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没有发展成为科学；“民本思想”没有发展成为民主。科学和民主是西欧脱离中世纪进入现代的关口。跟西欧相反，华夏文化吸收佛教的出世思想从儒学的入世哲学变成理学的“准出世”哲学，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不幸进入了误区。
——周有光《华夏文化的光环和阴影》（《朝闻道集》20页）
汉代以来，儒家大都钻研章句训诂之学，给五经和孔孟做注解，很少有实质性的发展和创新，但是儒学留下许多至理名言，有普遍和久远的意义，符合全球化时代的教化需要。“民本理论”要跟德先生握手，“格物致知”要跟赛先生握手。今后应当充分发挥“孔子圣之时者也”的精神，把原来为封建服务的古代儒学，变成为“后”封建服务的现代儒学。
——周有光《儒学的现代化》（《朝闻道集》27页）
“格物致知”出自儒家经典“四书”之首卷《大学》。《大学》开宗明义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经中所列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邻两条目，前者总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后者总是前者的进取目标，而“格物”乃首当其冲，表明它是最基础最先决的总条件，可见其至关重要，是绝对不容含糊的。可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历来人们对“格物”的解读却恰恰是错误的，而且错得十分离谱。
云南丽江纳西族儒学家周善甫先生《大道之行·格物议》认为：“格物”的本义既不是汉代大儒郑玄所注的：“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也不是北宋名儒程颐以“穷理”所作的牵强附会，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彻底弄清），只是一理”，当然也不是南宋巨儒朱熹为四书做“集注”，窃取程子之意补著传文第五章所解释的“即物求理”。明代大儒王守仁因为按此解释面对竹子静静地“格”了七天七夜（据说七天七夜不吃不喝面对竹子发呆），也没有弄明白竹子之理究竟是什么，故而放弃此说，主张“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上做。”于是以“心”代物，回归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且愈说愈玄奥离奇。
近代西学东渐，人们开始接触西方的自然科学，诸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气象、物候、天文、地理，并统称之为博物学。于是人们按照现代科学理念重新解释“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变革客观事物”，并且认为“只有变革客观事物才能获得有关客观事物的知识”。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以此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由此，人们竟然惊异地“发现”，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高度重视实践”，《大学》开宗明义强调“格物致知”，就是强调“实践出真知”，并且把它当作“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前提。只是郑玄、程颐、朱熹、王守仁等错误地理解了孔子的原意，王守仁“格物”的方法又不对头（乃至荒唐到滑稽可笑的地步，如果人们不是早就知道他是一代大儒，一定会把他误认为一个走火入魔的疯子）。这才使得孔夫子的“实践出真知”的“朴素唯物主义理论”被埋没了两千多年！如此说来，“格物致知”没有发展为科学，确是一桩千古奇冤般的咄咄怪事，是绝不合乎事物的发展逻辑的。而其责自不在发明者原创者孔子，而在继承者注释者郑、程、朱、王等这些后代糊涂儒家的“不肖子孙”！仅仅一个词语的误解或者曲解就造成如此的“千古奇冤”，真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也。
于是，近代“新式”学堂居然把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堂而皇之地称之为“格致”或者“格致之学”，似乎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了这些学问，只是后来若干世纪的儒学大家通通误解了老祖宗因而没能将其发扬光大，所以到近代才又落后了。
其实，这才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根据周善甫先生的考订，“格”有七个义项，但是其实并无“推究”之意（除源自郑玄的注解这一孤证别无所本或旁证），更无今人附会引申、以讹传讹的“变革”之意，而只有“阻隔、打击、抵制、限制、废止、区别”之意，这是从它的“高树长枝”的原始义演变引申而来的。因为古人用树枝做栅栏，以之限制、区别、隔离牛、羊、马等不同牲畜，故有“格子”、“格外”、“合格”等常用词；引申为动词便有了“扞格”、“格斗”、“格杀”，“格”由此按顺序获得了“阻隔、区别、限制、抵制、废止、打击”之意。（见中华书局出版、周善甫著《大道之行》432-433页）
而“物”以其与“人、人心、人性”相对的词义，这里就只能引申、解读为“物性、物利、物欲”即人对与“人”相对的“物” 的观念之类。我们常用的“待人接物”、“物是人非”、“睹物思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爱人利物”、“身外之物”、“恃才傲物”、“物我两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中“物”都是一个与“人”乃至与“自我”相对待相并列的概念，它既是指作为人类认识的客体的物质世界，也是指满足人类一切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的客观世界（包括除己之外的他人）。由此可知，孔子的“格物”的原意，只能是正确区别物性、物利和物欲，限制乃至废止、去除过度的穷奢极侈的物欲，由此才能“致知”。
而这里的“知”显然也不是指有关客观事物物理特性的真理性知识，而只能是对孔子自始至终强调的“道”的认知，即“大道之行”中所说的“道”，也就是其下文所说的“治国（平天下）之道”，或者“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道”。“道”在这里显然含有非常广泛的含义，是一个类似“规律”“真谛”之类的哲学范畴。而“知道”一词就是由此而来。原来是个动宾结构，后来语素“道”的含义虚化，“知道”不过就是“知”的意思而已。熊十力先生采纳王阳明之说将“格物致知”中之“知”训为“良知”与本文中训为“知道”之“道”，意近。
孔夫子的意思当是，人如果被物性所蒙蔽、被物利所支配、被物欲所驾驭，就不可能“诚意”、“正心”，就不可能“闻道”、“不惑”、“知天命”，就不可能发现“真我”、认知“真我”的合理需求，也就不可能遵循并且实践“大道之行”，达到“修齐治平”的崇高目标。用现代语言概括起来说，“格物致知”就是“抵制、去除过度的物欲（注意：孔子并不一概否定合理的即合乎人类求生存的本能和求幸福的本性的物质需求，与程朱理学的‘灭人欲’是不同的）才能达到对正确的人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道路的认知”。也只有这样解读，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孔子把“格物致知”看成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当其冲的根本条件。如果如近代许多人所误解的那样，把“格物”理解为穷究客观事物的物理特性，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和解释其与“治国之道”的因果或条件关系了。
真善美，是全世界人类自古以来的共同追求。但是，儒家学说，历来更强调的是对“善”，也就是对“道德”“良心”的追求；而西方学说，大抵更强调对“真”（包括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术”）的追求。这个区别，就决定了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着力路向。到了近代，这个分歧就更其明显，其后果也日益殊异。
汉代“独尊儒术”，董仲舒又在其中加入了“天人合一”的神秘论因素和提升为“三纲五常”的纲领性统治术；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天下士人更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即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从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切以是否能够“为官从政”为转移，因而罕有对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感兴趣者；到了宋明，又违背孔儒“中庸之道”而把正确的“格物致知”的真意（虽然他们并不理解这个真意）推到一个荒谬绝伦的极端——“存天理、灭人欲”，从而发展成为进一步禁锢儒生个性和思维的程朱理学，更把任何能够改进生产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改善生活以为人民谋福利的实用科学技术，都统称为“奇巧淫技”而加以贬斥打击。唯有“民以食为天”的五谷栽培技术和宫廷特别偏爱欣赏、需要享用的技术诸如丝绸、瓷器、茶叶、造纸的发明制造也许是个例外（这也是周有光先生认定的我国古代的“五大贡献”，我也以为比原来我们宣传的“四大发明”更有说服力，更易得到世界的公认），这些实用技术除五谷栽培之外不但受到统治者不同程度的重视，有的还得到他们的参与，比如造纸技术就是在湖南耒阳人宦官蔡伦的亲自指导和参与下试验成功的，蔡伦也因此得以封侯。丝绸、瓷器和茶叶的生产也出现了不少专门生产贡品的官方作坊。而其他关乎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的研究开发，就很难得到这样特殊的“关怀”了。古代民间难能可贵的一些发明创造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继承，大多数都自生自灭、失传失真，只遗留下一些无稽可考、荒诞不经的传说。如此这般，更遑论总结积累、升级换代、发扬光大了，现代科学技术又从何得以在中国诞生呢？
直到西方以坚船利炮敲开国门，昏庸腐朽的清朝统治者还以为人家的长处不过是些无关紧要的“奇巧淫技”而已，哪里有一丝一毫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于是不论是冬烘保守的腐儒，还是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真儒，便自然而然从故纸堆里翻出一个“格致”的概念来与现代的“科学”相对应，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天大的误会，似乎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有了极其高明成熟的科学意识了。
毋庸讳言，我们老祖宗的语言特点（古代汉语多义词、同义词、词义活用太多，而古代汉语留存的书面形式——文言文既不断句又无标点）和思维习惯也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语义的不确定、概念的不清晰、逻辑的不连贯，以致令后人阅读某些古籍如同猜谜，而注疏解说众说纷纭，更令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本文所议的“格物致知”本是《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要义，是“大道之行”“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性前提，可是后人的解读却大相径庭，且个个振振有辞、非我莫是，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这就很难使后人准确、全面地继承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站到前人的肩膀上，把真理性的认识推向前进，而老是在原地猜谜兜圈子。许多儒生皓首穷经，终生忙于引经据典、寻章摘句、阐幽发微、考据义理，企图发掘古人死人的微言大义，如此耗费毕生精力，却没有丝毫实质性的发现发明和创造建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而思维的重形象轻逻辑、重具象轻抽象、重统合轻发散、重综合轻分析、重求同轻求异、重模仿轻创造、重玄想轻实证、重领悟轻质疑、重假想轻求证、重意会轻考核、重洒脱轻严谨、重灵动轻缜密……等等这一系列缺陷，则不仅使我们的自然科学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使我们的社会科学更显得荒疏迂阔。制度建设往往只有依靠前人的空洞说教中的几个干巴巴的信条，行政实践又往往依靠某些被渲染过度的片面的经验，两者因而长期脱节，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诸如半部《论语》治天下，乃至半部《水浒》创江山，竟然传为美谈佳话。至于运用权力制衡的民主宪政把权力关进笼子，这样被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赞为比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更加伟大的、机巧而缜密的制度设计的发明创造，不要说与我们的前人无缘，即使它在世界上早已遍地开花的今天，我们也还有许多今人很难领悟其中的奥妙所在。如此思维能力（当然不止是思维能力的问题），岂不可悲？
由此可见，周有光先生所说“格物致知”没有发展成为科学，就是势所必然的了。而这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然而，这绝不是说“格物致知”毫无价值！
周有光先生说：“格物致知”要跟赛先生握手。也就是说，“格物致知”只要与赛先生握手，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格物致知”如何跟赛先生握手呢？
今天，当我们早已引进了西方的思维科学、逻辑学、认识论之后，我们的政治家、政治理论家和所以执政党成员如果能够摒弃旧的思维习惯，改变知行脱节、表里不一的恶劣习气，按照孔夫子的教导，真正做到“格物致知”，即“抵制、去除过度的物欲”，也就是抑制、清除贪婪的物质欲望，拒绝高官厚禄、声色犬马的诱惑，放下对贪嗔痴慢的执着之心，从而心甘情愿主动放弃手中的特权，他们就“能达到对正确的人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道路的认知”，适应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找到一条通往民主宪政的“科学发展”的道路，而且设计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和法治的体制、机制、路径、程序和技术。他们就能真正做到做好“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的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社会科学和管理技术都必然得到空前、蓬勃、长足的发展。
我想，这就是周有光先生期待已久的“格物致知”与赛先生的亲密握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