接受的。美国把世界“老大”的地位看得很重，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担心和防范哪一个国家可能会挑战美国霸权，不希望也明确表示决不当世界“老二”，因此，自然对中国崛起很敏感。
其次，用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简单推导。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就是进行侵略扩张、征服和掠夺别国的历史。西方权力转移理论及大国兴衰历史表明，新兴大国崛起促使国际秩序重构。作为国际博弈的后来者，不满现实权力结构，注定要通过扩张政策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挑战主导国地位。他们认为，随着实力增长，新兴的中国同样会追求权力，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威胁现有大国的既得利益。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必然大规模地发展军事力量，走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将权力作为大国政治的核心要素，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必将引发冲突和战争。走向强大的中国将对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日本和俄罗斯将没有实力遏制中国，美国将在东北亚保留其军事力量，以遏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威胁。［10］
再次，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偏见根深蒂固。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将社会主义国家视为对手和威胁，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怀有恐惧和偏见。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行改革开放，但西方还是担心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和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挑战。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断言，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而中华文明将成为西方文明的天敌。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11］在西方一些人看来，西方世界天生富有人性、爱好和平，是民主和自由的，处于东方的亚洲代表一种潜在的威胁，属于亚洲的中国也不会例外。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永远都是“异己”，是专制和集权。政治制度的不同使得中国的对外决策模式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异在于西方国家的对外决策具有程序性，是有约束的，而中国的对外决策缺乏充分约束。美国学者罗伊认为，中国“不民主”的制度有可能诱发国内社会形态的紧张和不稳定，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导致中国“对外行动的攻击性”。佐利克也提出质疑，“中国将如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他的质疑表明中国即便认同现存国际秩序，对美国而言也依然是一种暗藏的“风险与威胁”。［12］
第四，美国等国家的炒作别有用心。一是借助渲染“中国威胁”，有意制造地区紧张气氛，挑起邻国对中国崛起和增加军费的戒心，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为其插足亚太、维护霸权提供可乘之机；二是通过夸大中国发展成就，将中国排除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之外，分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为其拒绝承担促进南北共同发展的责任制造理由；三是通过制造一个“假想敌”，增强传统盟国间的凝聚力，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提供“合法性”；四是利用舆论手段，抹黑中国，抑制“中国模式”的影响，遏制中国发展。有学者指出，“中国威胁论”总是捕风捉影，故意夸大事实，欺骗不知情者，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实施的一种“软遏制”，这种“软遏制”相对于冷战时期采取的政治、军事、经济手段的“硬遏制”，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13］
同时也要看到，国际社会还有相当一些人对真实的中国缺乏了解。抱持“中国威胁论”的人并非都是敌对、反华的，其中不少是被误导或出于不了解中国的本能恐惧和担忧。西方民众也容易被别有用心者误导，或者是属于“跟风”而认同“中国威胁论”。
三、“中国威胁论”的对策思考
“中国威胁论”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如不积极有效应对，势必加深外界对中国的误解，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干扰中国的发展进程。对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坦然面对，总体上可本着官民配合、说做结合、内外统筹、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兼顾的原则，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更新观念，改进方法，突出重点。目标是解疑释惑，争取舆论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营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和民意基础。
(一)坦然面对“中国威胁论”，培育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沉着、从容心态
“中国威胁论”是中国快速发展和实力影响上升的反映，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全过程，在崛起目标实现之前，不会消失。在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我们不可能左右别人的思维，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对我国不利的舆论，因此，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不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要增强战略定力和对外部杂音、噪音的抗干扰能力，不为外界的种种鼓噪所动，学会在坦然面对各种论调中坚持走自己的路，聚精会神谋发展，确保中国安然度过崛起的关键期。
(二)推进官方高层对话和对外积极发声，在战略上增信释疑
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与美国等主要大国以及周边国家保持密切的高层往来和接触。用好现有各种战略对话渠道、开拓新平台，就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传统和非传统的广泛领域，以及地区和全球重大热点敏感问题，包括涉及我国的争端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求同化异，扩大利益共识，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充实中国与各方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
同时，中国领导人可以增加向外发声频率，多利用出访和出席重要国际活动等机会发表政策演讲，着重就中国发展道路、战略方向、对外理念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阐明立场和政策主张，积极主动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以及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回应外界对中国未来向何处去、如何运用力量等问题的关切。围绕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阐述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观、新利益观和新秩序观。倡导国际社会超越冷战思维、地缘政治和零和游戏的观念，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突出共同发展、共同安全，阐明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中国梦”与世界梦不可分割，说透中国强大不等于威胁的道理。
(三)充分发挥智库等非官方行为体的独特作用，推进思想理念创新
西方智库、高校及专家学者与官方关系密切，对国家内外决策以及民意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他们往往也是各种版本“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加强与其交流是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威胁论”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发挥非官方行为体的特长和优势，支持国内智库对外交流和发声。应推动国内智库和学界加强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围绕大国兴衰、世界新形势、时代新发展、国际关系新变化、中国崛起和发展道路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在新时代背景下，历史上大国崛起、争夺霸权的传统经验和理论逻辑的不足，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以及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探索走和平发展的新型大国之路、与守成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不与守成大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必然性，以消除外界对中国发展的误解和疑虑。
同时，国内专家学者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当代国际关系和外交前沿理论的研究，从世界形势变化和中国自身国情出发，努力构建和完善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体系，将“中国特色”研究与世界基本思潮有机结合，提出“中国理念”、“中国学派”、“中国主张”，发出“中国声音”。为配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大政方针，中国专家学者可以重点围绕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特色大国作用、“中国梦”与世界梦以及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等重大理念和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中国发展是机遇而非挑战、中国强大不等于威胁和中国崛起不称霸、不搞扩张等对外政策主张提供研究和理论支持。
(四)进一步发挥媒体的传播作用，积极引导国内外舆论和民意
加强媒体与政府、智库及专家学者的合作。加快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国内媒体国际化水平，学习先进技术手段，积极利用新媒体，加强培养专业人才，打造一流和富有影响力的权威媒体，积极回应“中国威胁论”。
国内媒体应本着既维护国家利益又遵循新闻规律的原则，增强主动设置议题的意识和能力，以我为主采编播发新闻信息，坚持以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客观准确地开展新闻报道，体现中国视角，传播中国理念和政策，发出中国声音和主张。对国内外重大热点敏感问题，争取第一时间发出“中国声音”，争取主动权，积极引导国际舆论。中央媒体应多发挥舆论导向作用，都市和地方媒体不跟风、不随西方舆论起舞。对于中国的发展、实力、地位和影响，以及对外关系的分析报道宜冷静、客观，不夸大、不炒作，避免形成错误的舆论导向。
国内媒体也要加强引导国内民意。对国内民众说清我国的利益、政府的立场、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分歧，不炒作中外分歧，引导他们客观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理性看待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培养开放、包容、平和、理性的国民心态，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滋长。
(五)讲究交流策略和方法，增强消除外界疑惧的针对性、实效性
区别情形，有的放矢。对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外界正常产生的猜忌，要善于理解甚至谅解，不能一听见不顺耳的话就认为是恶意攻击。对别有用心者，要予以反驳。对跟风者，则要耐心交流解释。
转换思维方式，改进宣介技巧，满足境外受众对内容和形式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在内容选择、观点表达、传播形式等方面，努力形成有利于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要用境外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进行交流。多说理、多沟通，少批驳、少“论战”。以事实说话、以数据说话，全面平衡宣介中国发展，不夸大成绩，也不回避困难，宣介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机遇，提高军事透明度，增强政策宣示的可信度，以消弭“中国威胁论”。
扎实推进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夯实中外互信的民意基础。着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逐步改变中外文化交流严重失衡的局面，强调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非扩张性，传播中国文化的“和”“合”思想精髓，发挥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努力消除中外文化沟通障碍和“中国威胁论”的文化根源。同时，硬实力“软使用”，提升中国话语权和软实力。
(六)以行动说话，大力推进和加强国际合作
以行动解释和表明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证明中国是说话算数的。坚持睦邻友好的原则，在合理维护国家权益的同时，仍应坚持搁置争议，缓和地区矛盾；进一步拓展在反恐、军演和打击国际犯罪等领域的合作，努力消除彼此的敌意；深化与各国的经济合作，建立相互依存、荣损与共的密切关系，形成更深的“利益捆绑”，使各国认识到中国发展只会给世界带来实惠和机遇而非威胁。
与时俱进，丰富发展中国外交政策及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在国际及地区事务中，勇于担当，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就国内而言，完善发展方式及政策和体制机制，减少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负面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疑虑。通过实现互利共赢，化解外界担忧。
注释：
［1］［2］释清仁．从容淡定应对“中国威胁论”［N］．中国青年报，2012-4-6．
［3］王凌．安全化他者———从安全化理论解读“中国威胁论”［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2(1)．
［4］程矗，刘雨微．中国威胁论的社会心理学探析［J］．科教文汇，2012(2)．
［5］［美］奥巴马．承认中国发展但不要拿中国跟美国相比［EB/OL］．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ZVcIZGHXgS0/
［6］张丽君．“中国威胁论”：美国对中国偏见意象的生成［J］．探索与争鸣，2011(3)．
［7］傅菊辉，张涛．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威胁论”［J］．理论与改革，2010(3)．
［8］李随安．“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J］．理论参考，2005(4)．
［9］李朝全．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历史［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8-05/05/content_8108185．htm．
［10］常笑．从《大国政治的悲剧》看“中国威胁论”［J］．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1)．
［1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99．
［12］张丽君．从“中国威胁论”看全球化背景下的两制关系［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2)．
［13］陈应成．两类“中国威胁论”的比较及方法论意义［J］．兰州学刊，2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