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3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连续访问了朝鲜和韩国，分别与金正日、李明博进行了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10月上旬至中旬，日本政治家、官员、学者、媒体人等也期望能够与李克强会面，加强交流，建立友谊。根据日中关系消息灵通人士介绍，“李克强副总理本来也有计划访问日本，两国政府之间努力协商，实现其访问，却最终没促成。”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呢?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难道日本的价值低于朝鲜与韩国吗?”这位人士的回答说，“问题是，此刻李克强来日本，跟日本领导人会面，谈什么?对，就是这个问题。”
谈什么?
日本与中国，年度总贸易额已超过3000亿美元，世界第三与第二经济大国，亚洲名副其实的两个地区大国，这两个国家之间，难道没话题可谈吗?我无法证实那位消息灵通人士传达过来的消息的准确性，却进行了一场反思：两国在领土或历史等极为敏感的领域发生突发事件时，双方领导人往往屈服于来自大众舆论的情绪化压力，规避与对方见面，主动或被动地暂停首脑外交。2005年前后，小泉纯一郎前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期间的情况是其中的典型。
2011年10月，据我所知，日中之间没有发生使得两国迫不得已停止首脑外交的突发事件。自从3 11大地震发生以后，中国政府与人民向日本社会伸出援助之手，支持日本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日本人也对此深表谢意，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反华情绪在蔓延。
假如李克强副总理最终没来日本的原因真是“没什么话题可谈”，从另外角度看，难道日中关系太顺畅，顺畅得不需要领导人之间的坦诚交谈吗?
9月2日，日本首相又一次更换，野田佳彦“接班”了菅直人的位置，成为日本第95任第62位首相。在急需推进灾后重建的严峻形势下，日本政局始终处于迷失状态，缺乏活力与稳重。假如我是中国领导人，会认为“在对方国家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轻易地去访问，与其领导人直接交谈，会有风险”。2010年5月30日至6月1日，应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邀请，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第二天，6月2日，鸠山由纪夫“突然”表示辞职。那一刻，刚刚离开日本不久的温家宝总理的心情如何，不难想象,可想而知。
对当代国际关系来说，“首脑外交”的作用与功能主要有二：一，国家领导人之间坦率地交换意见，对对方核心人物在想什么，想要什么，不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等加深直接的理解;二，国家领导人的会面往往意味着加强政治互信，它必将为两国民间社会与交流营造良好的舆论基础与氛围。
就展开首脑外交的两个主权国家以及其领导人来说，对方国家社会的稳定必然成为决策的焦点。哪一个领导人敢去内政极为不稳定，甚至处于失控状态的国家，会见对方领导人，面向对方公众呢?除非形势为战争时刻，抑或访问者为来自超级大国的强大领导人。
可见，首脑外交是错综复杂的大工程。甲方在国内的权力基础如何，乙方内政的稳定性如何，甲方与乙方之间存在着哪些急需探讨，解决的问题等，都必然成为甲乙两国领导人决定要不要见面的背景。倘若其问题敏感到使得双方领导人不敢见面，面对，或者说，其问题轻松到使得双方领导人觉得根本不需要会谈，首脑外交就变得难以实现，或其迫切性受到质疑。不该忘记，日本与中国的领导人都均属于大忙人，忙于政局，尤其在2011—2012这一过渡时刻。
12月25日至26日，野田佳彦首相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自从2009年9月民主党夺取政权以来，日本首相首次正式访问中国。本安排在12月12日至13日的日首相访华因“中方内政原因”推迟，但最终在年底实现。似乎相互警惕的日中双方领导人都希望，一，建立私人层面的相互信任关系;二，在2012年这一对国际政治来说因多个国家和地区“换届”而“极为不确定”，对日中关系来说迎来“建交四十周年”的时刻，能够稳定易于敏感、失控的日中关系。从中看到，日中双方领导人对两国关系所持有的决心与担忧都是显而易见的。
2011年即将过去的此刻，野田首相正式访华显然很重要，但它不过是近年以来日中深化“战略互惠关系”的一个环节而已，不需过多评价，放大，夸张。我相信，只要双方领导人在明白，并尊重对方国家社会“底线”的前提下——例如，就中方看来，日本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是个底线;就日方看来，中国政府在食品安全、爱国教育、文化产品、企业活动等关系到日本涉华利益和情感的问题上有所克制，规避煽动仇日舆论是个底线;对日中两国来说，在饱受争议的尖阁诸岛/钓鱼岛海域不单方面地去改变局面，至少现阶段，是个底线——都能够积极地展开首脑外交，而没什么实际的政治障碍。
12月中旬，野田首相访华推迟的消息传出以后，我从日中双方的官员分别听到类似的说法和立场。我问他们：“这次野田首相访华，最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主要的议题是什么?”他们一律回答说，“日中关系很重要，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符合两国共同的利益。”此话没有错，却过于抽象，甚至空洞，使我又想起2个月前李克强副总理最终没有访问日本的原因，即“没什么话题可谈”。
当然，没什么话题可谈是不可能的。日中关系没有僵化到那种程度。在我看来，这次访华较大的实质成果在于日中金融领域的合作得到了显著的扩大与深化。
双方同意进一步展开金融合作，在跨境交易中尽可能以人民币或日元结算，开放人民币债券市场，减少交易中的外汇风险，允许日商在华直接投资以人民币结算。双方也同意促进日本公司可在东京等国际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允许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日本将购买中国国债100亿美元”也是此次首脑外交的重要成果，除此以外，日中两国正在准备成立“日中金融发展联合工作组”。
虽然扩大，深化金融合作无疑成为两国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环节，却难以达到引起两国社会，甚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境界。
在这个意义上，12月19日，震撼全世界舆论的突发新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恰恰强化了日中双方领导人的谈判需求。就日本方面而言，学者、媒体人等向野田首相强烈要求“您是金正日逝世后第一个访问中国，与中方领导人直接交谈的六方会谈成员国内的国家领导人，好好从中方了解事情的真相，表明携手去稳定朝鲜半岛，为此，共同做出努力。”
两国社会始终寻找“不顾一切，必须合作”的共同战略基础。冷战期间，它是来自苏联的威胁，日中两国在苏联这一霸权国面前，可以把各方的利益和面子放下来，携手展开对话，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舟共济。自从苏联崩溃，冷战解体后，日中两国再也难以寻找“共同战略基础”。这也是近年以来日中在历史、领土等去敏感化的问题上容易产生冲突，难以携手克制的背后原因。
此时此刻，两国似乎找到它了。在金正日逝世，在金正恩领导下的新朝鲜如何平稳度过难关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最大焦点。那么，对于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也是六方会谈的重要成员——中国与日本来说，“朝鲜半岛的稳定”很有可能成为两国无论如何都要进行合作，而不要冲突的，共同的核心利益。
由象征性和实质性组成的首脑外交还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无论有急需话题要谈的非常时期还是没什么话题可谈的平常时期，日本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应该经常见面，交换意见，展现友好，使得首脑外交常态化和机制化。倘若双方领导人下决心，能做到这一点，它将成为日中两国追求“四十不惑”的一种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