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作为生活而存在
不少西方语言中的“政治”一词，都来自希腊语πολι?，这个词可以考证出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在《荷马史诗》中，最初的含义是城堡或卫城。古希腊的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简称为“波里”，城邦制形成后，“波里”就成为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城邦的代名词，后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被赋予“邦”或“国”的意义。后又衍生出政治。而政治又是一种时刻萦绕在我们身边的，并不抽象的一个概念。仅仅是因为我们因为利益而采取一定的博弈方式而存在。
理解政治何谓，主要有四个方面：①认为政治是国家的活动，是治理国家，是夺取或保存权力的行为。②认为政治是权力斗争，是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③认为政治是人们在安排公共事务中表达个人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活动，政治的目标是制定政策，也就是处理公共事务。④认为政治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⑤认为政治是一种社会的利益关系，是对社会价值或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
基于新中国是建立在以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国家，所以，马克思所理解的政治当属我们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理解。马克思所理解的政治又是怎么样的呢？马克思认为：政治就是各阶层之间的斗争。（诚然，这样概括有些简略）这样的一种理解由理论到实践，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最为典型。如果单单是基于一种利益之间的搏斗，那么政治无非已经穿过了政治这一概念的本身，成为了某种权术。（政治手段才可称之为权术，因为权术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我们称之的政治家。）回顾历史，从春秋战国，到明清，再到民国和新中国，无论是何样的一种社会体制，几乎都离不开关于政治的谈及和涉及，很多时候，它们之间的差别不是在于权术的不同，而是在于对待政治的态度不同。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新中国，特别是在一九七九年以后，经济为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在“小阳春”的一九九九年和“大阳春”的二零零三年，以右派和体制内的改革派（民主派）以为可以借此开阔对“人民”的参与政治的空间。但是，这样一种参与程度（①参与的可能性；②参与的意识性）因为一起事件而终结。而在古代，参与政治活动的平民并不那么多，在过去文化几乎独揽在政治家的手中，成为了一种霸权主义上的政治语言，成为一种刻画自我政治形象的政治工具与手段。
再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以具体的“政治环境”为基础来说，假设人是自私与理性的，以对“政治是一种对社会资源与价值的分配”的理解为前提，人与另外一个人，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一个集团与另一个集团，一个组织与另一个组织都会为了自我利益（生存与发展）为想法设法的去利用政治手腕去博取社会资源，从而才有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而又基于中国特色的国情，所以采取具有“人情意味”的政治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也就十分的具有了中国特色。譬如说，裙带关系的演变等。具体点，以家族企业为例，不可能让其他的“外人”来做大，只能是“自己的人”。那么，自己的人被优先选择，或者是被必然选择之后，这个组织或集团的发展就不可能达到最优的精英领导与治理。而再上升到政治体制内的选择，陈云有言，选择自己的子女后，起码他们不会刨自己的祖坟。所以，与其说这是一种政治不文明，倒不如说这是一种政治惯性，其与这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所分析的社会结构与心理结构也有关联）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测，一个假设，如果操作化后再来量化与判断，或许这样的猜测不会偏差多少。从历史就可以看出。
虽然所举的实例都是“行而上”但是，不可质疑的是这样一个“空泛”的理论意义上的谈及与现实生活并不遥远。我们所处的空间和环境，直接决定了我们的行动与想象。在这样的意识之下做出我们的举动。但不可回避的是，长期以来，这样的一个事实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反思，从体制内进行反思，依然把所谓的民生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方向，若政治体制不改革，让公民能真正的参与其中，形成一个具有公民素养的“游戏圈”，那么被政治化的“僵硬生活”，最终也会不由自主的被公民抛弃。
二、与政治调情的三种方式
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已经泛泛的谈到政治与生活的关系，生活与政治是一种绑架的关系，我们无时不刻的都在接触政治。理想政治往往就是现在的一种“不参与”的状态，而现实政治，就是参与但不得到机会。处于这样的一种矛盾状态中的国民，何如把自己放在一个怎样的方位，是做一个关怀政治的公民，还是做一个不与政治为谋的刁民，或者是一个根本不与政治为生的子民？
以笔者认为，政治并不算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只能说中国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导致政治成为一个恐怖的游戏。所以采取与政治调情的方式之一就是“暧昧”，也就是说，保持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关系，当你需要政治作为工具的时候，政治也就成为了一种服务于你的玩偶，但是，你的政治手段不一定高明，还需要人情来进行支持。中国人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习惯，在矛盾出现的时候，各方往往喜欢纠结自己的关系，动用一些可以动用的关系，来为这个“问题”提供解决的力量与途径。譬如说，两车相撞，人的安全并无大碍，都会先给自己的人打电话来，在当时以一种“人多力量大”的语言与力量为“底气”，来获得所谓的胜利。第二种就是“远离”。这种形式更有意思，远离政治就如一个新婚的妻子不想和自己的丈夫同房一样，但是，既然你作为一个“人”的妻子，就必然有义务或者是从这个“人”身上取得性满足或者是被性生活。但是，因为一次，或者是社会化过程中的“后怕”，就是不愿意，故此远离或者“逃婚”。而你们的结连是因为“你从出生就是他的人”。也就是说，你从出生就已被贴上“一个XX公民的身份”。再次，就是作为政治的情人或者同谋者。这种调情的关系方可称为“同床”。你与政治是一种同谋的关系，现实生活中，譬如说入党这一事情，你加入这个组织是因为其的确是有“奶”可以让你汲取，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可以让你被满足。但是，你不得不将自己的脱光，成为一个被他者鄙视的“妓女”，而后与其一起共眠。似乎，这一切都是“官本位”的因故。在这样一个形态之下，你与政治的调情往往随着这个政体的上升而上升，下降而下降。当然，你也没有选择选择其他的情人，你处于一种被包养的关系，只需要你的忠诚即可。
这三种比喻当然有不得当的地方。但是，无论是怎样的一种调情状态，都离不开两种因子的作用，一个是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一个是自我本身的存在与发展的“自愿或被迫”。无论左派，还是新左派，都逃出不这个定论，只能说这样一群人更愿意与他同床。
三、中国公民的政治性
长此以往，我们都在谈论如何避免人情关系的社会，而站立在国家主义至上的制度建设，或者是其他主义至上的制度性建设。中国不讲究规矩，以暴力为基底的政治生活，往往得到的不是缓解，而是加强。因为，政治家（暴力机器镇压与控制群众“反抗”）就给这样的一个公民的政治性做了很好的榜样。而这样的一种政治，并不是真正的具有合理性的政治（政治哲学）。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与希腊城邦制度不一样之处在于，当初的希腊城邦政治而辩论，而不是侵占，或者是动武解决对方（消灭对方）。从整个历史演变过来的中国地域（地域面积），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个观点。
如今的公民依然有很大的民族主义心理，在笔者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而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尊心得到了“第二大经济体”的满足，更多的时候，焦急的公民恨不得马上超越过去的屈辱，成为一个不能被他者欺负的对象。但是，如今的政治体制的主导者们，又是以泛和平主义为先导，以“三十年未战”的姿态调节国外事务，以三十年政治体制被经济体制证明是合理的，进行国内政治空间的进一步压缩，甚至还有军国主义的色彩被“西方民主”的大浪一并带来。可想而知，中国公民是面对如何的环境来进行政治生活的，很多时候将对于政治的关怀都用于了在这样一个“不去反思的事实”的面前勾心斗角，而不是以一个责任意识为主导的公民来关心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问题解决。“愚昧”占主导的大众色彩，由此就成为了政治的奴隶。这正是中国公民的政治性，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又不需要亟须解决的问题，因为政治体制不允许与自我参与意愿的“恒心”。
四、总结
当我们处于痛苦的时候，才会想起上帝。只有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可能选择另外一种调情的方式，或者是自刎。以死亡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是一个过去非常流行的举动。但是现在的政治空间足以给予一个人更多的“活法”，诚然，社会的进步相对而言的确是进步了，但是作为一个公民，对社会发展这一问题，尤其是政治文明这一问题，投入一点心血也是应该的。只是，把这样一个“假象的事实”掀开来说，我们所要求的是不是太少了呢，这何止是几个钱能解决的，至少还有一个“与你同床时的尊严”被尊重了吗？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作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