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蓬勃，从来不是一时所为，不是公众制造出来的。不要以为我们是文化制造大国，不能以为我们正在实现“大国文化崛起”，其实我们如今还是很没文化。回顾2006年文化的度过，瞻望2007年文化的行进，我们期待文化的挺拔勃兴。
一、狭义的“恶搞”是一种“反文化”、“负文化”
2006年倏忽间就过去了，朋友在一本新书序言里的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似乎就是几个人恶搞了一把，一年就过去了。”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恶搞”，渐入高潮。
胡戈在2006年初恶搞了一把《无极》，没承想竟然就开启了“恶搞年”。从电影《无极》那“一个馒头的故事”，到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一堆馒头的故事”，所映照的“恶搞年”倒很完整。从大片到名人到文化经典，都成了恶搞对象。有些名人则在博客里相互恶搞。相信下一版《现代汉语词典》一定会收入“恶搞”这一新词。
其实我们不能将一切“搞笑”都看成是“恶搞”。有的所谓“恶搞”，其实是“善搞”，是讽刺幽默、批评批判，可惜搞得不错的“善搞”太过稀少。“恶搞”的无边际发展，就弄成了“搞恶”。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恶搞，将《红楼梦》搞成了“林妹妹穿三点式、宝姐姐陷入婚外恋”的“现代版”；对红色经典的恶搞，《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成了做明星梦、希望“走穴”挣大钱的富家子弟。
网络不是流水线，但网络确是集装箱，体积巨大，容量无比，恶搞成了“网络文化制造”，甚至从制造变成了竞赛，长势如雨后蘑菇。更夸张的是，网络恶搞的“文化制造”很快就“下载”到了现实生活中，商业恶搞开始大行其道。雷锋上了安全套包装盒、屈原成了猪饲料“品牌代言人”、“姚明”牌卫生巾也出笼了……“文化制造”变成了“商业制造”。文化为商业服务本来也不坏，问题是没心没肺的“文化商业化”，是对民族人文精神的蚕食和摧毁。
在一种扭曲的环境中，文化必然以扭曲的形态出现。“恶搞”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文化心态的表现。“恶搞”与“善搞”之间如果没有相对清晰的边界，那是可怕的。“善搞”与“恶搞”的区别是：“善搞”是草根们话语权利的体现，它同样可以带有“娱乐至死”的黑色幽默，但与“恶搞”不同，“恶搞”不仅是侵害真善美，而且是对他人合法权利的赤裸裸的损害。
在我看来，狭义的“恶搞”就是一种“反文化”或者“负文化”。冀望将“善搞”从如今笼里笼统的“恶搞”概念里独立出来，分水岭就是是否侵害他人的权利。在文化共同体中，人人都是平等的，谁也没有侵害他人权利的权利。或许，我们不必夸大“恶搞”对人文精神方面的损害程度，如若在现实层面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则需要让法律来调整、由法庭来辨是非。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需要法庭之外的“文化裁判所”。
龙应台曾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对别人的态度。”美国《时代》周刊2006的年度人物是互联网上的“你”——网民。冀望聪明的网民在2007年多一点“善搞”而少一点“恶搞”，去解构、去批判、去讽刺假丑恶，而不是拿真善美寻开心。这，就是一种文化责任。
二、比“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是“文化复兴”
这是一个没能出现文化大师的时代。如今在我们的“文化制造”领域，已经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大抵是“山中无猴子，蛤蟆称大王”了。
学者许纪霖比较了张艺谋、陈凯歌和李安三位华人导演，分析说，他们三人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横扫欧洲影坛，而目前只有李安笑傲江湖；“高手之间的较量，比的是背后的文化底蕴”；关公不能翻跟斗，因为他是儒雅的，关公之像，“没有瞪着眼睛拿刀乱砍的，他一定是在读《春秋》”。相比于李安，张艺谋、陈凯歌确实太没文化，若让他俩来导演“关公”，那保不准又要搞出一个或一堆馒头的。
如果说没有“文化大师”还不可怕，那么没有“文化”是很可怕的。歌德曾说：“在文化水准最低的地方，你随处可见强烈残暴的仇恨行为。”尽管这是歌德两个世纪前所说的，今天依然基本如此，你看看新闻里多少灭门案件、动不动连杀十来人的凶案，就知一二。而不少影视剧组在拍摄过程中，恣意践踏自然、毁坏文物，则更是典型的弄文化的人“没文化”。
文化是文明的寄托，“没文化”何谈“有文明”。文化的面积与沙漠的面积成反比，文化的深度与大海的深度成正比。美国学者威尔 \"杜兰曾把文明比作杀戮之河的两岸，在两岸“人们建筑房屋、温暖做爱、抚养孩童、写诗歌咏、雕刻铜像——文明的故事即发生在河两岸的事迹”。
岁末年初，学者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一文，引发了一轮中国如何能够“文艺复兴”的热烈讨论。“新人文运动”是否“即将到来”？这个似乎也没必要深究，就像季羡林老先生提出“21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的观点，有人反对，他则高挂免战牌，其态度就是“不争论”。
相比“文艺复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场“文化复兴”，当然，也可以把“文艺复兴”理解为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文化复兴”的本质在“康复”与“创新”两个关节点上。今天，面对我们“缺大师”、“没文化”的现实，面对既有“外伤”、又有“内伤”的文化，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文化康复”，在康复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发展与兴盛。“康复”就是修复好“内外伤”，它不能是“锯箭行动”——只将露在外头的箭干锯下就完事；康复之后才能求得“重生”或“新生”、求得“创新”与“振兴”。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必然要求走出创新之路，创新之路也就是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的必由之路。然而，“创旧容易创新难”。如果说胡戈那第一回以“善搞”为本质的“恶搞”算是一个“创新”的话，随后跟风的一切“恶搞”，都是“创旧”。张艺谋“商片”《满城尽带黄金甲》被称为“《雷雨》加大型团体操”，那故事是从话剧《雷雨》里偷来的，这也是“创旧”而非创新。
如果只有“文化制造”而没有文化创造、文化创新，就没有文化复兴。“文化复兴”是广义的，它要求跨国家、跨时代、跨文化，作为人文精神，文化如果不能跨文化就不成其文化。文化复兴更不是复古，也不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它必须具有世界眼光。
三、以“保护主义”善待文化遗产、用“拿来主义”对待传统文化
2006年可看成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元年”，因为这一年里设立了“文化遗产日”，从今以后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就是保护文化遗产的节日。
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来比开发重要。所以当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建议把某皇帝陵墓“开发”出来的时候，被公众当作外行嘲笑了一把。在2006年，我国的安阳殷墟遗址申遗成功，至此中国距离第一次成功申遗已有20周年。“申遗”的目的更不是开发而是保护。我们必须以“保护主义”来善待我们的文化遗产，站在2007年的门槛上看未来文化遗产的保护，一定是“知易行难”。许多人“开发遗产”，就是一种“文化制造”，终极目的是旅游商业、产出钞票，这永远值得我们警惕。
而“知难行亦难”的是，我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2006年“国学”成了一个热议的焦点，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当然，没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是文化复古。贬者云：“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呢？它是反人文、反正义、反理性、反科学、反道德、反规则、反开放和反革新的。而褒者认为传统文化是国宝。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就说，面对民族历史文化，我们万万不能丢了“温情与敬意”。
笔者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的观点很鲜明：对待传统文化，态度只有一个——拿来主义。我曾注意过不少论争传统文化、论争国学的文章，发现根本就找不到“拿来主义”这个词。这是一个怪象。这些论争中的学者们，似乎有一种集体无意识，那就是把“拿来主义”给彻底忘却了。鲁迅先生当年论及“拿来主义”，再清晰不过了：“他占有，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的重要性，最后归结到“能不能成为新文艺”上。
反对国学、反对传统文化者，是看到几千年的封建皇权造就了东方式的“专制文化”。是的，这是必须“毁灭”的对象。那么，糟粕与精华如何区分？我比较认同一位思想家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同概念的界定——“传统文化”是各种具象文化的集成，比如唐诗、宋词、元曲，值得“拿来”；而“文化传统”就是指“专制文化思想”，必须抛弃。
关于国学，章炳麟曾有一段名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亡，是不亦视前世尤岌岌乎！”章炳麟的看法还是比较辩证的，他也看到在竞争之世，光有国学是不足以立国的。至于没有国学是否亡国，我看也不必争论，关键是如何研究、如何“拿来”。可怜可叹的是，我们的学者研究出“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研究出“张飞原来是曹操的远房侄女婿”之类，远不如两会期间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与网民交流时“随便举个生活中的例子”：现在的桌子、椅子，直到南北朝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椅子是学当时胡人的。
看看那些哗众取宠的文化研究，难道它不是一种“学术恶搞”吗？它恐怕连“文化制造”都算不上。
四、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需抛弃“没有文化的文化”
“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这是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说过的一句有分量的话。在2006年年初，在第三届“文化讲坛”上，韩美林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演讲，那讲稿就是一篇不错的随笔。他开篇就讲到：在21世纪的经济浪潮中，在这样一个大的转型时期，我们的民族要更重视“文化”这两个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
韩美林直言不讳：“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我们进一步理解：没文化的文化，实质是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只是一个文化躯壳而已。文化如果总是“钱权说了算”，始终停留在“制造”层面，而不能提升为“创造”，那么，我们很可能就是一直在制造“没有文化的文化”。文化制造如何兴盛也只停留于“文化产业”，只融于经济范畴，成为所谓的“新增长点”；而只有文化创造，才有文化精神和人文精魂；文化制造造就的是工匠，文化创造才有望造就大师。
“文化制造”是可以“软件化”操作的，能够大量复制拷贝。仅仅从“发展文化产业”来说发展文化产业，就“文化体制改革”来说文化体制改革，那注定会导致文化物化、体制硬化。在一个只有“文化制造”的国度，文化衍生产品如何之丰富，也不能说明其“有文化”。说我们如今“没文化”，除了恶搞搞不出真文化，就是因为“文化制造”造不出真文化。比较典型的是“帝王剧”的“文化制造”，尽管制造的量很大，看的人也很多，它其实属于“没文化”之列，所以有识之士就发出了“扫皇比扫黄还重要”的声音。
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我国已经成为经济上的制造大国，而缺改革少开放的文化思想领域，至今还仅仅是个文化制造弱国和文化输出小国。经济要真正强大，就需变“制造大国”为“创造大国”；而文化的真正强盛，则需从“文化制造小国”跨栏般跳过“文化制造大国”，而直接走向“文化创造大国”。
以上是宏观与中观层面的情况，在个人的微观层面，同样有着“文化制造”和“文化创造”之别。听过大师马三立相声中的“意识流”，其实也是讽刺“文化制造”的：“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作家艺术家如果“商业意识”过于发达、过于灵敏，使劲于“文化制造”，成功的可能仅仅是商业，艺术则不好意思，恐怕只能“免谈”了。今天“有钱了”先买一幢别墅住，与那“先买一棉帽子戴”也没啥区别。
什么是“文化创造”，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披阅十载就是典例。如今在互联网的热闹之外，我们很需要有“局外人”、有“沉默的极少数”、有“麦田的守望者”、有“上帝唇边的长笛”、有“百年孤独”，做不到百年孤独那么一二十年的孤独也好，心无旁骛专心静心于文化艺术的创作。要从“文化制造”提升到“文化创造”，就需坚决抛弃“没有文化的文化”；也只有坚决抛弃“没有文化的文化”，才能实现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的升华。
五、中国文化的康复与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
罗曼 \"罗兰说：“少数人独占的文化架子已经破碎了；今天我们必须接受最广义的人文主义，拥抱全世界所有的精神力量。”罗曼 \"罗兰的话说得真好啊！文化不是少数人独占的文化，少数人独占的文化其实是文化霸权和文化独裁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接受最广义的人文主义、拥抱全人类所有的精神力量，为我们文化的康复、发展、兴盛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最广义的人文主义，就是一种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和谐、宽容等等，都是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这些普世价值是人道的、人性的，它是广义文化的崇高境界。要抵达这样的高境界，需要硬骨铮铮的文化人不懈奋斗，奋力去拆除压制创新、限制创造的社会因素；都说文化人要心肠软、骨头硬，可惜现在大抵是倒过来了，反成了骨头软、心肠硬。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软实力”。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其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是必然的趋势；而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其发展方向则需要“由上级主管向个人自主转变”。市场经济给我们的经济带来繁荣，但如果想给我们的文化也带来兴盛，必须跨越制度鸿沟。
文艺的繁荣、文化的勃兴、大师的辈出，都不是靠“管理”给管出来的。“权大”管出来的文化、“钱多”造出来的文化，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所谓“文化产业”管理，就应局限于“后半程”，作家写出一部小说是“前半程”，出书发行才是“后半程”，管理之手作用于“后半程”，任务应是监管盗版之类侵害权利的事。可遗憾的是，如今我们许多文化官员其实很没文化，比照历史看，甚至是“一蟹不如一蟹”。
要想重建文化自信，宽松宽容的制度环境是不可或缺的。早在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上，邓小平曾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980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作——“赵丹遗言”，那是真挚心声的流露，更是真理常识的揭示，千言万语都在标题的10个字上——《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如今韩美林也深有感触：“用‘没有文化’来干涉艺术，很可怕。”
智识者说：“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雨果则云：“亲善产生幸福，文明带来和谐。”亲善、文明、幸福、和谐，这样的关键词，构成了文化复兴的良好制度环境，我们要努力抓住，不可轻言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