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救亡图存的急就章：压缩的社会转型与多重价值观转换

当今的中国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从总体上讲，中国的变化是正在进行的历史性社会转型。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化。其中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社会走向民主法制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人民由臣民转向公民的历史变迁。二是指经济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和自然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三是指发展模式的转型，就是目前由单一的、粗放的发展向科学发展的转型。这三种社会转型的内容都包括利益调整、体制机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换。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相互关系和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是一篇“师夷长技以制夷”，救亡图存的急就章，是一次追赶世界潮流的强行军。和很多现代国家不一样，中国的转型是叠加的、复合的和反复的。叠加表现在时间上和任务上的重叠，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贯穿始终，现在中国社会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叠加在这个转型之上，而发展观的转型又叠加在前两个转型之上，形成了三个层面的转型。复合表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观念没有理清，新阶段的思想又冒了出来，复合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在转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复古的、小农的、僵化的、极左的、自由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各种思想常常一起跑出来表演一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形成异常纷繁复杂的思想斗争和价值冲突。反复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到来比原来预期的要早很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就跨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还要承担民主革命遗留的思想任务。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一度被跳过去了，现在重新认识到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进步了的时代，从一个更高的起点回归到中共七大到八大时期的正确认识上来，是向中国现实需要和客观世界潮流的认同与回归。

近代西方各国变革，用的是启蒙思想作思想武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启蒙思想经过长期酝酿发酵，在社会上民众中有较好的思想基础。在基督教国家，包括法国大革命，革命党和政治家要解决的只是政体国体、政权归属问题和政策策略问题，并没有一个思想价值体系创新的任务。变革主要在政治层面，部分涉及社会层面，很少涉及文化层面。中国思想价值体系是世界文化中的特殊范畴，中国思想和价值观念具有强烈民族性，这种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独立的悠久的完备的，具有极强的内在力量又有优美和谐的文化性和道德伦理的社会世俗性，曾经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和最受人推崇的意识和价值形态之一。无数异质文化对其顶礼膜拜甚至皈依归顺。中国几千年，“天不变，道亦不变”，历次改朝换代，包括异族入侵，都没有什么理论和价值创新问题。但是在近代千年大变局中，旧的文化失败了。特别是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结局，让人们对传统文化加以否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思想和价值观念创新的问题。这种创新要求革命党在一个紧迫的时间内，既要创新思想又要实施革命，同时身兼革命家和思想家二任。由于缺乏基本哲学的原理框架，思想创新不能不带有强烈的“工具理性”（李泽厚语）和实用主义色彩，所以主义之争与道路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史共始终，已经争论了一百七十年，还会长久争论下去。这是中国思想转型的困难和复杂之处，中国转型的很多特殊问题也产生于此。

面对三千年大变局，既然皇权权威和儒家文化不能保种保教，就只能学习别人的。中国人曾经长期执着地追随和学习欺负我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是都失败了。既然不得不引进新的救国济世良方，这种东西至少要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最突出的是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二是应该与我们的传统有相似性、继承性和兼容性，才可能行得通，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在现代化的思想里，相对来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群体耕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宗法家庭制度，与儒家历史文化联系更多一些：例如，社会主义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与中国人天下为公的文化传统，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阶级政党领袖体制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与历史上的思想专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等。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特殊而又肥沃的土壤。这也是社会主义这样一种舶来思想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文化基础。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历史现象，在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发育充分、历时较长的国家地区或多或少都有，例如俄国、德国、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都很有基础。

在三个层面的转型中，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一直贯穿着几条重要线索，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三是苏俄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四是中国人自己的革命思想。前三种思想是历史既定的思想材料，第四种是中国人自己的革命思想，是近现代中国思想的新鲜创造。上述四种思潮，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观念，在与中国的实际问题互动的过程中嬗变，产生了近代非常复杂的思想斗争和长期的价值冲突，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奇特景观。

意识形态是一种整合了的理论和信念结构，即我们所说的指导思想，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的思想，是国家意志和国家思想。除此之外，还有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想。学术思想是书卷课堂里的人文学术思想，作为科学研究的学理性系统性的思想，通常比较深入也比较前瞻，但与社会实际问题保持一段距离。社会思想，是大众思想，流行时尚，新鲜敏锐，是社会实际问题的第一信号。统率整合这三部分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是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相比较，价值观是公众信仰，更多的涵盖于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想。价值观也是一个现代的和舶来的概念，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下不讲什么价值观，即使在中国近代，思想家的文论中也谈得不多。而当下已经成为谈论思想文化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中国的价值热一浪高过一浪，执政党也提出了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似乎只有这个概念才能提纲携领地说明当代中国思想的核心问题和最高的问题。执政党和社会热衷于价值观这个概念，反映着时代对价值的呼唤，如果说八十年代有思想无学术，九十年代有学术无思想，那么新世纪的头十年缺乏的是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念。这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化，价值观本身就包含着平等、共识、人本、公民、法治、交换、妥协、宽容等现代思想理念。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⑴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有三个方面，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价值关系决定着主客体关系的性质和方向。价值观是人们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在需求上的思想观念，社会价值观念是反应社会成员在一个阶段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共同认识、共同理想的思想观念，价值与人类的利益、需要、愿望和信仰密切相关，因为更具有人文性、社会性和广泛性，因而价值观念更受大众的关切，更具有影响力和决定性，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思想、文化和文明的核心部分。

２．转型殊途：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价值观

中国第一个转型从1840年开始，但是直到1949年，总是被内忧外患打断，经过一百年余年的浴血奋战，才为这一转型打下了一个政治基础。革命是近代历史的主题和主要内容，革命的思想理论和革命的价值观至今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与西方和亚洲一些国家相比，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转型是激进的、极端的和曲折的。这不是中国人的错，西方列强为主角的竞争和战争把中国卷入了世界，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和压迫，形成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并激化了中国的阶级和社会矛盾，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饥饿贫穷愚昧的魔鬼一直在中华大地徘徊，压迫腐败无能的执政者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近现代史上中国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破坏之大、程度之惨烈和影响之深远都是人类历史上所仅见的。一切改良的尝试都归于失败，革命成了转型的必由之路，暴力成了胜利的不二法门。深刻的阶级对立和暴烈的阶级斗争，是近现代中国变革的巨大的历史动力和思想渊源，也是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消不去的浓重底色，即使在革命胜利后，历史每向前走一步，人们都担心贫富差距加大会分裂社会，重演社会动乱和暴力革命。通过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实现了中国的独立和统一的百年梦想，加快了历史的进程，推动了历史的转型。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地位，中国转型的道路、进程和特点都是这个特殊历史的产物。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方面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它的巨大惯性和那个时代特定的价值观和思想方法，也给我们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中国的革命思想极为丰富，无数种思想来去匆匆，但最终赢得胜利的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革命，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列宁的民族平等的思想和阶级国家政党领袖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精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简言之，其政治思想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其战略思想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毛泽东称之为三大法宝；其哲学思想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中央决议称之为三个精髓。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它的发展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思想博大精深，指引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武装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胜利，无可争辩的宣告了其它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失败，也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思想的终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泽东思想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它成为中国新的思想武器和价值学说。

革命时期，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是突出特点。一盘散沙的中国，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搏斗中，迫切需要权威，没有权威就没有出路。要想在最严重的危机中救亡图存，也许这是不得已的选择。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急功近利的意识形态和与生俱来的内部斗争必然导致领导人的个人专断。权威的崇拜、权力的崇拜、政治的崇拜、斗争的崇拜、暴力的崇拜、国家政权的崇拜，意识形态的崇拜、整体利益的崇拜成为革命的副产品，渗透到党的意识形态中，革命的价值观念中。革命价值观包括强烈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强烈的政治和政权意识；建立在阶级分析和阶级划分基础上的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意识，平等意识，（极易转变为民粹意识）；建立在高度集中和绝对服从的组织纪律基础上的政党和领袖意识，（极易转变为家长制和等级宗法思想）；建立在革命目标和理想基础上的奉献和牺牲意识，（极易转变为等级服从意识和驯服工具意识）；建立在你死我活、阶级搏斗中的斗争观念、求实务实思想方法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极易转变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们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结束了一百多年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苦难后，在价值观念上，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否定，对阶级分裂、民族分裂和国家落后、政治腐败的否定，对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的肯定，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历史性胜利的肯定。中国人什么时候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整合得这么好，中国什么时候把四分五裂、内乱不止、一盘散沙的社会整合得这么好？这个价值体系，高扬爱国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旗帜，颂扬革命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具有远大理想和宏伟目标，加之大批共产党人的身体力行，这个价值体系赢得中国广大人民的共识，这才形成了滚滚向前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革命才摧枯拉朽地走向胜利。这种价值取向，既是革命的产物又是革命的需要，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收获，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从革命战争时期一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无数人曾经为之折服、为之献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生存的需要和平等的要求，是革命的合理性正义性的源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丰富的永久的精神财富，必须认真总结，妥为珍藏，不容否定，不可遗失。

３．历史漩涡：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困境

在左的指导思想之下，社会主义的探索出现严重失误，转型出现了严重曲折，价值观被极度扭曲。

由于中国人治和德治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以道德实践的经验和形象治国的传统，中国的革命思想带有十分浓郁的伦理色彩和道德价值意义。胜利使党在得到了政权的同时也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共产党也就站在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道德制高点；由于这是一场人民革命，是一场阶级战争，为人民打碎了枷锁，使人民翻身解放，党就站在了人民的大救星的道德制高点。中国从来就是以道德治国的，取得道德制高点，就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获得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最高话语权和最后道德裁判权。

然而，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些观念已经在变异。在极端残酷的阶级搏斗中建立和成长的党，作为阶级斗争的赢家，阶级斗争观念积淀很深，搞阶级斗争驾轻就熟，所以把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当作统治和建设的灵丹妙药；军事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传统造就了党的高度集中统一，造就了极强的政权意识和权力意识，执政后容易变成全能型执政和管制型执政，所以中国向民主转型步履蹒跚；作为反帝斗争的遗产，思想上容易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简单否定，对外排斥封闭敏感。因为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的巨大成功，毛泽东的个人地位和威信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自比秦始皇，秦始皇不仅建国而且创制；毛泽东既开辟了新政统，也创立了新道统，既是伟大领袖，也是伟大导师；这就在尚未触动的封建土壤里埋下了个人专断的种子。

夺取政权后，毛泽东思想由一个政党、一场革命的指导思想，变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也变成了新的价值体系。巨大惯性把革命意识注入了新的历史进程中，夺取政权的革命，变成了巩固政权的革命。在1956年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没有真正成为党的工作重心，而是逐渐演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政治上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巩固政权；生产关系上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和“穷过渡”，分配上是平均主义与等级特权并存的分配方式；经济建设上，由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集中使用资源，牺牲人民特别是农民利益，加快推进工业化的战略；社会上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加忽视个人和家庭的“人民公社”乌托邦村社理想；人生价值上，从提倡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艰苦奋斗的思想，发展到全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革命思想是如何变成荒谬的价值观的？“革命”本来是手段，不是目的；是是非标准，不是价值标准。但是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在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么革命、谁领导革命、革命胜利后如何巩固成果，防止复辟等等的斗争和争论中，目的被淡化了遗忘了异化了，不知不觉，“运动就是一切”被大家接受了。人群中最重要的划分是阶级划分，最根本的立场是阶级立场，最大政治是阶级斗争，人生最高的价值是“革命”。革命成了生活的价值标准，最高信条，主要内容、全部目的。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具有宽泛性和压迫性，毛泽东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⑵革命始终处于不断的高潮中，国计民生被置于从属的地位，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有不同意见就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推动着经济建设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文革失误是革命价值观念在封建主义思想强烈影响下的严重扭曲，在这个阶段专制思想与左倾错误膨胀，贻害无穷。

意识形态斗争的强化在文革中达到了极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把本来已经扩大化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无根据的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公众的思想领域，并以此为根据，在人民内部进行了长期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斗争。这种斗争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第一、意识形态的地位变得极端重要，精神的作用、主观的作用被夸大到极端。到文革时期，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已经被抬到吓人的高度。“五．一六”通知指出，“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第二、巩固意识形态的方法是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文革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阶级专政”的方法，从思想上和精神上，甚至人格上和肉体上迫害和消灭不同意见的人，对干部、知识分子造成严重伤害。对思想文化教育领域造成了极大破坏；第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成思想文化的荒芜和倒退。外部思想和传统思想被否定、被割裂、被封闭。上纲上线批判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致使简单化、极端化和道德化的思想方法盛行，任何独立的思想创新的思想都被扼杀。人们普遍麻木顺从、封闭扭曲、虚伪矫饰，思想已经停滞，精神已经枯萎。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违背了价值思想发展的重要规律。第一，破坏了真理观与价值观的一致性。真理观强调的是事物的规律性，价值观强调的是事物的有用性，在认识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连接二者的纽带是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民意愿是检验价值的标准，好的动机与好的效果应该一致。文革的极左理论，以人民的名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以革命的名义，败坏革命的声誉，以国家的名义，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破环，是价值观与真理观分裂的典型；第二，破坏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协调性。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和国家的意志，价值观念代表社会共识；意识形态主要靠政权的力量加以维护和推行，强调宣传和灌输，价值观念认同中自觉自主成分为主；意识形态的强化，反映了国家意志的强大；价值观念的和谐一致反映了社会成员的和谐与团结，国家和社会应该尽量协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关系，采用价值的形式来整合社会。文革中意识形态与人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分歧，社会的整合度，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遭到严重伤害。第三，破坏了理想信念与客观现实的统一性，使社会价值观受到极大的扭曲。理想信念既是对真理的追求，也是对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追求。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寓于具体利益、现实利益和当前利益之中，追求行为的有用性、实效性和实利性是价值观的基本属性。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割裂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和个人与社会的利益联系，所谓继续革命是一场无休止的无目的无利益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在长期无价值的运动中，当然会破灭。不仅仅是失误和失败，而且人心搞乱了，中国传统文化被糟蹋得一塌糊涂，又失去了长期革命聚集起来的巨大信任信念信心信仰资源。没有为后来的转型开山铺路，而且形成了新的思想障碍。