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热议革命，但除少数文章外，对革命的具体内容、方式和步骤极少涉及，其中尤以韩寒的“寒三论”为甚。我觉得这种议论虽然未必能催生任何一种革命，也未必能阻止任何一场革命，因为什么时候发生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既不是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以理论家的良好愿望为旨归的，但它却不能完全杜绝产生某种消极有害的可能影响，比如对革命的盲目恐惧与追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专制独裁的妥协容忍和轻蔑渺视。中国人对所谓“革命”的记忆显然还很难摆脱几千年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的极其血腥残酷的实践和理论。因此，我觉得有必要重温晚年恩格斯及其继承者对革命问题的再认识。
诚然，晚年恩格斯的确没有否定共产主义，而只是否定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实行的暴力革命和革命专政，从而为社会党国际开创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于恩格斯晚年和被称为修正主义鼻祖的伯恩斯坦的相关论述，我们大多数网友都已熟知，我不再引述。这里只想重点地检视一下作为恩格斯继承人之一的另一位共产主义理论家的有关论述。
我们知道，不仅恩格斯没有一般地否定共产主义这个人类共同的美好理想，就是被列宁斥为无产阶级叛徒的考茨基也没有否定共产主义。他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注）中说：“维护人权，宏扬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意，这里强调的是毫无例外的“每一个人”，而不是某一个阶级某一个集团某一个党派。甚至也不是我们通常所提的大多数，而把少数人排除在外。更不是以牺牲某些人（其实在革命中首先作出大量牺牲的正是精英人物以及最无辜的底层公民和热血青年）作为必不可少的代价。那种为了把一半人送进天堂首先把另一半人送进地狱的实践和理论显然是荒谬的。
考茨基对法国十八世纪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行为，进行了考察，他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来是反对恐怖主义的，而布尔什维克正是犯下了残酷、恐怖的罪行”，并指岀“只是一味诉诸暴力的雅各宾恐怖主义，才和布尔什维克有着某种继承关系”；“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所有革命都摒弃了恐怖主义，这表明十九世纪人道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布尔什维克却违反了这一潮流，这是历史的倒退！”整个二十世纪人类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显然，我们今天绝对不再需要这样的革命。如果再推行这样的革命，那么我们就比考茨基斥责的布尔什维克倒退得更远了。
他还指出：“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界正沉沦于经济破产和自相残杀之中”；“布尔什维克迷信暴力，把単纯的权力看作是世界上决定一切的因素，无产阶级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被放到运动的最前列”；“布尔什维克不懂得什么是社会化政策，不明白消灭剥削不能靠简单地剥夺资产者的资产来完成，只能在社会经济按其自身规律的充分发展中来实现；它们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征用富农粮食，走的是刼富济贫的俠盗式道路，而听任群众自由行动的结果，是把剥夺的过程从剥夺生产资料扩展到了剥夺消费资料，实际上完全是一次政府组织的、遍及城乡的公开抢劫”；“所谓苏维埃，只不过是独裁和专制的一种组织形式，苏维埃制度表现出来的革命黷武性质，使俄国成了兵营社会主义”；“枪毙――是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智慧”；“在‘反革命’这个名詞下，把所有不顺从他们的人，和他们看不顺眼的人都包括进去，加以枪毙或监禁”；“苏维埃政权面临经济破产施行的強迫劳动政策，不仅把原有的资产者都变成了新的奴隸阶级，而且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决心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以及它的一切军事和官僚机构，以建立他们的共产主义，最后终于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建立原来同样的机构；他们成了把一切控制权都抓在自已手里的新官僚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个新官僚阶级是比旧的统治者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它的暴虐和迅速泛滥的贪污腐化，正在使他们成为自已的掘墓人。”事实上，不论是前苏联还是其它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延续和巩固他们的暴虐统治，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普遍都比革命前牺牲了更多无辜的弱势群体。毋庸讳言，中国在“革命”成功之后的政治运动和大饥馑中的非正常死亡也比战争年代更要多得多。
考茨基对前苏联当时现实的描写也许不无夸张，但是对苏联的发展前途的预测与普列汉诺夫一样惊人地准确，已经为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尤其是对于“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决心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以及它的一切军事和官僚机构，以建立他们的共产主义，最后终于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建立原来同样的机构；他们成了把一切控制权都抓在自已手里的新官僚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个新官僚阶级是比旧的统治者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它的暴虐和迅速泛滥的贪污腐化，正在使他们成为自已的掘墓人。”这个剖析和预言更是入木三分，比我们今天许多人的认识更加准确深刻、简洁明瞭！
这本书的中译本是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书名、由留学德国回国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农工部部长和上海市党部秘书长的青年国民党人黄惠平从德文原著翻译的。译者在他于1928年2月写的的序言《我翻译这本书的动机》一文中也指责在当时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指导下的“湘南暴动”的“焦土政策”：“……杀人放火，时论目之为有组织的张献忠，或呼之为‘共匪’，然鲜有在理论上指摘其原则与策略只错误者。大多数共党青年，又至死不悟，误以为杀人放火的策略是最革命最彻底的的革命行动;自陷于革命的叛逆而不自知。”因此他翻译此书的动机就是“借以提醒全党同志，不要重蹈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覆辙，发生不可救药的错误行动，使中国的革命运动功败垂成，延长民众的痛苦，变为革命的敌人。”
这位比毛泽东年轻十来岁的毛泽东的同乡、湖南省籍的国民党人黄惠平还说：“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我们反对共产党是立在三民主义的立场。我虽然不相信唯物史观是绝对的永久的唯一真理，但在今日社会科学的范围以内，我却相信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是解释人类历史的比较正确的解释。若有人犯思想幼稚病，把唯物史观认为共产党的专利品，或认为是马克思坐在书斋中制造出来的理论，作为我是共产党的证据，只得听之而已。”这就是说他当时是冒着被打成共产党的危险来翻译这本书的。大家知道在1927年至1928年，在国民党内被打成共产党意味着什么。他还明确指出：“流氓无产阶级只能做激进政治投机的基础，决无能力完成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关于这一点，考茨基在这本书上说得最透彻最详尽，可以为中国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头一棒。”回想同一个时期，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怎样评估农村中的流氓无产者的，很可以说明他们追求的目标的巨大差异。
我相信今天人们所期待的革命再也不会是流氓无产者的“杀富济贫”的侠盗式的所谓革命，也不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充其量不过是谋求扫清阶级合作、和平博弈、和谐共赢的障碍而已。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初衷显然是要与主张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切割的，所以是比较容易从理论上接近或认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切割的重点只是局限于计划经济公有制和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对于暴力革命，因为那对于中国已经是过去式了，所以似乎已无关紧要;而对于专政却一直情有独钟。而我一直以为，鉴于中国当时的国情，我们还必须更多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开辟一条与瑞典等国略有不同的具体途径。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我们与他们当时的出发地是很不相同的。他们的既有条件和出发地是社民党尚未取得执政权，而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已经兴起;而我们的既有条件和出发地是共产党已经执政多年，尽管劣迹斑斑，但文革中被破坏的党领导下的人大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恢复。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把“社会主义”煮成了一锅“夹生饭”，我们既不能把它倒掉重新淘米另煮，又不能把它还原成一锅生米。这就是现实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实际。从这个实际出发，我们是否还需要进行一场革命，或者需要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然而同时可以而且应该坚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根本不必为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即能否把它们当成终极目标去争论，把这个终极目标强加于人，更不应该以这种意识形态去划分敌我、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应该团结广大公众，联合起来为实现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每一个人的共同福祉而努力！我们只要承认这个共识，我们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合作共赢！这就是我们倡导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为此，我们必须坚持：我们要的是民主和法治，反对的是专制和暴力！对于一切异见，只要它不坚持专制和暴力，我们都应该宽容。对于现在的一切不合理的秩序，我们也可以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下反抗压迫、维护人权和公民的一切政治权利和合法权益，并不断扩展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权幸福的实现程度和发展空间，把字面上已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权为民所赋” 逐步变为可以操作和健康运转的活生生的现实。
最近的“乌坎事件”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合法斗争的新的范例，虽然其中没有完全避免暴力抗争，但这只是在基层政权暴力镇压之下局部的、最低限度的、迫不得已的正义抗争。与某些人心目中的暴力革命是两回事。希望党和政府像目前以汪洋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改革志士已经开了一个好头那样，像当年万里、胡耀邦、邓小平尊重“小岗村”的群众首创精神那样，认真解剖、总结和提升“乌坎经验”，为启动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改革，作出适时的努力。也希望民间人士从“乌坎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和持续推进改革的力量，千万不要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小小的胜利。其中对于维护宪法、依宪维权、有限突破、必要妥协、联合体制内的健康力量等循序渐进的合理诉求和运作以及信息科学技术、宪政意识启蒙、政治文化素质等元素的作用，尤其值得深入探索。
今天重提革命问题，我们不能不重新认识暴力革命所带来的一切可能的后果。许多人都承认，暴力革命，是失去基本权利的人们的最后选项，那么不到万不得已，中国人民谁也不会主动选择和鼓动暴力革命；相反，我们都认识到，为了尽可能避免暴力革命，我们必须力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革命性变革的尽快启动和实施。而这样的变革其深刻程度虽然是任何改良无法比拟的，但是其理性温和坚韧程度也是任何革命无法比拟的，值得我们全体公民和全体党员共同认真探索。如果说我们期待一场革命，那么我们期待的就是这样的一场革命。今年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契机。为此，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为十八大启动这样的一场深刻而循序渐进的革命而竭尽全力。
注:文中引文均见于1928年出版的、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书名、由留学德国回国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农工部部长和上海市党部秘书长的黄惠平从德文翻译的考茨基著《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译本，淘宝网有售胶板复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