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提出“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当然是个好主意，我完全赞成。其实许多人都提过这个建议了，就是老朽，也不只一次提过这个建议了。只是老朽人微言轻，缺少号召力，所以提的次数再多也没有影响。现在韩寒借助他不倒的余威再次提出了这个建议，而且巧妙地套用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句式，庶几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了？
但是我对当年邓小平这个提法的后遗症一直耿耿于怀：他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没错，因为此前是普遍贫穷，只有极少数人比如江青过着女皇的奢侈生活，王洪文也过了一段奢侈豪华、闲游浪荡的皇储加小混混的生活，其他人包括邓小平、王震虽然不算贫穷但是大概也不很富裕。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绝对没有错的。问题是让什么人、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大有讲究大有学问。然而邓小平却没有说，到头来，我们以为应该先富起来的人却没有富，不该先富起来的却富得流油。
比如袁隆平，我以为无论如何应该先富起来，而且他先富起来之后必然会直接间接带动千千万万农民科技致富、勤劳致富、互助致富、合作致富，那必然是一条光明正大、干净平坦的社会主义道路。可是袁隆平并没有富起来，他这样重量级的科学家一辈子大半辈子获得一笔国家级的奖金也不过区区几十万上百万，而且后来都用到科学试验中去了，他自己几乎依然过着田间老农的生活；而中央电视台区区一个播音员的月薪加津贴居然也是四五十万。更不要说那些权贵集团的核心人物的骇人听闻的特权享受和超级待遇了。至于登上富豪榜的名人有几位是科学致富勤劳致富的，恐怕也没有必要多说了吧？而他们先富起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而恰恰是挡住了更多人富起来的路，是让更多人相对贫困化，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同理，如今提出“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也必须明确是让哪一部分人先选起来。比如如果只让大官大款大腕先选起来，只让九个常委、二十五个政治局成员、三百个省部级元老先选起来，那么近几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比如只让农村先选起来，那么我们也已经搞了十几二十年，结果如何，大家也看到了。相反，“政治素质”最高的党内、社团内、政府内，“文化素质”最高的教科文卫、新闻出版各界，反而不先选起来，其结果如何，大概也是不言而喻的，总之，其唯一结果，一言以蔽之，就是直接普选的推进和落实遥遥无期。
最近乌坎的选举的确有了重大突破，但是能否推广和复制，还是一个问题，特别是村的党支部的换届选举如果不能像村政权的选举同样民主、开放到位，支委会与村政权的关系如果没有实质性变化，那么村民自治权能否落到实处依然是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韩寒提出的直选市长，企图以直选市长来历练选民，即使实行起来，恐怕也难以落实。
当年，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也许是考虑不周，少说了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如今已经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遗症。现在韩寒说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时，希望汲取这个严重的教训，把该说的话说透说全说到位。我的意见是，加强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就是要避免重蹈“摸着石头过河”的覆辙，克服其难以完全避免的片面性带来的必然的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