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言学家许嘉璐教授在《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漫谈“文化强国”战略》，对我们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我作为中共党员理应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虽然谁也不会在乎一个普通公民的党员身份，因为我们早已被代表了，可是我自己却是很在乎的，我把这看成是一个党员应有的起码的主体意识）。尤其是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国文化处于“亚健康”状态，并且进一步明确历数了亚健康的种种病症，他说：“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物质享受的崇拜，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机械论。”他还含蓄而婉转地（客气地）剖析了形成“亚健康”病症的病因是“西方文化食品中，既有丰富的营养，也有过量的激素，食之过久，浸透了我们文化肌体的每个器官”，“ 现在，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社会、环境、心理问题，弥漫在各个领域的‘三浮’现象（浮躁、浮夸、浮浅），无不与这种激素在文化肌体里发生作用有着密切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许先生对这些提法缺少进一步的阐述，这里我不揣冒昧谈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

我理解许先生所说的“西方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应该包括基督教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西方帝资修文化）和当前国际现代文化。这些文化的确“既有丰富的营养，也有过量的激素”。然而造成我们的病症的症结却在于我们自身，即以许先生所说的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三浮”心态囫囵吞枣、生吞活剥，追求 “立竿见影、急用先学”、“逮住老鼠”、提高GDP的效果，只吸收“激素”，却对“营养”产生强烈的排异反应，往往造成消化不良，只得其表，未得其里；只得糟粕，未得精华；或者只是用来装点门面，搪塞舆论，应付潮流，而换汤不换药，等等，等等。没有像中国古代尤其是大唐对待“西天”取回的佛教文化那样全面吸收、融会贯通、改造创新。也许许先生作为党外人士，有些话不便直说。对于“亚健康”的种种病症也未及具体展开、条分缕析，更未深入辨症。但是字里行间包含的对病症的直面，对我们党的谏言，还是可以体会出来的，这种并不讳疾忌医的勇气，也是难能可贵的。对此我由衷地表示欢迎。

二

但是，毋庸讳言，许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我们的文化在党文化的领导和关照之下，岂止是处于亚健康状态！？我以为即使不能说已经病入膏肓，至少也是病得不轻。我无意罗列那些大家早已司空见惯而又触目惊心的病象，仅只是想指出，随着商业文化、颂圣文化、党国文化的泛滥成灾，我们的文化早已荒漠化、泡沫化、劣质化、低俗化。“颂圣”和“低俗”看起来似乎是两个极端，其实是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互为表里、互为支撑的一个铜板的两面。没有了真情，没有了灵魂，丧失了现实感，丧失了信仰和理想，剩下的还有什么？只能是一个文化的空壳，一片文化的沙漠，一摊文化的泡沫。

在这种情况下奢谈什么“文化强国”？说句老实话，我们还是必须从解放思想、落实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给文化工作松绑这样的基础工作做起！首先，我们必须说真话。第一句真话就是希望真理部对文化不要管得太具体，要真心实意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双百方针。只要这一点不落实，其他一切都是空话。而把“文化强国”当成什么“国际斗争”的重大战略，把异质思维和西方文化看成是敌对势力和洪水猛兽，那就只是过去一贯的“斗争哲学”和“冷战思维”的无意识的苟延残喘或有意识的残渣余孽。

在这种情况下更何谈什么“走出去”战略？我们在与西方的外交、贸易、旅游、移民和文化交往中有意无意地带去的诸如贪污腐败、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特权思想、弄虚作假、等级观念、嫌贫爱富、仇富攀富、妄自尊大、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挟洋自重、洋奴买办、官本位、人情网、面子观、炫富心、红眼病、追风族、色情狂等中国特色的劣质文化，已经给人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难道还不够丢人现眼？孔子学院能够给人家的干货充其量也只是有关汉语言文字和一点不成系统的古代文化知识罢了。其作用恐怕十分有限，大可不必自吹自擂。不要忘记周有光老先生的教导，文化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毋庸讳言，我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国际现代文化相比早就落伍，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改革，尤其是开放了；邓小平也没有必要高呼“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了。现在“三个面向”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有的甚至还在倒退，差距也越拉越大，我们怎么能够突然之间异想天开，提出什么“走出去”，甚至梦呓似地想要占领国际空间的制高点呢？对于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我们当然无须妄自菲薄，而应该像港台新（加坡）那样切切实实加以继承和发扬。我相信，当我们确实把中华文化与普世文化融会贯通以后，我们通过与世界各国平等友好积极的互相交流，中华文化的瑰宝会在全世界发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耀眼的光芒，而无须我们今天类似孔子学院的这种不计成本的卖力推销。“软实力”靠的是一个“软”字，靠的是如春风化雨般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不是如今这般鼓角齐鸣大张旗鼓的进军。

许先生在文中还难得地提出了宗教的补充作用的问题，这一点，我深表赞同。但是我以为这首先必须解决宗教自由的问题。没有宗教自由，宗教怎么可能积极发挥作用？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官方宗教组织，都早已政治化，成为党的一个统战部门，而公民自己真正自主的宗教信仰，却只能被迫处于受监控的地下或半地下状态。

连我们本土产生的高僧大德净空法师（原籍安徽）在大陆都没有讲经传道的充分自由。据我所知，净空法师并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是反对民主而主张实行开明君主制或者共和制的纯粹的宗教家，但是在文化问题上，他是主张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他曾经借对雍正的《上谕》倡导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剖析和称赞，明确地提出了东西文化合流的思想。他认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乃至儒学的精华和基本精神都是一致或者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慈悲为怀，乐善好施，感恩图报，仁者爱人（博爱），众生平等，扶弱济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格物（戒除贪嗔痴慢）致知修身齐家。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和谐社会，不都是极好的参照和资源吗？他在世界各国和联合国都受到顶级政要们如美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等的极高的礼遇和崇敬，但在故土的活动却受到种种冷遇、质疑和限制，这也是令我非常困惑和痛心的。所以许先生提出宗教在文化强国的重要作用，我认为对我们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

至于说到“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尽头，我不知道许先生有什么根据！我相信许先生不会那么快就忘记周有光先生是如何论述文化问题的吧。

按照周老先生深邃的洞见，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西方文化”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国际现代文化”。他说“国际现代文化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创造，由不同地区传统文化的精华汇合而成。人类社会从分散而聚合，人类文化的精华部分自然融合，形成不分彼此的共享文化。国际现代文化以科学为主流，西方科学发展较早，国际现代文化中含有西方成分较多，但是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都有重大贡献，不可低估。”他又说“国际现代文化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这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普世文化。他在回答“地区文化不断汇合，是否传统文化即将逐步消亡”的问题时又说“人类文化生活是复杂的。一方面趋向同化，形成国际现代文化，另一方面继续分化，保留地区传统文化。你可以是一个科学家，同时是一个宗教信徒。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完善化，删除糟粕，发展精华，适应时代的步伐。”（见周有光《朝闻道集》94页）。

可见无论是被我们笼统称之为“西方文化”的国际现代文化，还是包括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在内的地区传统文化，虽然有强势有弱势有先进有后进，但是都在互相交流互相碰撞互相融合中与时俱进、继续发展、方兴未艾、没有止境，说什么“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尽头，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

半年多前当周老获得一个重大奖项的时候，许先生在颁奖仪式上还热情洋溢地对周老先生表示过由衷的敬佩和赞美，而且许教授作为语言学界一位著名学者，也是我十分敬重的师长之一，想不到竟然会说出这样有违事实、有悖逻辑的话！对此，我感到十分吃惊。本文无意就此展开论述，我只是想借此表达深深的遗憾和痛心！这是无法通过对学术问题的讨论来解决的，说多了也难免对许先生不敬，所以这里就此打住，不说也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