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欣逢周老110华诞，谨以这篇写在2011年的文字表达对这位超世纪老人的崇敬与祝贺!周老在我心中是伟大的思想家。当今，我也没有见过哪一个人写文章比他写的更好。愿他长寿!
初见周有光先生，是在今年1月，那天是他106岁的生日。凤凰卫视的几位朋友和我一起前往祝贺，他们还带了两份做得非常逼真的蛋糕：一部老式英文打字机，一本“朝闻道集”，均是可吃之物。老人看了很高兴!我说，周老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称其伟大，是因为他不做远期预告。20几天前，他曾宣告自己一定可以活到106岁，而今果然!我所说的预言，是在老人因其新作《朝闻道集》荣颁“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的时刻所说。也就是在那本书里，我第一次看到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之论。
近年，周先生曾在多篇文字、多次访谈中言及“双文化”问题。他说：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
“21世纪，是双文化时代。”
为了说明什么是“双文化”，周老从观念到知识，从生活到文化，举了许多实例。比如，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中华”是地区传统文化，“人民共和国”则是国际现代文化;中医是传统文化，西医(实际是人类医学科学)则是现代文化;此外，还有诸多衣食住行、文化门类等等，几乎处处都是双文化现象。
如何看待这番言论?我认为：周老之论，看似显然，却包含着许多深刻的、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与主流看法不尽相同的理论新意，值得认真学习和思考。我并想，也许这正是他的言论在国内没有引起应有反响的原因。
在我看来，“双文化”论至少阐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文化走势：从小到大，从多到少，从分散到聚合。
周老认为，文化是流动的。而这种流动的走势，与社会的发展一样，是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国家到多国区域(如欧共体)，再到人类共同的国际现代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区域是从小到大，从多到少，文化形态是从分散到聚合，而不是相反。
周老多次讲到，在人类走入现代社会之前，已经聚合为四个大的传统文化区域，即东亚文化(汉字、佛教)、南亚文化(印度字母、印度教)、西亚文化(阿拉伯字母、伊斯兰教)、西方文化(拉丁字母、基督教)。文艺复兴以后，伴随工业革命，现代科技的发展，各种传统文化彼此接触，相互吸收，终于逐渐形成一种不分彼此的、“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也即国际现代文化。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走势呢?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国知识界、文化界的主流看法，与周老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
许多论者一方面承认全球化时代的基本走势是一体化，是融合，而另一方面却每每援引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文化多样性公约，认为文化的走势是多元化和多样性。总之，全球一体，文化例外。
上述看法是否符合实际?从全球看，什么是基本走势?是聚合，还是分散?是一元，还是多元?我赞同周老的看法。我还认为，所谓多元化、多样性的忧虑与呼声，之所以同样属于前所未有，同样引人注目，甚至同样重要，正是因为它是在国际文化大规模走向一元，走向融合的冲击下产生的，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并举。
无需讳言，在周老言论之前，国内观察全球化文化状况的视角，可以说基本是一边倒，或者说是主次颠倒，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全球性的文化融合，似乎多元化和多样性是人类文化的唯一目标。难怪很多年，很多人，不断重复这样的话：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是这样的吗?
二、文化形态：国际化、民族化;共同化、差异化。
华夷之辩，非我族类。说明我们自古就习惯将自己人(in group)和外人(out of group)区别得十分清楚。尤其在文化方面。
现代以来，阶级论、阶级斗争论，更为文化设置了新的界限。民族、国家之外，又加上意识形态，加上主义，层层壁垒。“我们”和“别人”之间几乎不可能存在中间地带，存在共识。
例如，从晚清、五四后，东西文化之争至今没有消歇，而争论的焦点，比较的焦点，也永远执着于“孰优孰劣”，甚至执着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执着于“你死我活”。二分法盛行，非此即彼盛行，时至今日，也并没有太多的改变，真的!想到这些，让人叹气，甚至泄气。你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融入世界，已经相当国际化，已经“与国际接轨”，唯独文化，似乎仍在冷战。
周老“双文化”论，冲破了这种文化对立和文化壁垒。
有人问，所谓国家现代文化，是不是就是西方文化?周老不同意。他说，国际现代文化以现代科技为基础。因为现代以来，科学中心在西方，因此，西方的东西多一些，但不能说国际现代文化等于西方文化。例如，阿拉伯数字是印度的发明，罗马字母是西亚腓尼基的发明，瓷器和纸张是中国的发明。
又有人问，文化的常态是什么?周老说，文化的常态是和谐，变态是冲突。
应当说，周老关于“共同文化”的说法的确有利于全球性的文化和谐。因为它在“我的”和“你的”之外，增加了另外一个庞大的空间，庞大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思维向度：“我们的”。
我记得，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曾在一份批示中谈到，“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其实，他已将问题说得十分清楚，可惜因“文革”之故，这一思想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费孝通老讲文化自觉，不但讲“各美其美”，而且讲“美人之美”，最后又讲“美美与共”，也是在讲国际现代文化的共同性、普遍适用性。
三、文化存在：中外并存、新旧并用。
周老说，他与季羡林先生是老友，对季十分敬佩。但他不能同意季老关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以及“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之类看法。周老认为：“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
那么，地区传统文化如何?
他同时又说：“现代文化的产生不等于传统文化的消灭，传统文化将与现代文化共存。从整个世界来看，共同文化之外，还有地区文化。对每个人来说，既保留本土的特色，而又参加国际的共同文化，这叫做‘双文化生活’。”
上述看法，既体现了全球化时代所应有的文化襟怀，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体现了“和”的思想。“和”的本意，“和”的前提，不是“同”，而是“不同”。不同的文化并存、共存，在同一世界并行不悖，互不相害，和谐共生，这正是我们的文化理想。
我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并不是这样看问题。前不久，我在山西介休的一个会议上，曾经提到，“从前，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比较天真，比较单纯，比较理想化，比较一厢情愿!认为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应该，或者必须是同步的，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949年之后，尤其是1956年之后，我们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周扬同志就率先提出‘社会主义文化’，他说：‘我们这些人就是要创造这种文化，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创造的，我们的子孙后代继承我们的事业继续创造。这种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比任何时候都高，内容高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一张白纸’的意思。总之，是认为新的制度会产生新的文化，而这种新的文化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其他文化要一概地扫除。
而今，我们终于逐步认识到，文化的存有是多元的，多样的，是多元并存，多样并存。而作为文化传统，更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种存有状态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变更，也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转变而变更。目前的国家文化状态、文化现实正是如此，仅以歌唱论，唱红歌是现实，唱普契尼威尔第是现实，唱周杰伦是现实，唱‘长亭外，古道边’是现实，唱‘明月几时有’，唱‘窈窕淑女’也是现实，同时并举。我所说‘逐步’，意思是直到今天仍在相当广泛、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坚持这样的看法：一元化是正常的，多元化是异常的，总想有一天把那些异常的东西灭掉。”
我们似乎处在一个文化体制改革的热潮之中。文化体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是什么造成了如今的院团体制?是管理。是什么造成了如今的文化管理?是观念。所以我想说，文化观念、文化态度，至今仍然是第一位的。想法不对，什么都不对。
我们应该感谢周老。这位至今仍然独自蛰居在一处简陋住房里的百岁老人，是那样殷切，那样执着，他从未忘记观察，从未忘记思考，从未忘记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去看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但愿上帝真的把他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