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已经习惯了忙碌，似乎忘记了，至少忽略了静下心来读书。信息爆炸导致知识快餐化。写作的人，尤其时评者容易陷入“文字奴隶”的生存困境，而不知道自己的文字为社会良性发展所产生的价值是什么。这样的时候，我有意停下来，与那些泛滥的时事与信息拉开点距离，不追踪，也不盲从。
在FT中文网上专栏《第三眼》里，迄今为止，我曾经与读者分享过我对几本经典著作的读后感，包括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的《政治学》、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我们是谁》以及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帝国的迷思》。
最近我读了美国著名外交政策专家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以下称为“米德”）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这本书可称为米德对美国外交的总结性思考。他通过详细分析汉密尔顿、杰斐逊、杰克逊以及威尔逊——四位美国总统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对于影响各个时期，包括近年美国外交政策的各种要素与内在逻辑进行了归纳，并且提出了充满着独特性的视角。其视角对于我们站在长远、深层次的立场去观察美国，并反思自己的对外政策颇有帮助，同时有利于对外交政策本质加深理解。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点儿也没错，却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需要从各种角度与方式论证内政如何影响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又对国内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内政与外交是如何互动的？米德对此进行颇有前瞻性的思考。
美国建国的历史不长。美国的地理条件很特殊，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能够，也最愿意吸收移民的“国家”。美国是建国以来以最快的速度发展下来的超级大国。英语与美元早就已经成为称霸工具。我们外国人也不能抱怨，没有英语与美元，国际社会是无法维持秩序的。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提出过“软权力（Soft Power）”。“软权力”应该是需要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底蕴之积累下才能形成的，但美国却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了最有影响力的、渗透力的“软实力”。为什么？美国到底是什么？像亨廷顿提出“Who are we?”美国人将永远继续摸索自己是谁吗？在本书的中文序里，著名美国问题专家王缉思教授提出的角度很有趣：美国人给我最深刻的，如果用一个中文字来形容，那就是美国人的“气”。
美国是独特的国家。对它来说，外交政策究竟如何重要？美国人如何认识外交政策？如果无外交美国变成什么样的状态？美国为什么如此强大？其“强大”里面外交政策的成分占多少？
米德在导言部分提出他最核心的观点，即“出乎我所料，我发现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外交政策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
米德从四个总统的名字归纳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四个流派：为了使得国家长期以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的需要而强调国家政府与大企业之间必须进行强大的联盟的汉密尔顿主义者（代表商人）；主张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造接纳法治的和平国际社会的道德义务和重要国家利益的威尔逊主义者（代表传教师）；认为美国外交应当少关心向外传播民主，多关心国内的安全的杰斐逊主义者（代表律师）以及作为人民主义学派，认为美国政府在外交和国内政策方面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美国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经济不足的杰克逊主义者（代表军人）。
美国外交政策的确是权衡各种国内的利益、民意、要素以及资源的结果，也可以说以世界上最“民主”的形式实现的决策过程。米德对建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令人惊讶而有趣的是，他把美国外交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国内的民主进程。
米德不同意“民主不利于外交上取得成功”的传统观点。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起源与国内政治相同：民主政治过程。”他始终认真追踪“民主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米德的观点令人深思。我本人或多或少认为“民主不利于外交”，两者至少是矛盾的关系，而且，这观点似乎没什么动摇过。我自认为，有着两个原因：
首先，我现在生活于中国。在我看来，中国是外交强国。在深远地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形势下，这些年，中国本着大国外交、周边外交、第三世界外交等框架把对外政策处理得比较牢固、稳定，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着有利的外部条件；
其次，我是日本人，这几年以来一向从海外观察日本的对外政策。在我看来，日本至少这些年属于外交弱国。虽然日本战后本着“吉田路线”在安全关系上坚持日美同盟，集中发展经济社会的选择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现实的。但今天，日本人一直没能回答亨廷顿教授提出的“Who are we?”这个自我定位问题。看看日本国内还存在着“我们到底要继续搞好与美国的关系还是跟着中国？”这种二选一式的讨论，早已不合时宜。日本人的讨论应该更加具体而务实，比如在如何重视亚洲外交的基础上深化日美同盟，从而在国际政治经济上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实际上，在日本国内很难产生摸索“第三条路”的公开讨论，总趋于把问题二元化，甚至一元化。
日本不是民主国家吗？不是有着言论自由吗？日本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在形态与作用上似乎存在着深刻的差距。但我还是同意米德不同意“民主不利于外交上取得成功”这传统观点的理由，即“美国外交表面混乱，是由于它植根于民主社会。经过国内各种思想的辩论和各种利益的协调，美国外交总体上代表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使出现错误决策，也会逐渐纠偏，不至于远远偏离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
“总体上代表着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描述法显得很巧妙。实际上，对任何国家来讲，代表全民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任何战略或政策只能代表总体而具有普遍性的利益，它才是相对而客观的。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优势比较明显，米德对美国民主与外交的良性互动关系的推论则颇有道理。我肯定今天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它是务实的产物，但从米德的观点看，我们也不能否定它“出现错误决策时没法纠偏”的可能性，原因必然植根于中国的不民主。那日本呢？很难说，日本的民主似乎难以对外交带来积极作用。
美国的外交政策本来是个矛盾的复合体。米德提出，“美国的国内情况表面上是相当混乱的”，利益集团、贫富差距、种族问题、地区差距等各种要素始终纠缠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美国采取的是联邦制，立法、行政等都由各个州自理，但从外交政策体现出来的还是美国国民整体的意志。因此，它应该是有战略目标的，有一贯性的。
落实战略的方法与途径对于类似美国这样“混乱的国家”来讲有难处，需要协调各种利益和资源，最终顶多也代表总体的利益。不过，反过来我们看看美国国内的社会，它是民主的、自由的。人们似乎都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美国人还能忍受非民主的制度环境吗？不可能。那就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下进行一切，包括外交政策。这样看来，米德所主张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出自同一个国内民主过程”也具有现实意义。难处是现实的，但其强处更不应该被忽略，即只要有足够的意志、能力和条件，任何声音和利益都能够体现到决策层面，这些声音和利益也被民主体制支撑，美国的民主制度又是能够协调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的。
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何方？不少人提出，布什总统的对外政策是失败的。该总统就任期间，不少国内外学者指出，布什总统必须改变强硬的单边主义色彩，从而尊重温和的多边主义外交。在中译本序里，王缉思教授指出：“21世纪初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同书中描述的四个美国外交流派都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最接近于米德所界定的杰克逊主义传统。”那奥巴马总统呢？从米德列出的四个流派选择，我认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是属于汉密尔顿主义者（代表商人）的。
米德主张美国仍然缺乏一个迫切的因素，即战略共识，认为，对美国的决策层来说，得到公民的支持极为重要，当今美国外交政策未能得到战略共识，它也意味着在决策层与广大公民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隔阂，这事实本身是危险因素。他指出：“如果国家利益和完美的宏观战略能得到清晰的阐述，一定会在时机成熟时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
从米德看来，21世纪初其战略共识在于杰斐逊主义，按米德的说法，它能够回答美国如何用最小的风险、最小的代价适应现实的需要。米德欣赏当年美国采取的门罗主义，而门罗主义是杰斐逊主义退缩的主要表现。而米德在后记最后一段总结出自己的核心观点：“今天美国需要的正是詹姆斯·门罗1823年所作出的贡献：来源于美国人民具体利益、尊重和服务于道德价值观的大战略，它能以最小的生命、财产和政治代价保障他们的生命、财富和神圣荣誉。”
在我看来，这段话似乎适用于今天的美国，对中国与日本的战略抉择也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应该从美国外交的传统实质与现实缺陷认真吸取教训。米德的论述恐怕反射着外交的本质，以及民主的未来。
2012年3月28日 写于上海复旦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