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候选人来说，选民常被分为三种：我们的人、他们的人和中间的人。于是，选战获胜的方法归根结底也就是三种：增加“我们的人”，减少“他们的人”，争取“中间的人”。而要从整体的选民中分割出一块“我们的人”，就要有“我们”共同的东西，简单的如出身、籍贯、性别、姓氏——好比金门选举，陈、李都是大姓，其中陈姓更是一等一的大姓，只要动员所有姓陈的投姓陈的，估计就没李家什么事了，复杂点的比如信仰、理想等等。
而在所有的“共同”里面，“共同的敌人”是能量最高的。大敌当前，往往信仰、理想、恩怨统统靠边站，中国的一个成语最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同仇敌忾。没有什么“共同”，比“共同的敌人”更能让人们团结在一起了。
悲情，制造敌人
政治人物需要敌人，正如电影编剧需要敌人一样。美国需要邪恶国家，正如007电影需要恐怖分子、阿凡达需要入侵者一样。电影中那些怪兽、屠夫、残忍的外星人、冷血的机器人，是某类型电影大片不可或缺的东西。这的确是人性的弱点，我们一方面谴责暴力，爱好和平，可是如果一部动作片、悬疑片、科幻片一旦没有了敌人，有谁愿意去看呢？
选举更需要敌人。这就是为什么每到大选前，美国鹰派声音就会甚嚣尘上。1994年，刚刚坐稳位置的李登辉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核心，迎接1996年第一次直接民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接受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采谈，抛出震惊台湾和世界的声音——《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这之前，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一想到牺牲许多台湾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记》就是一个结论。”
“二二八事件”、“未来政权”，当李登辉顺利地用这些符号建构起“仇恨和敌人”后，他孜孜以求的“台独”载体——“台湾生命共同体”就有了情感和逻辑基础。而民进党此后完全继承了李登辉的衣钵，在民进党的历史叙述中，台湾的历史就被建构成：“一部四百年的台湾史，就是台湾人民不断被‘外来政权’欺负的和压迫的历史。”
民进党就这样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悲情的政党。为什么民进党喜欢打“悲情牌”？很简单，选举需要敌人。悲情牌是选举的共生物，没有选举，就没有悲情牌。一个政治人物平时好好的，该吃吃，该玩玩，什么好处都捞了，有一天突然开始玩悲情了，不用猜也知道，选举到了。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民进党上台后还在打“悲情牌”。如果说，此前按照李登辉的歪理，“什么时候才有台湾人的出头天”，那么民进党都已经执政了，还有什么好悲情的呢？
但台湾就是怪，执政党不像执政党，他还要玩悲情；在野党不像在野党，他还在端着一个架子。本来，街头政治是在野党的专利，因为体制往往掌握在执政党手中，如果体制内解决不了问题，在野党就只好诉诸街头。街头政治，曾经为在野的民进党赢得政治身份、获取政治利益发挥了巨大作用，“没事也要上街”，甚至一度成为民进党的政治符号，但是执政后的民进党还是要走上街头，还是要把自己打扮成被欺负的对象。在“3•19枪击案”中，“中共和国亲联手派人刺杀陈水扁，阿扁是在为台湾挡子弹”，这样的耳语，无非是因为选举需要制造敌人。即便是对陈水扁的揭弊，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造成这样的谎言：“阿扁是因为要让台湾人民独立和幸福，得罪了统派，所以他们就要陷害阿扁，可怜的阿扁，当上了‘总统’还要被人欺负，要是倒退回国民党的两蒋时代，他们敢对‘总统’这样吗？”一个贪腐的“台独”分子，就这样被打扮成“落难的英雄”。
没有敌人，就创造敌人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共”常常成为民进党口中的敌人。
其实，“中共”并不是民进党现实的敌人。“中共”不在台湾收税，不在台湾争选票，不选市长，不拼立委，跟民进党没有现实的利益冲突。真正跟民进党抢地盘、争席位的是像国民党这样的台湾内部的其他政党以及其他个人。你只要看看民进党什么时候开始骂“中共”最多，你就知道民进党是把“中共”当真正的敌人还是工具上的敌人。真正把“中共”当敌人的是曾经的国民党，天天叫嚣着要“反攻大陆”，到了后来，两蒋也开始把“中共”当做假想敌，因为他们知道已经无法“反攻大陆”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反共，因为不创造一个敌人来，如何巩固自己在台湾的统治？民进党更是如此，不选举的时候，它很少骂“中共”，但是选举一到，莫名其妙，“中共”的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就特别多。
没有敌人，就必须创造敌人。如果现实的竞争对手，难以让选民产生不共戴天的仇恨，最佳的办法，就是把远方的某一个力量妖魔化，然后把对手指责为那“妖魔力量”的内奸。民进党对“中共”就是如此，先把“中共”妖魔化，然后把竞争对手指责为其“同路人”，是所谓的“卖台集团”。这样一个舆论战策略，成本低，收益大，几乎屡试不爽，民进党用起来当然乐此不疲。
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我曾经和一位台湾名嘴聊天，谈到这个现象，他不免哀叹：某种意义上说，最应该感激“中共”的其实就是民进党，他们靠骂共产党和“中共同路人”，骗了多少选票？——这位台湾名嘴的话，话糙理不糙啊！
解构是妖魔化的终结者
当对手在妖魔化敌人，一般的做法是针锋相对，揭露对方的丑恶行径。但是这样的方法效果往往有限，理性的声音不如感性的声音更容易洗脑，而谣言比真相的分贝大一千倍，速度快一万倍。
用严肃的方法对付妖魔化，只是用“真常识”对抗“假常识”，而“假常识”还是披着常识的外衣，只有把造谣者的行径围剿在常识之外，才能让大多数人是对谣言产生免疫力。而解构就是妖魔化的最后终结者。
所以，我高度评价台湾中天电视台的《全民最大党》栏目，这一个政治模仿秀的栏目是一档娱乐节目，可是它对政治的影响力不亚于任何严肃的政论节目，事实证明娱乐节目有政治，在台湾这个泛政治化的社会，政治的娱乐化是解构荒诞政治的最有效的工具。
比如说，《全民最大党》有一个小版块叫“阿洪之声”，两位主持人模仿台湾地下电台的主持人如何造谣生事。台湾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甚至“天要下雨”，“高铁晚点”，两位模仿的地下电台主持人都可以不假思索地将之说成是“中共”在搞破坏！比如说，有一次台湾出现黑衣人事件，“地下电台主持人”又说成“那是阿共的阴谋啊”。问他为什么，他的逻辑很简单：“凡是黑的都是大陆的啊，比如黑手机、黑心棉，最重要的是黑龙江也是大陆的啊！”
如果再发生类似“两颗子弹”这样的事件，当地下电台再开足马力说这是“阿共的阴谋”时，看过《全民最大党》这个节目的人，一想起那个“黑龙江”的笑话，谁还会信呢？
用游戏精神化解敌人
这段时间，马英九最头疼的可能就是“三只小猪”。
事情的起因是，蔡英文在台南造势，有三胞胎姊妹捐出“三只小猪扑满”。台湾监察部门只是提醒了一句未成年人选举献金法律上有限制，却被民进党因势利导发动为“小猪扑满运动”，民进党发言人表示，“发起运动，除实践为人熟知的小猪精神，用心不偷懒才能有成就，也是为了反制国民党的打压，期许民众一起用小猪的力量，力挺民进党，化不满的怨气为拼‘大选’的利器。”
“打压”——多么熟悉的字眼，民进党又一次用悲情制造出了“敌人”。三个小姑娘，“三只小猪”，大怪兽，剧本浑然天成，再经民进党文宣高手一改造，国民党就一直被动挨打。马英九跟蔡英文民调原先那么大的差距，因为“三只小猪”竟至生死一线。而且，小猪游戏还没完了，以后“三只小猪”回娘家、小猪嘉年华呢！
国民党也试图用“平安福”来反制，但没能破解“三只小猪”困局。收效不理想。原因之一就是“平安福”较“三只小猪”缺了游戏精神。
台湾人是爱玩的族群，“三只小猪”对绿营动员有限，真正打动的是中间选民，那些民调滑到蔡英文一边的选民，不过是被“三只小猪”的游戏精神所吸引和打动。“三只小猪”塑造出的清新勇敢可爱的形象，才是国民党难以应对的罩门。
所有的一切不妨回到游戏精神来。既然，“三只小猪”脱胎于童话和动画片，那么我们不妨从童话和动画片里去寻找破解“三只小猪”的答案。民进党版本的“三只小猪”，其故事架构就是小动物对抗大怪兽。如果去除了大怪兽，“三只小猪”就失去了意义。
美国和中国大陆有两部流行动画片似乎可以给人们以启示：一部是《猫和老鼠》，一部是《喜羊羊和灰太狼》。在现实生活中，猫和鼠，羊和狼，永远不可能和平共处。但在动画片中，猫时常被老鼠欺负，狼成了永远吃不到羊的可怜虫，特别是灰太狼，其怕老婆怕得要死、爱老婆爱得要命的性格赢得众多女性的喜爱，“嫁人要嫁灰太狼”成为流行语。在动画片里，猫和狼不再是威猛暴力的形象，而是通人性的小可爱。
国民党何不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将马英九打扮成整天被民进党欺负、怕老婆又爱老婆的“马太狼”。马英九的厚道在台湾已经深入人心，而马英九的“好丈夫”形象也是台湾女性的最爱。如果“三只小猪”对抗的“大野狼”根本就不存在，“三只小猪”靠什么聚集选票呢？
马英九既然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那就应该有胸怀有气度地邀请台湾各种颜色的猪，不管是蓝的猪，还是绿的猪，到他官邸做客，嘉年华上，一只灰太狼和一群五颜六色、戴着“平安福”的可爱小猪们，手拉着手载歌载舞，晚会的高潮是：大灰狼终于掀开他的头套，露出马英九那经典的憨厚笑容，啊，原来大灰狼其实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不，准确地说，是一只被民进党披上狼皮的“马”呀！
一边是一直在制造仇恨、一心要制造敌人的猪，一边是一心想推动两岸和平、一直在促进族群和解的“马”，中间选民会选哪一边呢？（作者为厦门卫视总监）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