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满扎实的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拉力器”；蓬勃开放的文化，是社会的“和谐润滑剂”；风姿绰约的文化，是人生的“幸福加速器”。人之为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有精神文化生活，拥有“文化软实力”。有的人不幸生活在文化沙漠里，那可能就跟动物没啥区别；有人更为不幸，自己竟然都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文化沙漠里，那就比动物还动物。时代发展到今天，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文化人，每个社会都应该成为文化社会。文化的繁荣复兴，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文化的创新创造，需要宽松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文化繁荣和自由创造：文化的复兴与繁荣，需要尊重自由创造。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前夕，美国著名传媒人士、《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了怎么一段话，登在《参考消息》上：
与许多国家不同，美国政府没有设立文化部来专管文化产业。原因是美国信奉市场规律和市场竞争对文化产业所起到的调控功能。文化产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从业人员享有表达和创作上的高度自由，这样才能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和理念的束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从而创作出杰出作品。
从这一点出发，美国政府认为，文化产业与钢铁、汽车等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部门没有区别，所以应为文化企业的经济活动以及个人的文化创造提供一个公平合理、充分竞争的舞台，并给受众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美国连个文化部没有，却有着全世界最强最大的文化产业，年创收超过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占美国GDP超过10%，提供了1700多万个就业岗位。如果广义地理解文化产业，有学者提出其年产值在国内GDP中达1/4，也就是25%，四分天下有其一。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电影票房收入、56%的广播和有线电视收入、85%的收费电视收入都在美国。文化创意产业早已已成了美国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美国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头号强国提出的口号是：“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化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
美国政府对文化产业也“管”一点事，那就是通过立法、通过提供优惠政策，保护传统经典文化艺术，扶植推广新兴创意文化项目，鼓励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他们对文化艺术产业的资助，往往是艺术团体自筹一半、政府机构补助一半。
文化是可以成为支柱产业的，美国就成功地做到了，美国却连个文化部没有。他们有的只是让作家艺术家们自由创造文化繁荣的核心要义是自由。
反观我们，不仅有文化部，还有宣传部，还有新闻出版总署，还有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管思想、管文化的机构一大堆、干部一大批。三天两头发布指令，这个不许，那个不可。审查和审批，成了管控文化产品的终极手段。比如出一本书，出版社先要向出版署报批这本书的主题题材；比如请外国一文艺团体来演出一台节目，先要向文化部门报批；比如拍摄发行一部电影，不仅要报批剧本选题还要在拍好后先送审……管电视的最喜欢发出各种禁令，比如最近广电总局正式发布“省级卫视限娱令”他们管得最细最具体，我曾发微博、发博文建议，把这些人统统调去管食品药品的安全卫生。
作家余华不久前发了一条微博，说在暨南大学演讲，“有同学问我《活着》改编电影时什么事情印象深刻？我说这是18年前的事了，还记得当时张艺谋时常说原作里的什么细节要改动，审查才能通过。看他胸有成竹的模样，心想他如此了解共产党，对他十分钦佩。可张艺谋拍摄完成电影后，审查还是没有通过。我不再钦佩张艺谋，我钦佩共产党了。”这是多么让人哭笑不得、感到心酸的“钦佩”！
设想一下，将美国好莱坞电影制作的所有人马全部搬到中国，他们能制作出那样的电影、让电影那般繁荣吗？回答肯定是“不可能”。很清楚，这是制度环境造成的。在8月26日全国政协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协商会上，名导冯小刚发言说，电影审查尺度过于严格，为了保证不出任何问题，“积极还是消极”成为了判断一部影片好坏的唯一标准；他呼吁恢复上世纪80年代宽松的文艺政策。冯导的发言，是对“审查电影”的电影局的深刻审查。不久前，第六代导演王小帅也炮轰电影审查制度，他说：“我相信只要体制放开，导演的原创力就会大爆发。”酷爱电影的王小帅怒说“我有病”，自己这么多年不去干别的事。不是王小帅“有病”，而是电影审查制度“有病”。人有病，天知否？
创作少自由，文化无繁荣。现在说得很多的是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这个“三自”对摆脱自卑有效，但如今的问题并不在文化自卑；相比于这“三自”来讲，至关重要的是文化创造的“自由”，也就是落实我国宪法《宪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权利。那三个“自”加起来，还比不上一个“自”：文化自由自由的创造。
继十四届六中全会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遗憾的是，这次决议只字未提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11月22日，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央领导在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德艺双馨；指出“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一切传世的精品力作，都是时代的产物”。这跟说“都是人类的产物”一样，是谁都知道的。
其实，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一切传世的精品力作，“都是自由的产物”。
文化管制得越多，自由的空间就越小。文化管制，仿佛是夏天让你穿棉袄、冬天让你光膀子，你受不了也得受。管制文化、控制文化，文化只会萎缩；计划文化、官化文化，文化难以繁荣。这是文艺创作、文化变化的内在规律。只字不提自由，文化复兴落空。
“计划文化”跟“计划经济”一样，注定是不可能繁荣的。控制文化与文化控制、控制社会与社会控制，是无效的理念、不靠谱的做法。
有人把文化归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这是很狭隘狭义的；有人提出要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这是“斗争”思维。文化靠斗争，所以才繁荣；文化很危险，所以搞安全事实将证明这种看法是否正确。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如果这样，那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成了空话，野百合也就不会有春天，玫瑰花和紫罗兰也无法发出不同的芳香。
“没有它的允许，连花朵都不能随便开放。”著名作家慕容雪村，2011年11月19日在挪威的奥斯陆做了一场著名的演讲，那是“爱之深、责之切”的肺腑之言，振聋发聩，值得关注。其中讲到：“在这个国家，每一种学问都必须为政治服务，政治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者就会创作什么样的历史；政治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济学，学者就会发明什么样的经济学；大人物可以随意发明真理，这些真理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能够指导这个国家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甚至能够指导动物交配。”“在这个国家，有人因为写文章而入狱，有人因为说了某句真话而入狱，写作成了一种危险的事业，不能评述历史，不能幻想未来，更不能批判现实。许多字不能写，许多话不能说，许多事件不能提及，每一本书的出版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许多书被查禁，然后它们就会成为国外的畅销书……”
文化环境，甚至能影响文化生存。当我们一时无法改变大环境的时候，那么让我们努力去改变身边的小环境，努力创造自由的空间环境，让文化创造充分沐浴阳光、呼吸自由清新的空气，让一块向阳的坡地上的植物长得葳蕤繁茂，那也是好事。
二.文化内涵和社会管理：大文化概念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而内涵中的内核，在我看来是思想与认知。思想水平不高，认知不到位，那么后面的一切行为都可能扭曲变形。
人与人之间认知水平的差异往往是很大的。比如我们来看大家很熟悉的《国际歌》与《东方红》，两者的差异是如何之大
《国际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而《东方红》唱的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国际歌》说的是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东方红》却说“他是人民大救星”，完全矛盾的两者之间，认知水平的差异有多大！
《东方红》词曲作者是农民李有源，他是唱陕北民歌的歌手，认知水平只能到这个份上。李有源1955年去世，后来他的家乡因为搞了农业合作化，生活就越来越差。李有源肯定想不到，他的大儿媳因为生活实在没法过了，出去讨饭了。
我们现在回首历史，看一些大人物，他们的思想水平和认知能力，确实让你有刮目相看的感觉。比如，先后4次到过浙江的孙中山先生，1912年12月8日至12日他自上海前来浙江杭州考察，多次发表演说，其中在10日出席了共和、民主两党浙江支部的欢迎会，他的演说主旨是谈政党，严辞批评党德被“扫地以尽”，其中讲到：“前之以党救国者，今乃以党亡国矣。”这事记录在《孙中山年谱长编》里，这是警世之语，至今振聋发聩。
再比如，蒋介石第一个提出“为人民服务”。早在1937年5月8日，蒋介石在庐山办暑期训练团，训练是干部和学生，他制订了一个《暑期训练要旨》的文件，核心内容是两条：第一条是“为国家牺牲”，第二条是“为人民服务”。
《国际歌》也好，《东方红》也罢，“前之以党救国者，今乃以党亡国矣”的批评也好，“为国家牺牲，为人民服务”的训导也罢，到今天都已变成了文化。有生命力的文化，它一定有着内部的张力。
作为思想与认知的文化，在今天往往是一些领导干部表现得没文化。
群众早就过河了，领导却还在河里摸石头；在深水区根本就摸不到石头，有的人却在假装摸石头。比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公平化、思想多样化，这几个“化”早已摆在河对岸，沐浴着金灿灿的阳光，有的官员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所喜欢的是政治专制化、经济权贵化、社会差距化、思想单一化。
有一个来自德国的说法，很值得深思：说到马克思，我们是把马克留在德国，把“思”即“思想”送给了中国；说起《资本论》，我们是把资本留了下来，把“论”即“理论”送给了你们。这个说法够经典，认知水平决定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决定终极效果。
有些思想，停留于“学术思想”的层面，那是可以的，因为学术是可以讨论的；一旦变成了“主义”，成为社会实践，事情就复杂麻烦了。
社会本身纷繁多彩，如果用“一个主义”来管制，往往适得其反，比如倡导“为国家牺牲，为人民服务”的蒋介石，后来走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道路之上，与共和背道而驰，不得人心，最终兵败如山倒。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大文化，社会是指大社会。大文化的概念，是区别于狭义文化的，不仅仅是指文化局所管的那点文化。而文化之于社会，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比如，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宗教的涵育熏陶，我们整个社会就缺了宗教文化一大块。社群公众由于缺乏宗教信仰，就特别稀缺内心和谐，稀缺宽容包容。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灭门的社会新闻？为什么有一点人际冲突就拔刀相向？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原因，就是整个社会缺少长期的宗教文化熏陶。
当宗教文化普遍不存在的时候，迷信文化就会普遍流行。宗教和迷信是两回事，迷信是劣文化。官场如今也是迷信盛行，“不问苍生问鬼神”，非常可悲、实在可笑。那些给官员占卜算命的风水师，生意好得不得了，个个都发了大财。官场迷信，当然也是劣文化。
官场文化、权力文化、风水文化、迷信文化，这些“文化”统统都是对社会进步的反动。当一个领导干部要通过风水师的算命来管理自己前程命运的时候，你说他怎么能管理好社会？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的社会管理要想创新，必须在充分提高认知水平的前提下，首先要根除官场劣文化。
当然，官场劣文化不仅仅是官员迷信，具体表现形态很多。比如最近出庭受审的国家药监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他算是党培养提拔的高级别干部了，可他除了受贿外，还生财有道，他“著书立说”弄一本《寿世补元》，初版定价达368元，到后来非法再版重印，飙升至566元，他利用国家药监局副局长的权位，推销此书，非法经营额高达2300万元。一本定价566元，销出去1万本，就是566万元；卖出去10万本，那就是5660万元！这本《寿世补元》物价虚高，如今有的书店仅售30元。还有一个贪官中的著名“文化人”，就是湖南省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他出版一本《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高达418元，几年下来他卖这本书一共“挣”了3000多万元。他们都繁荣了中国的“官场文化”，但这是文化的腐败，腐败的文化。
司法文化也深深打下权力文化的烙印，有人这样批评：
“中国的法制是这样建设的：先制定无数法律，然后制定无数精密的程序，然后制定无数实施细则，然后制定无数司法解释，最后……由领导决定案子输赢。”
社会管理要创新，第一大前提是要压缩权力、淡化权力文化。权力不自由，社会公众才自由，文化创造才自由。按照最经典的说法，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有个著名的演讲，说到：
“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权力，将权力关进笼子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而现在我们许多地方依然是权力管控的社会管理。它与社会是对立的，它跟公众是对抗的。它把上访看成是不稳，它把截访看成是维稳。中国千百年封建文化，让百姓形成了找清官的社会文化心理，加上现代法治不畅，大家普遍都有信访的“路径依赖”。在信访考核的压力下，各地通用的管理模式就是以截访对抗信访，结果就出现了大量奇异的新闻，有把上访者打死的，有送进精神病院的，有装上探头全天候监控的。在9月15日还出了个“洛阳截访案”：河南洛阳男子赵志斐这天到北京旅游，当晚住在一家小旅馆四人间，他并不知此前住下三个人中有到京上访的洛阳人。赵志斐被误为上访人员，遭到不明身份者殴打，还被一同遣返洛阳，在当地派出所交接时，他就昏迷不醒，随后被扔在路边。真是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
“稳定压倒一切”已变成了一种“稳定文化”，而这样的“稳定文化”成了指导思想，反而越维稳越不稳，“稳定压倒一切”的“一切”也包括“稳定”本身，那么最后就变成了“稳定压倒了稳定”。
社会管理，不是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的“顶层设计”如果就是社会控制，那就危险了。社会管理的创新路径，不在强化“权力控制”，而是向基层“放权”，向民间“放权”。
所以“眼睛朝下”、到下面去、到基层去、到民间去，这是正确的方向。这方面我很赞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思路，他认为要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要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要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
什么事都你来管的时候，那么你什么都管不好。党要管党。如果党管一切，那么最后必然就是管不了自己。在七一到来之时，汪洋这样告诫：“在庆祝建党90周年的喜庆时刻，我们更要看到，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少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太平盛世麻痹忧患意识。”
我向来认为，社会管理能否顺利，关键在两条：其一，要想维稳，先要维权；其二，要想避免公共事件，先要维护公共利益。
比如在征地拆迁中，你维护好了群众的权利利益，那么就不会有你死我活的冲突，更不会有自焚的悲剧。当你自己走上了阳光道，也要给别人、给百姓留一条独木桥。如今一年各类公共事件达到10万起，可见问题之严重，其背后大多存在百姓利益被侵占被损害的问题。
社会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人文、一种情怀。你心中装着老百姓，老百姓就会把自己管理得很好，不用你费什么力；问题就在对百姓没有情感情怀，正如一个很有文化内涵的微博段子所揭示的：“某官僚对老婆说：吃饭，睡觉；对小姨子说：吃个饭，睡个觉；对美女说：吃吃饭，睡睡觉；对小蜜说：吃饭饭，睡觉觉；对老百姓说：吃什么饭，睡什么觉！”
三.文化人才和人文教育：今天的文化人，明天的创造力锻造文化人才梦之队。
我们所言的文化，都是人的文化，离开了人，文化也就不存在了。
文化的繁荣，需要良好的文化环境，需要杰出的文化人才广义的文化人才。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不曾有过乔布斯，那怎么可能有今天的苹果；如果没有马云，哪来今天的阿里巴巴、淘宝网和支付宝。
而事实上，我们整个国家、各个领域都非常稀缺优秀的文化人才、创新型人才。有的人是有知识没文化，有的人是有科技没人文。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最近说，目前国内很多文化艺术作品创造力不够，90%的作品属于模仿和复制的，“电影、电视，小说等领域都包括，作品重复复制的多”。我们成了“山寨大国”，人人擅长于模仿抄袭，何来创新创造？
山寨大国，必然盛产投机分子。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曾这样不客气地评价我们：“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这些话虽然难听，但忠言逆耳。问题是，人家发出信号我们也无人接收，收到信号也无人理睬。
如今高考考生们最向往北大清华，可他们的校长都相当缺乏人文文化。北大校长周其凤，是中科院院士，研究化学的，他最近创作了一首“化学歌”，结果让人笑掉大牙。很多网友听了说那是“天雷滚滚”，认为歌词水平“连中学生都不如”，让人难以相信这样的“神曲”出自北大校长之手，很有才的网友甚至说“该校长的语文一定是化学老师教的”。
你听听周其凤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的歌词：“化学究竟是什么∕化学就是你∕化学究竟是什么∕化学就是我∕化学究竟为什么∕化学为了你∕化学究竟为什么∕化学为了我∕父母生下∕生下的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你我你我∕的消化系统∕是化学过程的场所……∕你我你我∕要吃足喝好∕化学提供营养多多……”
听了“北大神曲”，再看看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顾校长早几年也出了个糗事：2005年5月11日，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清华大学并发表演讲，清华向宋楚瑜赠送了一幅小篆书法，内容正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诗《赠梁任父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刳离（刳，音同“哭”，剖开、挖空，如“刳木为舟”；刳离，割弃之意）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由于字画是用篆书写成的，难倒了顾秉林他被那个“刳”字难住了，经人提醒才得以圆场，弄得全场学生都“笑场”，他甚至把向宋楚瑜赠送礼物说成“捐赠”礼物，引起学生嘘声一片。顾校长是学物理出身的，他不识字、用错词，这不算最没文化的，真正的没文化是他不做基本的准备，一点也没有尊重前来演讲的客人。
这是一个文理不兼通、科学与人文隔绝的时代。
任定成教授有一句名言：“对一个民族而言，缺失人文的科学是麻木的，缺失科学的人文是软弱的，双重缺失则是愚昧的。”
而比这个更可怕的是，北大清华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大学精神。清华大学以出了多少中央领导为自豪，北大出的国家领导没清华多，于是就拿亿万富豪来说事，北京大学不久前成立了“企业家俱乐部”，称10多年来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周其凤校长在成立仪式上很自豪地说，北大校友中的亿万富豪数量，已经连续三年居内地高校首位。
清华慕官、北大慕财，这就是当今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学。他们真是“招天下英才而毁之”。
现在的高校很搞笑，新闻传播专业培养的毕业生，普遍不会写新闻，会把范长江当成小品演员潘长江。最后是会写信的都招来当记者了。文化人才的普遍缺少，说明人文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人才会聚集于人才高地。有限的优秀人才，会被人才高地“虹吸”过去，美国就“虹吸”了全球人才，而且人往高处走，人才通常都是乐意被“虹吸”的。作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我们滨江区理应成为人才高地，培养、聚集、虹吸人才。
今天的文化人，明天的创造力这说的是人才培养和储备的重要性。“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第一要素，人才是第一支撑；人才是第一竞争力，人才是第一驱动力，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责任，人才是第一任务，人才是第一目标……有什么样的人才，办什么样的事情。人对了，事业才对，世界才对。所以一定要锻造人才“梦之队”，尤其是文化人才的“梦之队”。有了“梦之队”的理念，才可能有“梦之队”的行动。在“梦之队”中，领导人才、管理人才、科技人才、文化人才，都应该成为创新型的现代人才。
四.阅读积累和文化提升：提高自我文化修养，倡导“少偷两棵菜，多读一本书”。
先说一个台湾圣严法师的故事：当过台湾地区重要领导人的萧万长先生，曾经碰到难事，日思夜想，坐卧不宁，自己不得解，就去请教圣严法师，获得了“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的12字箴言，他于是念着、想着，照着去办，心放下了，事也不难了，最后竟然成功了。圣严法师说，“任何问题，特别是严重、困扰的问题，逃避没用，总要面对它。对感情的问题，宜用理智处理；对家族的问题，宜用伦理处理；即使发生不得了的大事，也要用时间来化解。如果是无法避免的倒霉事，能处理当然好；不能处理，去面对它、接受它，也就等于是处理。任何事情发生以后，你处理了，就把它给放下。”这就是“拿得起、放得下”。“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这12字非常朴素，对我们的为人处事很有教益，领导干部面对跟自己有关的难事，更应该这样去做。当然，这12字中，“放下它”最难，能够“放下它”，是一个人自我修养的很高境界。
一个人要提高自我修养，离不开阅读学习。一个不看书不学习的人，显然是一个已经不思进取的人。在全媒体、“自媒体”时代，不少不学习、没文化的脑残干部闹出笑话，比如江苏溧阳卫生局局长谢志强，“错把微博当QQ”，在微博上与情人对话，约她去开房，他以为微博对话别人看不到。有的人还真是“官越当，人越蠢；官越大，脑越残”。
官场是一个很强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的人士，思维方式、处事方式和生存心态，会形成一种“惯习”。“场域”和“惯习”（或直接翻译为“生存心态”），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大师布迪厄提出的概念。在布迪厄看来，人类社会是由一系列彼此重叠的“场域”所构成的场域是一种人为的社会构建，是现代社会世界高度分化后产生出来的一个个“社会小世界”，如权力场域、经济场域、宗教场域、文学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等等。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存心态”和“性情倾向系统”，这就构成了“惯习”一种非形式化的、潜意识的行为选择。用最通俗的话语来说，“场域”如同一种“圈子”，而“惯习”是“圈子”中人的习惯性做法；“场域”是环境客体，“惯习”是主观主体。“习惯”是个体的，而“惯习”是群体的。“惯习”往往会成为一种羁绊，如同路径依赖。
在权力场域，有些“惯习”要打破，有的“惯习”要建立。比如“三公经费”的开销，早已称为一种“惯习”，打破这样的“惯习”，是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迫切需要建立的一个“惯习”，就是读书学习。
在我看来，这世上，唯阅读者无敌。我向来倡导“少偷两棵菜，多读一本书”。种菜偷菜的游戏可以少玩一点，腾出时间来多看看书。
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民族、学习型国家，是可贵的，而“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温家宝喜爱读书，他倡导多读书、读好书。他说：我的书架上经常摆着的是有关历史的书，因为我相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外的历史书我都很爱读。在我出差的时候，我一般会随身携带两本书，一本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另一本是《沉思录》“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
《沉思录》是古罗马帝王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的不朽著作，温总理他看了不下百遍。如今《沉思录》在我国出版了四五十个版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书，除了《圣经》，就是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沉思录》是一个个思考的片断，穿透千年依然魅力不减。他说得深刻又生动，比如：“凡不符合蜂群全体利益的，也就不会符合单独的每一只蜜蜂的利益。”这说的是公共利益。“人类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法则，属于某种政治国家；进一步，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为一个共同体。”这说的是人类共同体。“太阳从来无意担负下雨的责任。”这说的是各司其责。“让你的任何行动都完美完成，且始终怀着敬重人道、自由和正义而行动。”这说的是普世价值，等等等等。
学习是一种乐趣，但学习的氛围和风气是需要培养的。多一个阅览室，就会少一座麻将馆。相比于台湾，我们的文化差距令人汗颜。比如他们的诚品书店让人尊敬，我们的书店却在纷纷倒闭。如果说101大楼是台北的建筑地标，那么诚品书店就是台北的文化地标。“到台北，逛诚品”已成游客口头禅。诚品卖书22年，亏损了15年，一直坚持，后来才盈利。如今诚品在全台湾有39家分店，是“复合经营”，形成书与非书的互动，并且举办过2000多场讲座；诚品的年营业额达20亿元新台币，每年顾客达9000万人次。
倡导学习、建设文化，着实需要政府提供大量的文化公共品或是准公共品。比如图书馆、阅览室，就需要多点化、亲近性，因为图书馆辐射范围有限，远了读者来去不方便，最理想的是多点化设置，最大可能亲近社区、亲近读者。对艺术院团的资助，也应该像美国一样，可以是艺术团体自筹一半、政府机构补助一半；对文艺演出的资助，同样可以是公众自己掏一半、政府机构补助一半。文化投入，功德无量。
“少偷两棵菜，多读一本书”。自由阅读，自由创造。希望旁人或后代，不会指着我们说：“他或许有很多钱，但一定不会有很多文化。”
（作者徐迅雷系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这个世界的魂》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来源: 金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